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洲為什麼偏要自殺？難道你們就認識不到，你們最終不得不適應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全球的變化嗎？」華盛頓的企業顧問格倫·唐寧確信不疑地對一位來自看來正在自取滅亡的大陸的朋友大聲喊出了這些話。唐寧自童年時代起就是保守派，此時他正熱衷於向西伯利亞的原油投資。他的女兒艾利森，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法學家，算得上是某個共和黨代表大會代表的雄心勃勃的工作班子的成員。在前一天即1995年9月最後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她在教堂按宗教儀式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她的爸爸唐寧現在心情極好。「終於又採取行動了」，他高興地說，他說這話指的是由激進的眾議院共和黨多數派領袖紐特·金裡奇預告的新「美國革命」，自羅納德·裡根以來美國右派的最大希望。
唐寧認為，應當最終停止談論關於工資下降的廢話，民主黨人必須對這一切負責，「這方面的統計數字根本就是偽造的，而且通貨膨脹計算得不準確」。那些誇誇其談的人正在使自己「丟醜」，他們說什麼「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衰落乃至瓦解」，或者說什麼，即使在白人中產階級看來，夫妻二人現在也必須拚命工作，才能近似地達到以往那種曾令全世界都羨慕不已的生活水準，而在70年代這種生活水準還是理所當然的。那時男人們都有一份薪酬豐厚的穩定的工作，他們的妻子住在郊外的私人住宅裡獨守空房，有的有孩子，有的沒有孩子。絕大多數婦女出去工作至多是出於無聊，而絕非是因為有此必要。
唐寧一家現在的生活還是如此，他們住在弗吉尼亞州的雷斯頓，置身於繁榮的費爾法克斯縣的樹林之中，這裡靠近杜勒斯機場，而且離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也不遠。「您在這裡四處看看」，這位企業顧問自信地站在自家新建的平台上說，這個平台是他為慶祝這次家庭節日而親自動手及時趕建的，用色彩鮮艷的地磚鋪就，深紅色的是五大洲，淺紅色的是海洋，正好構成整個世界，非常平整。
艾利森的婚禮過後不到一年，即1996年夏天，事實便證明了這位投資者多麼嚴重地失去了現實感。健全的白人中產階級已不復存在。雖然唐寧30歲的女兒充滿愛心地力求理解年近60的老父親。但此時她當著在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附近一個有人守衛的郊區長大的丈夫賈斯廷·福克斯的面宣佈：「他那一代人對社會變化的理解已不那麼準確了。」「照我們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我們根本負擔不起。爸爸在我出生後不久就已買了房子，今天像那樣的一套房子售價約40萬美元，我們根本買不起。」
賈斯廷·福克斯畢竟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他成了興旺發達的經濟學雜誌《幸福》的「撰稿人兼記者」，這對年輕夫婦現在住在曼哈頓。艾利森放棄了她在首都的工作，現任一位紐約州議會共和黨候選人的競選事務主管，月薪假區區1100美元。賈廷斯的工資單表明，他每兩周的淨工資也只有1157美元。而他們在第39街上的那套舒適但面積極小的公寓房，僅月租金就達1425美元，差不多佔他們總收入的一半，電費和電話費還未算在內。賈廷斯·福克斯的年毛工資總計為45000美元。「這根本不夠用」，艾利森說，而儘管如此她並未感到不滿。「你看看那些比我們更年輕，22歲或23歲剛剛大學畢業的人。他們常常只能找到在餐館裡當招待的工作，或者只能騎著自行車去送信送報。」艾利森的丈夫以新聞般簡潔的語言評論道：「中產階級正在縮小並消失。」
出於對自己前途的擔憂，90年代殘餘的美國中產者把他們不多的積蓄投入股票，唐寧和福克斯除買其他股票外，還投資於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他們對這種軟飲料商標中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字樣暗自感到高興。在歷時16天的亞特蘭大世紀大賽期間，華爾街上可口可樂公司的股價上升了4．2％。
2000萬個美國家庭已經在股票輪盤賭中下注，他們至少投資於6000多家投機性基金中的一家，這些投機性基金能在全世界範圍調動總計6萬億美元興風作浪。
20年前美國還有75％的私人積蓄是被存入儲蓄存折或投入定息債券——就像今天人們在歐洲仍習以為常的那樣，而90年代比例卻顛倒過來了：四分之三的積蓄用來在交易所搞投機。因此，首先正是積蓄者們賦予投資信託基金公司的經理們以權力，到處迫使人們降低工資和削減工作崗位，這常常也發生在那些迄今一直向這些小股民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中。
儘管如此，對每一個個人來說，「搞股票投機是理性的一種常規」，福克斯的一位同行1995年10月在其發表在商品味的美國雜誌《哈潑斯》上的一篇雜文中坦率地寫道。在開始實行裡根主義經濟政策15年後，芝加哥的特德·菲什曼的這篇文章比無數的數據排列或分析都更充分地顯示了這個政治上佔優勢的、人數不多並且幾乎無例外地是白種人的富裕階層的經濟狀況和精神狀態。
「儘管我是一個37歲的白人男子，在常春籐聯合會的名牌大學受過教育（名牌大學畢業生），因此根據一切統計，我都享有人們在美國社會中所能具有的幾乎每一種優越條件」，菲什曼寫道，「但我絕不能指望，當我達到退休年齡時有足夠的錢來繼續維持我目前的生活水準。為了積累我將來為使自己能夠退休所需的那些錢款，我把股票市場視為唯一的途徑。因此我同5100萬其他美國人一樣是一個股民。我每個月向4個不同的合股投資公司繳付股金，並在另外7個合股投資公司中投了錢，有時我對這些錢的分佈進行『調整』。」
然而與80年代不同，那時火爆的股票市場仍在「被某種裡根時期的樂觀主義推向高潮，因為已經賺到錢的人們能夠再從中賺更多的錢，而今天的股票市場則被憂慮所籠罩」，這位芝加哥的雜文作者寫道。
「我需要我能得到的一切朋友」，這句話70年代時還以黑色的粗體字印在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們喜歡穿的鮮艷的橙黃色T恤衫的背面。胸前則是鮮明的例子。《人國》中的卡通人物查利·布朗。這一時期的小伙子現在已成了家庭中操心的父親，無憂無慮的笑聲對他們來說多半已成了過去；至於朋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找到。因為受人讚美的美國競爭社會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對於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這一代人的少得可憐的工資，甚至連那位小人國明星也想不出什麼安慰的話來。
現在每天都有千百萬個家庭在一起發燒，即使道·瓊斯平均指數只稍稍波動幾個點。他們常常數小時之久地同他們的基金管理人和交易所經紀人討論各種推斷。幾乎所有的股民都知道，只有少數人最終會賺大錢，而且常常是以那些投資於錯誤的股票或債券的朋友們的損失為代價的。因此查利·布朗變得非常孤獨。
如果說像唐寧家、福克斯家和菲什曼家這樣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已感到被逼入了困境，以致於他們認為只有通過股票投機才能保證自己未來能過富裕的生活，那麼所有那些不那麼年輕、健康，沒有特權，甚至還不是白皮膚的美國人又處於何種境況呢？
例如，據1996年2月初的《紐約時報》報道，在迄今仍在工作的1820萬辦公室工作人員中，有數百萬人不得不預想到會在未來的幾年中失去他們的工作，計算機同事將接管他們的職位。在報紙投遞員清晨把這個可怕的消息投放在住宅前和辦公室裡的那一天，已持續了幾個星期的紐約服務業工人，即電梯工、清潔工和普通家庭傭工的罷工正進入關鍵階段。僱主聯盟要求所有新僱員的起點工資必須降低40％。迄今為止薪酬一直相當優厚的門房每週工資應限於352美元。服務業工人工會不願接受這些要求，它擔心如果同意了這些要求，有經驗的工人很快就會被解雇，被低工資的新工人所取代。於是聯合起來的企業生們決定，在夜裡招雇15000多名破壞罷工者，這些人順從地對每小時9美元的工資感恩戴德。
在一向被視為「工會城市」並且已經多次大張旗鼓地驅逐過這樣的「工賊」的紐約，這一次卻沒有聽到公眾的呼聲——甚至當許多工人未能重返工作崗位和罷工以和解結束即起點工資降低20％的時候也還是如此。在此期間。許多美國公民親身經歷了被人用這樣的論據來嚇唬：流落街頭的飢餓的人更好用。
毫無疑問，美國從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人人平等乃至團結互助的社會，這是事實吧？對整個中產階級的進攻將成為給一場大火添加的爆炸性的新燃料，這場大火本來就已經蔓延到了這個居世界領導地位的社會的許多部分。無法消除的種族對立、眾所周知的毒品問題、同樣出名的刑事犯罪數量。從前受讚譽的中學的衰敗，在這些中學裡工作的教師的工資在德國甚至連雇一名家庭文僕都不夠。沒落看來是無止境的，因此留在上層的人反對下層百姓的革命也將繼續下去。
歐洲，你的情況好些嗎？此時從里斯本到赫爾辛基之間的這塊大陸本身不該有任何自負。雖然投資者和企業顧問格倫·唐寧關於這塊舊大陸正在走向自殺的說法幸而沒有言中。但是，當年那些編織美國夢的先驅者們是來自歐洲的，當這個已被實現了的美國惡夢突然像飛去來器那樣折返回來的時候，歐洲現在該如何自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