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北方相信自己擁有名副其實的美德，」我父親說，一邊小心翼翼用食指撫摸著那只青紫的眼睛。「當然，他們錯了。你認為哈萊姆[1]的貧民窯真能代表南方花生地裡黑人的進步嗎？你認為黑人在那無法忍受的貧窮、悲慘的生活中還能繼續感到滿足嗎？兒子，總有一天，北方將為這些虛偽的『寬宏大量』，為這些狡猾、空洞的所謂容忍的姿態而後悔。總有一天——記住我的話——會清楚地證明北方和南方一樣存在偏見。在南方，那種偏見至少是公開的；但在這兒……」他停下來，又摸了摸眼睛。「一想到醞釀在這些貧民窯中的暴力與仇恨，就讓我感到真正的擔憂。」我父親很瞭解南方的偏見，幾乎是一個終身的南方自由派。他從來不會把南方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種族罪惡轉嫁到北方頭上。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我很注意地聽他說，完全沒有意識到——在1947年的夏天，他的話將預言般得到證實。
午夜已過去很久，我們仍坐在麥卡阿爾賓旅館的酒吧裡小聲交談著。這是他剛到紐約一個多小時，與一個名叫托馬斯-邁克古利，車號「8608」的出租車司機大吵一架後，我把他弄到這兒來的。老頭子(這個方言詞是我對父親的特殊稱謂，五十九歲的他仍顯得十分健壯、年輕)被打得很厲害，雖然沒傷及要害，但額頭上出了血，需要稍微包紮一下。等一切恢復正常後，我們便坐在這兒一邊喝酒一邊交談(他喝波旁威士忌，我則一如既往地要了萊茵戈德啤酒)，談著諸如奇薩比克以北的大中都市的頹廢與南方天堂樂土般的大草原之間的裂縫一類的話題。(在這一領域，除了亞特蘭大之外，父親幾乎預見到了每一件事情)。父親與托馬斯之間發生的爭吵，暫時將我從近乎絕望的感情中拉了出來。
讓我們回憶一下吧。這一切都發生在幾小時之內。那時我在布魯克林，以為蘇菲和內森將從我的生活中永遠消失。我當然會這樣以為——因為我想不出別的原因——我再也見不到她了。所以，當我離開耶塔公寓乘地鐵去曼哈頓與父親會面時，我極度沮喪、憂傷，渾身難受——自母親去世之後，我很少(或從未)感受過這樣的痛苦。這是一種悲傷與焦慮混在一起，失去親人般的痛苦；爭相湧出的幾種情感攪得我暈頭轉向，精神極度緊張。盯著地鐵隧道中急速後退的忽明忽暗的燈光，我感到一陣陣有如重物般的痛苦向我襲來，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沒有——或者說不能——哭，但有好幾次，我意識到自己快要暈倒了。我彷彿成這一場意外死亡的惟一目擊者，彷彿蘇菲(還有內森，儘管他的暴怒、迷惑和反覆無常令我不堪重負，但他仍然是我們這個緊密的三人組合中最重要的一分子，以至我無法放棄對他的熱愛和忠誠)突然遭遇了一次交通事故，作為倖存者的我被驟然而至的災難所震驚，呆在那兒不知所為。地鐵在第八大街下的地下洞穴裡穿行時，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人在一瞬間與我隔絕。這種失落感令我極度痛苦，恍若被活埋在一大堆灰燼下面。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氣，」我們在蘇拉夫特吃晚餐時，父親說，「對一個文明地方來的人說，我打算在這兒度過的七十二小時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我想，你太年輕了，所以才會被這個章魚般的城市所迷惑，而不是被吞沒。我從沒到過這兒，不過，難道真如你在信中所說，布魯克林的有些地方令人想起裡齊蒙德？」 儘管從偏遠的潮汐鎮到紐約是一段漫長的旅行，但父親的情緒仍然很好，這也有助於我擺脫那雜亂無緒的情感。他說，三十年代後期他再沒來過紐約，彌滿於這整座城市的富足豪華使它更像花天酒地的巴比倫城。「這是戰爭的產物，兒子。」這位曾參與約克城和企業號航空母艦裝配建造工作的工程師說，「這個國家越來越富有。我們不僅免受大蕭條的襲擊，還變成了這個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說這麼多年來有什麼東西使我們得以保持領先於世界上的共產主義者的話，那只能是：錢。我們擁有大量的金錢。」(請不要根據這番話推出我父親是一位反共產主義者的結論。正像我曾說過的那樣，他是一個具有明顯的左傾傾向的南方人；六七年後，當麥卡錫主義處於高潮時，「美國革命之子」組織在威斯康辛州發表了支持那位參議員的聲明，於是他憤而辭去了該組織弗吉尼亞地區主席候選人的提名，儘管基於家族原因他對一職務已渴望了二十年之久。) 就經濟而言，無論來自南方(或別的什麼小地方)的人如何老辣，沒有一個不被紐約的交通與物價驚得目瞪口呆。我父親也不例外，不滿地看著我們用餐的賬單——我想大約是四美元——想想看！在那個銀根緊縮的年月，以都市標準來看這個要價並不算高；即使在蘇拉夫特這種最普通的餐館也是如此。「如果在家裡的話，」他抱怨說，「你可以用四美元支付一個週末的賬單。」我們在夜色中朝百老匯走去，向北穿過時代廣場。這時老頭子已恢復平靜，但時代廣場又使他陷入一種迷惑、虔誠的沉思之中，雖然他從來不是一個虔誠的人。但我想，與其認為他的反應是反對或不贊成，勿寧說是震驚。如同被人在一個淫穢的地方打了一耳光似的，他為時代廣場在夜色中展現的一切感到震驚。
就我看來，儘管在後來的歲月裡與淫穢的所多瑪城[1]並無二致，但在那個夏天，時代廣場的夜晚雖然充滿色情，卻不比奧馬哈或鹽湖城之類的基督教城市裡陰暗的米黃色廣場更墮落。然而，霓虹燈下衣衫單薄的妓女和奇裝異服的吸毒者仍比比皆是，以至於他不時發出低沉的感歎聲，以捨伍德-安德森式的土裡土氣的直率歎息著「耶路撒冷！」這多少分散了我低迷的思緒。我見他一直注視著那些穿著緊身衣輪廓清晰搔首弄姿的妓女，有些呆滯的眼睛裡閃現著驚訝與不相信的神色，當然還有些癢癢的感覺。他找過女人嗎？我不知道。在度過九年的鰥夫生活之後，他肯定有權這麼做，但如同大多數南方人(或美國人)一樣，即使在壯年時期，他對性仍然有所保留，甚至隱秘不宣。他那段時期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個謎。其實，我希望他在身體尚可的時候，不要像奧南[2]那樣僅僅滿足於手淫，而白白浪費自己的青春；不過，或許他已可憐的並最終擺脫了那種誘惑，而我則誤解了他的目光。
在哥倫比亞環行道，我們乘一輛出租車回麥卡阿爾賓飯店。我受到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緒，因為我聽見他說：「你怎麼了，兒子？」我咕噥著說了些胃痛之類的話——可能是在蘇拉夫特吃的什麼東西引起的——讓他不必理會。雖然我很想讓某人分擔一下我的痛苦，但我發現我不可能向誰洩露我生活中的這一巨變和秘密。我並不真正瞭解我究竟有多失落，對導致這種失落的複雜情形更無法言明：對蘇菲的愛情，對內森非同一般的友情，內森幾小時前的瘋狂發作，以及最後的突然消失？不是俄國小說迷(有些劇情與剛才那場爭吵十分相似)的父親將完全不能理解。「是錢出了什麼問題嗎？」他問，還加上一句，說他明白我不能靠他幾星期前寄來的賣黑奴阿提斯特的錢過上一輩子。然後，他委婉地繞到這個問題上，說或許我應該考慮回南方去。他剛剛把這話放在嘴邊，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出租車已停在麥卡阿爾賓門前。「我覺得你和剛才我們看見的這類人住在一起不會是件好事。」他還在說著。
就在此時，我目睹了一件比任何文學作品或社會學理論更能說明存在於南北方之間的可怕裂痕的事情。這是發生在兩個人之間的不可原諒的嚴重錯誤，但它強烈地指向兩種文化觀，指向兩種迥然相異的文化土壤。錯誤的起因在我父親。雖然在南方，付小費這樣的事(至少到那時為止)不被看重或不必以鄭重的方式表示，但他應該知道不應該把五分鎳幣作為小費付給托馬斯-邁克古利。要不乾脆不付一個子兒，反倒沒什麼關係。邁克古利則錯在對父親不依不饒，還加上了一句「操你媽」。這並不是說我父親的行為對不習慣收小費或只習慣收少量小費的南方出租車司機不會產生受辱之感，然而無論內心如何氣憤，他都會保持緘默而不怒形於色。同樣，這也不意味著紐約人能默然接受邁克古利的髒話，只不過這些話已成為街上出租車司機們的口頭禪，大多數紐約市民早已耳熟能詳而不會以牙還牙。
已從出租車上下來的父親把鼻子重新伸近前窗的擋風玻璃，用不相信的口吻問道：「我聽見你說什麼了？」這用詞很重要——不是「你說什麼？」或「你說的是什麼？」而是強調「聽見」，言外之意是他的聽覺器官還從未聽過如此下流的語言，甚至沒有聽到這兩個詞被單獨說出來，更別提它們被一前一後連著說出來了。陰影中的邁克古利脖子很粗，頭髮微紅。我看不清他的臉，但聽他的聲音相當年輕。如果他在夜色中一走了之便天下大吉了，但儘管稍稍猶豫了一下，我還是感到他對父親的鎳幣非常惱怒，並想大吵一架，以回應我父親對他那句下流話表示的憤怒。於是邁克古利在回答時，甚至用了一句文謅謅的句子：「我說你一定是個他媽的南方蠢驢。」
我父親的聲音變成了喊叫——聲音不大卻很狂怒，令人心驚——他在想如何回敬這傢伙。「我想你一定是這座令人噁心的城市裡的渣滓、垃圾，才讓你生出了這麼一張臭嘴！」他大叫著，閃電般的迅速滑回南方祖先古老的修辭手法。「你是噁心的渣滓，你還不如一隻陰溝裡的老鼠！在美國任何一個正派的場所，像你這樣口吐惡言的人都應該被拉到大庭廣眾之下鞭打示眾！」他的聲音抬高了一些；麥卡阿爾賓燈光明亮的門廳前的人們都在駐足觀望。「但這兒既不正派也不文明，你卻對著我們這些文明人大吐髒話——」他的話說到一半便被打斷了，邁克古利將車猛地朝前一竄，然後飛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強烈的帶動力幾乎將我父親帶倒在地，他雙手在空中胡亂揮舞著，呼地轉過身來，猛地撞在一個鐵鑄的「禁止停車」的標誌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樣，發出一聲響亮的帶有回音的「梆」的聲音！但這一點兒也不好笑。我當時想，這可能會導致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但半個小時後，他卻坐在那兒呷著波旁酒，大肆抨擊北方的什麼「道德專利」。他流了許多血。當我把這位受害者扶到麥卡阿爾賓旅館的門廳裡時，正巧旅館的醫生打那兒經過。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該如何處置一位眼圈青腫的患者。冷水和繃帶終於止住了血，但沒能讓老頭子消氣。我們坐在麥卡阿爾賓酒吧的陰影裡調理他的傷處，那只青腫的眼睛使他與八十年前在首相斯維爾一隻失明的他的父親越來越相似。他仍然怒氣未消，不停地詛罵著托馬斯-邁克古利。我有點厭煩，雖然他的詛咒像漫畫一樣形象。我發現老頭子的怒火既不出自某種派頭也不是假裝正經——作為一個船塢工人和以前的商船水手，他的耳朵肯定早已塞滿這樣的污言穢語——而是出自對良好行為和文明體面的公眾場所的信賴，實際上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沮喪的平衡主義。我開始明白，他在情感上對北方的疏遠大多源自於此。簡而言之，他認為人們之間的交談不能平等進行時，他們之間的平等也隨之消失。他終於慢慢平靜下來，不再罵邁克古利，轉而抨擊北方所有的邪惡與缺點：驕傲自大，虛偽，以及所謂的道德優越感。突然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頑固守舊的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但這似乎與他的自由主義並不牴觸。這令我很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