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朝士大夫人格獨立個性張揚傳統的分析
杜車別
感覺很新鮮的文章，和以往通過小說戲劇歷史小說對明的瞭解頗有不同，故發之。
孟森的《清史講義》相當糟糕，對清廷罪惡多有維護粉飾處，但其本出身清朝統治之下，奴化教育深入骨髓，滿清滅亡時已42歲，所以也強求不得。他的《明史講義》卻相當不錯，許多觀點一掃流俗，頗有可采處。
比如他論及明朝的廷杖時說「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之美俗。清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
這觀點雖然尚未及要害，但也是撓到癢處了。
明朝士大夫前仆後繼，不畏強權，敢於同帝王抗爭的精神，人格獨立的程度，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獨特風景，堪稱奇觀。這種情形與歷來教育所灌輸的明朝印象，什麼極端專制，皇權空前膨脹，政治極端黑暗的說法都是不相容的。
根據《明史講義導讀》中轉述的商鴻逵的回憶「一次胡適之先生與孟森先生談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氣，適之先生對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風氣有所不解，問於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後答道：『乃太祖皇帝作養士氣之結果』」
孟森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不夠全面（對這個問題全面的分析，下文會說到），但他所談到的確實是一個重要原因。但這和大部分人對朱元璋的印象，自然不符合。在他們眼中，朱元璋不過是一個凶殘暴虐，人格病態，殺戮無度，製造文字獄，殺功臣，一觸即跳的暴君，如何能同「作養士氣」聯繫起來的。
應該說大部分人對朱元璋的印象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把謊言當成事實來相信，就如流傳甚廣的所謂朱元璋製造文字獄的問題
許多人都說的繪聲繪色眉飛色舞：徐一夔、釋來復等人因文字聲音觸犯朱元璋對「僧」或「賊」等詞，如以「則」嫌於「賊」，「生知」嫌於「僧知」，「法坤」嫌於「發」等而慘遭殺戮
而經過陳學霖的考證，事實的真相是
「徐一夔壽終八秩，何嘗死於明太祖刀下？來復涉嫌與胡惟庸同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如此等等，所舉證據，均確鑿、過硬，堪稱鐵板釘釘」（引自《功夫文章學子書》作者王春瑜）
另一個方面，對朱元璋殺功臣，以及製造的系列反貪大案的評論完全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給朱元璋扣個殘暴的帽子自以為了事，卻全然沒有看到背後深層的原因。孟森說的好：「以國家全體而論，當開創之後，而無檢制元勳宿將之力，人人挾其馬上之烈以自豪，權貴縱橫，民生凋敝，其國亦不可久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於約束勳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
「不能使官吏畏法，則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則國家養千萬虎狼以食人耳」
正因為長久以為對朱元璋的刻意醜化導致偏見蒙蔽了眼睛，許多人對朱元璋的認識也一直停留在殺功臣，反貪，以及暴虐上，這樣的認識自然不全面，甚至是對歷史的嚴重扭曲。對朱元璋「作養士氣」的一面，就更被嚴重忽視……其實稍微考察一下歷史就可以發現，朱元璋的性格不但談不上暴虐，恰恰相反，有時候溫和耐心的讓人驚奇。對於真正敢於直言批評的人，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是褒獎有加的。
最為人熟悉的一個例子，就是周觀政的例子，明史《周觀政傳》中的記載是
「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說起來，朱元璋不過是因為宮裡缺少音樂，所以想請幾個女樂師進去教授一下，這實在算不上什麼過失，對任何朝代的皇帝來說都是合情合理，無可非議的舉動。但當時的一個御史卻硬是能夠毫無畏懼加以阻撓，其強項情狀，可見一斑。最後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決定，最後還親自出宮向臣下道歉，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強勢皇帝那裡都是不可想像的。即便被人稱頌為最善於納諫的李世民，也不能達到這樣一個程度。可見朱元璋定下的規章制度，決非僅僅是用來約束他人，事實上他自己也受這些制度的約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讚歎說「此是何等氣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門即太和門，……當時肯任官者，其抱負已不凡，帝竟納之，已奇，納之而聽御史請，親自出門邊面謝其過，此豈百世帝王所有？豈但帝王，抑豈稍有權勢者所肯為？清代自高宗以來，御朝不登正殿，有終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於門前，傳命叫刑部或誅戮之，……以太祖所為視之，真不在意計中也」
正因為這種風氣，當時就算官階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書，而對於其中有真知灼見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嗇於破格提拔，像教諭，典史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這樣的記載比比皆是：
「門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
「馮堅，不知何許人，為南豐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出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為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而一般官員也都敢於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如錢唐便是一個例子：「
錢唐為人強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
《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一書的作者左東嶺說「朱元璋對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嚴厲，而對年輕氣盛的新一代士人，卻頗能容忍乃至優待」
考察事實，就知道這話是相當有道理。
比如解縉是洪武二十一年的進士，朱元璋對他非常敬重，曾經對他說
：『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解縉寫了封萬言書，洋洋灑灑，自稱「率意狂愚，無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從頭到尾，批評的體無完膚。
甚至連朱元璋看什麼書，他都要干涉，橫加指責，肆意批評
「
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
這樣的指責可以說是相當無理的。如果換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類，遇到這樣的上書，最輕的處罰是斬首，重一點是批示一個「大肆狂吠」，然後凌遲，滿門抄斬。
結果朱元璋看了之後，雖然覺得其中的觀點都比較迂腐，對他個人的指責攻擊也沒有多少道理可言，但還是稱讚解縉的才能（「帝稱其才」）。他覺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縉是一個人才，但還需要學習磨練一下，後來解縉的父親到京城，朱元璋就對他說「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
顯然朱元璋的意思還是把解縉這樣的人才留給他的孫子。
朱元璋說解縉和他的關係「恩猶父子」，這也並非虛言，兩人之間的感情確實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後，解縉馬上就到了京師，當「有司劾縉違詔旨」的時候，解縉說「賓天之訃忽聞，痛切欲絕。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拜山陵，隕淚九土。」
應該說這裡包含的感情還是相當真摯的，決非虛情假意。
同樣，對另一個大才子大學者方孝孺，朱元璋也相當尊重，左東嶺說朱元璋「曾經多次原諒方孝孺」，應該是符合事實的。
明史中的記載是
「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為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
「及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
朱元璋所謂：『今非用孝孺時『，應該也是把他留給自己孫子使用，所以建文一即位，就馬上召用他。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練子寧，他是洪武十八年中進士，在殿試對策的時候，居然在當廷對朱元璋猛烈抨擊斥責說「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本以為朱元璋聽了之後會大發雷霆，結果出人意料，朱元璋很高興，把他擢升為一甲二名（明史中的記載：「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正因為朱元璋奠定下的這個基礎，到了建文帝的時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剛烈正直之輩，靖難之役，有這麼多的文臣，自願殉難，堅決不肯在暴力下低頭屈服，決非偶然，應當朱元璋時代就孕育養成的風氣
建文帝剛登基的時候，有一天因為生病，上朝遲到了一會兒，「帝有疾，視朝晏」
尹昌隆就上疏批評建文帝說：『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鹹熙，天下×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群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建文左右人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訴尹昌隆，結果建文帝制止說「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孟森把這件事情和清朝統治下類似的事情做了一個對比，「清嘉慶初，編修洪亮吉上書請代奏，亦視朝稍晏等語，嚴旨立斬，臨刑改戍伊犁，遂亦稱盛德，視此又何如也！」
同樣的事情，在明朝是皇帝主動認錯，並宣示天下，而到清朝，就是嚴旨立斬，臨刑改戍伊犁，還被稱為皇帝盛德，這或許就是這兩個朝代之間的區別了。
到了明成祖以後，明朝的皇帝普遍自身的文化修養比較高，和士大夫之間也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所以文官的地位作用更進一步上升
《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中轉引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相關記載還是頗能說明問題：「仁宗在東宮久，學問最為淵博，酷好宋歐陽修之文，夤夜翻閱，每至達旦。楊士奇，歐之鄉人，熟於歐文，帝以此深契之」
明宣宗則更為傑出，聰明而且才華橫溢，才學不下於那些考上來的進士「帝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每試進士，輒自撰程文：『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萬機之暇，遊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爭勝；而運機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繼作，則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
正因為皇帝和文人大臣之間如此契合，所以彼此關係也就更為親密坦誠。
引用左東嶺的記述評論「
仁宗曾與楊士奇進行過一次誠懇的談話：『（上）謂楊士奇曰：『朕嘗處事有過，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以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群臣所言，有弗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實有失，亦未嘗不悔。』
士奇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皇上的寬容與臣子的忠誠，終於熔鑄成了敢於直言勸諫的士人品格，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不少人都認為他這是買直沽名，仁宗也頗厭煩，雖經楊士奇勸解，但還是不高興，只令其照舊供職，仍不准參加朝見。士奇又進言：『陛下有詔求言，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鹹在，豈能盡知謙過？若傳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仁宗表示願意承認過錯，並讓士奇告訴群臣。不料士奇依然不依不饒，非要讓仁宗下璽書親自引過認錯。皇上最後無奈，也只好照辦。（王直，《楊文貞公傳》）」
我們可以看到皇帝向大臣認錯道歉的事情，並非個別現象，朱元璋做過，建文帝做過，明仁宗做過，明朝下面的許多皇帝都向臣下認錯道歉甚至哀求過，明朝的這種現象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相當罕見的。
從明英宗開始，明朝大臣的性格變的更為張揚，甚至彪悍。比如岳正，正統十三年的進士，在天順年間被明英宗選拔入內閣。明史對他的描述是
「素豪邁，負氣敢言」「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說話連唾沫星子都噴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可見其情狀。
一次因為承天門發生災禍，明英宗於是讓他起草一篇文章，好「敕諭廷臣」，結果岳正在這篇文章裡用皇帝的第一人稱的語氣，極盡誇張聳人聽聞之能事，把明英宗的統治罵了狗血噴頭，面無人色，好像在明英宗統治理下國家真的暗無天日一樣。不妨把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摘錄一下
「善惡不分，用捨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徵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附權勢歟？群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幸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
這篇文章一出來，頓時成為奇觀，舉朝傳誦這篇皇帝自己罵自己，自己抹黑自己的文章。明英宗自己看了之後，當然是氣的七竅生煙，火冒三丈。先把岳正調出內閣，然後又把他「謫欽州同知」，後來政敵又乘機編製罪狀，說他曾經奪佔了公主的田地（這當然是無中生有），於是又「戍肅州」。等到明英宗氣消了，平靜下來，覺得岳正這人其實不錯，明史中記載明英宗「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於是又把岳正放回故鄉去了。不妨提一下，岳正的學生兼女婿就是孝宗以及正德時期大名鼎鼎的李東陽。
孝宗正德時期不必說，到了嘉靖萬曆年間，文官集團更是演出一幕又一幕一浪高過一浪的向皇帝群集圍攻的壯麗景象，往往是一次被強力壓制下去，下次卻以更猛烈更洶湧的勢頭撲過來，讓皇帝叫苦不迭，無可奈何。讓皇帝上演了一次次向大臣哀告求饒，甚至行賄的喜劇。
毛澄是弘治六年進士第一，到了嘉靖處年，和楊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當時為了大禮議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按照明史記載
「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內閣駁回，這皇帝做的實在是窩囊，也就難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強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來軟的，於是就發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監，一來就向毛澄長跪磕頭，苦苦哀求，說『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真是可憐無比，稍有惻隱之心的人見了這樣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況嘉靖還拿出了金子來行賄呢（用金子行賄大臣，以求得大臣自己意見的事情，在景帝的時候就已經做過了，這次算是重演了），結果毛澄這些人也真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還是鐵石心腸，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但皇帝已經這麼可憐巴巴了，就乾脆辭職了事。不知道什麼原因，嘉靖皇帝對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錯，按明史的記載「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可見毛澄此人的確有過人處，否則不會有如此人格魅力，能在拒絕皇帝的要求情況下，還能讓皇帝對他如此厚待。
在大禮議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團也確實把嘉靖皇帝逼的太過，嘉靖軟硬皆施，陪盡笑臉，說盡好話，可以說做到了一個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極致，卻還是碰的頭破血流。
左東嶺一段話說的頗生動「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賄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語氣懇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這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只有明朝才能出現的奇觀了！
「當嘉靖皇帝發現文官集團的態度如此強硬，他的商議求情，竟然絲毫無濟於事，也就不能採取同樣的強硬態度，但無論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歸』，還是聲色俱厲的大叫『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都無濟於事。
痛哭流涕的哀求不行，甚至以避位辭職威脅還是不行，聲色俱厲的大叫『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還是不行。最後還是動用權術，利用文官集團的內部矛盾，調用張璁，桂鄂，以及一些王學子弟，才打破文官集團的鐵壁，最終個個擊破。其實當初如果文官集團能情理上通達一些，友好一些，做出點讓步，也不至於和嘉靖徹底決裂，彼此都有制衡約束，當是最理想的選擇。
嘉靖雖然把文官的氣焰壓下去了一個時期。但等他一死，明朝文官集團的勢力馬上就以更洶湧的姿態捲土重來，大有凌駕於皇帝之上的架勢，在萬歷時期，更是逼的萬曆連立太子的權力都被剝奪。
接下來就分析解答一下胡適對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風氣的疑惑。對於這個問題，孟森在《明史講義》中也作過一點分析。他說明朝「風氣養成，……氣節高於清世遠甚。蓋帝之好善實有真意，士之賢者，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一為意氣所激而掇禍，非所顧慮；較之智取術馭，務抑天下士人之氣，使盡成軟熟之風者，養士之道有殊矣」
這個分析當然不錯，但僅僅是一部分的原因。我以為還有如下幾方面。
首先明朝的士大夫大多有相當強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或者說主人翁意識，這是造成他們有張揚的個性，以及敢於和皇帝對抗的重要原因。而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又來源於明朝是中國歷史唯一一個比較徹底和完全的推行科舉選拔制度的一個朝代，科舉制度相對來說是最平等的選拔官員的手段。
從理論上講，通過科舉，任何一個人，無論他原來的出身如何，都完全可能進入明朝權力機構的最中樞的位置，參與到管理國家事務的行列中來。這就造成了對士大夫來說，國家大事和他們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樣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可以讓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得失和皇帝或和其他勢力做最勇猛的爭鬥。
而其他朝代雖然也實行科舉制度，但都實行的不徹底，所以往往權力的核心和普通士大夫還是沒有多大關係，掌握在權貴門閥手中，唐代不用說了，宋代，「科舉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數的四分之一。恩蔭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途徑」。
至於清代，最根本的權力始終掌控在滿州奴隸主和貴族手中，漢人始終是處於奴才和附庸的地位，在這樣的情形，除了依靠瞞和騙的手段阿諛奉承的能耐苟活下去以外，是不可能有什麼責任感的，反正真正對國家管理握有實權的都是那批滿族權貴，官員所以只能像奴才一樣軟綿綿，不會表現出人格的獨立和個性的尊嚴。
第二個原因，我認為這和明朝政治的公開化，也有著密切的關係。明代大臣給皇帝的奏折上疏也好，皇帝的批示也好，都是公開的，政治公開化的結果就是形成強大的輿論監督和輿論壓力。有了輿論的，文官們也就敢於不計厲害得失，和皇帝鬥爭，敢於公開辱罵批評皇帝的過失，因為他們知道就算因此造成肉體的傷害和損失，他們仍舊會得到輿論的和撫慰。
第三個原因，則是明代完整繼承了漢文明的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同時發達的經濟催生出活躍的思想，而活躍的思想又加劇了士大夫人格的獨立，個性的張揚。
首先明朝前期官方主流的意識形態是程朱理學，但這個程朱理學並非像滿清時期那樣是被閹割和扭曲了的意識形態。恰恰相反，它相當完整的繼承了漢文明中的一些精髓，比如儒家觀念裡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士可殺不可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為大丈夫，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都是相當完整的保留下來，並被許多明朝士大夫真誠信奉的。所以他們敢於為了自己所認為正確的道理和一切勢力相對抗，獻出生命也再所不惜。
明代信奉程朱理學的思想家呂坤的一句話有相當的代表性「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
但到了滿清時期，情形就改變了，雖然從表面上說，仍舊把程朱理學，儒家學說奉為官方學說，但實際上已經是被閹割和嚴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衛人格獨立，個體尊嚴，反抗強權的學說，在滿清的閹割與改造之下，被成了徹底的奴才學說。所以在明代被看成理所當然的事情，到了滿清卻要被嚴厲的批評。滿清統治下，焦循在他寫的《雕菰樓集》卷十「理說」中，對明代思想家呂坤進行的批評就足夠能說明問題：
「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理，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明代士大夫的共識，到了滿清統治時期就變成了「邪說」，變成了「亂臣賊子之萌」，這就足夠能說明問題了。
其次隨著明代王學的興起，人格的獨立和個性的張揚就朝著更深入的方向發展
王陽明有一段話：「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引自《知行錄之三傳習錄下已下門人黃雀曾錄》）
如果我的靈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那麼帝王權勢之類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王陽明又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
孔子的是非都不在話下，那麼皇帝的是非，或其他權勢者的是非，當然更不在話下。王學說到底根本就是一句話「以己心之是非為是非」，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並付之於實踐，這就是「致良知」，不被任何外在強加的壓力所改變，甚至也不為外在輿論所屈服，正如王陽明所說「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心邪」。
王陽明又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
如果道和學不是朱子可得而私，也不是孔子可得而私也，那麼當然就更不是皇帝或其他勢力可得而私。
王陽明又有詩句「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
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陽明這種「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區區一個皇帝當然就更不算什麼了。
王陽明的思想傳到了王學左派，以王艮為創始人的泰州學派那裡，這種人格獨立，個性解放的思想就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價王學左派說「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非復名教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不下時節」
王艮這個明代思想家是鹽丁出身，後來靠販鹽有了錢，到孔廟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是人，那麼孔子能夠做到的事情，他當然也能做到。
這個狂人思想家，狂到了什麼地步呢？他效仿孔子周遊列國，做了一輛蒲輪車，然後車上掛起條幅「天下一個，萬物一體……過市井啟發愚蒙」，於是此人就這樣以聖人自居，招搖過街，沿途聚講，直抵京師，王陽明知道之後，都坐不下去了，後來讓朋友，還動員王艮的父親去把王艮勸回來。
說實話王陽明受這件事情刺激是不小的，本來他本人以狂者自居，想不到他的學生居然比他更狂。王艮回到紹興以後，想見王陽明，結果王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門三日不得見」。後來被王艮厲聲喝了一句「仲尼不為已甚」，這件事情才算完。（不過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滿清，王艮鐵定是要被凌遲處死的，他的家人恐怕都逃脫不了斬首的命運，也只有個性解放的明朝，才會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王艮的思想同樣是認為應該「把自我作為衡量事物的準則，而不能依據任何外在的東西」，但王陽明強調「心」，王艮卻強調「身」，也就是「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他說「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依於己，故出則必為帝者師，處則必為天下萬世師。出不為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為天下萬世師，遺其末矣。」
也就是大臣不僅僅不是皇帝的僕從奴才，甚至連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於皇帝的老師，要麼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須是皇帝的老師，否則就是失其本矣。應該說以後黃宗羲的關於大臣和皇帝關係的思想就是從這裡抄襲去的。
他的這種思想當時就有人指責說是有「不為人臣的傾向」，事實也確實如此，後來泰州學派的何心隱乾脆把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礎上的「朋友」關係當成是人倫關係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環，主張其他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平等的朋友基礎上，父子應該是朋友，夫妻應該是朋友，君臣應該也是朋友，師徒應該是朋友，這樣的主張，應該說完全是在王艮學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王艮論述了為什麼大丈夫「出則必為帝者師」，他說「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銜玉以求售，則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王艮以聖人自居，而他也果然被當時人物看成了聖人，萬曆四十二年，泰州後學周汝登撰文稱他為「東海聖人」，他的弟子遍佈天下，他死後，各地為其建祭祠有十四處之多，以一個完全平民而得到如此待遇，可見其影響力之廣大，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王艮開創的王學左派，門徒盛多，其後輩中也豪傑輩出。其個性精神也愈趨於張揚，比如泰州後學羅汝芳就提出了人應該頂天立地的思想，他說「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鎮地焉，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
這裡的「立人極於宇宙之間」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後魯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思想相對照，是不是非常相似，但王學左派是提前了三百多年來提出這樣的思想，所以難能可貴。
王學左派發展到何心隱，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如李贄評論的那樣，如果說王艮是條「見龍」，那何心隱就是一條「亢龍」，王艮還在說「出則必為帝者師」，何心隱則乾脆完全否決了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他說「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才，不過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於大道何補？直須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復生於世，身雖不與朝政，自無有不正矣」
那何心隱是怎麼「出身以主大道」的呢？他先建立了聚和堂，根據左東嶺的說法「聚和堂是比顏鈞的萃和會更加嚴密的組織，不僅設有專職人員率教，率養，輔教，輔養，還具有經濟方面的設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學派的思想的社會試驗」
「嚴格說來，聚和堂這樣的組織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爐灶」
既然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爐灶，那就難免和政府官方發生衝突矛盾，何心隱因為領導聚和堂抗交稅賦，並且集體「拒捕，殺傷吳善五等六條人命」，被抓了起來，本來是要判處絞刑的，畢竟是人命官司，但何心隱又通過泰州學派另一個成員程學顏的關係，打通上層關節，結果就被釋放出來。被釋放之後，何心隱就浪跡江湖，到處講學，還參與過倒內閣首輔的活動。
如此作為，也就難怪當時的著名文人領袖王世貞在《嘉隆江湖大俠傳》中攻擊泰州後學說「嘉隆之際，講學盛行於海內，而至其弊也，借講學而為豪俠之具，復借豪俠而恣其貪橫之私，……失志不逞之徒相與鼓吹羽翼，聚散閃倏，幾令人有黃巾五斗之憂。蓋東越之泰州，猶未大壞；而泰州之變為顏山農，則魚餒肉爛。不可復支」
在這樣的社會思潮衝擊之下，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麼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個性就表現的越是張揚，和皇帝的對抗越是激烈。
我們可以說明代時期，文官士大夫都是有自己獨立個性人格尊嚴的人。而到了滿清，則就只剩下徹頭徹尾的奴才，像明代文官集團那樣和皇帝對抗的行為，在滿清統治下是絕對不可能看見的。下面的一個事情應該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紀曉嵐在乾隆南巡時見其勞民傷財，進行勸阻。結果你猜乾隆這個暴君怎麼說？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
在滿清皇帝眼裡，紀曉嵐這樣的，不過是和倡優一樣的東西，原來中國歷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階層，徹底蕩然無存了，剩下的只是紀曉嵐這樣的沒有半點廉恥和人格尊嚴的奴才和倡優。這樣的情形在明代是難以想像的，對照一下正德皇帝要下一個江南，被文官集團層層阻擋的情形，正德皇帝本人也因為和文官的對抗而被肆意醜化，只能感歎一聲是換了人間了，文明徹底墮落成了野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