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億人口要進入一個新的組織網絡，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很棘手的問題，因為中國大部分地區仍被某種神秘氣氛所籠罩。在這張白紙上沒什麼可寫的—毛澤東把中國民眾比作一張白紙。毛澤東遇到了難題。再說，這張白紙在這位書法家面前並不是紋絲不動的。
要使中國啟動向前，毛澤東需要調動社會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屆政府的24位部長中，有11位部長不是共產黨員。在中國第一個憲法的起草過程中，有14個政黨的成員參與其中。在1949-1950年間，毛澤東幾乎沒有責備過人。
只要細心閱讀毛澤東寫的東西便知，「新民主主義」是他對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的稱謂。(9J在這一時期，私營企業可以和國營企業並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義」只是指一個階段，而不是新社會的固定模式。他絕不隱瞞，隨之而來的是向「社義主義的過渡」。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要達到一個階段的目的。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內容豐富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這種過渡方法。一方面，在談到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毛澤東用「人民」來代替「無產階級」。這不是變換手法。毛澤東的革命比列寧的革命有更廣泛的意義，其理由是明顯的。中國共產黨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支持，是因其敵人大多不是中國人。「人民」是與「帝國主義」相對而言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所說的「專政」也不是原文照搬馬克思的意思。他的取意是將之作為重新鑄造中國社會的一種方法。他很從容地宣佈:「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關鍵在於，由於時間不同，「人民」的含義也就有所變化。
毛澤東的階級目標也非常明確。開國慶典由他升起的國旗上，紅色的旗麵點綴著五顆黃色的星，有一顆星比其他的星都大。天安門廣場上閃耀的這五顆星代表著毛澤東所指出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互相合作的五個階級，但是最大的一顆星代表無產階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月以後，毛澤東打點行裝準備作第一次出國訪問。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訪斯大林，以示中國確實要「一邊倒」。他的上層同事們10多年前大都去過蘇聯，他認為已經準備就緒，應該到共產黨權力的源頭去看看。毛澤東，這位56歲的馬克思主義者，5.5億東亞人的首領，要去與斯大林談論未來。70歲的斯大林是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教皇。
從莫斯科返回紫禁城後，毛澤東可能對自己寫作《別了，司徒雷登》感到後悔，因為這次到寒冷的蘇聯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訪問。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斯大林不願意簽訂條約，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我最終還是簽了。;(tol
在莫斯科，毛澤東第一次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他沒有興趣欣賞蘇聯人的芭蕾舞，也吃不慣在中國人看來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魚片和肉片。
毛澤東面對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斯大林還沒有摸準中國共產黨勝利的份量。ytl「又一個鐵托」，這是這位蘇聯領袖在1949年對毛澤東的詛咒，他還稱毛澤東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心理上的焦慮—而不是俄羅斯的甜菜濃湯和伏特加酒—使毛澤東在重壓之下又一次病了起來。(tzl
斯大林對中國的興趣，和毛澤東對中國的命運的看法並不一致。斯大林把社會主義中國看作是新人校的小學生，他要在他的馬克思主義班上給它找一個位置，與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在一起。他希望新中國像東歐一些國家一樣敬重蘇聯這位長者—並且有所進貢。
毛澤東認為他的革命是獨特的。他感到，他開的這一槍會在歐洲以外的整個世界迴響幾十年的時間。要讓他把自己對中國的自豪感與複雜的世界局勢—這不是蔣介石的世界—相一致頗非易事。
斯大林讓毛澤東像一名小聽差一樣地等候著，他好多天不見毛澤東;又因斯大林不允許其他的人與毛澤東交談，所以沒有一個蘇聯人敢去看望他。毛澤東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脅說要打點行裝回國。
毛澤東從他的東道主那裡只擠出3億美元的貸款(為期5年)，中國以原材料和中國貨作為償還，外加1%的利息。這大大小於莫斯科給波蘭的援助，儘管中國比波蘭大20倍，並且這大約相當於蘇軍在40年代後期從中國東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就在毛澤東回到北京的時候，正巧發生盧布貶值20%，這一下就從僅有的3億美元貸款中削減了6000萬。
斯大林為他的貸款強要代價，毛澤東答應了三個苛刻的條件。1952年以前—實際上直到1955年—蘇聯繼續控制中國東北的部分地區:兩大海關門戶大連和旅順以及中國東北的鐵路;成立聯合股份公司開發中國新疆西部沙漠地區的礦藏;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外蒙古是一個主權國家—毛澤東在此之前一直說它是中國的一部分。
毛澤東看上去悶悶不樂，事實也是如此。這些讓步擊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為了得到貸款，這是丟面子的事，而且(根據印度政府提供的資料)他希望得到的貸款是10倍於此的。【』」〕
一些中國人認為毛澤東對斯大林過於軟弱。這是自從成為黨的領袖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受到的批評。在北京，人們傳閱著一份小冊子，標題是《為什麼要倒向一邊?》。還有人公開地反對與斯大林聯盟，他們甚至提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14]0
毛澤東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澤東更富有世界經驗。在外國的草地上較量，毛澤東遠不如在紫禁城的古書、紅柱和茂密的桐樹間老練—就像赫魯曉夫一樣。
毛澤東所得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他的嘴中不到12年就化為烏有。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層領導人，而是一些知識分子—對此早有所料:「我說過是這樣吧。」
當斯大林問及毛澤東此行目的時，毛澤東說:「我要的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不明白毛澤東的意思。通過蘇聯外交部從中國大使館得到解釋後，莫斯科摸準了毛澤東的脈:他所要的條約是形式好看，要做給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內容，對中國實實在在。斯大林同意並希望同毛澤東簽訂作為結果的條約。但毛澤東不同意:他是黨的領袖而不是政府首腦，所以斯大林應該同周恩來簽約。斯大林屈尊同周恩來簽約，於是兩國的外交部長簽訂了這個條約。
蘇維埃中國不會在蘇聯的控制之下嗎?斯諾在20世紀30年代曾問過毛澤東這一問題。毛澤東當時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戰口吻答道:「如果這種事會發生的話，也就可以修一條鐵路到火星上去，並從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先生那裡買火車票。」{」〕然而，1949-1950年的毛澤東感到自己別無選擇，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經失去了美國，他需要北部邊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證，並且他從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3億美元的貸款。
毛澤東對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澤東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己，但他沒有背叛這位馬克思主義的教皇。當然，毛澤東有很多理由懷疑斯大林。在馬歇爾放棄蔣介石之後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蔣介石不放。Ltb]但是至少可以說，在1948年，斯大林為中共對付蔣介石提供了間接的幫助。
與杜魯門和艾德禮相比，斯大林可以說是毛澤東較好的朋友(猜疑總比敵視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後24小時，莫斯科就承認了它，如果說斯大林是最後一位承認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的主要領導人的話，但卻是第一個承認毛澤東獲勝的人。
斯大林在中國東北的活動，並不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是反對中共的，這些活動主要是因為他們過低地估計了中國共產黨掌握未來的能力。在斯大林強掠瀋陽的工廠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毛澤東不到兩年的時間就統治了這座城市。』
毛澤東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後不久，斯大林突然喜歡起菠蘿來。他命令馬林科夫:「給中國人發個電報，我想讓他們給我一塊地方建個菠蘿罐頭廠。}u〕赫魯曉夫戰戰兢兢地告訴斯大林，中共不願意外國人在他們的土地上建工廠。「這肯定傷害了毛澤東，」這位後來成為克里姆林宮頭號人物的人深有體會地說。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主意不滿意，不過他發回的電報是溫和的:「如果你們對菠蘿罐頭感興趣，可以給我們貸款，我們自己建工廠，用工廠的產品償還貸款。」斯大林惱羞成怒。中國的菠蘿沒有一隻「榮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宮的餐桌。
毛澤東對斯大林絕沒有文字上的許諾，正如他對其他許多人所做的那樣。
毛澤東尊重莫斯科達到令人難解的鐵心程度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來。1950年，毛澤東降低他認為自己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調子，以免給斯大林罩上陰影，這對毛澤東固執的脾氣來說是少有的。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者到北京來，審查將於1951年交付印刷的《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60歲的時候，傳來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毛澤東稱這位蘇聯暴君為「當代最偉大的天才」ys)。另一方面，他沒有飛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在蘇聯陣營中，他是唯一這樣做的領導人。
這兩者都值得深思。毛澤東敬慕斯大林，同時他認為他有資格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斯大林。不去參加葬禮，毛澤東似乎提高了他在蘇聯陣營的眾領袖中的地位，他認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多年後，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們也開始剝去他的外衣時，毛澤東仍然拒絕公開批評斯大林。不過他在1956年11月告訴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有三次寫文章稱讚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歲生日的時候，這次是在他逝世之後(1953年)。所寫的這些沒有什麼意義—是不得不說這些事。」
毛澤東首先頒布的國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兩部法律都給舊中國以打擊，而且似乎賦予了集群性強的中國老百姓以個性。毛澤東試圖給農民以選擇配偶的自由，給他們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讓人民獲得個人自由並不是毛澤東的最終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設想。在這一新的計劃中，中國的民眾將再次成為一種擺設，就像他們在封建主義輝煌的大廈中一樣。毛澤東無意把中國變成傑弗遜式的小農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統治，把土地分給農民。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幾乎像宗教的飯依一樣，因為這一步解除了農民身上的枷鎖，成千上萬的地主一夜之間一貧如洗，很多被處死。
這是一場風暴而不是氣候的變化。風暴過後，農民很快就要把他們的土地交給公社。
在政治上，毛澤東仍然實行家長式的統治。中國太落後，不能向現代化作一次性的飛躍。實現民主和平等—毛澤東崇尚的價值觀—是非常艱難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間完全消除舊中國的各種弊病，社會秩序仍然需要監督保護。
思想意識至少被語錄統一了起來，中國終由「人民」掌權，和平到處受到「帝國主義」的威脅，蘇聯是全世界「民主的典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出版發行，為中國提供了規定的用語—這本書在1951年印刷了200萬冊。如果說不是靈魂的話，至少語言已經歸於一致。
數十年後再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時期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