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和詩都是同一個題材。它的描寫對象是城市。
後來在他的文稿中發現了一則札記：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時候，我發現它荒涼，一半已
快變成廢墟了。它經歷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驗後便成為這副
樣子，至今仍是這副樣子。人口減少了，新住宅沒有建築，舊
住宅不曾修繕。
但即便是這種樣子，它仍然是現代大城市，現代新藝術
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來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亂地排列在一起，
彷彿出於作者的任性，像象徵主義者布洛克、維爾哈倫、
惠特曼那樣，其實完全不是修辭上的任意胡來。這是印象的
新結構，從生活中發現的，從現實中臨摹的。
正像他們那樣，在詩行上驅趕一系列形象，詩行自己擴
散開，把人群從我們身邊趕走，如同馬車從十九世紀末繁忙
的城市街道上駛過，而後來，又如二十世紀初的電氣車廂和
地鐵車廂從城市裡駛過一樣。
在這種環境中，田園的純樸焉能存在。它的虛假的樸實
是文學的贗品，不自然的裝腔作勢，書本裡的情形，不是來
自農村，而是從科學院書庫的書架上搬來的。生動的、自然
形成並符合今天精神的語言是都市主義的語言。
我住在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陽光照得耀眼的夏天
的莫斯科，庭院之間的熾熱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樓上窗框上
的光點，瀰漫著街道和塵土的氣息，在我周圍旋轉，使我頭
腦發昏，並想叫我為了讚美莫斯科而使別人的頭腦發昏。為
了這個目的，它教育了我，並使我獻身藝術。
牆外日夜喧囂的街道同當代人的靈魂聯繫得如此緊
密，有如開始的序曲同充滿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經
被腳燈照紅的帷幕一樣。門外和窗外不住聲地騷動和喧囂
的城市是我們每個人走向生活的巨大無邊的前奏。我正想
從這種角度描寫城市。
在保存下來的日瓦戈的詩稿中沒有見到這類詩。也許《哈姆雷特》屬於這種詩？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加澤特內街拐角的電車站上了開往尼基塔街方向的電車，從大學到庫德林斯卡亞大街去。他頭一天到博特金醫院去就職，這所醫院那時叫索爾達金科夫醫院，這也許木是他頭一次上那兒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走運。他上了一輛有毛病的電車，這輛電車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車輪子陷進電車軌道，阻擋電車行駛，便是車底下或者車頂上的絕緣體出了故障，發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電車司機常常拿著扳鉗從停住的電車前門上下來，圍繞著電車察看，蹲下來鑽進車底下修理車輪子和後門之間的部件。
倒霉的電車阻擋全線通行。街上已經擠滿被它阻擋住的電車，後面的電車還源源不斷地開來，都擠在∼起。這條長龍的尾巴已經到了練馬場，並且還在不斷地加長。乘客從後面的車上下來，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輛電車，彷彿換乘一輛車能佔多大便宜似的。炎熱的早晨擠滿人的車廂又悶又熱。在從尼基塔門跑過石板路的一群乘客頭上，∼塊黑紫色的烏雲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坐在車廂左邊的單人座位上，被擠得貼在窗戶上。音樂學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側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著這一側步行的和乘車的人，一個也沒放過，腦子卻不由自主地、漫不經心地想著另一個人。
一個頭戴纏著亞麻布製成的雛菊花和矢車菊花的淡黃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緊身連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著，累得氣喘吁吁，用手裡拿著的一個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著緊身胸衣，熱得渾身無力，滿臉都是汗，用花邊手絹擦著被浸濕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線和電車軌道平行。修好的電車一開動，便超過她。她有幾次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視線中消失。電車再次發生故障停下來的時候，女士趕過電車，又有幾次映入醫生的眼簾。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起中學的算術題，計算在不同時間內以不同速度開動的火車的時間和順序。他想回憶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麼也回憶不起來。他沒想出演算的方法來，便從這些回憶跳到另外的回憶上，陷入更為複雜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邊幾個正在發育成長的人，一個靠著一個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誰的命運能超過另一個人的命運，誰比誰活得更長。他想起某種類似人生競技場中的相對原則，但他終於思緒紊亂，於是放棄了這種類比。
天空打了∼個閃，響起一陣雷聲。倒霉的電車已經卡在從庫德林斯卡亞大街到動物園的下坡上了。穿淡紫色連衣裙的女士過了一會兒又出現在窗外，從電車旁邊走過，漸漸走遠了。頭一陣大雨點落在人行道上、石板路上和那個女士身上。一陣夾帶著塵土的風掃過人行道上的樹木，刮得樹葉翻滾，掀動女士的帽子，捲起她的衣裙，突然又止住了。
醫生感到一陣頭暈，四肢無力。他強撐著從座位上站起來，一上一下地拚命拉窗戶的吊帶，想打開車廂的窗戶。但他怎麼也拉不開。
有人向醫生喊道，窗戶都釘死了，可他正在同頭暈作鬥爭，心裡充滿驚恐，因此並不認為那是對自己喊叫，也沒理解喊叫的意思。他繼續開窗子，又一上一下地拽了兩三次吊帶，猛地往自己身上一拉，突然感到胸中一陣從未有過的劇痛。他馬上便明白內臟什麼地方被拉傷了，鑄成致命的錯誤，一切都完了。這時電車開動了，但在普列斯納街上沒走幾步又停住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以超人的毅力搖搖晃晃地擠開站在兩排凳子之間的乘客，擠到車的後門口。人們不讓他過去，大聲責罵他。他覺得湧入的清新空氣使他有了精神，也許一切尚未完結，他會好一些。
他從後門口人堆裡往外擠，又引起一陣罵聲、踢瑞和狂怒。他不顧乘客的喊叫，擠出人群，從電車的踏板上邁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兩步、三步，咕略一聲栽在石板上，從此再也沒起來。
響起一片喧嘩聲，乘客紛紛爭著出主意。有幾個乘客從後門下來，圍住摔倒的人。他們很快便斷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臟停止跳動。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圍著屍體的人群走來，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覺得失望，這個人木是軋死的，他的死同電車毫不相干。人越來越多。穿淡紫色連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會兒，看了看死者，聽了一會兒旁人的議論，又向前走去。她是個外國人，但聽明白了有的人主張把屍體抬上電車，運到前面的醫院去，另外一些人說應當叫民警。她沒等到他們作出決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連衣裙的女士是從梅留澤耶沃來的瑞士籍的弗列裡小姐。她已經非常衰老了。十二年來，她∼直在書面申請准許她返回祖國。不久前她的申請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來領取出境護照。那天她到本國大使館去領取護照，她當扇子扇的東西便是用綢帶紮起來的捲成一卷的證件。她向前走去，已經超過電車十次了，但一點都不知道她超過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長。
從通向房門的走廊便能看見屋子的一角，那兒斜放著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具棺材，它低狹的尾端像一隻鑿得很粗糙的獨木舟，正對著房門。死者的腿緊頂著棺材。這張桌子便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先前的寫字檯。屋裡沒有別的桌子。手稿放過抽屜裡，桌子放在棺材底下。枕頭墊得很高，屍體躺在棺材裡就像放在小山坡上。
棺材周圍放了許多鮮花，在這個季節罕見的一簇簇丁香，插在瓦罐或花瓶裡的仙客來和爪葉菊。鮮花擋住從窗口射進來的光線。微弱的光線透過擺在桌旁的鮮花照在死者蠟黃的臉上和手上，照在棺材的木板上。美麗的花影落在桌子上，彷彿剛剛停止搖曳。
那時火葬已經很普遍了。為了孩子們能領取補貼，保證他們今後能上中學和馬林娜在電報局的工作不受影響，決定不做安魂彌撒，實行普通火葬。向有關當局申報了。等待有關的代表們到來。
在等待他們的時刻，屋裡空蕩蕩的，彷彿是舊房客已經遷出而新房客尚未搬入的住宅。只有向死者告別的人跟著腳小心翼翼的走路聲和鞋子木小心蹭地的聲音打破屋子的寂靜。來的人不多，但比預料的多得多。這位幾乎沒有姓名的人的死訊飛快地傳遍他們的圈子。聚集了很多人，他們曾在不同的時期認識死者，又在不同時期同他失去聯繫或被他遺忘。他的學術思想和詩歌獲得更多的不相識的知音，他們生前從未見過他，但被他所吸引，現在頭一次來看他，見他最後一面。
在這種沒有任何儀式的共同沉默的時刻，在沉默以一種幾乎可以感觸到的損失壓抑著每個人的心的時刻，只有鮮花代替了房間裡所缺少的歌聲和儀式。
鮮花木僅怒放，散發芳香，彷彿所有的花一齊把香氣放盡，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饋贈給所有的人，完成某種壯舉。
很容易把植物王國想像成死亡王國的近鄰。這裡，在這綠色的大地中，在墓地的樹木之間，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當中，也許凝聚著我們竭力探索的巨變的秘密和生命之謎。馬利亞起初沒認出從棺材中走出的耶穌，誤把他當成了墓地的園丁。
當死者從他最後居住地運到卡梅爾格斯基大街的寓所時，被他的死訊驚呆了的朋友們陪著被噩耗嚇得精神失常的馬林娜從大門衝入敞開的房間。她一直無法控制自己，在地板上打滾，用頭撞帶坐位和靠背的長木櫃。在訂購的棺材運到、零亂的房間整理乾淨之前，屍體便停放在木櫃上。她哭得淚如雨下，一會兒低聲說話，一會兒又喊又叫，泣不成聲，而一半話是無意識地嚎叫出來的。她像農村中哭死人那樣哭嚎，對什麼人都不在乎，什麼人都看不見。馬林娜抓住屍體不放，簡直無法把她拉開，以便把屍體抬到另一間打掃過的、多餘的東西都搬開的房間，做人殮前的淨身。這都是昨天發生的事。今天，她悲痛的狂瀾已經止住，變得麻木不仁了，但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什麼話也不說，神經尚未恢復正常。
她從昨天起在這兒坐了一整夜，一步也沒離開房間。克拉什卡被抱到這兒來餵奶，卡帕卡和年幼的保姆也被帶到這兒來過，後來又把她們帶走了。
伴隨她的是親近的人，同她一樣悲痛的杜多羅夫和戈爾東。父親馬克爾在一條長凳上靠著她坐下，輕聲啼泣，大聲攝鼻涕。她的母親和姐妹也哭著到她這裡來過。
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同所有弔喪的人迥然不同。他們沒有強調自己同死者的關係比上述的人親近。他們不想同馬林娜、她的女兒們和死者的朋友競爭悲痛，把悲痛的優先權讓給他們。這兩個人沒有任何過分的要求，但卻有自己的、特殊的哀痛死者的權利。他們不知何故都具有無法理喻的無聲的權利，沒有任何人觸犯他們的權利，或對他們的權利提出異議。看來正是這兩個人一開始便在操辦喪事，他們手心靜氣地辦理各種事，彷彿辦理這種事給他們帶來某種樂趣。他們的崇高精神境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對他們產生一種奇異的印象。彷彿這兩個人不僅同殯葬事宜有關，而且還同這次死亡有關，但又並非醫生死亡的肇事者或間接的原因。他們彷彿是事情發生後答應承辦喪事的人，安心料理喪事。認識他們的人不多，有的人猜到他們是誰，但大部分人對他們一無所知。
但當那位長著一雙既表示好奇又引起旁人好奇的吉爾吉斯人的細眼睛的男人，和這位並未精心打扮便很漂亮的女人走進安放著棺材的屋子時，所有坐著、站著或走動的人，包括馬林娜在內，都順從地讓出地方，彷彿他們之間有過默契似的，，躲在一旁，從沿牆的一排椅子和凳子上站起來，互相擁擠著從房間裡走進走廊和前廳，只有這位男人和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門後面，彷彿兩個鑒定人，在無人打擾的安靜的環境中，被請來完成同殯葬直接有關的事，並且是極為緊要的事、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們兩人留下來，坐在兩把靠牆的凳子上，談起正事來：
「辦得怎麼樣了，葉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維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時後醫務工作者工會派人來拉遺體，運到工會俱樂部。四點鐘舉行追悼會。沒有一份證件合用。勞動手冊過時了，舊的工會會員證沒換過，幾年沒繳納會費。這些事都得辦。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出之前——順便說一句，抬他的人馬上就要到了——還得做些準備，我遵照您的請求，把您一個人留在這兒。再見。您聽見了嗎？電話鈴響了。我出去一下。」
葉夫格拉夫走進走廊。走廊裡擠滿醫生陌生的同事、中學的同學、醫院的低級職員和書店的店員，還有馬林娜和孩子們。她摟著兩個孩子，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著她們（那天很冷，冷風從大門口吹進來），坐在凳子邊上等待房門什麼時候再打開，就像探監的女人，等待守衛把她放進探監室。走廊裡光線很暗，裝不下所有弔喪的人，打開了通樓梯的門。很多人站在前廳和樓道上抽煙，不時走來走去。其餘的人站在樓梯下面的台階上，越靠近大街，說話的聲音越大，越隨便。在一片壓低聲音的低語中，葉夫格拉夫費勁地聽電話裡的聲音，盡量把聲音壓低到符合弔喪的氣氛，用一隻手遮住聽筒，在電話裡回答對方的問題，大概是有關安葬的程序和醫生死亡情況的問題。他又回到房間，同那個女人繼續談下去。
「火化之後請別離開，拉裡莎·費奧多羅夫娜。我對您有個過分的請求。我不知道您下榻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後天，便著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幫助。您知道那麼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道得都多。您剛才順便提到，您剛從伊爾庫茨克到這兒，並不準備在莫斯科久留，您上這兒來是出於別的原因，偶爾來的，並不知道哥哥死前的幾個月住在這裡，更不知道這裡出了什麼事兒。您說的有些話我不明白，但我並不要求您解釋，可您別離開，我不知道您的住宅在哪兒。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幾天裡，我們呆在一間房間裡，或兩間房間裡，但不要隔得太遠。這能辦到。我認識房管會的人。」
「您說有些話您沒聽明白。這有什麼不好明白的。我來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著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認識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庫茲涅茨基橋，進了庫茲涅茨基胡同，突然見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爾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務被槍斃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當大學生的時候租的房間，正是我們現在坐在裡面的這個房間。我想，進去看看吧，也許舊主人僥倖還活著呢。至於他們早不在了，這兒的一切都變了樣，我是以後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聽出來的。您不是也在場嗎，我何必還說呢？我彷彿被雷打了一樣，朝街的門敞著，屋裡有人，還有口棺材，棺材裡躺著死人。死的人是誰呢？我進了門，走到跟前，我想我真發瘋了，在做夢吧，可這一切您都看見了。我說得不對嗎，我何必還要給您講呢？」
「等等，拉裡莎·費奧多羅夫娜，我打斷您一下。我已經對您說過，我和哥哥沒料到這間屋子有這麼多不尋常的往事。比如，安季波夫在這兒住過。可您剛才無意中說出的一句話更讓我驚訝。我馬上就告訴您為什麼驚訝，對不起。說到安季波夫，他在革命戰爭時期姓斯特列利尼科夫，有一個時期，內戰初期吧，我經常聽到他的名字，聽過不知多少遍，幾乎每天都能聽見，還見過他一兩次面，沒料到由於家庭原因他竟會同我關係如此密切。可是，請您原諒，也許我聽差了，我覺得您好像說，也許您無意中說錯了——『被槍斃的安季波夫』。難道您不知道他是自殺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