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被說得莫名其妙。
鄭朗肯定不是呂夷簡的人，為什麼要說出這番話？
他猜得不錯，儘管對呂夷簡瞭解更深一份，鄭朗依然不會改變對呂夷簡的感觀。從來沒有太惡過，沒有這份明悟，鄭朗也不會否認呂夷簡的功績，始終將他的政績凌駕於范仲淹之上。也沒有善過，即便有了政績，呂夷簡德操依然很低下，不能容人，打壓對手，不擇手段，依靠高深的權謀譎詐之術，舞私弄權，與范仲淹開了宋朝的黨爭先河。
但作為言臣只能就事論事，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認為趙禎派人時常詢問呂夷簡不好，失了制度，說就是，不用扣上那麼多子虛烏有的大帽子。
什麼都能開，胡說八道真的不能開。
一開，以後黑白顛倒，還了得！
沒有再與蔡襄多言，因為他要到都堂說一件事。
乾旱與糧食。
這一年發生三起起義，最晚最漫長的是桂陽蠻起義，主要原因是此地多有生，很難管治，自持自己凶橫，常為非作歹，又大規模參與販私鹽，陳執方赴任後鎮壓了大私鹽販子黃捉鬼，看到這裡難以治理，於是強迫遷移當地生，頭領唐和與盤知諒發動起義，持續了長達三年，最後利用分化的政策才將這一地區起義解決。
與宋朝軍事帶給百姓的壓力無關，宋朝軟弱的政策，拉攏都來不及，怎麼會苛剝這些強橫的生。中間的過錯也難以說清楚，作為宋朝的官員也是被逼才這樣做的，平時幾乎將這些蠻峒當成了大爺，但不能擾亂其他正常地區的百姓，以及稅務與管理，所以才決定遷移部分生。有可能他們不服管制，中間使了一些粗暴的手段。
主要原因還是這些蠻峒的首領，他們與西北方向佔地幾乎有後世浙江省一半面積大的國中國梅山蠻一樣·桀驁不馴，佔山為王。宋朝對此是默認的，可他們在山上呆得發慌，於是又時常跑下山·對熟蠻與漢人燒殺搶掠，或者做其他為非作歹的事。
所以不肯遷移，率領族民反抗。至於那些普通的民，在這場戰爭中，只是一個個傀儡，被利用的工具。也就是說這次所謂的起義沒有任何正當理由，也不值得付出任何同情心。不能漢人與熟蠻呆在哪裡，任他們殺·任他們搶·任他們燒·任他們擾動整個國家的體制。
因為發生得有些晚，可以慢慢來，眼下還有重要的事。
另兩件起義，根本原因還是數年西北戰爭帶來的後果。誘發原因，卻是這場乾旱。
他還想到另外一個後果。
於是來到都堂，與幾位宰相坐下，鄭朗說道：「時至五月，然自山東起·直到京師，與陝西皆很少下雨，陸續出現旱情·可是我看了一下相關的奏折，卻發現江淮歲漕供給不上。」
「竟有這事？」晏殊驚訝地問。
「晏相公，我去中書省給你拿一些奏報過來。」
鄭朗離開，一會兒帶著幾名小吏抱著一大堆奏報過來。
來京城沒有多久，鄭朗就在悄悄謀劃此事，派人催促各地官員，加快調運糧食步伐。正好江南夏收也到來了，趁此機會將大批糧食往京師調運。遠處的沒有回信，可是兩淮已經有些官員回報抵達京城，說了種種困難，財力不足，勞力不足，舟船不足。有的奏報不是鄭朗批閱的，看到了也沒有留心，相比於往年，調糧速度略有些下降，但下降得不厲害。就沒有人往深處想。
鄭朗將奏折一一攤開，說道：「一匹駱駝負重渡河，因為負重太多，十分危險。
這時減一重，就能平安渡河。增一重，有可能只增加一根稻草，都會讓駱駝淹死。北方旱情嚴重，國家戰爭時久，百姓負擔沉重，若是旱情繼續，糧食不足便有可能會成為這根致命的稻草。諸位相公，未雨綢繆，必須做提前預防。我昨天問了家中的僕人，城中的一斗米已經漲價四文，還沒有開始，一旦開始，像幾年陛下才親政時那樣的旱情出現，又在這危急之時，國家危矣。」
沒有鄭朗說得那麼嚴重，但這次旱情出現一系列後果，總之，雖戰爭停息，卻在進一步使宋朝變得惡化，推遲恢復時間。對於所謂的和平，他與元昊抱著一樣的心思，這是為了下面戰爭做醞釀的。當真和平？傻了不成。
幾位宰相聽他說得嚴重，一份份奏折打開看，章得像說道：「行知，可各地不是不調糧食，卻有很多困難啊。」
所有人全部盯著鄭朗。
不擇出來無人注意，一擇出來，便想到另一個方面。特別是富弼十分緊張，推動免役法不僅是鄭朗，還有范仲淹、韓琦與張方平。在這個當口上，不能給敵人找到打擊韓范的機會。
鄭朗更擔心，說道：「造成這原因，主要還是戰爭。北方本來有一些糧倉，儲蓄了一些糧草。因為想減輕國家的負擔，減少運費與損耗，這些糧倉裡的糧草全部調運到西北，同樣是我所說的稻草。若沒有旱情，北方大豐收，糧倉空虛沒有問題。但北方出現旱情，空虛的糧倉便會導致一系列後果。當然，還有免役法與財政困難造成的原因。」
「力役減少也有弊端哪，」賈昌朝淡淡地說道。
別以為他說得平淡，說不定此人就能用此事做文章。
鄭朗瞅了他一眼，也淡淡地說：「賈相公，大旱是有，可不會年年發生若那樣，縱然廟堂君臣再如何努力，國家也危矣。再說徭役，國家以前調動糧食一靠商賈，科配繁重，阻滯了商賈的販運。二靠廂軍與差役，實施免役法後，差役並沒有減少，相反，因為用薪酬僱傭貧困百姓運輸，效率卻比以前提高。減少的僅是廂軍，去年全國廂兵、鄉兵、蕃兵多達五十多萬。鄉兵與蕃兵、弓箭手多在邊境地區，與免役法無關。要麼就是廂兵全國廂兵去年時乃是巔峰，幾近五十萬。實施免役法後，陸續裁減了近八萬廂兵，讓他們變相的成為差役或者為普通百姓，但這是指全國各路總數。去年時擔負江准漕運的兩浙路、淮南路與江南路廂兵總數近十四萬，因為這一地區最富裕，所以幾乎每一州府都執行了免役法，裁減的比例很大，幾達四萬人。但不是少了四萬力役，朝廷設置廂兵，一是養流民不使為患二是應付百役。真正用來押運糧食的廂兵只佔其中不足十成一也就是實際僅減少四千勞力。這四千勞力就是用很高的錢帛來僱傭對國家影響有多大？」
用事實說話，用真實的數據說話。
這個免役法是一個改良型的變法，還是借助戰爭帶來的創傷實施的，連這個才剛剛執行就夭折了，鄭朗會懷疑自己會不會變得像呂夷簡那樣，做一個保守的碎步型改革家。雖然很好聽，引發的動盪也少，但這種碎步型的改革不能醫治如今宋朝的。其實趙禎自從慶歷新政失敗後，他也在做調整，恰恰繼承的就是呂夷簡這種碎步型的改革。
暫時贏來宋朝最好的辰光卻為後人積累了更多的弊端。
賈昌朝嘿然。
眼下還沒有太多的惡意，因為此法改革他也知道是鄭朗提出來的，若真正是范仲淹與韓琦提出，那麼賈昌朝今天可不會是這種態度。
鄭朗有些不大放心，一拱手，說：「賈相公，諸位相公，我從地方上來，這一呆幾達九年時光，又興修了許多工程，對於廂兵我有著深刻的認識。平時薪酬低廉，不足以養家餬口。若用工太苦，他們沒有積極性，甚至有可能引發兵變。不用工，國家負這麼多錢帛出去用來做什麼？於是導致一種局面，平時成了閒養之人，真到大動工時，朝廷不得不另撥財帛僱傭百姓。雖說百工要用到役，一部分流民也要安置，但國家養了多少廂兵？一年需要付出多少薪酬。僅是一個廂兵，放在唐朝初年，就有可能將唐朝一年稅務用完。如今國庫空蕩，此患能在不帶來多少消積影響下進行診治，何樂而不為？」
不要鬥來斗去了，為國家多做點實事吧。
諸人默然。
這不是免役法帶來的負面作用，鄭朗說這些，是怕有人做文章，讓它成為黨爭的犧牲品。真正的負面作用是另外的地方，頗有些麻煩，鄭朗正在為此想辦法。
又說道：「其實國家有許多弊端，比如這個倉，以前吏多不給薪，有的小吏出身良好，還好一點，有的小吏是強行征來的，為了養家餬口，於是貨賂請托公行，以貨之多寡輕重為事之枉直，甚至有的國家正式官員也參與徇私舞弊，倉儲一年，損耗近半。也是此次危機的原因之一，並且西北數年戰事中進一步給朝廷帶來財政危機。後來推行免役法後，舊的傳統留下，依然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我看到了，但沒有說，因為一改，必然牽連甚廣。西北一戰若是人生重病，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不能急啊。」
聽到這裡，杜衍終於動容，說道：「你說旱情與糧食吧。」
「糧食調動艱難，與勞力並無多大的關係，這是地方少數官吏推卸責任的借口。科配沉重，商賈不行，是主要原因。北方倉儲空虛，糧食缺口比往年沉重，也是主要原因。國庫空虛，缺少錢帛調動，同樣也是主要原因。僅是調撥京師，問題不大，」鄭朗說道。若沒有錯，馬上范仲淹回到朝堂，推薦國子博士許元操辦，擢其為江淮兩浙荊湖制發運判斷，元說，以六路七十二州粟，不能足京師，我不相信。於是命江洲等縣留三月糧，遠近以次相補，引一千餘舟從漕轉西，未幾，京師足食。但是山東怎麼辦？
災情更嚴重的陝西怎麼辦？
沒有解決。
這已經不是強行征令所能辦到了，鄭朗說道：「西夏戰苦，契丹頗有惡意，無論怎麼談，他們必與我朝議和，沒有戰爭費用，今年可以將部分財政撥出來使用。因此我想先撥出四百萬貫，僱傭部分百姓，大肆將糧食運向山東與京城，還有三門峽。」
「三門峽？」晏殊終於開腔。
「嗯，學唐朝舊制，在三門峽建倉，若是陝西旱苦，朝廷必讓百姓湧入河南就食，可以用糧代工的方法，運向三門峽的上游，再用舟楫運向關中，以解關中旱情。那麼朝廷危機必然渡過。」
「行知，你說的主意是好，可朝廷從哪裡變出四百萬貫錢？」王堯佐急切地問道。如果是四十萬貫與一百萬貫，擠一擠還能湊出來。四百萬貫，就是將三司使的官員們一起賣掉，也湊不出來這麼多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