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至1965年間，毛澤東對美國的敵意迅速減弱、一個法國人在1964年9月與毛澤東會談了幾個小時，後來回憶說:「他對美國根深蒂固的敵意溢於言表」說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會見美國左派老戰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並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慶祝她的八十壽辰。」這時毛澤東剛好是為姚文元修改好他給《文匯報》寫的文章的第11稿之後，在那個清爽的早晨，毛澤東平靜自若。
毛澤東和江青雙雙走進了上海賓館的接待室。他仔細地觀賞牆上的一幅竹雕並為之吸引，彷彿他是一人站在那裡，連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後又走向第三幅。滿室的客人都靜候在那裡，等待他講話，或是走向已經備好的午餐桌前。
毛澤東點燃一支香煙，並對周圍的人說醫生讓他戒煙。他慢悠悠地告訴大家，他從未想過戒煙。他還請室內的吸煙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著吸起來。
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不吸煙的佔多數，就對吸煙者說:「不要擔心我們是少數，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貴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極力反對越南戰爭的美國人。
然而毛澤東隻字未提越南戰爭，他談到的所有外部世界問題都指向蘇聯。
毛澤東詢問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他們的回答都不合毛澤東的口味。這六個人的觀點如出一轍，毛澤東認為他們事先都通了氣。假如有某個人說點不同看法，也許更加有意思。
使談話變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澤東的左派來訪者只是反對華盛頓，而毛澤東同時還反對莫斯科。』
毛澤東對國際關係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論上他把蘇聯和美國置於同一水準，都是中國的階級敵人。這是一個混亂的分析，隨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階級因素，又武斷地把蘇聯劃歸為資本主義。然而，這為中國提出了一條貫徹執行的新外交路線。
毛澤東同時聲討兩個超級大國的號召不能為大多數政治局委員所接受。
北京的每個領導人都清楚，美國仍是中國的一個威脅。毛澤東並不否認這一點。但他堅持認為，當中國遇到危險的時候，蘇聯絕不會相助。然而，劉少奇和許多軍隊領導人仍相信，面對美國的威脅.北京仍有與莫斯科「聯合行動」的可能性。
1965年初，出於來自越南的壓力，毛澤東會見了從河內訪問返蘇的柯西金。當時毛澤東對蘇聯滿口嘲諷，他在柯西金飛抵北京前就已放棄了「聯合行動」。
毛澤東戲劇性地向這位蘇聯人提出了一個無法爭辯的問題。
如果美國把越南戰爭升級，進而攻打中國，蘇聯是否會出兵援助中國?
柯西金被問得啞口無言，更別提作一聲答覆了。
毛澤東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認，他的「一些」同事在對待蘇聯的態度上與他的意見不一致。f207
羅瑞卿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不同意將蘇聯和美國等同起來。他認為毛澤東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傳統，也背離了起碼的軍事常識。羅瑞卿熱情地談論蘇聯紅軍，並對社會主義陣營抱有希望。他主張為了越南而採取「聯合行動」。
毛澤東通過使用一系列嚴厲措施除掉了羅瑞卿。羅瑞卿從六層樓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受害的高級領導人。
打倒羅瑞卿之後，毛澤東更要樹立林彪。因為林彪與羅瑞卿1965年在軍事政治路線上有過分歧。羅瑞卿之所以被革職，是因為他尊重蘇聯，相信社會主義陣營，親歐，在越南問題上態度強硬。林彪與羅瑞卿的觀點相去甚遠。林彪自己的路線完全忠實於毛澤東在60年代中期對世界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和林彪將全球形勢看作是中國革命在更大範圍的重演。農村(第三世界)終有一天會包圍城市(西方與蘇聯)，就像毛澤東的農民革命者包圍上海、北京一樣。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擊戰爭的一部分。
這看起來是窮兵默武，其實並不是。與劉少奇和羅瑞卿的「聯合行動」路線相比，毛澤東和林彪的路線是穩健的:*柯西金的不做聲可能會使毛澤東想起1941年9月的一件事，當時，蘇聯官員追問毛澤東，如果日本進攻蘇聯，中共是否會採取軍事行動幫助蘇聯，毛澤東則顧左右而言他。「羅瑞卿的自殺沒有成功。不久，紅衛兵開始對這位傑出的軍官進行嚴刑拷打。羅瑞卿花著裹著厚厚的繃帶的傷殘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體育館，去接受2萬名紅衛兵的「審判」.
人民解放軍不得出境.
只有當敵人入侵中國領土時，中國才給予反擊.
中國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個第三世界才是(特別是正處於戰爭中的越南)。
毛澤東後來向斯密特總理作出的對美國在越南表現的評論十分驚人。他時這位德國領導人說:「如果美國在丟摔5萬士兵後就放棄越南的話，那麼它就談不上強大。」
毛澤東、林彪路線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在蘇聯陣營中中國只能屈居第二。但作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中國就成了第一類，同時又甩掉了聯盟關係的包袱。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中國人民難免接受歐洲中心論，土豆燒牛肉式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點。但是，現在他們可在自己的旗幟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關鍵力量是農民，而不是產業工人的共產黨.
改變世界的方法應是武裝鬥爭，而不是議會道路.
未來的顏色是黃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國經驗，而不是蘇聯經驗，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國家的借鑒之點。
與此同時，美國的炸彈正在投向離中國邊境不遠的南部城市，而毛澤東對越戰卻顯得出奇的鎮靜。這使美國人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國魔鬼式轟炸機威脅的不是中國，而是墨西哥。
越南戰爭的結果沒有改變毛澤東的戰略觀點。在6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蘇聯的威脅在上升，而美國的威脅在下降。『美國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敗為他的理論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說明。
1965年秋去上海時，毛澤東寫了一首鋒芒畢露的詞—《鳥兒問答》。1210〕一隻鰻鵬和一隻鴿雀發現它們正置身於戰火之中。
鶴雀被嚇呆了:怎麼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而鰻鵬卻有著不同的氣質。它懷疑地問詢在哪裡可找到藏身的地方。鶴雀念念不忘「仙山瓊閣」。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容易上當的小鳥是在騙局中尋找安樂窩，輕信「禁止核試驗條約」，及克里姆林宮的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
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
鮑鵬最後說道: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這首詞無疑是用以反對蘇聯的，但它也道出了事物格局的變化和更迭。一種長期一貫的哲學觀點—不只是戰略總結—引導著毛澤東制定新的外交路線。
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宮本顯治於1966年初到中國和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誠懇的會談。日本共產黨是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在談及莫斯科時常常用「修正主義」這一代名詞。然而，他們擔心美國會擴大在亞洲的戰爭，所以遊說中國、越南和朝鮮，並討論與蘇聯的「聯合行動」，毛澤東的一些同事對此也十分熱心。
在北京，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國領導人簽署了一個公報，用以實現「聯合行動」的部分目標。毛澤東此時遠在廣州，這是為了避開上海的三月天氣。他發出指示說要在來訪的日本共產黨人離開中國內地去香港時會見他們，而這對北京的一些人可能是不祥之兆。
毛澤東當時住在一個安靜的溫泉療養所，附近是廣州郊外山中的一個軍事基地。當日本人來廣州後，山筍聽到毛澤東說話也會被震懾。
這位日本人鞠躬剛剛完畢，毛澤東就開始了他的長篇激烈演說。他首先指責了公報草案，並對鄧小平及其他趕到南方參加會見的高級領導人發怒道:「你們這些在北京的軟骨頭。」這位來遊說的日本人看到這場景，驚呆了。
毛澤東希望公報能號召組成一個統一的戰線，共同反抗「美帝」和「蘇修」，日本人拒不同意。毛澤東於是說，你們在北京制定的公報草案內容空空，毫無價值。公報終歸作廢。
為了進一步孤立宮本，毛澤東還敦促日本共產黨把武裝交給日本人民，準備打一場「人民戰爭」。
這一令人難堪的會見結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間的親密關係。
這也引發了毛澤東對北京異己分子的新攻擊。宮本離開不久，他就罷免了北京市市長彭真。毛澤東大筆一揮，在自己的政敵名單上添加了一些人的名字，他與鄧小平之間的距離迅即擴大。
離開北京期間，毛澤東重讀了《西遊記》。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隻紅屁股猴子，名叫孫悟空。它建立了豐功偉績。
孫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園內偷吃了長生不老的仙桃，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開了閻王殿大門。他一個觔斗就翻出十萬八千里，到達天邊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還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於和命運挑戰的孫猴王有一種應付困境的法術。他從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澤東的姓)，將毛咬碎、吐出，然後再說聲「變」，每一根小毛都變成一個小「孫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毛澤東在1966年3月對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說:「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孫悟空大鬧天宮。
毛澤東—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變出了這些小「孫悟空」們。
毛澤東在早年總是將猴子當作反面形象來用，如將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法西斯分子。但從50年代後期起，他又把它當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孫猴王的大膽、頑皮、傲視一切和偉大的抱負正適合毛澤東的心態。1966年，毛澤東把這一充滿想像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稱革命者和孫猴王屬同一類型0
到1966年年中，毛澤東已作好復出的準備並在公開場合露面。他握有孫猴王那樣的奇異法術。
毛澤東接見了可信賴的阿爾巴尼亞總理，想借此讓中國知道他還活著，但並不想暴露行蹤。然後，他又想顯示一下自己的身體活力，於是來到武漢，在電視攝像機前暢遊了長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聞媒體說。
毛澤東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澤東在思考中國的未來時說:「我們需要一批立場堅定的青年人來接替我們的工作，他們文化程度不怎麼高，意志堅強，有政治經驗。
他自己的經歷就是他的指南。他說:「我們開始鬧革命時也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娃娃。那時的當權者，是老年人，有經驗。論知識他們多，論真理我們多。
「文化大革命」把這一思想付諸演習。年輕人可能不受舊傳統的影響，他們所受的全是新中國的教育，沒有被中國以外的觀點影響。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九世界所影響。他們是地道的新中國的產品，不是已證明他們的「真理多」嗎?
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是要實現「百花齊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種道德觀念存在。
從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對他以前的各種嘗試的訣別。毛澤東希望青年們的「政治經驗」要從反對黨的鬥爭中去獲得。
這種博弈亦源於1956年至1957年的震動。那時，毛澤東對已確立的馬列主義學說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後，真理和黨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開了，乃至他在1966年堅信可以不通過黨的權威去確立真理。
「大躍進」時，毛澤東相信黨就是一種工具；「文化大革命」時，他失去了這種信仰，他號召紅小鬼去攻擊黨。毛澤東強調紅衛兵「造反有理」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放手發動他們去「砸爛舊世界」。
紅衛兵首先攻擊的目標是文化領域。他們砸廟宇，抄知識分子、資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尋出一些「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的東西來。太陽鏡在第一個查禁之列，國際象棋因與蘇聯人關係密切而被列為第二項。除了馬克思主義著作外，幾乎所有的書都在查禁之列。焚書時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
如果說紅衛兵像篤信宗教的狂熱者，那麼是毛澤東親手播下了恰當的教義。他的思想路線乃是千百年來基督徒們所信奉的蔑言:「為愛上帝，從心所欲。」只要一個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順坡流淌而下。
毛澤東在1966年對馬克思主義用了類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於中心，而新教主義者是將「愛」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間，毛澤東相信如果年輕人有造反精神，他們的行為對中國將會大有好處。
紅衛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滿足自有其原因。他們是被忽視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種被人發現的意識。他們上了高中，但被撩撥起來的希望不能得到滿足，既沒有大學可進，也沒有城市工作留給他們。
這一代人絕沒有機會無拘無束地生活，現在終歸可以發洩了。高中的學生，就是把資本主義擺在面前，他們也不一定認得出來，卻指責那些和資本主義戰鬥過幾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資本主義的黑爪牙。
一群紅衛兵深更半夜衝進彭真的家裡，打開了他臥室裡的燈，命令這位北京市市長下床接受批判。這些年輕的狂熱者們在一個報告中寫道:「彭真嚇得臉色蠟黃，甚至連衣服都穿不好。
紅衛兵獻身於毛澤東猶如信徒們對待先知一樣，很多人都是真誠地獻身。但是，一個17歲的中學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意圖的。對他或她來說，批鬥那些「黑幫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乘專列到北京見毛主席並「參加革命」，使他們樹立了自信心。簡單模仿行為遠遠超出了這些話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