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 那些垮掉的一代 正文
    瑪麗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歲,住在內布拉斯加州(我在那裡已差不多過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間寓所,開始靠給《晚報》社會專頁撰寫頭條謀生,養息著我那顆因發現自己將不能像媽媽和灰姑娘一樣結婚、幸福此生而受傷的心。我是所謂「沉默的一代」的成員,我們中的很多人都默默無聞,40到50年代,在麥卡錫和朝鮮戰爭的餘波裡,無聲無息。這對於一個想成為作家的女性來說是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受到新聞和寫作的訓練,在校報擔任政治記者,把約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個作家首先要讓讀者明白」作為自己寫作的準則。我實踐著觀察的美的藝術,讓自己處於事件的邊沿,在心裡把形象轉化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課外的偏好。我極為困惑的是至今我還住在內布拉斯加。那時,這個州對我來說就是虛偽和生活沉悶的象徵。我相信,在習慣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後,著作出判斷就像《聖經》裡耶和華的判斷一樣苛刻,但又要依據那種判斷。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個小心行事的問題,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著我有機會讀到凱魯亞克的《在路上》(OntheRoad)我急切地把書讀完,其語言就像是從凱魯亞克的筆端流出的一樣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無停頓地流出。我讀得那麼快,我幾乎還沒有領會到其中意義的一半,但它描寫的生活狀態我完全理解,儘管對於一個生長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來說,它是陌生的。哇!那文字就像是連發射出的子彈一樣擊穿了我。我完全被剝開了,變了一個人似的。我馬上出去,給自己買了一瓶有稻草包裝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蠟燭和一疊紙。然後我回到家裡,在稍有醉意的狀態下,開始秉著燭光寫了起來,潦草地在紙上盡可能快速寫著,直覺地按照凱魯亞克那下意識的散文風格寫了下去。忘記了我在大學裡的課程。這部小說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這一夥中物很多人一樣。那裡有一種對自我的瞬間的認識。自從1948年我開始寫作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了。顯然凱魯亞克已經感到了這種寫作的自由;我為什麼不呢?在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權主義的日子裡,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凱魯亞克的影響是持久的。在諸如牙洞裡塞了黑色巧克力這種輕鬆的麻煩中,我反覆研究他,最後寫了一篇日記的開頭:「在你對《在路上》的解釋中,你出了一個錯。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種事物。他們在探索比尋求聖盃更深層的精神。」正像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說,凱魯亞克是「用天使的眼睛」在看,與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正像關於他的批評家們所看到的,我對凱魯亞克的弱點有了充分的認識。我寫道:「即使凱魯亞克只提出了一種觀念——我喜歡有激情的人——我覺得我也會成為他的一個忠實的信徒。雖然我必須同意作為一個作家,凱魯亞克的行文結構鬆散,材料組織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須對這一代人講的話。實際上早就應該講出來。」

    「聽:『人呀,有這麼多事要做,這麼多東西要寫!怎樣開始把它都寫下來,毫無修改的約束,文學的戒律,語法的擔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凱魯亞克人物的生活差別太大,我幾乎都接受不了。「我必須承認我今晚處於接受男人(凱各亞克)的極佳狀態」,我在9月14日寫道。「今天下午,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的老闆吉爾告訴我將長期地在社會版工作。啊,我有點發暈。思想讓我安靜下來,即使我知道這一天會來。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至還沒有機會去學習市場版,名義上是因為我是個女的,去他的。在這個國家裡生來有點頭腦和胸懷就是一種罪過。我像以前一樣情緒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個下午我都在為社會專欄寫稿,夢想有一天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些枯燥、枯燥、枯燥的日常瑣事。我騎著自行車來到了波勞(Bourbon)大街,穿著我的藍色的牛仔褲,重重的鞋子,帶口袋的恤衫,紅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說我去旅遊了。從路易斯安納到佛羅里達,在海邊盤桓,盡情地放鬆自己」。

    凱魯亞克無疑使這次冒險的旅程浪漫化了。我盡可能地追尋著他的足跡。從內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車上,我轉向一位女友,閉著眼睛,胳膊伸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國地圖前。她指了路,我們又上路了——去新奧爾良,最後越過德克薩斯到西海岸,沿著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岡的波特蘭,從那兒去紐約。像放棄堪薩斯去紐約的桑德斯一樣,我手中帶了一本《在路上》。

    但凱魯亞克也沒有使我對金斯堡有所準備。金斯堡《嚎》(HOWI)的開頭幾行像一個火球在我的腦海裡炸開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聽說過海洛因這種東西可以讓人上癮。但這裡的語言在另一個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難道我沒有看到我這一代的優秀分子被順從給毀掉了?難道我自己沒有在天亮時分嚎叫麼?在黑色的大街上,毫無疑問我瞭解他要描寫的靈魂的黑暗。

    接著,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資料,發現似是一個神聖的人物,有的父母願意為了他犧牲自己的孩子。隨後的文字在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讚美詩般韻律的重複中體會到了一種魔力一樣,我又深陷了一層。這次閱讀就像是聆聽音樂,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徹底地滿足。我最後一次克制了一下,發現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爾·所羅門對他來說是誰,但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層次上,我知道!我知道!電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暈了。

    「那是聖靈來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寫,就寫凱魯亞克吧。現在我從來沒有這麼多地理解過他寫的東西。我對著自己的聖靈放鬆自己,聖靈似乎會永駐我心,雖然我不再是一個基督徒。從我11歲時就一直與我同在的寫作的衝動似乎有了一種更明確的形式,更加熱切,以各種我永遠無法預見的方式在我週身湧動,穿行。我決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動我,不僅是作為一個作家;他還以一種人的方式吸引著我。由於我曾受到既魯亞克很深的影響,所以很難想像我想與他會見。我瞭解他,不管我們一起上床還是我被冷落,甚或寫下來。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種情形。一方面,他是個同性戀者,所以允許性文被置於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發現他確實如此。

    作為沉默的一代的一個分子,我曾愛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群小鬍子的男孩。不僅有金斯堡和凱魯亞克,還有麥克科魯爾(Michae Mcclure),我看到後者的《小鬍子》是在紐約製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讓·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給我們留下一個「明星!明星!明星!」的傳統。科爾索(Gregury Corso)在舞台上那不同尋常的滑稽與幽默,沒有一次不讓我開懷大笑。雖然有人說他不好,我卻喜歡。「誠實」是他在我眼裡的形象,「反知識分子」是批評家們的指責。但與其說這些老兵反對知識分子不如說他們倡議一個新的知識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我在1959年寫道,毫無疑問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邁了,我已經觀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蕩不羈的文化人曾經大批成為「垮掉的一代」一樣,我在耐心地等待這一強烈的衝動,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國文學中的再一次體現。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愛默生和梭羅,與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交織在一起。啊!多麼選人!生活就是這樣前行!生活就是這樣拒絕被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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