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高喊：不、不、絕不。維也納以這種方式再生只能是一場夢，一個不祥的夢，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是一部成功的好萊塢恐怖片，無論如何不是現實，也根本不會在未來成為現實。這一切都會證實是像前幾次在選舉過程中常見的那種完全錯誤的預測，是失真的幻象，是過快的速度激發的熱夢，全球化在以這種過快的速度向前飛奔，使人幾乎沒有時間進行冷靜的思考。
正是這種速度，「創造性破壞進程的加速度，是今天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新現象」，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勒特韋克分析道，他為此創造了「渦輪資本主義」這一概念。這位出生在羅馬尼亞、同時也是知名的軍事戰略家和歷史學家的學者說，「這場變革的可怕的速度」將給「大部分居民造成精神創傷」。
這位在美國親共和黨人的勒特韋克，直言不諱地攻擊他的同志，因為他們像總統候選人鮑勃·多爾一樣，在自己的演說中發誓要「重視家庭」，但是卻推行相反的政策：重視家庭和共同體的穩定的人，不能同時又主張取消對經濟的調控和實行經濟全球化，因為這些做法是工藝技術快速變化的開路先鋒。美國家庭的解體，將會在世界許多地方看到的有意義的共同體的瓦解，以及在例如墨西哥等一些國家中出現的動亂，就是這些做法的破壞力所造成的結果。
勒特韋克把美國取消對空中交通的控制稱作「渦輪資本主義的後果的一個在此期間已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此舉雖然實現了低票價，但是同時也導致了大量解僱員工和出現一些「混亂的和不穩定的航空公司」。這種發展趨勢「也許會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有趣的對象：它導致了多少起離婚並由此造成了多少問題兒童，它給在這些航線上工作的僱員家庭帶來了多少經濟上的煩惱？」
這種可怕的速度的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後果是：商品供應在國際競爭中變化得如此之快，以致於連30歲的人都不瞭解只比他們小幾歲的青少年的消費情況。電子娛樂和電子計算機令人難以理解。千百萬僱員在其職業生涯中不得不多次徹底改行，誰想取得成功，誰就必須表現出「靈活性」並且經常變換居住地點。「這簡直是胡鬧」，在維也納的黑倫街這個卡爾·馬克思曾在1848年革命年代作過反對剝削的鼓動演說的地方，羅伯特·溫寧格說，「從前每天修理一處管道破裂就夠了，今天至少要修理八處。甚至在建築業中現在也不得不只用極少的人去完成相當於從前正常工作量幾倍的工作。」
在這樣的發展速度中，必然有越來越多的人落伍，他們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不斷改變自己的世界觀，畢生提供最高效率的勞務。甚至關於人生規劃或企業目標一類的重大決定也常常是在有害的忙碌中作出的，政治家們總是在等待著「即時反應」。黨派偏好在填寫選票室裡還有可能改變，甚至使最及時的預測落空。偶然的情緒和印象以這種方式成為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的基礎。溫寧格曾幹過25年水暖工，後來失了業，現在在保安公司第4大隊當門房。過去他一直投社會民主黨的票，但是從1994年起，「當然要選約爾格·海德爾。我們必須讓他試試」。
維也納的國民經濟學家和組織顧問埃倫弗裡德·納特爾說，出於正當防衛，「在這樣的時期我對某些無效率甚至磨洋工現象產生了同情」。謹慎的西奧地利思想家弗蘭茨·克布勸人們怠工，並宣傳個人的「拖延時間」，而這種被認為已如此過時的「怠工」，在這個單一的世界上現在突然成了全球性的「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全球化導致結構變化加速，越來越多的人對此難以承受」，現在甚至連季爾·內克爾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此人長期擔任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他一直自豪地宣稱，「我決定性地參與發起了關於（德國的）生產基地問題的討論」。現在這位一向如此自信的工業界領袖認為，「關於全球化後果的嚴肅的討論早就被延誤了」。現在的勢頭顯然令所有的人——絕不僅僅是普通的選民，而且也包括那些被認為根本不可能受到傷害的全球大腕兒，都難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