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愛的、不幸的繼承者：
如果我告訴您，我現在枕著一圈大蒜頭睡覺，我雖是無神論者，卻在戴著一個項鏈，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墜子，您是否不會感到那麼困惑？當然，我沒有這樣做，但如果您願意，您盡可以去想像那些各式各樣的護身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們都其對等物。至少，我日夜堅守著後者。
讓我繼續講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變了我的旅行計劃，到了伊斯坦布爾。促使我改變行程的是一張羊皮紙。我跑遍牛津大學和倫敦，尋找所有與我那本神秘的空白書上那個德拉庫拉有關的資料。為此我做了一捆的筆記。
在我離開希臘出發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棄這毫無意義的研究，事實上，就在我把乾淨的襯衣和舊太陽帽放進旅行包時，我還突然有了一種要向命運低頭的感覺，我幾乎就要放棄所有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時候。
然而，我做事總喜歡搶在時間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睡覺起來去趕早班火車之前還有點兒時間，最後一次去圖書館的珍本室，它到九點才關門。那裡有份檔案我想碰碰運氣（儘管我懷疑它會給我的研究帶來光明）。在奧斯曼這一詞條下有份材料我覺得剛好是屬於弗拉德·德拉庫拉生活時期的，我看到那裡所列的文獻大都是中世紀到十五世紀晚期的。
我毫不費勁地找到放在盒子裡的文件，裡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長的羊皮紙卷，是奧斯曼人手工製作的，都是十八世紀捐獻給牛津大學的禮物。每卷上標的都是阿拉伯文。文獻最前面的英文介紹顯示裡面沒有我要找的東西。我歎了口氣，把那些羊皮紙放回到盒子裡去，這時，最後一卷的背面上有樣東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簡短的清單，是薩拉熱窩和斯科普裡呈送蘇丹的官文，背面是一通隨意的塗畫，古老的塗畫，好像是一張開支的清單——買的東西都記錄在左邊了，價格寫在右邊，用的是一種我看不明白的貨幣單位。「獻給蘇丹五百頭山獅，45，」我繞有趣味地念道。「獻給蘇丹兩根金寶石腰帶，290。兩百張羊皮，89。」看到最後一條，我手裡捧著羊皮紙，不禁毛骨悚然：「龍之號令的地圖和軍事記錄，12。」在它下面標有一個幾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卻烙印在我腦海裡的：1490年。
我記得，1490年龍之號令已經被奧斯曼帝國擊垮。根據傳說，這時弗拉德·德拉庫拉已經埋在斯納戈夫湖有十四個年頭了。和那些寶石腰帶和羊皮相比，龍之號令的地圖、記錄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實在是便宜。也許它們是商人最後順手買來的，這裡的這個商人是不是一個巴爾幹旅行者，能寫拉丁文，會說一點斯拉夫語或者從拉丁文衍生的某種方言？不管他是誰，我都祝福他腳下的塵土，因為他記下了這些開支。
我走去服務台，管理員在檢查一個抽屜。「對不起，」我說。「你們這裡是否有按國別分類的歷史檔案目錄？比如說，土耳其的檔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麼，先生。大學和博物館有這樣的清單，但肯定不完整。我們這裡沒有，但中心圖書館的服務台可以給您。他們早上九點開門。」
我記得去倫敦的火車十點零四分才開。我只要大約十分鐘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在這些可能性當中出現了蘇丹邁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繼任者的名字——那麼，我也不一定非要急著去看希臘的羅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托羅米歐·羅西
牛津大學三一學院
1930年12月13日
時間好像在那個高穹頂的圖書館大廳停滯了，儘管我周圍人流如故。我讀完了整封信。那一疊下面還有四封。我正在考慮是否要收起所有的東西回家繼續看，這時，一個年輕的女士走過來，坐在了桌子對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裡拿著的書。她在翻閱書的中間部分，手邊放著筆記本和筆。我驚訝地看了看她的書名，又看了看她，然後再看看她放在旁邊的一本書。然後，我繼續盯著她的臉。
這是一張年輕的臉，但又好像略為顯老，眼角有點皺紋，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鏡子裡看到的一樣，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個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於是我知道她一定是個研究生。在這尋求種種知識的地方，她讀的書——我又看一眼，又一次驚訝不已——是《喀爾巴阡山記的》,而她深色套頭衫袖子壓的是布蘭·斯托克的《德拉庫拉》。
「對不起，」我連忙說。「您的書——我是說，您在讀的這本書——很吸引人。」
她不理會我，聳了聳眉毛，眼睛還是盯在攤開的書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個課題，」我堅持說。她的眉毛彎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過一直在讀關於——」我看了看眼前這一堆羅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輕蔑的斜視讓我的臉開始熱了起來。
「德拉庫拉？」她諷刺地說。「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資料啊。」她講話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裡的口音。
我換了一種策略。「您讀這些純粹是好玩嗎？我的意思是，為了娛樂？還是您在從事這一研究？」
「好玩？」她沒有關上書，也許她在想方設法打擊我。
「呃，這個話題非同尋常，如果您在研究喀爾巴阡山的話，那您一定對這個課題有濃厚興趣了。」我沒有說得太快，這是我從碩士答辯以來養成的習慣。「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書呢。事實上，是那兩本。」
「真的？」她說。「為什麼啊？」
「這個嘛，」我冒險說道。「我從——從一個非同尋常的地方找到這些信——它們提到了德拉庫拉。他們講的是關於德拉庫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開始流露出一點興趣，放鬆的姿勢中顯出一種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這個姿勢我看過上百次了。我是在哪裡見過的呢？
「那些信裡講的是什麼呢？」她用低沉的外國口音問我。
「我在和另外一個人在一起工作——那個人現在有些麻煩，二十多年前他寫了這些信。他把我交給了我，希望我也許可以做點什麼幫他擺脫眼下的——處境——目前這種處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課題有關。」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禮地說。然後，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收拾她的書。現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像的差不多高，寬肩，有點兒結實。
「您為什麼在研究德拉庫拉？」我絕望地問道。
「我想這和您沒有任何關係，」她簡明扼要地告訴我，轉過身去。「但我在準備一次旅行，儘管一時還沒確定什麼時候走。」
「去喀爾巴阡山？」我突然覺得，在這場談話中，我成了個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輕蔑地把答案拋給我。「去伊斯坦布爾。」
「天啊，」父親突然對著充滿鳥語的天空祈禱起來。最後一批燕子都飛過我們頭頂回家了。又一次，父親的故事中斷得太快了。
「看，」父親說，從我們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聖馬修修道院了。」
我順著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發現上面有個地方，燈光微弱但平穩。旁邊沒有其他燈亮著，這說明附近沒有住人。儼然一塊大黑布上的一點亮光，高懸在那裡，但又不是在頂峰——它懸掛在城市和夜空之間。「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父親又說了。「我們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們走大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