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從歐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證明是天下無敵。充滿活力、無往不勝的。然而對於未來的建設它卻難以勝任。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1949年對世界上的窮人宣佈說，通過「提高工業生產」，使「不發達國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
恰恰是現在，在從波哥大到雅庫茨克，通過影像世界聯合起來的數十億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樣發展，而這種發展廣告的推銷者正是破壞契約合同的人。他們在自己國家，在美國和歐洲已無法兌現他們的諾言，無法扼制日益擴大的社會分裂，他們又怎麼能夠考慮幫助第三世界實現有益於生態的經濟增長和公正的財富分配呢？這種自以為是的發展教條越來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時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屬於冷戰的武器，按照邏輯，似乎該進博物館了。
新的箴言聲稱：快逃命吧！誰又能夠逃脫得掉呢？因為在資本主義獲勝以後，歷史絕對沒有達到1989年北美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稱的終點，而達到終結的只是被冒失地稱作「現代主義」的方案。一個全球範圍內的時代轉折正在開始。不是繁榮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態摧毀、文化蛻化，明顯地決定著人類大多數的日常生活。
當世界精英們在舊金山開會，估計迄今為止的福利國家將發展成為一個2080的社會的時候，這種分配格局在世界範圍內早已形成，並且固定下來。
這些數據是眾所周知的。由於全球化所釋放的力量，它不久就會有全新的解釋：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國家決定著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產，他們的公民所從事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842％，佔有著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自1960年以來，這些最富有的國家與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窮困國家之間的差距擴大了一倍。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到，被貼上公子標籤的發展援助已經宣佈破產。
目前，人們對勞動崗位與社會和平的憂慮使得對環境問題的興趣黯然失色。報紙上有關迫切環境問題通欄標題的減少絕對不意味著地球上生態狀況的改善。自從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轟動一時的聯合國環境發展會議以來，全球自然資源消費模式依舊設有什麼變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費的木材相當於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們還消耗著世界金屬加工總量的75％，能源的70％。結論是老生常談的，但又是頗為蠻橫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絕對無法共同享受這樣一種以加重自然生態負擔為代價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類的發展。
發電廠和內燃發動機在世界範圍內的普及已使我們生態系統的能源平衡從根本上受到破壞。里約熱內盧最高首腦會議的目標聲明猶如遙遠歷史階段的一聲蘆笛。這個在世界最美麗的大都市郊區召集會議的世界組織喋喋不休地宣佈一種「可持續發展」，一種不要把子孫後代拋到日益惡化的環境和資源狀態中的經濟方針。在世紀之交以前，至少在工業國家內，煤炭採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國煤炭業產值將下降25％。
紙上的許諾都是空話。到2020年世界範圍的能源消耗將要增加一倍。造成溫室效應的廢氣將增加45％至90％。在研究氣候變化的國際政策小組委員會中互相交換研究成果的著名氣象學學者，多年以來一直徒勞地警告人們注意「人類對於世界氣候的顯著影響」。
氣候變化已經無法扼制，但無論如何應當緩解這種變化，因為它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犧牲。格爾林康采恩，德國大型工業保險公司的瓦爾特·雅各比聲明說：「對於我們來說，全球氣候變暖，其後果為風雨成災，洪水氾濫已成為客觀事實。』80年代保險公司必須為世界範圍內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災難賠償損失2000萬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這種毀滅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僅一次襲擊美國東海岸和北歐的強大風暴，據再保險公司新近估算，損失大約是以上數字的4倍，達8000萬美元。與此相應，參加保險所交納的保險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脅的地區，房產主越來越難於締結一項令人滿意的保險契約。各國已經為氣候風險支付了一筆無法估量的代價。由於受風暴傷害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許多外國投資者紛紛望而卻步，不再把重要款項投到孟加拉國。
海平面的明顯上升恐怕是無法阻止的。幾乎還沒有開始的城市時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終結。因為人口在50萬以上的居民聚集區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帶，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買、曼谷、伊斯坦布爾、紐約，它們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脅，但它們無法像荷蘭那樣建立起很高的攔洪堤阻擋海水的侵襲。
中國也不得不為下個世紀的洪水氾濫而擔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幾十個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都面臨大海。毛的繼承人考慮的主要是本世紀的事情，在獲得特許或沒有特許的情況下學習模仿西方的成果。一個原則的方向性決策已經作出，十億人民列隊長征奔向汽車社會。實用主義的考慮聲稱，世界氣溫升溫總比國內不滿情緒升溫要好得多，擁有一輛自己的汽車就像鴉片一樣，會使人安靜下來。
華盛頓交通專家奧迪爾·圖納裡注意到：「在中國，目前騎自行車被人們當作不發達的反映，是受到鄙視的。」目前在道路上僅有180萬輛汽車，相當於德國汽車數量的5％；恐怕用不了歷年將會達到2000萬輛。國際市場上的大型汽車生產廠商像發現黃金一樣激動。在上海的大眾汽車公司估計，僅它一家將提供所有新汽車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馳公司、標緻股份有限公司、雪鐵龍公司、馬自達公司、尼桑公司、韓國的大宇集團紛紛利用生產協議和開設分廠參與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所有其他國家的這種令人吃驚的新時代長征。
東京大學汽車工業專家籐本高廣預言說：「整個亞洲市場以每年2000萬輛新汽車的速度很快就會趕上歐洲北美汽車市場的規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來東方集團國家也報告出令人吃驚的增長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車產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東方居民所期盼的無非是與他的西方鄰居一樣。擁有自己小汽車的魅力在我們這裡正緩慢衰退，而在這些新市場中卻持續上升。小汽車絕對不僅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會地位、財富、權力和臆想的個人自由的象徵。因此，世界範圍內的汽車廢氣已失去任何控制，到2020年大概有10億輛汽車，是今天的2倍。那時恐怕要把注意力集中於解決全球交通阻塞問題了。
現在歐洲聯盟的公民要在堵車中損失他們的社會總生產產值的1．5％，這個數字在曼谷為2．1％。駕車經過交通癱瘓的曾號稱「東方威尼斯」的泰國首都，延誤時間之長，迫使駕車人在趕赴生意約會的路上，為謹慎起見，在汽車中安裝便攜式廁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經驗要派出三輛載重汽車走不同的路為它的客戶送貨，這樣，儘管高速公路上堵車長達數小時之久，依然能夠遵守原定貨時間。
怎麼樣？夢想依舊是夢想，因為它很早以前就被證明是一條錯誤道路。無法遏止的汽車化與似乎無法避免的後果一起走向一個最後的、巨大的巔峰。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通過節約能源使用、抑制小汽車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制氣候變暖的所有努力都將化為烏有。80年代工業化國家關於運輸價格和汽油價格的辯論並沒有進行到底，公正的生態稅也沒有認真堅持。結果受到懲罰。現在的發展已把他們拋在後面。一直處於偏遠地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的新手從石油的低廉價格中大獲其利。只要環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國商人們就會拉著大量玩具環繞半個地球航行，向歐洲聯盟提供價格越來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壓倒了捷克低薪工廠的產品，至於歐洲聯盟的企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同生態問題的可怕無知一起不斷向前推進。中國城市噴吐一種強大的有毒雲層，它能夠綿延1700公里，越過太平洋。上海居民幾乎每個工作日都在一種深橙色的城市煙霧籠罩下醒來。在成都，幾千家石灰窯和磚瓦廠排出來的未經過濾的白色的、黑色的濃煙可以飄到數十公里以外。比尼泊爾聲名狼藉的加德滿都峽谷還要糟糕，那裡的空氣使人鼻涕痰喘，猶如置身於大城市的火爐煙道之中。英國建築學家約翰·西甘特在經歷一次漫長的遠東旅行之後總結他的印象說：「我看到太平洋空間大部分地區的未來，簡直嚇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變他們的生活標準，並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毀滅掉。」
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很好的社會中，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會中。儘管由於全球變暖而帶來越來越多的不適，迄今為止福利國家的多數居民還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夠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這種生態困境進一步推動了即將來臨的20：80的社會。因為緊張而昂貴的自然財富只有少數人才有能力享受。只有支配它的人才能獲取附加利潤。
阿爾貝爾格山前豪華的萊西滑雪場大約可以暗自高興了，因為氣象學家最近預言說，奧地利冬季旅遊活動將最終結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蓋，當地的村莊很快就會富裕起來。這以後，在阿爾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國馬球比賽一樣變成少數人的奢侈運動。目前有些旅店老闆，動用了大筆投資進行投機，債務已經堆積如山。1380名萊西居民正富於遠見地對他們的土地所有權進行丈量、核實成u界，封鎖了每一個路口。他們的子孫們等著大發橫財。到2060年，他們再也不會使用昂貴的滑雪設備把克裡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時大家都成了百萬富翁，他們靠自己的資本收益生活，或者說可以毫不費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這個例子聽起來可能令人討厭，但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結成廣泛政治戰線反對地球變暖的鬥爭之所以進展緩慢，就是因為有數百萬人可以從氣候變化中獲取好處。另一方面，這樣一種想法也是錯誤的，即認為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用的。各種不祥的厄運都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結論只會慫恿抑制人們的鬥爭，不過是無所作為的一種遁詞，讓人們就這麼舒舒服服地靜等著世界的沒落。
但是，這種消除一切衝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毀滅並不會發生。人類還要、而且不得不長期生存下去。問題只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見的人接近於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極大貧困，即使在迄今為止的工業國家也是如此。正如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首領蒂羅·博德所強調的：「在亞洲將決定人類的生態命運。」但是對於破壞環境的變化首先應承擔責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樹起商品神殿，並把商品的形象像神靈一樣緊緊抓住不放的人。
在這裡必須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伍用塔爾研究所所長埃倫斯特·烏爾利希·馮·魏茨澤克論證說，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棄的時候，絕對不是「在向貧困悲慘進軍」，而是要獲取一種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為這個經受住考驗的未來學實驗室的一名領導人，他與北美的能源專家阿莫裡·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們的詳細方案：《四個因素：雙倍福利一減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國，這本書獲得了令人吃驚的征訂數量。
當歐洲核心地區已經全面小汽車化，所有家庭都弄到電視機的時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顯地擺脫了這些現代化的聖像。社會本身正在兩極分化。自從尋找停車場的焦慮超過了開車的樂趣以來，一個平等主義的汽車社會的理想就開始破產。即使是大規模堵車現象也沒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誰擁有電視機和小汽車就擁有了一種等級地位，而今天無論是擁有一輛汽車還是對電視形成依賴，都不再屬於新的奢侈享受。買得起汽車和電視機的人現在都喜歡在安靜的、離停車場很近的市內居住，而不是在離停車場很遠的郊外居住。誰正過著一種緊張生活，就會自覺放棄閃閃發光的電視屏幕上的虛假世界——就會對「靠餵奶過日子」不屑一顧。
這樣一種小小的、少數優秀分子的逃避並不能取代面臨的社會轉折。從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長的極限》，（1972年）到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以《瀕臨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驅們很早以來就勾畫了這場社會轉折。1989年初夏，環境問題與氣候災難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個最富裕國家的首腦高級經濟會談的日程——這似乎是西方執掌權柄的人改變思想的信號。對政府施加影響的思想庫，華盛頓世界資源研究所在一份權威性的表態文件中聲明說：「90年代將是關鍵性的十年。」華盛頓史密森國立博物館的生物學家托瑪斯·洛夫喬伊贊同說：「到下一個十年就太晚了，關鍵性鬥爭將在90年代決定勝負。」
幾個月以後，柏林牆倒塌了。持樂觀態度的人們相信，拯救這個星球的戰鬥將取代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戰爭。開始，這個設想還頗有說服力地產生很大影響。無論如何，冷戰是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和狂熱進行的。這些能量現在突然被閒置下來。固然反共主義把鋒芒指向一個明確的外部敵人，並且可以依靠數千年來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脅是看不見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羅馬俱樂部的貝特蘭·施奈德曾這樣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