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我的《毛澤東傳》被視為毛澤東復興大潮中湧現出的諸多文學作品中的一部。在這本書的英文版在美國首發並譯成其他6種語言出版後的8年裡，中國的出版業就沒涉及過毛澤東。當1981年一個中國出版業代表團來到紐約時我的出版商把這本書給他們看，這些中國代表們小心冀翼地翻著，就好像在那和華見證會上捧著一瓶威士忌一樣。但是到了7年後的1988年，一家出版社發現人們對毛澤東的興趣是如此之大，所以他們甘願槍先出版一個中譯本且幾乎未經刪節。
就在1989年春政治風波日益高漲的時候，我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裡接待來訪的譯者劉路新。他帶來一本我的《毛澤東傳》和一則關於這本一個月以前才發行的書銷量超過5000冊的新聞。
關於這本書的書評、研究它在勢頭漸強的「毛澤東熱」中的角色的文章在整個中國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出現了。191為什麼這些現在時馬克思主義不感興趣的平民如此渴望閱讀有關毛澤東本人的東西?此前毛澤東已經成為一種政治信仰，但是人們新的興趣點在於他這個人以及他為什麼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中文版《毛澤東傳》的讀者們告訴劉路新和我，他們興奮地在這本書裡發現了以前他們所不知道的關於毛澤東性格及他和上上下下的人們的關係等方面的東西。
在1989年年初，人們通過把毛澤東的兒子和當時共產黨某負責人的兒子相比來扦擊時政，前者在朝鮮戰爭「前線」棲牲，而貪婪的後者則靠賣彩色電視機大獲其利。poi一個在合資企業工作的計算機專家對我說了一句影射到毛澤東的話:「我們需要一個強大的領袖控制局面，我們也需要從權力的幕後走出來面對人民的領袖。」
1989年之後，不僅歷史和文學領域對毛澤東的興趣持續不衰，一年之內民間的「毛澤東熱」也出現了。，大街上和商店裡又出現了毛澤東的照片和畫像。他在流行藝術中重新現身。對毛澤東普遍的興趣是當時知識界為數極少的得以延續的事情之一。
中文版《毛澤東傳》捷報頻傳。在全中國發表的對這本書的評論有如潮湧，各地關於這本書的信件像雪花一樣飛來。一個來自長江流域的幹部在給出版者的信裡這樣寫道:「如果是一個中國人寫這本書的話，結果不可避免的要麼是對毛澤東有太多的熱情，要麼是過分攻擊他。但是我為作者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和獨到的觀點，尤其是他對毛澤東作出的結論感到驚訝。」一個來自安徽的百萬富翁看完這本書後給我寫信說:「我掙的錢越多，就越感到懷念毛澤東。」一個曾經是天津的某工廠管理者的人感激地說:「讀了您的《毛澤東傳》後，我決定放棄我的令人羨慕的、地位很高的職位，我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變成了一個企業家。」這些評價共同認為這本外國人寫的書對毛澤東的分析是客觀的和人性化的，而這是中國有關毛澤東的著作中一直以來所缺少的。上海《解放日報》的一位評論員說:「我們領導人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本外國著作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種促進」;「我所希望的是現在能有中國作家會寫毛澤東」。
這本書並非沒有招致批評，但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相對坦率的評論、讚揚和這本書巨大的銷量。本書第一版的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警告對這本書進行盜版的不法分子們停止其行為，同時向讀者承諾他們正在著手出版的修仃版不久即將上市。最後，到1998年年初的時候，這本書在中國賣了120多萬冊，高出該出版社近年以來出版的任何一本書的銷量。
在1993年，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北京青年報》在100個人當中進行了一項調查:關於他們對毛澤東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的來源。令人吃驚的是，提及最多的一本書是一個外國人寫的。「美國學者羅斯?特裡爾所著的《毛澤東傳》是高校學生和其他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們最為推崇的有關毛澤東的書籍，」這家報紙報道說，「讀者們覺得特裡爾的書『準確』、『引人注目』並且『最為出色」-9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用世界主義的眼光來看待毛澤東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難忘的。與此同時，在中國各個省份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的研究著作和回憶錄如潮水一般，在頂峰時僅僅1993年就有100多種。被迷信化的毛澤東
通過他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壞，毛澤東帶走了中國的過去。有人充滿欽佩地總結說:「他是破壞之王:揮舞著鐵鏟即刻埋葬了舊中國。這樣的文化破壞也使得毛澤東自己的統治喪失了能夠被理解的背景—只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下去。無法從中國歷史的連續性中找到其定位，毛澤東被拔高到迷信的領域;要麼是神要麼是魔鬼而不是一個歷史的個人。
「毛澤東熱」作為帶有迷信色彩的民間信仰在1990年的南中國漸成氣候。毛澤東的像章和照片或被戴著或懸掛在商店或者家裡的牆上作為吉祥的象徵。在1989年，印刷了370000幀毛澤東標準畫像以供公開出售，第二年這一數目上升至230萬，在1991年則達到了5000萬。在私營商店可以見到夜光的毛澤東半身像和每滴答一下舉著《毛主席語錄》的紅衛兵就揮一下手的鬧鐘。甚至出現了毛澤東的寺廟。
中國許多城市的出租車司機都能說這樣一個故事:1990年在廣東發生了一次8輛汽車相撞的事故，8個司機中7個人受傷了，只有在檔風玻璃上貼了毛澤東像的那個司機安然無恙。整個90年代在汽車的方向盤或窗戶上懸掛、粘貼毛澤東像作為護身符的普遍習慣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民間把毛澤東演繹成了一個能夠帶來吉祥的神，書籍裡所展現的毛澤東則又是另一番景況。二者的中間地帶被流行音樂佔領了，毛澤東的話和形象被編了進去。在90年代初，卡拉OK俱樂部裡擠滿了享受毛澤東頌歌樂趣的年輕人。有一盤名叫《紅太陽》(「文化大革命」時時毛澤東的稱呼)的流行音樂磁帶，它的歌詞是根據毛澤東的口號和理想編寫的。這盤磁帶在1991-1992年間不到12個月的時間裡賣了600萬盤。時於許多人來說這種音樂適合他們想遠離公眾生活的心情;他們能忽略毛澤東主義的歌詞而單單是欣賞音樂的節奏。這一盤磁帶的不同生產者之間的官司多了起來，兜售關於毛澤東生活的同一奇聞的作者們之間也是如此。
這種新的毛澤東主義幾乎無法和「文化大革命」時的毛澤東主義相比。它太愉快、太商業化、大麻木了，不能讓任何人回憶起20世紀60年代那狂熱的歲月。上海《解放日報》一個大膽的專欄作家在1992年表達了一個樂觀的看法。他說毛澤東題材的通俗音樂和藝術表明了一個國家「正在變得足夠成熟來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謬的過去」洲。在流行音樂裡唱出毛澤東的話、在毛澤東的畫像下做生意，是在多年的健忘後重新獲得精神的一種方式。回憶那個已經永遠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著莫大關係的人，「毛澤東熱」就好像一場被施延了很久的葬禮儀式。但他的形象不會離開任何一個曾經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人的意識。
新毛澤東主義的一些方面讓人們回想起把黃帝作為永不可及的至聖的悠久中國傳統，也讓人回想起另一種信仰:中國過去曾經有過一個黃金時代，有朝一日這樣的時代會重新來臨。當1991年長江流域洪災時，農民們緊緊地抓住毛澤東的紀念物件祈求佑護，就像中國信佛的人們幾個世紀以來緊緊地抓住觀音的畫像或塑像以求平安發財一樣。在中國大眾信仰的折中主義傳統裡，毛澤東被披上了信仰的華麗服飾。像到西安以北黃帝陵的朝聖者們一樣，大批的人們來到毛澤東的誕生地湖南。在我們「毛澤東研究代表團」訪問的那一年(1980)，只有21萬人參觀毛澤東生於斯、長於斯的韶山村，而1992年有120萬人去了韶山，在1986年到1998年之間總共1400萬人踏上了韶山之旅。
毛澤東身後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長製作風的結果。「毛澤東熱」的高漲是因為幾十年的專權統治已經把大部分的中國平民變成了權力崇拜者。我在排隊等候瞻仰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裡毛澤東的遺體時認識了一位年輕軍人，他對我說「我當然崇拜他，他是我們的領袖，」雖然毛澤東有著皇帝般的行徑，但還是深孚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