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第八章 人民幣的誕生 邊區的財神爺
    1941年初的冬夜,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南漢宸,正匆匆走在去延安楊家嶺的路上。一個小時以前,他剛接到毛澤東的緊急通知,便火速趕來。遙望前面楊家嶺窯洞的燈光,在寒夜中感覺分外溫暖。

    大家簡單寒暄後,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明了邊區的困難情況。從1940年開始,日本加強了對國民黨的誘降活動,國民黨政府與八路軍、新四軍之間的摩擦不斷。1941年1月,終於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

    之後,蔣介石政府斷絕了對邊區的財政撥款和援助。同時,對邊區採取「封鎖」和「圍困」政策,禁止貨物出入邊區,號稱「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許進邊區」。而邊區從1940年起不斷發生嚴重災荒,造成30年不遇的農業衰退。邊區財政極度困難,可以說軍政人員沒飯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紙用,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

    毛澤東對南漢宸說,形勢非常嚴峻,蔣委員長不給我們開飯,我們揭不開鍋了。可是我們又不能跳崖,不能解散,只能自己動手。

    面對邊區的經濟困境,毛澤東怎麼會想到了南漢宸呢?

    因為南漢宸有豐富的革命經歷和廣泛的人脈。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初,他擔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時,協助省主席楊虎城拯救陝西大旱後的經濟危機,把陝西各方面整理得井井有條,財政收入養活了政府人員和5萬西北軍。中央決定讓他擔任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廳長,做「能為無米之炊的巧媳婦」,解決邊區四五萬軍政人員的穿衣吃飯問題。

    南漢宸臨危受命,當起了邊區的大管家。

    南漢宸的當務之急就是找糧食,沒有飯吃的軍隊不僅打不了仗,連生存都成問題。情況的確相當嚴重,糧食局倉庫已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管理員小心翼翼地從地上拾起一顆顆米粒,才湊齊了一盆,為中央來的首長做了一頓年夜飯。

    經過仔細調查,南漢宸找到了問題的癥結。

    抗戰初期,邊區脫產幹部和軍隊規模小,外來的援助多,政府實施休養生息與讓利於民的政策,幾乎不向農民徵收糧食。但隨著軍政人員增加,馬匹數量上升,需要的糧草越來越多,但邊區政府仍不願向百姓徵糧,才造成1941年的困難局面。

    南漢宸認為,如果政府財政總是強調量入為出,而不從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一味強調「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邊區老百姓應該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政府要向老百姓徵收糧食,是因為歷史要求政府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為打敗侵略者進行必要的物質準備,那種片面的「仁政」觀在戰爭年代是行不通的。1940年本來需要14萬石糧食,卻只征了9萬石,差額還要臨時抱佛腳向老百姓兩次借糧,一次購糧,百姓反而覺得不堪其擾。

    南漢宸詳細算了一筆賬,得出結論:在休養生息政策下,一方面農民負擔很輕,1940年徵收的9萬石糧食,只是年產量的6%左右,而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四川農民的負擔是邊區的10倍!另一方面,農民手中是有糧食的。他在正月裡走訪的農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餃子,和紅軍到達陝北前,十戶中有九戶人家沒有隔夜糧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經過深思熟慮後,南漢宸果斷地決定,1941年徵收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並且向農民聲明,以前的借糧一律歸還,第二年不再借。【1】

    隨後,財政廳出面組織了大批黨校學員和工作人員到各縣宣傳,向群眾講清道理,讓他們明白:要有軍隊,才能保家衛國;要有軍糧,才能有軍隊。邊區是中國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區,而邊區人民的幸福是共產黨軍隊創造的,也是靠軍隊來保護的。軍隊要保護人民,人民要供給軍隊;沒有糧食,軍隊就無法生存。

    通過宣傳,徵收糧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諒解和支持,收足的糧草基本保障了邊區的供給,使邊區渡過了迫在眉睫的難關。後來,南漢宸考慮到土地革命後,農民貧富相差不大的情況,提出以各戶實際收穫量為依據的農業累進稅制,使大部分農民負擔農業稅,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為抗戰做出貢獻。

    糧食問題得到緩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只能從邊區外運進來,而國民黨又搞封鎖卡脖子。南漢宸苦苦思考對策,他認為只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資,通過貿易才能打破封鎖。通過調查研究,他發現陝北有三寶:食鹽、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體輕佔地方,搬運起來很麻煩;毛皮產量有限,邊區自己還不夠用。於是,食鹽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時,陝北的食鹽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抗戰以來,海鹽為日軍控制,無法運過來,而臨近的其他產鹽區產量逐年減少。陝北產鹽區的地位不斷上升,成為西北地區主要食鹽的供應地。有了食鹽這樣的戰略物資,邊區就佔據了貿易的制高點。

    為了解決鹽場技術落後、產量低和運銷條件差等問題,邊區財政廳專門設立鹽務局,負責食鹽的生產和運輸。鹽務局組織軍隊參加打鹽生產以提高產量;以合理的價格統一收購軍隊和百姓打的鹽;鼓勵百姓運鹽,運鹽戶運費收入不交公糧,還可分得賣鹽利潤;財政廳撥款整修運鹽道路,沿途設立客棧,解決路上的食宿和水草等問題。這些措施,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群眾為了運鹽賺錢,連大年初一都不肯歇。

    國民黨對邊區運出來的鹽,先是堵截,後來實在堵不住,又利用運輸分散的弱點,讓運鹽戶互相壓價。針對國民黨的陰謀,邊區鹽務局實行統購統銷,先把運鹽戶的鹽統一收購,等待時機再進行推銷。當鹽務局聽說周圍的產鹽區都被日軍佔領後,馬上把食鹽價格漲了一倍,開始國民黨當局還死撐著,不久鹽務局就得到了準確情報,國民黨當局的食鹽庫存快見底了,就不動聲色等待他們上門。過了20多天,閻錫山方面就主動上門求購,幾天後,西安胡宗南方面也憋不住了。

    就這樣,政府的運鹽計劃順利完成,有力地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保證了邊區的物資供給。

    為了溝通邊區和國統區的貿易,南漢宸還找到西安的幫會龍頭。南漢宸早年參加革命,為了發動群眾,曾經廣交三教九流,在幫會中資格很老。此時他到西安,當地龍頭大哥都要尊南漢宸一聲前輩,聽他調遣。南漢宸通過他們調動胡宗南部隊裡的幫會成員,把邊區土特產送到西安出售,然後購買藥品、布匹等邊區急需的物資,解決了邊區的燃眉之急。

    除了掌握戰略物資和打通貿易渠道,南漢宸和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提議獨立發行邊區貨幣,掌握貨幣發行權,以自己的貨幣來扶持貿易和經濟發展,使邊區度過了財政困難。

    1941年邊區赤字超過500萬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42年實現盈餘1000多萬。從沒有學過經濟學的南漢宸,就是靠著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和調查研究,成功地做了一回邊區的「能為無米之炊的巧媳婦」,挽救了邊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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