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穩定的貨幣對於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優勢，這種穩定的貨幣使人們在從事進出口交易時能進行可靠的估算，並降低為了確保匯率波動風險所付出的代價。所以早在1979年西歐各國政府就已聯合起來，把當時所有歐共體國家的貨幣彼此緊密地聯結起來。至少在歐共體內部抵消由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統治的喪失而造成的消極後果。這還有利於經濟上欠發達地區進行經濟趕超活動，逐漸形成「趨同」局面。負責保障匯率穩定的是貨幣發行銀行，它在任何時候都會使里拉、比塞塔或英鎊以固定價格與德國馬克相兌換。多年來，對於貨幣投資者來說，歐洲貨幣體系本身就是一筆很好的生意。經濟力量比較薄弱的國家，如意大利、英國或者愛爾蘭，對於國家或私人貸款提供的利息高於美國和德國，而且匯率風險是很小的，反過來兌換成德國馬克或美元也是受到保障的。
然而德國統一卻使這個體系陷入了混亂。通過與東部的貨幣聯盟，聯邦德國政府賒購了民主德國，即事實上一個破產的工業國家。德國馬克的貨幣流通總量迅速膨脹，並沒有一種商品和設備的相應等價物，而且面臨通貨膨脹率增高的威脅。聯邦德國銀行以大幅度提高利率來對付這些危險，所有其他歐共體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也不得不緊緊跟上，以便使自己的貨幣相對於德國馬克的實際價值保持穩定。然而這種做法在總體經濟上看還是很成問題的。高利率就會使投資窒息。德意志聯邦銀行在歐洲範圍內突然受到襲擊，大型康采恩公司開始把他們的結存款項分別兌換成里拉、英鎊和比塞塔。因為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些貨幣即將升值。儘管如此，歐洲聯盟的掌權者還是猶豫不決，不敢貿然放棄歐洲貨幣聯盟。最後，整個歐洲一體化的主張都受到影響，他們希望立即結束德國統一危機和高利率危機。兩年之後，甚至這個希望也化為泡影。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兩年就是很長的時間了。
在歐洲貨幣體系的這場危機中，斯坦利·德魯肯米勒，即以美國百萬富翁喬治·索羅斯財產為基礎創建的量子基金會的首領，嗅到了他飛黃騰達的巨大機會。德魯肯米勒是人格化的美國之夢。在大學的時候他屢經失敗，甚至70年代才通過銀行學徒的招工考試。然而他作為出奇制勝勇敢下注者的名聲使他在匹茲堡一家小銀行謀得一份股市行情分析的工作，然後在德雷福斯王朝充當財產管理人，最後作為喬治·索羅斯的接班人，登上了這家基金公司的寶座。自此以後，原籍為匈牙利的索羅斯通常只作為富有鞋力的公司廣告人物發揮作用。他還作為東歐經濟改造的促進者和資助者貢獻了他的力量。如北美經濟雜誌《商業週刊》關於索羅斯報道的標題所說的，他是「推動市場的人」，而量子基金會的真正領導人則是德魯肯米勒。
1992年8月，德魯肯米勒最早認識到，歐洲貨幣體系保衛者們的形勢實際上是如何棘手。從斯德哥爾摩到羅馬，各國政府的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幾乎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說，他們將堅持既定的兌換匯率。但是與此同時卻又洩露出消息說，貨幣比較疲軟的國家準備接受德國馬克貸款，以便補充自己的貨幣儲備。
對於向歐洲貨幣體系發起攻擊的人來說，關於貨幣發行銀行的德國馬克儲備的數據是十分珍貴的，這就像在戰爭中獲得一座被圍困城市的食品和飲用水儲備情報一樣。用這些數據武裝起來的德魯肯米勒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他的戰略十分簡單，每天不斷地借來大量英鎊，只是為了在英國各家銀行中立即兌換成德國馬克，這些貨幣機構再向英格蘭銀行要求提供德國馬克。越來越多的模仿者也照此辦理，他也就越來越有把握迫使英格蘭銀行傾盡全部儲備。最後，英格蘭銀行作為以現行高額市場匯率進行支付的最後買主，將無力支付，從而不得不讓英鎊貶值。量子基金會此後以不斷下跌的匯率重新購買英鎊，同時又還清貸款。即使英鎊只下跌了10％，這筆生意就可以從每英鎊賺到25芬尼的利潤。
直到9月的第二周，英國人還對德意志聯邦銀行抱以希望。英國人憑借無限的德國馬克資金儲備從理論上是能夠保護英鎊抵禦這場攻擊的。為了對付規模越來越大的投機浪潮，德意志聯邦銀行不得不向市場投放數十億馬克。法蘭克福的貨幣守護者們相信，這種投放將激起通貨膨脹。9月15日，德英兩國的團結互助走到了它的極限。當時的德意志聯邦銀行總裁赫爾穆特·施萊辛格在一次報界聯席會議上順便解釋說，歐洲貨幣體系需要作出一些「適應反應」。這個表態在幾分鐘內傳遍全世界。後來，金融專家在送交美國財政部的一份報告中判斷說「這等於發出一份建議廣告，讓人們『購買英鎊』！」
通過協議和法律迫使自由的資本流通遵守規則的約束，倫敦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就只剩下這一個武器了。他可以提高利率，讓攻擊者為他們——借來的——賭注上稅。在施萊辛格背叛的第二天，他在上午11點和下午2點，兩次提高銀行新出手貨幣的利率，每次提高2％。然而預計從英鎊貶值所獲得的利潤大大超過了提高了的利息成本。拉蒙特自衛措施的唯一結果就是投機者依舊大筆大筆地借款和兌換。到下午4點，英格蘭銀行全部儲備的一半都已賭輸並且支付出去。幾個小時內，英鎊貶值9％，攻擊者獲得夢幻般的利潤。僅僅德魯肯米勒就為量子基金會掙到10億美元。索羅斯事後公佈了這個數字。
在以後的幾天，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重複上演了這場戲劇。為了防止遭到同樣命運，瑞典人和愛爾蘭人進行了強硬的緊急自衛。他們一下子把利息提高到500％和300％。但是投機者非常準確地把這種自衛解釋為一種虛弱的表現。他們只需要耐心等待，他們知道，這兩個國家堅持不了多久，如果他們不想扼殺自已經濟的話。瑞典人到11月終於罷手，重新恢復正常利率，瑞典克朗貶值9％，愛爾蘭到第二年2月也緊緊跟上，貨幣貶值10％。
圍繞歐洲貨幣體系的這場鬥爭遠沒有終結，堅挺的法郎還在堅持著。與其他國家情況不同，法國貨幣從來沒有受到人們過高評價。1993年初，這個歐洲第二大國的國民經濟甚至比德國還要好。從以往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已使那些追逐利率的人嘗到甜頭。僅僅波恩和巴黎所宣佈的要保持對德國馬克的平價並且在沒有英國和意大利的情況下也要拯救歐洲貨幣體系的政治意志就足以挑起新的投機浪潮。巴黎的貨幣發行銀行在數月時間內進行了支持性購買的一切努力，並試圖強迫法蘭克福的同事最終降低利率，以便減輕歐洲貨幣體系的壓力。德意志聯邦銀行在7月29日星期四的董事會會議上並沒有滿足這個願望，此後再次掀起大規模投機浪潮。第二天在巴黎的法國財政部匆忙召開的解決德法危機的緊急會議上，法蘭西銀行總裁雅克·德·拉羅西埃要求他的法蘭克福同事們極盡全力予以支持。在代表團辯論的時候，他們實際正經歷歐洲貨幣體系的總崩潰。僅僅一個數字就可以證明這場針對法國的世界範圍的投機活動所取得的十足優勢。在第二天上午投機活動達到頂峰的時候，一時間巴黎中央銀行幾乎每分鐘即損失1億美元。到交易所關門的時候，拉羅西埃的工作人員已拋售了500億美元，這些總數的一半處於投機家的手中。
施萊辛格和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漢斯·蒂特邁耶爾並不想承擔罪名，也不想為估計還將繼續下去的投機活動承擔責任，他們建議法國人放棄努力。而這些法國人相反地把整個問題的起因都推到德國頭上。星期日深夜，拉羅西埃和他的政府還在徒勞地向德國人施加壓力，直到星期一清晨1點鐘，在東這一過程的關鍵。在追求最大利潤的驅使下，世界的儲蓄財富應當不斷地流向能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貨幣主義者認為，這種最佳利用當然就是指能帶來最大收益的投資。因此來自資本雄厚國家的金錢在充滿投資機會的地區就能夠使儲蓄者收穫到最大限度的利潤。相反地，接受貸款的人也可以在世界範圍內選擇那些利息最低的貸款人，從而不必在國內屈服於本國銀行卡特爾或者說不必向本國銀行交納高額利息，以致於他們在國內用於投資所需要的儲蓄大幅度減少。從這種資本流動中獲益的——至少從理論上說——是所有民族。因為在這條道路上，最佳投資會帶來最高的經濟增長率。
這樣，貨幣主義者就使金融市場所發生的事情具有了更高的理性。正如蒂特邁耶爾原來在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中的同事、今天在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中任職的格德·豪斯勒所說的，這種理性的體現者只不過是「用貨幣貶值和提高利率的手段對政治上的錯誤施加懲罰的仲裁人」。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金融市場是評判任何一項經濟政策的法官和陪審員」。對於民族國家來說，喪失權力只能是一件好事。政府失去的只是濫用權力，只是過度徵稅和提高債務導致通貨膨脹的機會。這是強制性的「正常紀律」。
這個沒有國界的金融市場真的能成為福利的總源泉，成為經濟世界的理性守衛者嗎？這種說法不僅會發生誤導，而且還是很危險的。類似的說法使人們看不到與此相聯繫的政治風險。因為國家越是依賴於投資者的良好願望。政府也就越是毫無顧忌地對於那些本來已經特權化的少數人即貨幣財富的佔有者實行優惠政策。而他們的利益總是相同的：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他們貨幣的穩定的表面價值，對他們的利息收入盡可能減少徵稅。這些市場崇拜者不斷地把這些目標等同於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繫中由此形成一種純粹的意識形態。各國之間金融經濟的短路迫使他們爭先恐後地減少徵稅、降低國家開支，放棄社會福利平衡，其結果不是別的，而只能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誰能夠為（資本的）強者創造良好條件，誰就會受到獎勵。而違犯這條熱帶叢林規律的政府就會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