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八章 人民幣的誕生 物價本位的北海幣:山東根據地的金融創新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天,在山東根據地,一位美國記者正在採訪一位八路軍幹部:美國記者:山東根據地的貨幣既無金銀又無外匯作發行準備,為何能夠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這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跡!

    八路軍幹部:我們有物資作發行準備。你們有40%的黃金準備金,我們有50%的物資準備量。

    (美國記者不解地望著對方。)

    八路軍幹部:我們每發行1萬元貨幣,至少有5000元用來購存糧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資。如果物價上升,我們就出售這些物資回籠貨幣,平抑物價。反之,如果物價下降,我們就增發貨幣,收購物資。我們用這些生活必需品,來做貨幣的發行準備,比饑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銀優越得多。

    (美國記者一邊記筆記一邊思索。)

    八路軍幹部:在實現紙幣制度以後,貨幣代表的價值決定於它的流通數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物價也上升10倍。法幣、偽幣如此貶值,原因是他們濫發紙幣。我們物價相對穩定,原因是我們適當控制貨幣流通數量。

    美國記者:這個道理很有意思,請您再仔細講講。

    (八路軍幹部跟美國記者比比劃劃講了4個小時,才使他懂得了這個道理。)

    美國記者:你認為美國能不能實行這樣的貨幣制度?

    八路軍幹部:美國現在掌握著世界2/3的黃金,還可以實現金本位制。【8】

    八路軍幹部萬萬料想不到,30年後,美國也被迫放棄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貨幣發行量來穩定物價,並因而使得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學說成為西方顯學。但他的理論要比山東根據地的貨幣實踐晚了幾十年。八路軍幹部接受採訪時,弗裡德曼還在大學讀博士,是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對貨幣的認識還遠未形成理論。

    此時,中國共產黨的貨幣實踐遠比西方的貨幣理論更前衛。更為重要的是,親手實踐幹出來的感覺和紙面上的理論探討,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這就如同大學裡的MBA教授大講企業應該如何管理,然而他的學問再大,也無法和王永慶或李嘉誠的管理實踐相提並論。

    改革開放以後,一度將「弗裡德曼們」奉若神明,輕視自己用貨幣實踐創造出的偉大成就,而迷失在各色西方理論的迷人光環中,完全背離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最高原則,實在令人扼腕長歎!自從學了美國的貨幣思想,人民幣的真實購買力30年來嚴重縮水,20世紀80年代初令人羨慕的「超級大款」萬元戶,現在已成為中國的「低保戶」的標準。

    美國記者的真實身份:經濟學家。

    八路軍幹部:薛暮橋,小學文化,「畢業」於上海監獄「大學」,山東根據地工商局局長和貨幣政策主持人,新中國貨幣制度的創立者之一。

    薛暮橋到底搞出了什麼樣的貨幣,弄得美國經濟學家像探索核武器機密一樣,萬里迢迢來到中國呢?

    原來,山東根據地從1938年開始發行「北海幣」作為法幣的輔幣,由於根據地缺乏發行紙幣的經驗,北海幣信用一開始不及法幣。

    當時法幣和英鎊、美元掛鉤,在各種政權統治區內都十分堅挺。不僅根據地掌握大量法幣來保證當地的貨幣穩定,日偽政權也在淪陷區發行偽幣,收兌法幣,以換取外匯或者購買物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沒收了英美在中國的金融機構,無法再利用法幣套取外匯。於是他們變換手法,利用法幣鬥法幣,把日偽控制區內的幾十億法幣送到國民黨統治區和抗日根據地,來套購物資。僅在1942年,流入山東根據地的法幣就高達幾億元。這不僅造成大量物資流向敵占區,還導致根據地的法幣數量遠遠超過了市場需求,法幣的購買力大幅下降,與之關聯的北海幣也快速貶值,通貨膨脹愈演愈烈。這與今天美元大量湧入中國,在大量「套購」中國產品、資源與原材料的同時,也導致人民幣過度增發,從而導致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和物價上漲是同樣的道理。

    快速通脹的結果就是,在一個傳統上信奉「民以食為天」的國度裡,1943年的糧食價格是1941年的25倍!

    情況危急的1943年初,薛暮橋恰巧路過山東根據地去延安,被根據地領導「扣留」下來,幫助根據地對敵開展貨幣鬥爭。

    當時的根據地政府不瞭解貨幣和物價的規律,允許法幣和北海幣同時流通,但禁止日偽政府發行的偽幣。在淪陷區的黑市上,偽幣高於法幣。在根據地,法幣高於北海幣。山東根據地用行政手段強壓法幣的比值,宣佈北海幣以1:2的比例兌換法幣,結果根本不起作用。

    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薛暮橋提出,要穩定北海幣的幣值和根據地的物價,唯一的辦法就是驅逐法幣,使北海幣成為根據地的唯一流通貨幣,獨享貨幣發行大權。辦法就是,用北海幣排擠和收兌法幣,用收兌的法幣從敵占區套購物資,用這些物資來支持北海幣。政府在物價上升時出售物資,回籠貨幣,物價自然就會下跌。

    這個辦法確實管用。驅逐法幣後,物價的確回落,但又出現了新問題。由於北海幣的數量滿足不了市場流通需求,物價下降過度。而此時根據地政府不知道應該增發貨幣來穩定物價,反而拋售物資回籠貨幣,又趕上農產品收購季節,農民急著出售,結果是物價猛跌。雖然工商局馬上部署增發貨幣,由於銀行印鈔力量薄弱,錯過了收購農產品的時機。三者疊加的結果是,物價比停止法幣時跌了一半。等到來年春荒時節,政府手裡沒有足夠的農產品回籠「遲到」的增發貨幣,結果導致物價又劇烈上漲。

    薛暮橋和同事們認識到在農村經濟中,貨幣發行的季節性和物價存在著一定的客觀規律:秋冬增發貨幣收購農產品,春天拋售農產品回籠貨幣,這樣才能使物價基本穩定,而穩定的物價正是貨幣信用的標誌,是衡量貨幣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這樣的貨幣實踐中,他們創造了以物資為發行準備的貨幣金融創新!

    薛暮橋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提到:「銀行發行的貨幣,必須以一半交給新成立的工商局,用來收購各種農產品,隨時吞吐,以此穩定物價。我們發行的貨幣沒有用黃金、白銀、外匯作儲備,是用物資來作儲備的。隨著物價的漲落,工商局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當時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金本位制,不會發生通貨膨脹問題。我們這種從實踐中取得的規律性的認識,可能是貨幣學說史上的一個新的發現。」【9】

    根據地稱這個貨幣制度為「物價本位制」,就是說「我們的貨幣既不是同金銀保持一定聯繫,也不是同法幣、偽鈔保持一定聯繫。我們的本幣是與物價聯繫,是把物價指數(不是某一種商品的指數,而是若干種重要商品的總指數)作為我們決定幣值高低的標準」【10】。

    完成了「驅逐法幣,穩定物價」的貨幣鬥爭後,根據地著手開展貿易鬥爭,而根據地工商局便成了主要操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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