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工作崗位減少和工資下降的當然不僅僅是財務經理們以及公司董事會，還有第三個當事人參與此事，這就是各國政府。一如既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大多數部長們和執政黨派都相信，國家對經濟的影響應當受到足夠的限制，這樣，繁榮和新的就業機會就會自行到來。在這一主張的名義下，從東京到華盛頓，再到布魯塞爾，一切尚由國家控制和以國家為界的獨佔壟斷公司或寡占壟斷公司逐漸消失。競爭就是一切，就業算不了什麼。各國政府通過使郵政和電信事業，供電和供水事業，航空和鐵路事業私有化，通過使這些服務事業在國際間的交易自由化，通過放鬆對包括技術和勞動保護在內的一切事務的調控，進一步激化了危機，而它們本來是為了對付這種危機才被投票選舉出來的。
在美國和英國，這一矛盾現象早已一目瞭然。放鬆對美國航空運輸事業的調控的始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出於安全和加強監控的原因，在70年代，一家由國家組建的卡特爾把各條航線分配給各家公司，競爭在當時成了一種例外。那時，各航空公司有足夠的盈利，多半對它們的員工實行終身僱用制，當然，服務價格是相當高的。於是，誰時間充裕而貨幣不充裕，誰就去乘汽車或火車。裡根政府把這一切倒了過來。服務價格急劇下跌，許多公司也垮台。無論航空公司還是飛機製造公司都成為極度不穩定的部門。大規模的減員，心懷叵測地加以接管並隨後加以分割，空港陷入混亂狀態，這一切就是接踵而來的後果。最終，只剩下六家舉足輕重的公司。它們僱用的人員少於20年前，賣出的飛機卻多於以往任何時期，這樣一來，飛機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降低了。而且報酬優厚的工作崗位也永遠地消失了。
80年代這一方針在西歐的管理層中曾博得一些熱心的支持。不過，除在英國外，幾乎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為此取得政治上的多數地位。倒是布魯塞爾的歐洲共同體委員會發展成了市場激進派的真正中心，其官員把歐洲絕大部分立法活動同依附於產業的咨詢公司和院外集團緊密協調起來。幾乎未經公開討論，一切由國家控制的成分的私有化和非調控化便成為龐大的集團內市場規劃的固定組成部分。歐洲共同體委員會前委員彼得·施米特胡貝爾不無道理地把這稱作「經濟史上最大的非調控化計劃」。「歐洲1992年」首先在私有經濟中掀起一股巨大的集中浪潮，這一形勢以喪失至少500萬工作崗位為代價。再向前一步，就是歐洲聯盟各國必須開放原來由國家保護的部門和壟斷成分；為此，計劃要進一步裁減人員。
在新的歐洲，也如同從前在美國一樣，首當其衝的是航運部門。在起飛的1990年，歐洲聯盟開放了跨越國界的全部空中交通。價格下落，隨此所有的國家航空公司均遭敗績，只有事先已實行私有化的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公司是兩個例外。首先是一些小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意大利國際航空公司、澳大利亞航空公司、伊比利亞航空公司、比利時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幾乎不再具有競爭能力。在同公司員工的持續爭執中，相繼發生改組，這大多是在國家財政注入上百萬貨幣的助力下進行的，但前景仍不妙，並且已裁減了43000個工作崗位。從1997年4月開始，務航空公司可以開闢歐盟各國的國內航線，例如英國航空公司開闢了漢堡至慕尼黑的航線。正如所預料的，這一新的提高效益的行動在各公司引起了第二次巨大的解在浪潮。單是在德國的漢莎航空公司中，五年內就將節省15億馬克的工資支出。除將裁減未詳數目的員工外，漢莎航空公司的首腦於爾根·韋貝爾宣佈凍結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和削減休假權利。這場爭奪歐洲空中市場份額的鬥爭，結局只使得四五家大公司能夠保存下來。
各國推行的這種削減工作崗位的計劃，再加上同時存在的不斷蔓延的失業現象，就造成了一種混亂的政治方針。同整個的計劃比較起來，航空運輸事業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實驗。從1998年初開始，歐盟內部的整個貿易，包括電信服務在內，也實行開放，這對於投資者和資本雄厚的大公司來說，又是一個新的幸福天堂。從赫爾辛基到里斯本，以往的國有獨佔壟斷企業都要為進行競爭做好準備，同對私營的國際聯合公司也已披掛整齊準備向龐大的市場進行衝擊，這個以億萬美元為容量的市場以兩位數的增長率擴大著，並且為人們提供的年盈利率可望以40％的幅度向上增長，從而證明自身的存在價值。歸根到底這意味著什麼呢？這裡可以比較一下德國電信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情況作為例解來加以說明。美國的這家左右市場的公司，在1995年這個營業年，僅以77000名員工而獲利54．9億美元。德國公司的銷售額大致相同，為470億美元，經換算利潤僅為35億美元，但是卻僱用了21萬名員工，幾乎等於美國公司員工數的三倍。索尼公司的前經理和今天德國電信公司經理羅恩·佐默爾同工會達成協議，在1998年前，首批六萬名電話工人在給以賠償和提前退休條件下下崗。為了保持電信公司的競爭能力，至2000年，還應減員十萬人，這是戰後德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大裁員。或許，這些工作崗位的一部分在德國電力和礦山聯合股份公司和萊茵一威斯特伐裡亞電站這兩大電力公司實行競爭聯合（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和莢國電信公司也有合作關係）的條件下，又會重新形成，因為新的機構可以以自己原有的同供電線路一致的內部電話網為依托，並作為供電壟斷企業擁有相當數量的人員儲備，這些力量現在可以重新安排並能從中獲利。此外，立法者向它們保證，它們可以以優惠價格使用電信分線網，並且首先可以集中力量發展獲利的人口稠密地區的事業，因為後者可以使用較少的人力。
政府機關的後令人物當然不想再親自決定擴大失業人數。聯邦政府自1996年11月起在全世界各大交易所出售電信公司的大部分債券。稍後其餘部分被一些大基金公司的追逐紅利者買走。類似這樣的事情又在整個歐洲重複上演，並且不可避免地使歐洲聯盟各國的失業率達到新的高度。正當歐洲各電信公司為對付未來的競爭者而進行準備之際，政界又使下一輪的自由化出台。
1996年春，美國國會決定開放直到那時為止在美國還受保護的地方電信市場。三家跨地區的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MCI公司和Sprint公司將同此前的七家地區性壟斷公司展開全方位競爭。每次總是兩家地區性公司一瞬間就聯合為一個更大的單位，同時員工被裁減。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也宣佈要進一步削減四萬個工作崗位。甚至英國電信公司也要採取重大步驟，進一步削減人員以增加利潤。雖然在1984年實行私有化之初，該公司已削減113000人，就是說裁減了原來員工中幾乎一半的人，但是到2000年，計劃還要削減36000入。可見，英國人和美國人準備開展一楊全世界規模的總體競爭，政界已為此開闢了道路。從1995年秋開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日內瓦總部內，各國代表團便就電信領域的一項世界性貿易協定的細節進行磋商。這項協定一旦生效，——各大公司院外活動集團正在為此而奔走——，「全世界就將只剩下四家或五家巨霸公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行業研究家埃利·諾阿姆教授曾作此預言。
實際上，華盛頓、布魯塞爾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首都的市場信徒們，並不是只放鬆一下電信事業方面的調控就算了事了。按照歐盟委員會的設想，從2001年開始，該輪到郵政事業的改革了，而這又牽涉到歐洲180萬郵政員工。電力事業方面的壟斷現象也要取消。繼美國人之後，德國聯邦政府也想單獨採取行動，要這樣做的還有美國的一些州。
如果歐洲的政治家們對他們一再作出的保證能認真對待，確實把失業當作他們最關心的事情，那他們就會明白，他們的做法純屬發瘋。他們還知道他們是在幹什麼嗎？毫無疑問，他們自認為是有理由的。1996年初羅恩·佐默爾的經驗就證實了這一點。在這一年的元旦，這位電信事業統帥改變了付費結構，長途通話變便宜了，本地通話則加了價。為了讓德國電信公司做好準備參與競爭和股票上市流通，這一措施只能認為是合理的。在競爭中，那些多半是私人性質的近距離通話，卻要由跨地區的更頻繁的業務性通話客戶來彌補其費用，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新的競爭對手首先想要通過降低長途通話費用來招攬大客戶。佐默爾必須讓公司為此做好準備。可是，新的價目表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德國的馬路新聞報刊和政界就密切配合在民眾中掀起一場對惡劣的電信公司的憤怒指責，結果公司不得不向靠電話消磨時間的孤獨老奶奶們讓步，並為富有的業務用戶打折扣。聯邦議會各政黨的制訂經濟政策的人們，昨天曾批准新的價目表，今天卻要求為親戚朋友之間的通話收取社會福利價格。這些人當中為首的，就是來自德國基督教社會聯盟的郵政部長沃爾岡·特奇。佐默爾只能抱怨一番，說什麼這套民粹主義「簡直令人憤慨」。
在憤怒和虛偽之間的這種政治上的舞蹈，不只是荒謬的，它還證明，執政者中的大多數人對經濟政策上的世界性計劃的結果看不大清楚，而他們卻要以此為基礎來立法。歐盟委員會有關事務的主管委員卡勒爾·萬·米爾茨曾就競爭問題保證說：「對一些原本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實行自由化，這樣的決策決不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而只是一種為適應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所採取的順乎自然的步驟的另一說法。」只不過，萬·米爾茨所選擇的用語恰好透露了那種早已不是秘密的意識形態。每當政治家們在分配國有財產、稅額和經濟上的實惠時，也總是說要順乎自然，這時，這種意識形態不是昭然若揭了嗎？那些有關利益的代表者，如迪爾克·胡迪格，倒是直率得多。此人曾為英國實業公司在布魯塞爾大搞院外活動。他抱怨說：「歐洲的各種公共服務的令人自豪的價格，乃是國有企業降低效益的果實，它們與其說是為客戶服務，不如說是為它們自己的員工服務。如果歐洲要具備競爭能力，這種效益低下的包袱就不應當由社會的有生產效益的部門來長期負擔。」
這乍一聽來似乎是有道理的。為電話、運輸、供電或業務性出差付出更高的費用，這在全球性競爭中是歐洲經濟的一個弱點。私人消費者同樣要向壟斷公司付出過高的價格，並且常常被令人難以置信的服務弄得不快。毫無疑問，大多數相關的部門，用技術上的最佳值來衡量，是效能低下的。但是在危機時期，它們提供了大量有保證的工作崗位。本來，上百萬的居民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或者說正在為自己的工作和子女們的前途擔心，所以這時再實行非調控化，就會引發政治動亂。但是，大多數政府仍堅持這種做法，因為它們身邊的專家們對新自由主義理論深信不疑，並作出這樣的保證：降低成本會促使高新技術服務部門創造出新的更好的工作。
但是，這樣的奇跡一直沒有出現。甚至一再發誓要創出奇跡的交通工具生產部門也沒有什麼兩樣，而本來電信事業的私有化據說已為這類部門的有成就的發展拓寬了道路。人們預言將出現多媒體熱，這種多媒體將借助於廉價的網絡信息高速公路而大展宏圖。可是這種多媒體計劃首先又只能是一種排擠員工的計劃。顧客的旅行付費、現金存取和各種購買越是能方便地通過在線服務辦理，銀行、保險公司、旅遊社和零售業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就變得越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損失在開展電子數據處理服務的條件下哪怕會近似地得到補償，而通過這種服務系統的程序和電腦可以在導線上把未來世界組織起來。在未來的多媒體工業的少數勞動密集型部分中，如影像製品部門和娛樂部門中，可惜德國和歐洲在全球是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這就是德意志銀行的一家下屬單位羅蘭德·貝格爾管理咨詢公司所得出的結論。因此，關於我們已經啟航駛向信息時代，希望政界最好不要再說那麼多的錯話。
可見，非調控化戰略已把效益夢想強調過了頭，反過來推向自我毀滅。儘管如此，世界經濟的一些權威機構，不管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已發出信息，要繼續推進全球的一體化。當然，這些機構的樂觀估計由於高度發達國家中種種問題日趨尖銳化而遇到麻煩。但是一些專家們卻異口同聲地開導人們說，無邊界的市場至少為第三世界開闢了一條擺脫貧窮和落後的道路。例如，基爾經濟研究所，德國新自由主義的這座科學堡壘的兩位研究人員埃裡希·貢德拉赫和彼得·努南卡姆普曾這樣寫道：「全球一體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更好的機遇，使它們在經濟上向工業國家靠攏。」《法蘭克福總匯報》，為資本爭取自由的這個報界急先鋒則論證說，只有「通過全球一體化，才能使全世界另外的60億居民分享已取得的種種成果，而直到80年代為止，還只有老牌工業國家的6億人才能享受到這種成果。」這是一個有力的論據，但是還能言中嗎？北方的福利的喪失，真的能造福於南方的貧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