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唱歌的強 正文 第28節 文學與牛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童年記憶",一談到"童年記憶"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塗,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

    我童年時期,正逢"文革",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吃過晚飯後到曠野裡去追。當然是月亮天最。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裡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裡幹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裡追。那時候,就像我在《牛》裡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裡根本沒有飼草,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裡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屍後,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後,就剝皮賣肉,全村皆。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著批鬥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裡,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文革"期間,地裡不但不長莊稼,連草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裡,吃不飽,學會了挖草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後仰著,讓牛帶著跑,舉頭望著明月,猶如騰雲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後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屍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

    "文革"結束後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聯產計酬,緊接著就是分田單干,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

    90年代以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裡的土地,多被大戶承包,再加上小型農業機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糧田的減少,牛作為主要的生產資料逐漸成為歷。現在農民養牛的目的,基本上是養肥了賣肉,社會的商品化,改變了牛的歷史地位,農民與牛的感情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過去,人們常常詛咒那些殺牛的人,說他們死後不得好報,現在,殺牛跟殺豬一樣,成了司空見慣之。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也失去了它的神聖和尊嚴,文學創作,也正在變成一種商品生。

    我馬馬虎虎地感到,幾十年來,牛的遭遇與文學的遭遇很是相似,農民的養牛史,活像一部當代文學。我估計會有很多人反對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陽春白雪,但學不會,只能是什麼人說什麼。

    最後,我想說,搞文學的同志們,不要悲觀,更不要絕望,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農民無論怎樣變化,為了耕田而被飼養的牛還是會存在的,因此純粹的文學還是會存在。我想《小說月報》之所以獎勵我,並不是因為我的這篇小說寫得有多麼好,他們獎勵的是我這種為了耕田才養牛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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