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張桌子中間的地毯上，一個穿軍裝的技術員爬來爬去地在修理一條出了故障的電線。當他爬到一個年輕軍人桌子下面的時候，那人就站起身來，免得礙事。旁邊一個穿著男式戰地保護色上衣的女文書，正吃力地對付一架壞了的打字機。打字機的滾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動不了。那人年輕軍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後邊，從上面幫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術員這時也爬到打字員這邊，從下面檢查打字機的傳動曲柄。上校模樣的軍官也起身走了過來，所有的人都在對付這架打字機。
這個情況倒讓醫生放了心。因為這幾個人對他的處境比他本人瞭解得更清楚，很難設想他們會在一個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場的情況下，還能如此專心致志地處理這種瑣事。
「不過也難說，誰知道這些人是怎麼回事？」他心裡又這麼想。「他們怎麼會這麼平靜？附近炮聲不斷，每時每刻都有人喪命，他們卻估計今天的天氣要熱，想的根本不是會有激烈的戰鬥。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們對不論什麼事情都變得遲鈍了吧？」
由於無事可做，他就從自己站立的地方穿過整個車廂望著對面的一個窗口。
列車這一側的前方是許多條鐵路線的最後一段，看得見坐落在小山上的拉茲維利耶城郊的這個同名的大車站。
從鐵路到車站有條未經油飾的木結構的天橋，中間有三處轉彎的小平台。
從列車的這邊看過去，線路上已經成了一片廢機車的堆棄場。那些樣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沒有煤水車的老式蒸汽機車，煙筒對著煙筒停在一堆堆破損的車廂當中。
下面這片機車墳場和山上城郊的墓地，連同線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屬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銹的屋頂、招牌，匯合成一種荒蕪頹敗的景觀，在清晨的陽光下受著煎熬。
在莫斯科的時候，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還想不到那許許多多的招牌會遮住很體面的房屋的外表。這裡的招牌卻讓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從火車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們低懸在傾斜的單層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讓人看不到，彷彿鄉下孩子的頭上扣著父親的帽子。
這時，霧已經完全消失了，只有遠方東邊天際的左側還留下一絲痕跡。就連這一部分也開始像劇場的帷幕一樣移動著分開了。
離拉茲維利耶三俄裡遠、比城郊地勢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規模像是區的中心或者省會。陽光給它塗了一層淡黃色，因為距離遠，所以輪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個城市階梯式地一層層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價木版畫上的阿豐山或是隱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間還有一座尖頂的教堂。
「尤里亞金！」醫生激動地猜到了。「這是死去的安娜·伊萬諾夫娜經常說到的地方，安季波娃護士也總要提到它！對這個城市我聽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卻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初次見到它！」
就在這一刻，低頭擺弄打字機的那幾個軍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麼東西吸引過去了。他們都朝那邊扭過頭去。醫生的視線也跟著轉到那個方向。
天橋上，幾個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帶著走過，其中有個頭部受了傷的中學生。在什麼地方已經給他包紮過，可是從紗布下面還滲出血來，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陽曬黑了的、流著汗的臉上。
這個學生在這一行人末尾，走在兩名紅軍士兵中間，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臉上流露出的堅決神態，而且還有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憐憫。他和他身邊跟隨的那兩個人，不斷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動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們一直在做不應該做的動作。
那個頭纏紗布的學生戴的一項制帽，總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裡，反而不顧對傷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緊，兩位紅軍士兵也心甘情願地幫他這麼做。
這種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舉動，似乎有某種象徵的意思。就算是這裡頭有什麼文章，醫生還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攔住這學生，準備告誡他注意的話幾乎就要脫口而出。他還情不自禁地要向這學生和車裡所有的人高喊一聲，讓他們知道，求得拯救並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應該擺脫形式的束縛。
醫生的目光移向另一邊。剛剛健步走進來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經站在車廂當中。
在醫生偶然結識的無數人物當中，為什麼迄今為止還不曾見到像他這樣一個顯得突出的人？他們兩個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沒有相識的機緣？
不知為什麼他立刻就意識到，這個人正是意志的完美無缺的化身。他可以說是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帶有典範性。包括他那勻稱的身材，漂亮的頭型，堅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兩條長腿；就是已經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腳上也顯得乾淨得體；還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儘管可能是揉皺了的，但給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個人天資很高，自然不矯揉造作，隨遇而安並且在任何處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會產生這樣的影響。
此人肯定具有某種天賦，但不一定是出類拔革的。這種天賦表現在他的一舉一動之中，成為一種榜樣，於是大家就有一個學習的典範。他可以是歷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戰場上或城市動亂中的風雲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權威，也許是走在前列的一個同志。總之，非此即彼。
出於禮貌，他絲毫沒有流露出一個局外人在場會讓他感到奇怪或拘束的意思，相反，倒像是把醫生當作他們當中的一員。他說：
「祝賀各位。我們把他們趕跑了。這不過是玩一場軍事遊戲，算不上真正的作戰行動，因為他們和我們同樣都是俄國人，只不過不願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讓我們費些力氣幫他們去掉這個毛病罷了。他們的指揮官曾經是我的朋友。他出身要比我更加無產階級化。我和他是在一個大雜院裡長大的。在生活中他為我做了不少事，我對他是欠了債的。把他趕到河對岸去了，也可能更遠一些，這我很高興。古裡揚，趕快恢復電話聯絡。只靠信件和電報可不行。天氣真熱，各位注意到了沒有？我總算睡了一個半小時。啊，對了……」他兩手一拍，轉向了醫生。這時他才想起來為什麼把他喊醒。是為了一樁什麼小事，因此才扣押了眼前站著的這個人。
「是這個人？」斯特列利尼科夫從頭到腳用審視的眼光看著醫生，心裡在想。「根本不像。這些傻瓜！」他微笑著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
「對不起，同志。把您誤認為另一個人了。我的哨兵搞錯了。您自由啦。這位同志的證件在哪兒？好，這是您的證件。原諒我不客氣，想順便看看。日瓦戈……日瓦戈醫生……來自莫斯科……
還是請您到我那裡坐一下吧。這兒是秘書處，我的車廂在旁邊。請吧，不會耽誤您很長時間。」
不過，這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奇怪，一個鮮為人知的非黨人士能被提拔擔任這樣的職務而且居然能勝任。他出生在莫斯科，大學畢業以後在外省教書，戰爭開始木久就被俘了很長一段時期，不久以前還渺無音信，一度被認為已經犧牲了。
童年時期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是在進步的鐵路工人季韋爾辛家裡長大的。是季韋爾辛保舉了他。管人事的那些人對他很信任。在局勢混亂和偏激觀點最盛行的時期，斯特列利尼科夫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於人後，但他突出表現的是真誠與狂熱，但他的狂熱並非出於模仿，而是個人的生活所孕育的，是獨立自主的，非偶然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確沒有辜負人們對他的信任。
最近一個時期，他的工作記錄中就包括在烏斯特漢姆金斯克和下開爾密斯發動的戰役，還有古巴索夫的農民武裝反抗糧食徵收隊的暴亂和大熊窪車站第十四步兵團搶劫糧食的事件。經他處理的問題，還有土爾卡圖拉市的拉辛派士兵武裝倒戈投靠白衛軍，以及奇爾金河口碼頭發生的武裝暴亂、忠於蘇維埃政權的指揮員被殺等幾件事。
所有這些地方，他都像從天而降的暴風雪一樣及時趕到，判斷局勢，作出決定，迅速、嚴酷、毫不手軟地解決了問題。
在整個邊區，他的列車所到之處，士兵大批逃亡的現象就會被制止。對徵兵機構的監察很快就使工作面貌一新。紅軍的兵員補充進展得很順利，新兵接待站也是熱火朝天。
不久前，就在白黨分子從北邊壓過來而造成有威脅的局面的時候，又給他肩上增加了新的擔子，既有直接的軍事行動，又有戰略性、戰役性的任務。只要他一插手，就立見成效。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知道，人們送給他一個綽號：「槍決專家」。他對此淡然處之，他是無所畏懼的。
斯特列利尼科夫生在莫斯科，是個工人的兒子。父親參加過一九O五年的革命並因此而遭了殃。當時他由於年齡小而置身革命運動之外，後來在大學讀書，因為是貧家子弟進了高等學府，對學習就更加重視和勤奮。富裕的大學生們的騷動並未觸及他。他帶著豐富的知識走出校門，以後又靠自己努力在原有歷史、語文專業的基礎上鑽研了數學。
按照法令，他可以免服軍役，但自願上了戰場，以准尉的軍階被俘，後來知道俄國發生了革命，就在一九一七年逃回了祖國。
有兩個特點、兩樣激情使他不同於常人。
他的思路異常清晰和正確，天賦的追求高潔品德和正義的氣質也是少有的，而且感情奔放，知恩必報。
但是作為一個開創新路的有學識的人來說，他還缺少應付偶爾情況的思考力，還不善於利用意料之外的新發現去改變不會有結果的原來的完整設想。
此外，為了辦些好事，他的原則性還缺少內在的非原則性，只瞭解個別與局部，不懂得還有普遍與一般，他心胸博大就在於肯做瑣碎小事。
從幼年時代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嚮往著崇高、光輝的事業。他把生活看成是一個宏偉的競技場，大家盡可以在那裡進行奪取勝利的較量，但必須老老實實地遵守比賽規則。
當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的時候，他根本意識不到是自己的想法不對，把治世之道簡單化了。他長久地把屈辱埋藏在內心深處，後來就開始喜歡讓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與敗壞了生活的種種惡勢力之間充當仲裁，目的在於捍衛生活並為它進行報復。
失望使他變得越來越嚴酷。革命給了他思想上的武裝。
「日瓦戈，日瓦戈。」他們來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車裡以後，他繼續自言自語地說，「好像是商人，或許是貴族。啊，這裡寫的是從莫斯科到瓦雷金諾。奇怪，從莫斯科一下子突然要到這麼偏遠的地方去。」
「正是為了這個。想找個安靜的去處。偏遠，不為人知。」
「清說說，這是怎麼個道理。瓦雷金諾？這裡的許多地方我都熟悉。那裡從前是克呂格爾家的工廠。也許您是他的親屬？繼承人？」
「您幹嗎用這種諷刺的口氣？這和『繼承人』有什麼關係？不錯，我妻子的確是……」
「您看，我說對了。是不是想念白黨啦？那我可要讓您失望。晚啦，全區都把他們清除了。」
「您是不是還想挖苦人？」
「不是這個意思，醫生。我是個軍人，現在是戰爭時期。這直接關係到我的職責。現在逃兵也都想到森林裡躲起來。找個安靜的地方，有什麼理由？」
「我兩次負傷，完全免除服兵役了。」
「您能不能拿出教育人民委員部或者保健人民委員部簽署的意見，說明您是『蘇維埃的人』，是『同情革命人土』和『奉公守法者』？現在人間正在進行最後的審判，慈悲的先生，您也許是啟示錄中帶劍的使者和生翼的野獸，而並非真正同情革命和奉公守法的醫生。不過我方才說過，您已經自由了，我決不食言，但是就這一次。我預感到將來我們還會見面的，那時候就要另當別論，您要注意。」
威嚇和挑釁並沒有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感到困擾。他說：
「我知道您對我的一切想法。從您那方面來說，這完全正確。但是，您打算把我扯進爭論中去的話題，在一生當中我心裡始終同想像中的指控人在進行爭論，而且可以認為，這已經有了結論。不過三言兩語是說不清楚的。如果我確實自由了，現在請允許我不作什麼解釋就離開，要是相反，就請您處置吧。我不想在您面前為自己辯解。」
一陣鈴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電話聯繫恢復了。
「謝謝，古裡揚。」斯特列利尼科夫拿起聽筒，朝裡邊吹了幾口氣以後說。「好夥計，請派個人來送一送日瓦戈同志。免得再出什麼問題。請給我接通拉茲維利耶的肅反委員會運輸局。」
只剩下一個人以後，斯特列利尼科夫打通了車站的電話：
「那邊帶來一個男孩子，帽子戴到耳朵上，頭上纏了繃帶，真木像話。對，需要的話給他提供醫療。對，要注意保護，你個人要對我負責。如果他要吃飯，就發一份口糧，是這樣。喂，我還有話要說。見鬼，又插進來一個人。古裡揚！古裡揚！電話串線了。」
「可能是我教過的學生。」他心裡想，暫時放下了要和車站把話講完的打算。「長成人了，就來造我們的反。」斯特列利尼科夫盤算著自己教書、參戰和當戰俘的年數是不是和這孩子的年齡對得上。然後，他通過車廂的窗口在看得到的地平線的背景上尋找河道上游的尤里亞金城門附近的一個地方。那裡曾經有他的家。也許妻子和女兒還在那兒？那可應該去找她叫現在立刻就去！不過這是可以想像的嗎？那完全是另一種生活。要想回到原先那種被中斷了的生活，首先應該結束現在這種新生活。將來會有這一天的，會有的。不過，究竟是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