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建築裡到處是人質解救隊和紐約市特警隊的隊員。樓裡的地板上滿是破碎的門窗碎片。「闖入然後大喊」的行動到此結束，不過在我看來，這個突襲計劃進展得相當不錯。只是沒有抓住謝弗。那個混蛋跑哪兒去了？就像前幾次一樣，他又一次從我眼皮底下溜走了。
那個跳出頂樓窗戶的女人已經死了。要知道，不管是誰，腦袋衝下從三樓跳到人行道上，都會是這個下場。我邊擠過頂樓的人群，邊向參與行動的人質解救隊隊員表示祝賀；他們
也向我表示祝賀。
我在樓梯上見到了邁克？安斯利。「華盛頓方面要你參與審訊，」他告訴我，看上去他不太高興。「一共有6個人。你想怎麼處置？」
「謝弗呢？」我問安斯利，「有他的消息嗎？」
「他們說他不在這兒。我不敢肯定。我們還在找他。」
我不由感到一陣沮喪，但我克服了這種沮喪。我走進一個半公寓式的工作間。木製地板上散佈著一些睡袋和幾塊髒兮兮的墊子。5名男子和1名女子坐在一起，他們的雙手就像戰犯一樣被銬了起來——在我看來，他們就是戰犯。
起初，我只是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們。
然後，我指著一個面相最年輕的男子：又矮又瘦，戴著金邊眼鏡，鬍子拉渣。「他，」我邊說邊往屋外走去，「我要那個人。把他帶出來！」
那個年輕人被從主客廳帶到隔壁的小臥室後，我又看了一眼客廳裡的囚犯。
我指著另一個長著黑色卷髮和大鬍子的年輕男子。「那個人，」我說；於是，他也被帶了出來。沒有任何解釋。
然後，有人向我介紹了一名聯邦調查局的翻譯，他叫瓦西德，會說阿拉伯語、波斯語和普什通語。我們一起進了隔壁的臥室。
「他可能是沙特人，他們可能都是，」翻譯邊走邊告訴我。不管那個瘦小的年輕男子來自哪裡，反正他看起來非常緊張。有時候，伊斯蘭恐怖分子寧可去死，也不願被捕，接受「惡魔」的審問。這是我對此的比喻：我就是那個惡魔。
我示意翻譯跟那個恐怖分子聊聊他的家鄉以及他在紐約這個魔窟的困難生活。我希望他能明白，我是個很好的人，而且是為數不多的聯邦調查局的非惡魔特工之一。「告訴他，我看過《可蘭經》。那是本精彩的書。」
與此同時，我坐了下來，試著模仿揣摩這個恐怖分子的動作。他向前躬著身坐在椅子上。我也一樣。如果我能成為他相信的第一個美國人，也許慢慢地，他會透露出什麼。
起初，這法子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但是他回答了幾個關於他老家的問題；他堅持說他來美國時用的是學生護照，但我知道他根本就沒有護照。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紐約任何一所大學的校址，更別說紐約大學了。
最後，我站起來，氣憤地大踏步走了出去。我去看了第二個嫌疑犯，重複了剛才進行的這個程序。
然後，我又回到這個瘦小子面前。我把懷裡的一堆報告扔到他面前的地上。文件落地時的聲音著實嚇了他一跳。
「告訴他，他在撒謊！」我大聲對翻譯說道，「告訴他，我相信他。告訴他，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的人不全是笨蛋，雖然他可能聽過這種說法。不停地跟他說話。最好是大喊大叫。除非他有情報給我們，不然他不許開口。然後，不管他說什麼，都對他大喊大叫。告訴他，他快死了，而且我們會在沙特找到他們全家人！」
在隨後的幾個小時裡，我不停地來往於兩個房間。我學過多年的心理學，所以很擅於讀懂他人的心思，特別是在對方心緒混亂的情況下。我又挑選了第三名恐怖分子，把唯一的那名女犯人也拖進了這潭渾水。每次只要我離開一個房間，中情局的官員馬上就去追問裡面的囚犯。沒有折磨，只有接連不斷的審問。
在匡恩提科聯邦調查局訓練基地受訓時，他們把審訊的原則稱為RPM：R即闡述，P即影射，M即最小化。我的闡述就像是個瘋子：「你是個好人，艾哈麥德。你的信仰是正確的。我也希望自己能擁有你那樣的堅定信仰。」我向他們影射責備：「這不是你的錯。你是個年輕人。美國政府有時是有些邪惡。有時我也覺得自己應該受到懲罰。」我把後果最小化：「到目前為止，你還沒在美國犯下任何實際罪行。我們脆弱的法律和司法體系會保護你。」然後，我再談到正事：「告訴我那個英國人的情況。我們知道他叫傑弗裡。謝弗。他的綽號是『鼬鼠』。他昨天來過這裡。我們有錄像、照片和錄音。我們知道他來過。他現在在哪兒？他才是我們想要抓的人。」
我不停地重複著我的方法：「那個英國人想讓你幹什麼？他是個罪人，可你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這些我們已經知道了。你們只需要幫我們填上一些空白。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然後，我又重複那些關於「野狼」的同樣問題。
然而，這些辦法對這些恐怖分子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起到作用，就連那些年輕的恐怖分子也是如此。他們很頑固；受過訓練，經驗豐富；聰明，而且很顯然，動機很明確。
為什麼不呢？他們有自己的信仰。也許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