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醫生 正文 第二章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2
    馬車伕載著戈爾東經過了許多被毀的村莊,其中一部分已經圓無人跡,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在很深的地窖裡。這樣的村落看上去只見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土丘,但卻整齊地排成一行,好像當初的房屋一樣。在這些被戰火夷平的村莊裡,有如置身於寸草木生的沙漠中,從這一頭可以一直望到那一頭。那些劫後餘生的老年婦女,每人都在自己的廢墟中間搜挖著,翻撥著灰燼,不停地把一些東西收藏起來,似乎周圍還是牆壁,所以外人看不見她們。她們迎送戈爾東的目光似乎是在探詢:這世界什麼時候才能清醒過來,什麼時候才能過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

    深夜,這兩個駕車趕路的人迎面碰上了一個偵察班。於是命令他們從這條大路上退回,再從鄉間的小道繞過這裡。馬車伕不認識那條新路。他們毫無頭緒地亂走了兩個小時,天亮前來到了一個村子,它的名字正是戈爾東想要找的那個。可是村子裡根本沒聽說過這個師部醫院。後來很快就弄清楚了,這個區有兩個同名的村子,那個村子才是他們要找的。大清早他們到達了目的地。當戈爾東經過散發出一股藥用除蟲菊粉和碘酒氣味的村口的時候,他心裡想的是不在日瓦戈這裡過夜,只停留一個白天,晚上趕回火車站去找留在那裡的同伴們。但是,情況使他滯留了一個多星期。

    這些日子,戰線有所移動,發生了一些突然的變化。在戈爾東抵達這個村子以前,我方一個兵團的部分兵力進攻得手,突破了敵人固守的陣地。突擊隊一面擴大戰果,一面向對方縱深挺進。跟著它擴大突破口的輔助部隊,漸漸落在先頭部隊的後面。結果出現了人員被俘的事。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安季波夫准尉在損失了半個連的士兵以後也被俘了。

    關於他,有各種各樣矛盾的說法。大家都認為他是被土埋在一個彈坑裡,已經死了。按照他同一個團的熟人加利烏林少尉的話來說,好像是在觀察所從望遠鏡裡親眼看到了安季波夫率領自己的士兵進攻時陣亡了。

    加利烏林眼前出現的是突擊部隊已經習以為常的場面。他們的任務是以接近跑步的速度通過兩軍之間的一片田野,那裡漫生著迎風搖曳的干艾蒿和紋絲不動的挺拔的刺薊草。突擊隊應該以勇猛的動作迫使對方短兵相接,或者使用集束手榴彈把固守戰壕的奧地利人就地消滅。這片田野似乎也在奔跑,一眼望不到頭。腳下踏過的像是鬆軟的沼澤一樣的地面。准尉開始在前面,隨後忽前忽後地和士兵跑在一起。他揮動舉在頭上的手槍,嘴張得不能再大地喊著「烏拉」,可是他這喊聲無論是自己還是周圍跑著的士兵都聽不見。按照準確的間隔,跑動的人一會)L臥倒,一會兒又猛然站起來重新喊叫著繼續向前衝去。每一次和他們一起前進,總有幾個中彈的人,就像被砍伐的高高的樹木一樣,整個身子異樣地倒下去,再也站立不起來。

    「超越了目標。給炮隊打電話,」不安的加利烏林向站在身旁的炮兵軍官說,「嗅,不。他們幹得木錯,是在延伸火力。」

    這時,突擊隊已經接近了敵人。炮火停止了。在突然到來的一片寂靜中,站在觀察所裡的人,心跳明顯加快了,彷彿同安季波夫一起身臨其境,領著大家衝到奧地利人的避彈壕跟前,接著就該讓機智和勇敢大顯身手了。就在這一瞬間,前面接連炸開了兩顆十六時的德國炮彈。兩股黑色的煙柱遮住了一切。「真主保佑!完了!全完了!」加利烏林顫動著發白的嘴唇喃喃自語,認為準尉和他的士兵都已陣亡。第三發炮彈就落在觀察所旁邊。大家都把身子彎向地面,急忙從裡邊撤到遠一些的地方去。

    加利烏林和安季波夫曾住在一個掩蔽所裡。團裡覺得他被打死,不會回來了,於是就委託瞭解安季波夫的加利烏林保存他的遺物,以便日後轉交給死者的妻子。在安季波夫留下來的東西當中,有許多張妻子的照片。

    志願入伍的加利烏林不久前提升為準尉,原先是個機械師,是季韋爾辛那個院子的守門人吉馬澤特金的兒子。早先他是個鉗工學徒,常常受工長胡多列耶夫毒打,他能有出頭之日,還得算是過去這位虐待徒弟的人的功勞。

    當上准尉以後,加利烏林並非出於本人的志願,不知為什麼被派到一個後方衛戍部隊所在的氣候溫和、偏遠幽靜的地方。他在那地指揮一隊半殘廢的士兵,每天早上由那些差不多同樣衰弱的老教官對他們進行那已經忘記的隊列操練。除此而外,加利烏林還要檢查他們是不是準確地在兵站倉庫佈置了哨位。生活是無憂無慮的,因為上級對他再沒有更多的要求。突然之間,他非常熟悉的彼得·胡多列耶夫,隨著一批從年限很長的後備役軍人和莫斯科入伍的士兵當中補充來的人員一起,也來到了。

    「啊,咱們是老熟人了!」加利烏林臉色陰沉地冷笑著說了一句。「是,准尉大人。」胡多列耶夫回答,立正敬了個禮。

    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地了結。就在第一次出現隊列疏忽的時候,准尉對他大聲斥責,而當他覺得士兵行禮時不直接望著他,卻望著旁處時,就舉手打了他幾個嘴巴,並命令送到禁閉室關押四十八小時。

    如今,加利烏林的一舉一動都帶著要算老賬的味道。在棍棒體現的隸屬關係之下,這種報復的方式簡直就是一場只贏不輸的遊戲,未免不夠高尚。究竟該怎麼辦?兩個人已經不可能繼續留在一個地方。可是除了送到懲罰營以外,一個軍官又能用什麼借口把一個士兵從規定的服役部隊改派到別的地方去呢?從另一方面來說,加利烏林自己能提出什麼理由要求調動呢?於是,以後方衛戍勤務過於單調和無所作為為理由,他被批准調往前線。這就使他贏得了一個良好的表現,而且不久以後在另一樁事情上他又顯露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說明他是個出色的軍官,因此很快就被提升為少尉。

    早在季韋爾辛家裡的時候,加利烏林就認識了安季波夫。一九O五年,帕沙·安季波夫有半年的時間住在季韋爾辛家裡。那時候尤蘇普卡就常去找他,過節的時候在一起玩耍,當時也有一兩次在他那裡見到過拉拉。從那以後就沒有再聽說過他們兩人的情況。當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從尤里亞金來到他們團以後,這位老朋友身上發生的變化很使加利烏林吃驚。過去像姑娘似的靦腆、愛整潔達到了可笑程度而又很調皮的一個人,如今成了一個神經質的、知測良廣博而又鄙視一切的憂鬱的人。他聰明,勇敢,沉默寡言,好嘲笑人。有時,加利烏林望他一眼就樂意發誓說,在安季波夫深沉的目光裡,彷彿在一扇窗的深處還有他的另∼個化身,似乎可以看到藏在他心中的思想,他對女兒的思念,他妻子的面龐。安季波夫幾乎是神話當中著魔的人物。可是突然之間這個人消失了,加利烏林手中剩下的只是安季波夫的一些證件和照片,以及他身上發生的變化的秘密。

    拉拉的查詢或遲或早都會追尋到加利烏林這裡。他已經準備好了對她的回答。然而正是事情剛剛發生不久時,他沒有勇氣把實情原原本本地說出。他希望先讓她對即將承受的打擊有所準備。因此,他準備寫給她的一封經過仔細考慮的信就拖了下來,可是現在,他卻不知道該把給她的信往什麼地方投遞了。

    「怎麼樣?今天有馬嗎?」當日瓦戈醫生中午回到他們住的這間小屋子吃飯的時候,戈爾東問道。

    「哪兒來的馬呀!現在是前進不能,後退無路,你還要到哪兒去?周圍的情況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說不出所以然來。在南邊的幾個地方,我軍迂迴過去,或許突破了德軍防線。不過聽說我們也有幾支分散的隊伍也落到了敵人口袋裡。在北邊,德國人已經渡過了一向認為在這一段不能越過的斯文塔河。這是一支騎兵部隊,人數相當一個軍團。他們正在破壞鐵路,摧毀倉庫,而且據我看還正在對我軍形成包圍圈。你看,就是這個形勢。可你還在說什麼馬。好吧,卡爾片柯,快點開飯,動作麻利點兒。咱們今天吃什麼?啊,牛蹄,太妙啦。」

    衛生隊、醫院和其餘的師屬單位都分散在這個奇跡般保存下來的村子裡。村裡那些仿照西方樣式在牆上裝有許多雙扇窗戶的房屋,一所也沒有毀壞。

    正是暗和的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後幾個溫暖晴朗的日子就快過去了。中午,醫生和軍官們都開了窗子,扑打著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頂婊糊紙上成群爬著的蒼蠅,解開制服和軍便服的扣子,滿頭大汗地喝著熱湯或者茶;晚上,他們還要蹲在爐門前把點不著的濕柴下面快要熄滅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煙熏得眼睛流淚,一面罵著不會生爐子的勤務兵。

    這是個安靜的夜晚。戈爾東和日瓦戈面對面躺在相對的兩側牆邊的長木凳上。他們中間是一張吃飯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從這頭直通到那一頭的長條形的窗子。屋裡爐子燒得挺熱,抽煙抽得霧氣騰騰。他們把長廖兩頭的氣窗打開,呼吸著在玻璃上蒙了一層哈氣的秋夜裡清新的空氣。

    他們仍是按著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習慣談話。像往常一樣,前線那邊的地平線上閃耀著淡紫色的火光。每當這種一分鐘也不停的均勻的射擊聲中落進幾響低沉的、每一次都聽得清清楚楚的、有份量的打擊聲的時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動了,又像是遠處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動沉重的鐵皮箱似的。這時,為了表示對這種聲音的尊重,日瓦戈暫時把談話停止一會兒,然後說:「這是德國人的十六時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傢伙。」接著想繼續無前的談話,可是又忘了剛才說的是什麼。

    「村子裡好像總有一股什麼氣味?」戈爾東問了一句。「頭一天我就發現了。有點兒甜膩膩的討厭的氣味。好像老鼠的氣味。」

    「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那是大麻。這兒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發出一種使人很難受的爛果子的氣味。另外,在作戰地區還把敵人的死屍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長了沒人發現就腐爛了。這一帶到處都有屍體氣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聽到了嗎?」

    這些日子,他們幾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談遍了。戈爾東完全瞭解自己這位朋友對戰爭、對當代形勢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向他講了自己是多麼難於習慣這種一定要相互消滅的血腥的邏輯,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傷的人,特別是可怕的現代的戰場的創傷,也更難於習慣那些被最新的戰爭技術變成一堆醜陋不堪的肉塊的殘存下來的畸形人。

    戈爾東每天都陪著日瓦戈出去,所以也親眼看見了一些情況。當然,他也意識到,無所事事地從旁看著別人表現的英勇行為,看著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戰勝可怕的死亡,並為此付出多麼大的犧牲,冒多麼大的風險,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對這些只能發出幾聲無能為力、毫不起作用的歎息,他覺得也沒有絲毫高尚的意味。他認為,待人接物要適合現實生活為你安排的環境,要誠實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邊離火線很近的戰地包紮所的紅十字支隊去,這時候他就親身體驗到有些傷員的模樣確實可以使人暈倒。

    他們來到一半已經被炮火轟倒了的大森林中間的空地上。在被毀壞和踐踏過的灌木叢裡,頭朝下躺著幾輛被打壞的炮車。有一棵樹上掛著一匹戰馬。遠處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務所的木頭房子,房頂被掀去了半邊。包紮所就設在林務所辦公室和林子中間的兩座灰色大帳篷裡。兩座帳篷搭在經過林務所的那條路的兩邊。

    「把你帶來可真沒有必要,」日瓦戈說道,「差不多緊挨著戰壕,離這兒只有一里半或者兩里,可是咱們的炮隊就在那邊,在林子後頭。你聽聽,這是什麼聲音?別硬充英雄好漢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漢。你現在準保嚇得要死,這很自然。情況每分鐘都可能變化。這裡會落炮彈的。」

    在林中道路兩旁,一些滿身塵土、疲憊不堪的年輕士兵叉開穿著沉重的皮靴的兩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軍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腫骨部分都被汗濕透了。這是嚴重減員的一個班剩下來的人。他們從接連三天三夜的戰鬥中撤下來,到後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們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像石頭一樣,連笑一笑和說幾句下流話的力氣都沒有了。當樹林深處的路上響起了急速跑來的馬車聲音的時候,他們連頭都沒有回。這是幾輛沒有彈簧的雙輪輕便馬車,向上顛動著急駛過來,給包紮所送來了傷員,把這些木走運的人的骨頭架子差不多都顛散了,五臟六腑都要翻個個兒。包紮所只能作些簡單處理,很快打上繃帶,有些特別緊急的也只能作些簡單的手術。這些傷員都是半小時以前炮火稍停的時候,從塹壕前面的開闊地上運下來的,數量多得嚇人,其中半數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們運到辦公室門廊前的時候,衛生員帶著擔架從屋子裡出來開始卸車。一個護士用一隻手從下邊撩開帳篷的底邊兒,向外觀望。現在不是她值班,閒著沒事。帳篷後面的樹林裡有兩個人在大聲爭吵。蒼翠高大的樹木用很響的回聲把爭吵的餘音傳播開來,不過具體的話卻聽不清。傷員運到的時候,爭吵的兩個人從樹林裡來到路上,朝辦公室走去。那個怒沖沖的年輕軍官朝醫療分遣隊的醫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從他那裡打聽到原先駐紮在樹林裡的炮兵輜重隊轉移到哪裡去了。醫生什麼也不知道,因為這和他毫無關係。醫生請那位軍官等一等,不要喊叫,傷員已經運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軍官仍舊不肯罷休,把紅十字會、炮兵機關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罵一通。日瓦龍來到醫生跟前,兩個人寒暄過後,就沿台階進入林務所。那個軍官帶點動靶人的口音繼續在罵,一邊解下拴在樹上的馬,跳上馬背往樹林深處跑去了。那個護士一直在看著。

    突然,她的臉嚇得變了樣子。

    「你們要幹什麼?是不是發瘋了?」她朝兩個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擔架中間往包紮所去的輕傷員喊著,一面從帳篷裡跑出來,直奔路上追了過去。

    擔架上抬著一個傷勢特別嚇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塊炸開的炮彈殼碎片把他的臉炸得不成樣子,嘴唇、舌頭成了一團血醬,可是人還沒死,那塊彈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頰的那個部位的頜骨縫裡。這個重傷員發出輕微的、斷續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聲音,聽到的人都會覺得這是在請求盡快了結他,解除這不可想像的拖長的痛苦。

    護土彷彿看出,旁邊走著的兩個輕傷員在這種呻吟聲的影響下,正準備徒手從這人的面頰上把那塊可怕的鐵片拔下來。

    「你們要幹什麼,難道能這樣?這得外科醫生來做,要用專門器械。但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必要。」

    戈爾東在心裡說:「上帝啊,上帝,請把他召去吧,可別讓我懷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間,就在上台階的時候,這個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聲,全身一抖,就斷了氣。

    死去的這個五官殘缺木全的人是預備役的士兵吉馬澤特金,在樹林裡吵嚷的那位軍官是他的兒子加利烏林少尉,護土就是拉拉,戈爾東和日瓦戈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他們都同在一個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沒有認出來,其他人更是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當中有些事永遠無法確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機會,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會知道。

    這一帶奇跡般地還保存下來幾個村莊。在這一片毀滅的海洋之中,它們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劫後餘生的小島。傍晚,戈爾東和日瓦戈回到住的地方去。太陽已經落山了。在他們路過的一個村子裡,一個年輕的哥薩克在周圍人的哄笑聲中,把一枚五戈比的銅幣拋起來,強迫一位穿長袍的白鬍子猶太老人用手去接。老人總是落空,銅幣每次都擦著他那雙可憐地叉開的手掉到泥地上。他一彎腰去撿銅幣,哥薩克就打他的屁股,圍著的人從兩邊扶著他,笑得哼哼喲喲地直喘氣。這是最讓大家開心的地方。雖然暫時還看不出有什麼惡意,可是誰也不能擔保這樣下去不會變得更嚴重。這人的老伴兒從對面的小屋子裡跑到路上,叫喊著向他伸出雙手,可是因為害怕,又躲了起來。兩個小女孩哭著從屋子裡看著窗外的祖父。

    趕車的士兵覺得這很好笑,就讓馬一步步慢慢地步,好讓車上的老爺們開開心。可是日瓦戈把那個哥薩克叫到跟前來,罵了幾句,讓他停止這個惡作劇。「是的,老爺。」那人很順從地回答說,「我們不懂事,只是為了開開玩笑。」

    後來,一路上戈爾東和日瓦戈都沉默著沒有講話。

    「這真可怕。」看到了他們住的那個村子的時候,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開了口。「你大概想像不到,在這次戰爭裡猶太居民遭到什麼樣的苦難。打仗的地方正好是在指定的猶太人居住區。除了受罪、交納種種苛捐雜稅和傾家蕩產以外,還得應付許多不合理的攤派,忍受侮辱和責難,說他們缺乏足夠的愛國心。要是在敵人那邊可以享受一切權利,在我們這邊受迫害,他們的愛國心又能從哪兒產生呢?歸根結底,就是對他們懷著強烈的憎恨心理。他們貧困、吝嗇、軟弱和不會抵抗,這本來是應該同情和體諒的,反而讓人生氣。真弄不明白,這裡邊似乎有點兒宿命的味道。」

    對他的這番議論,戈爾東什麼也沒說。

    他們又是各自躺在那扇狹長的窗子的兩頭。已經是夜裡了,兩個人還在談話。

    日瓦戈向戈爾東講他如何在前線看到了沙皇。他說得有聲有色。

    那是他在前線度過的第一個春天。他被派去的那個部隊的司令部設在喀爾巴吁山的一個盆地裡。部隊的任務是封鎖從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人口。

    盆地底部是個火車站。日瓦戈給戈爾東描述當地的地形,那些長滿了粗壯的楓樹、松樹的高山頂端鑲著朵朵白雲,森林中隱現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巖峭壁像是濃密的毛皮當中磨出的禿疤。那是天還沒有亮的四月裡的一個清晨,潮濕而又灰濛濛的,就像那岩石一樣;四周讓高山圍著,所以一切都顯得是凝滯不動的,非常悶熱。地上蒸發的水汽籠罩了盆地,不斷形成一股股氣流向上升騰,中間還夾雜著從車站來的火車頭的煙氣,濕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襯托著蒼黑的森林和片片烏雲。

    這些天,沙皇正在巡視加利奇亞地區。突然有通知說,他要到由他擔任名譽長官的駐守在這裡的部隊來。

    他隨時都可能抵達。站台上佈置了歡迎的儀仗隊。人們疲乏地等候了一兩個小時。然後,接連通過了兩列豪華的火車。又過了一會兒,沙皇的專車開到了。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爵的陪同下,陛下檢閱了這支由近衛軍組成的精銳部隊。他那嗓音不高的每一句問候的話,彷彿是搖蕩著一桶桶的水一樣,激起了一陣陣雷鳴般的歡呼。

    帶著靦腆笑容的沙皇,給人的印象似乎要比紙幣和勳章上的肖像顯得蒼老和沒有精神。他面容倦怠,略有點浮腫。他不時像帶點兒歉意似的側過頭來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不知道在這種場合要求他作出什麼表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畢恭畢敬地彎身湊到他的耳旁,用不著說話,只是通過眉頭或肩部的動作就讓他擺脫了窘迫。

    在這個灰濛濛的濕熱的山區的清晨,讓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憐,而且一想到那種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謹可能就是這位統治者的本來面目,決定生殺予奪的就是這種軟弱性格,簡直使人不寒而慄。

    「他本應當講些這類的話,比如說:『我,我的劍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樣,總之是這方面的話。不過一定要提一提人民,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羅斯化的,可悲的是還要更加鄙俗。問題在於這種矯揉造作在俄國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本來就是裝腔作勢,難道不是嗎?如果說是凱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盧人,或斯維夫人,或伊利裡亞人,我還可以理解。可是從那個時期往後,這個名稱只不過是個虛構,為的就是讓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說時可以這樣講:人民,我的人民。

    「這麼一來,前線上的採訪人員和新聞記者可就多得成災了。寫出了各式各樣的『見聞』,記錄了種種的名言警句,探視了傷員並且提出了有關民意的新理論。這簡直就像達利先生再世,同樣是精於杜撰的、有文字痺的、追求文章辭藻的寫作狂。這是一類。還有另一類,最喜歡用不連貫的詞句,精雕粗刻,又帶有懷疑和厭世的味道。比方說,我曾讀過的,有一位就寫了這麼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陰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開始落雨,遍地泥濘。臨窗眺望大路,那是魚貫行進著看不到頭的俘虜。車上運的是傷員。大炮正在射擊。今天又在射擊,和昨天一樣,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時,週而復始……』你看,這夠多深刻,多俏皮!不過他為什麼要遷怒於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樣來,太自命不凡了!為什麼對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對他自己每天發射大量的用遠號隔開的流水賬似的詞句覺得奇怪呢?為什麼不停止這種像跳蚤蹦跳一樣匆忙發射出來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應該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應該有新面貌,不要舊調重彈;靠筆記本記下大量言之無物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內容;如果沒有自己的見地,如果缺乏那麼一點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種傳奇的色彩,事實也就失去了意義。」

    「非常正確,」戈爾東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要說說今天我們看到的那個場面。這個拿一位長者嘲笑取樂的哥薩克,完全同無數類似的情況一樣,是最普通的一種卑劣下賤的舉動。很清楚,對這種舉動用不著講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說到整個猶太人的問題,就需要哲學,而且它會出乎意料地翻個個兒。不過,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見解。你我的這些思想,都是從你舅舅那兒來的。

    「人民是什麼?——這是你剛才問到的。對他們是不是需要過分遷就照顧?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悅於人民,而是用自己的豐功

    偉績使萬民趨之若騖並受到頌揚而留芳百世的人,這不就是他應有的本分嗎?哦,這是當然的。話說回來,在基督教的時代還需要談什麼民族呢?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說服和教化過的,所以關鍵在於轉變,而不在於恪守;目的基礎。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新約》。它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呢?首先,《新約》並不曾規定:要這樣,要那樣。它只提出一些樸素的、穩重的主張。它提出:你願不願按照以前從未有過的新的方式生活,願不願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結果,上下幾千年所有的人都採納了這個建議。

    「當它談到天國裡既沒有古希臘人也沒有猶太人的時候,難道僅僅說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的,只為這個也不需要《新約》,在這以前,希臘的哲人、羅馬的聖賢和價日約》的先知早就瞭解這個道理。不過它說的是這個意思:在深思熟慮的心靈裡,在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在被稱作天國的新的交往範圍裡,沒有民族,有的只是個人。

    「你剛才說過,如果不加進某種思想的話,事實也是毫無意義的。基督教和個人奉行的宗教儀式,正應該加進事實中去,從而才使它對人具有意義。

    「我們已經談到了那些對生活和世界總體上說無所貢獻的庸才,那些眼光狹小的二流貨色,他們感興趣的就是總要有那麼一種關於人民的話題,人民最好還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難,因此也就聽任對他們的擺佈,同時在他們身上還可以滿足大發善心的慾望。這種災難的獨一無二的、百分之百的犧牲者就是猶太人。民族的意識已然規定他們必須麻木不仁地永遠充當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變,可是在這期間他們當中產生的一股力量卻把整個世界從這種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來。多麼奇怪!這又怎麼發生的呢?這個歡欣鼓舞的節日,這種從平庸混沌狀態之中的解脫,這種克服了終日碌碌無為的飛躍,所有這一切就誕生在他們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們的語言,和他們屬於同一個種族。他們難道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白白放過了?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勝的美德和力量,他們木可能同意在這股力量取得勝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時候,心安理得地繼續充當已經被他們拋掉的這種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殼。這樣自討苦吃究竟對誰有利,究竟是誰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負重,讓那些絕對無辜的、對善與愛能夠如此體貼入微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流淌鮮血!為什麼這個民族的精神主宰不遠遠地甩開這種過分廉價的舉世聞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譏諷味道的智慧?為什麼不肯冒險放棄自己的這項不可更改的職責,而像鍋爐在巨大壓力之下爆炸一樣,把這支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正在掙扎和受到殘害的隊伍釋放出來?為什麼不說:『你們清醒清醒吧,夠了。別再這樣了。不要像過去那樣自命不凡了。別再抱成一團,散開來吧。你們應該和所有的人一樣。你們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們當中那些最低級的、最軟弱的,才是你們的對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來吃午飯的時候說:

    「你不是總說急著要走麼,這話可應驗了。我決不能說『你真走運』,咱們又被包圍了,這還算什麼運氣?往東去的路還通,可是又從西邊朝我們壓過來了。已經命令所有的醫療單位收縮集中。我們明天或者後天就要開拔。到哪兒去可不知道。卡爾片柯,米哈伊爾·格裡戈裡耶維奇的內衣還沒洗好吧。真是說不清道不明。光說是干親家、干親家,你要正經問他是怎麼個干親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塗蟲。」

    他根本沒去聽勤務兵如何東拉西扯地為自己辯解,也沒有注意因為臨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內衣而不大痛快的戈爾東,繼續說:

    「唉,咱們這個行軍當中的家,算得上是個吉卜賽人的窩,剛來的時候我覺得什麼都不順眼,爐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髒又悶。可是現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來在這以前還住過什麼更好的地方。看著爐子角上的磁磚反射的陽光和路邊那棵樹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來晃去,似乎就在這兒住一輩子也可以。」

    他們開始不慌不忙地收拾東西。

    夜裡,喧嚷、喊叫、射擊和奔跑的聲音把他們驚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牆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著身。「卡爾片柯,快到外邊去問問,怎麼這麼亂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親自跑到師部醫院想去證實這是謠傳,結果卻是實情。德軍在這一地段突破了俄軍的抵抗。整個防線向村子這邊推進,越逼越近。這個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內。師部醫院和機關不等撤退命令到來就匆忙開始撤離。估計天亮以前撤退完畢。

    「你隨第一梯隊走,有一輛敞篷馬車立刻就走,我已經告訴他們等你一下。那就再見吧。我送你去上車。」

    他們朝醫療隊正在裝車的村子另一頭跑去。跑過一幢幢房屋的時候,他們彎著腰,憑借牆角的掩護。子彈在街上懂懂叫著飛過。在田野裡幾條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見榴霸彈爆炸的火光,像撐開的傘一樣。

    「你怎麼辦?」戈爾東邊跑邊問。

    「我隨後走。還得回去取東西。我和第二梯隊一起走。」

    他們在村口告別了。幾輛大車和一輛敞篷車組成的車隊出發了,一輛挨著一輛,然後逐漸排成一列。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向遠去的朋友揮著手。一座燒著的木板棚的火光照出了他們的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盡力靠著房簷屋角的遮避,趕忙往回跑。就在離他的住處還差兩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氣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顆開花彈使他受了傷。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跌倒在路中間,流著血,失去了知覺。

    撤下來的陸軍醫院孤單地設在西部邊區鐵路線上的一座城市裡,和大本營相鄰。正是二月底的溫煦的日子。在身體快要復原的軍官病房裡,依照正在那裡治療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開著的。

    快要吃午飯了。病員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飯前的這段時間。他們被告知說,醫院裡新到的一個護士今天第一次要到這兒來查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對面躺著的加利烏林正在翻看剛剛收到的《言語》和《俄羅斯之聲》,對新聞檢查官給開的天窗十分憤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讀野戰郵局送來的東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積壓了一擦。微風掀動信箋和報紙。這時傳來了輕輕的腳步聲。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信紙上抬起眼睛。拉拉走進了病房。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和少尉都認出了她,可是彼此並不知道這一點。她對他們倆都不認識。她說:

    「你們好。為什麼開著窗?你們不冷嗎?」她說著,走到加利烏林跟前。

    「什麼地方不舒服?」她一邊問,一邊拉住他的一隻手,準備量脈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開了,自己也坐到床邊的椅子上,顯出很窘迫的樣子。

    「可真沒想到,拉裡莎·費奧多羅夫娜,」加利烏林回答說,「我和您的丈夫在一個團裡,我認識帕維爾·帕夫洛維奇。我還為您保存著他的東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複地說,「這真是巧得出奇。這麼說您認識他?請快告訴我,全部經過是怎樣的?說是他犧牲了,讓土給埋住了?什麼都不用隱瞞,您不用擔心,因為我都知道。」

    加利烏林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證實她從種種傳言當中得到的這種情況。他決定哄騙她,讓她安下心來。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說,「發起攻擊的時候,他帶領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遠,結果就剩下一個人。他被包圍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並不相信加利烏林的話。由於這番話讓人吃驚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動,控制不住就要湧出來的熱淚,也不願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裡鎮靜下來。

    過了一會兒她又回來,外表已經平靜了。她有意不往加利烏林那邊看,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來。她徑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說:

    「您好,哪兒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看到她的激動和眼淚,想問問她發生了什麼事,也很想說出曾經有兩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還在中學的時候,另一次是已經上了大學,但又覺得這樣有點兒失禮,會讓她認為舉動有失檢點。接著他突然想起當初在西夫采夫的時候,故世的安娜·伊萬諾夫娜睡在棺材裡的模樣和東尼啞的哭喊,於是就忍住了,反而說了一句:

    「謝謝您。我自己就是醫生,自己會給自己看病。我什麼也不需要。」

    「他為什麼生我的氣?」拉拉心裡想,奇怪地看著這位翹鼻子的、其貌不揚的陌生人。

    接連幾天都是多變的、不穩定的天氣,一到充滿了濕潤的泥土氣味的夜晚,就刮起颯颯作響的溫暖的風。

    這些天不斷從大本營傳來一些奇怪的消息,從家裡、從內地也傳來了令人不安的謠傳。和彼得堡的電訊聯繫已經中斷。各個角落都在談論政治性的話題。

    每一次值班,護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這時就和病房的其他傷員,也和加利烏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交談三言兩語的閒話。「真是個奇怪的耐人尋味的人,」她是這麼想的,「年輕輕的就對人把不怎麼客氣。長了個翹鼻子,根本說不上漂亮。是個正經的聰明人,頭腦靈活機敏,讓人有好感。不過問題不在這上面。要緊的是盡快完成自己在這裡的責任,然後調到莫斯科去,和卡堅卡離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護士的工作,然後回尤里亞金,到學校去工作。因為關於可憐的帕圖利亞的情況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沒有必要再繼續充當什麼戰地女英雄,而她正是為了找他才讓人家給宣傳了這麼一陣子。」

    不知道卡堅卡現在怎麼樣?可憐的失去了父親的孤兒(想到這裡她又哭了)。近來的變化太大了。不久前還∼心想的是對祖國的神聖責任,是軍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敗了,這才是最主要的災難,因此其餘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絲毫神聖的意味都沒有了。

    突然間一切都變了樣兒,言論變了,空氣也變了,既不會思考,又覺得無所適從。彷彿有生以來就像個孩子似的讓人牽著手走,如今驟然把手放開,要自己學著邁步了。而且周圍既沒有親人,也沒有權威人士。於是便想信賴最主要的東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讓它們而不是讓被打破了的人類各種法規來支配你,使你過一種比已往那種平靜、熟悉、逸樂的生活更加充實的、毫無遺憾的生活。不過在她這種情況下——拉拉及時地醒悟到這一點——無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撫養卡堅卡。帕圖利奇卡已經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為一個母親而活著,要把一切力量都傾注在卡堅卡這個可憐的孤兒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接到信說,戈爾東和杜多羅夫未經他同意就把他的書出版了,很受歡迎,預示他在文學上大有前途。還說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勢既使人感興趣,也令人不安,下層干民中隱伏著的激憤情緒日益增強,大家似乎處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嚴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經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斷地克制著難耐的睏倦。他一陣陣地打著腦兒,心想在這樣緊張的一天過後,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現在真沒睡著。在窗外,睡意惺忪般的微風似乎輕輕打著呵欠。如泣如訴的風聲彷彿在說:「東尼娘,舒羅奇卡,多麼想念你們哪,我是多麼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這微風的喃喃低語聲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時睡時醒,短暫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著苦樂不同的心境,恰似這多變的天時和今晚這個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現出這麼大的關心,懷念並且保存著可憐的帕圖利奇卡的遺物,可我簡直蠢得像豬,連人家是誰、是哪兒來的人都沒問。」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時候,為了彌補前幾次的疏忽並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禮,她仔仔細細地詢問了這位加利烏林的情況,其間不住地發出驚歎聲。

    「上帝,您真是太聖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號,季韋爾辛一家,一九0五年革命的那個冬天,尤蘇普卡?不認識。對不起,木知道尤蘇普卡,也許是不記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個院子!啊,不錯,是有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這一切都回憶起來了!還有當時的那些槍聲,還有(是什麼來著,一下子又想不起來了),還有《基督的意願》!啊,小時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對不起,請原諒,少尉,您怎麼稱呼?嗅,對,對,您已經告訴過我了。謝謝,太感謝您了,奧西普·吉馬澤特金諾維奇,您喚醒了我的多麼美好的回憶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裝著「那座院子」到處走動,不斷地歎息,而且幾乎要說出口來似的盤算著。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號!又是槍聲,木過這回更可怕得多了!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們在放槍』。那些男孩子已經長大成人,而且都在這兒——都在軍隊裡,全部是來自同樣院落、同樣村莊的普普通通的人。太驚人了!太不可思議了!」

    拉著手杖和架著拐的人走進房來,鄰近病房那些傷殘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進來,大家爭先恐後地喊著:

    「最重要的事件發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經開始騷動。彼得堡衛戍部隊站到了起義者一邊。革命了。」

    這個小城叫作梅留澤耶沃,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帶。漫天飛的蝗蟲像整塊的烏雲懸在城市房屋的上空,部隊和輜重車隊潮水般地穿城而過,揚起黑色的煙塵。從戰場撤下來的和開往前線的,這兩個方面的人流和車輛從早到晚不曾中斷。誰也說不准仗是在繼續打,還是已經結束了。

    像雨後春筍一樣,每天都會冒出∼批新的職務。這些都得選一些人去擔任,其中包括他、加利烏林中尉和護士安季波娃,還有他們那一夥兒的另外幾個,算是寥寥可數的來自大都市的見過世面的人物。

    他們佔據了市自治機關的幾個職位,同時還兼任分駐在幾處小地方的部隊和醫療隊的政委。對待這些需要不斷輪流處理的公務,他們都抱著像在戶外玩捉人遊戲似的娛樂消遣的態度。然而他們始終索索於懷的,就是盡快擺脫這種把戲,趕回家園從事各自長遠的事業。

    由於工作上的關係,日瓦戈和安季波娃時常見面。

    烏黑的煙塵被雨水攪拌成咖啡似的茶色泥漿,覆蓋在城裡的街道上。

    這座城市很小。在任何地方只需稍微順著街角向外一走,放眼望去就是一片憂鬱的田野和陰暗的天空,那裡就是正在進行戰爭和革命的空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給妻子的信是這樣寫的:

    部隊裡仍然存在潰散和混亂現象。正在想辦法加強士兵的紀律,提高他們的戰鬥力。我曾經巡視過駐地附近的幾支部隊。

    最後,想說的是,也許我早已告訴過你了——在這裡直接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那個從莫斯科來的護士、烏拉爾人安季波娃。

    還記不記得,就在你媽媽去世的那個可怕的晚上,在聖誕晚會上朝檢察官開槍的那個姑娘?後來好像還審判過她。記得當時我對你說過,這個女子高等師範的學生當初還在中學的時候,我和米沙就曾經在一個蹩腳的小旅店裡見過她。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是為了什麼事和你爸爸一起到那兒去的了。那個晚上冷極了,現在回想起來彷彿就是在普列斯納發生武裝起義的時候。她就是安季波娃。

    好幾次想盡一切辦法回家。不過,這事可不簡單。主要還不是被工作耽擱了,要辦的事可以移交給旁人,絲毫不會有什麼影響。困難在於交通。要不就是火車根本不來,要不就是人多得擠不上去。

    不過,看來也不會永遠這樣下去,所以,有幾個已經傷癒的、退役的和辭去職務的人,其中就包括我、加利烏林和安季波娃,下決心無論如何在下星期一定出發,而且為了坐車方便,一個一個地分別在不同的日子起程。

    說不定哪一天我就會到家,就像一片雪花飄落到頭上一樣。不過,我還是力爭事先能發個電報。然而,就在動身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卻趕上了收到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一封回信。

    在這封由於痛哭而顧不上推敲字眼、紙上的淚痕代替標點的信裡,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極力勸說丈夫索性不回莫斯科,不如直奔烏拉爾去追蹤那個不同尋常的女護土,因為她經歷當中那些傳奇性的遭遇,決不是東尼娜那種平庸的生活道路能比得上的。

    「不要擔心薩申卡和他的未來,」她寫道,「你也不必為了他而覺得羞愧。我保證一定按照你從小在我們家看到的那些規矩來養育他。」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忙不迭地提筆回信:

    你簡直是發瘋了,東尼證,這是多大的疑心病啊!難道你還不知道,或者還沒有足夠理解,正是因為有了你,有了對你的思念,有了對你和家庭的忠誠,才把我從死亡和這兩年戰爭期間所有那些可怕的、毀滅性的遭遇當中挽救出來?其實,說這些也是多餘的。我們很快就要見面了,重新開始過去的生活,那時一切都會清楚的。不過,你能給我寫這樣的回信,倒引起了我另一方面的擔心。如果我當真給了你這封回信以某種口實,可能我的舉止確實有輕率的地方,那麼,在這個女人面前我是慚愧的,因為這會讓人家感到迷惑不解,應該向她表示歉意。等她從附近幾個村子巡視回來,我一定這麼辦。過去只是省、縣才有的地方自治會,如今在更低一級的機構,在鄉里,也都在建立。安季波娃是去幫助她的一個女朋友,那人的職務就是指導這些新設的法定機關的視導員。

    雖然和安季波娃住在同一幢房子裡,可是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她住在哪個房間,而且也從來也沒想到這一點,這可真是妙極了。從梅留澤耶沃往東和往西,有兩條大路。一條是土路,穿過森林直通濟布申諾。那是一個買賣糧食的小鎮,行政區隸屬梅留澤耶沃,可是其他方面都超過了後者。另一條是碎石路,它穿過一片到夏季就乾涸的沼澤草地通往比留奇。那是離梅留澤耶沃不很遠的兩條鐵路交匯的一個樞紐站。

    六月間,在濟布申諾曾經出現了一個獨立的濟布申帶共和國,只存在了兩個星期。這是由當地的一個磨坊工人布拉熱依柯宣告成立的。

    共和國依靠的是二百一十二步兵團的部分逃兵。他們攜槍離開了陣地,經過比留奇來到濟布申諾的時候,正趕上革命。

    共和國不承認臨時政府,而且也脫離整個俄羅斯。年輕時曾經和托爾斯泰有過通信關係的教派分子布拉熱依柯,宣告在濟布申諾建立永世不變的統治,實行集體勞動和財產共有制,把原來鄉的行政機關改叫作使徒會。

    濟布申諾從來就是種種奇談怪論的發祥地,它坐落在一片難於通行的密林當中,混亂時代的文獻裡邊就有關於該地的記載,後來又因為周圍不斷出沒的強人而出了名。人們茶餘酒後常常提到的,是此地有不少殷實可靠的商家,再有就是它那神話般肥沃的土質。這臨近前線的西邊地帶,有些風俗信仰和方言特色正是從濟市申話傳來的。

    如今風言風語的一些謠傳,都是關於布拉熱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人們都一口咬定說,那個天生的聾啞人藉著一股靈氣就能開口說話,靈氣一過就又成了啞巴。

    六月間,濟布申諾共和國垮了台。效忠臨時政府的軍隊開到了這個地方。那股逃兵從濟布申諾被趕了出去,朝比留奇的方向追去。

    離比留奇有見俄裡遠的鐵路線以外,周圍是一片砍伐過的森林殘址,現在那裡剩下來的樹樁上已經長滿了革莓,一半的地面上是沒有運完的拆散了的柴垛,還有些當初的季節性伐木工住過的已經坍塌的地窖。那些逃兵就在這裡紮了營。

    日瓦戈醫生先前在那裡養傷、後來就留下來工作、如今又要離開的那所陸軍醫院,就設在扎布林斯卡啞伯爵夫人的別墅裡。主人從戰爭一開始就把它獻給了傷兵。這座兩層樓的別墅修建在梅留澤耶沃最好的地點,坐落在城裡那條主要街道和中心廣場的交叉點上。人們把這片廣場叫作操場,因為從前士兵們在這裡出操,現在晚上用來開群眾大會。

    由於這裡處於路口的位置,在幾個不同的方向上從別墅向外望去,視野都很開闊。除了那條主要的街道和廣場以外,還可以看到緊相鄰的一所院落。那份寒酸的外鄉人的家當,簡直和一家農村住戶毫無二致。別墅後牆之外就是伯爵夫人的舊花園,那裡有一道門也可以通到鄰家的院子。扎布林斯卡姬從來沒把這幢房子當作一份了不起的產業。在縣裡她還有一片叫作「逍遙津」的領地,這房子只作為進城辦事時的一個落腳點,同時也是夏天從四面八方往領地去的客人聚集的地方。爵夫人已經出嫁的兩個女兒的老家庭教師弗列裡小姐,另一位是皮膚白皙的女廚師烏斯季尼姬。『弗列裡小姐是個頭髮花白、面色紅潤的老太婆,腳上拖一雙便鞋,身上穿一件肥大的道邀遍遇的長衫,就這樣衣冠不整、蓬頭散髮地在整個醫院裡走來走去地照料著。她對醫院已經有了好感,就像當初對待扎布林斯基一家那樣,逢人就用那半通不通的俄國話說點什麼,把每個詞的尾音都按照法語的習慣咽掉了。談話時她總愛擺姿勢,不停地搖動著兩隻手,咕叨到最後就會爆發一陣嘶啞的笑聲,結果則是忍不住的一次長時間的咳嗽。弗列裡小姐對護士安季波娃的底細瞭如指掌。她覺得醫生和護士本來就應該相互傾心。出於深深扎根於浪漫天性的撮合男女私情的病好,這位老小姐總要高高興興地促使這兩個人呆在一起。凡是這種時候,她就意味深長地用手指比劃著恫嚇人的樣子,一邊像調笑似的朝他們眨眼睛。安季波娃覺得莫名其妙,醫生則很惱怒,可是老小姐也同所有脾氣古怪的人一樣,總是把自己的誤解放在首位,無論如何也不肯丟掉它。

    烏斯季尼娜古怪的天性更有過之。這個女人生就一副不勻稱的上窄下寬的身材,活像一隻正在抱窩的母雞。她為人枯燥乏味但又精明到狡詐的程度,不過,在這個清醒的頭腦裡卻摻雜著極強的幻想力,特別是有一種控制不住的迷信的傾向。

    烏斯季尼妞通曉許多民間的咒語,每逢離家外出的時候,如果不對著鑰匙孔念幾句咒語,說幾句祈求爐火安全和自身避邪的話,她是一步也不肯邁的。烏斯季尼姐是濟布申話本地人,據說是個鄉村巫師的女兒。

    只要那股莫名的激情不曾壓倒她,烏斯季尼姐就可以整年一言不發,而一旦爆發就無法遏止,一心想的只是要為真理而戰。

    濟市申諾共和國失敗以後,梅留澤耶沃的執委會就開展了反對各地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運動。每天晚間,操場上都自然地形成平靜的集會,人數並不多,無事可做的梅留澤耶沃的居民就信步到這裡來,像往年夏天到消防隊門前露天閒坐一陣一樣。梅留澤耶沃的文教幹事很讚賞這種集會,經常從自己那裡或是過往的人員當中派些人來進行指導。他們認為最荒唐無稽的就是關於濟布申諾的那個會說話的聾啞人的傳說,於是都在發言中不斷地加以揭露。可是梅留澤耶沃當地的小手工業者、士兵和過去老爺家裡的使女,卻另有看法。他們覺得一個聾啞人會說話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紛紛為之辯護。

    在人群中為聾啞人進行的亂糟糟的辯解當中,常常會聽到烏斯季尼姐的聲音。起初她還下不了決心拋頭露面,女人的羞澀心理起了牽制作用。但是她逐漸有了勇氣,用一些在梅留澤耶沃並不受歡迎的想法來挑剔講話的人。她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成了講台上的一個饒舌婦。

    通過敞開的窗子,在別墅裡可以聽得到操場上混成一片的說話聲,要是在十分寂靜的夜晚,甚至可以零零星星地聽出個別人講話的內容。逢到烏斯季尼娜發言,弗列裡小姐就經常會跑到房子裡來勸說大家仔細去聽,一邊顛三倒四地、高高興興地學著說:

    「說不過了!說不過啦!像連珠炮似的!喊了一聲!啞巴!變了,又變了!」

    這位老小姐心裡卻暗暗地把這個伶牙俐齒的潑辣女人引為驕傲。女人家總是體貼入微地表現得彼此息息相關,但是也會永無止境地互相呼叨和埋怨。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按部就班地做著起程的準備,應該告別的人家和單位都去了一遍,必要的證明文件也領到了。

    這時,前線這支部隊的一位新政委到軍裡去的途中,在城裡停留下來。關於此人,已經有些傳聞說他還是個毛孩子。

    那時正是準備一次新的大規模進攻的日子,盡力想辦法提高部隊的士氣。部隊已經集結,成立了革命軍事法庭,恢復了不久前取消的死刑。

    起程之前,醫生需要到城防司令那裡辦理註銷手續。擔任這城防司令職務的是軍事長官,大家都隨便地叫他「縣長」。

    他那裡經常擁擠不堪,令人望而生畏。無論是走廊裡還是院子當中,甚至辦公室幾扇窗外的半條街上,都是亂哄哄的。要想擠到他的桌子跟前根本不可能,而由於幾百個人同時都在講話,結果誰也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那間空蕩蕩、靜悄悄的大辦公室裡,對越來越複雜的公文程序感到不滿的幾名文書,默默地寫著,不時互相交換幾個帶有嘲諷意味的眼色。從首長辦公室傳出歡快的笑語聲,那裡的人肯定是敞開制服領子,正在舒舒服服地享用清涼飲料。

    加利烏林正好到外間屋來,一看到日瓦戈,他做了個準備跑開的動作來招呼醫生也到裡面去分享那裡的歡樂。

    醫生反正是要到辦公室去找首長簽字。到那裡,他才看到一個最不成體統的場面。

    伊然成了這個小城鎮當前第一號風頭人物的新政委,並不急於去上任,反而逗留在這間同司令部當前急務毫不相干的辦公室裡,站在這幾個部隊文讀人員的面前口若懸河地講個不停。

    「這是我們的又一位明星,」「縣長」這樣說著把醫生介紹給政委,可是政委完全陷於自我陶醉的境地,對他一眼也不看。為了給醫生遞過來的文件簽字,「縣長」改變了一下坐的姿勢,隨後又恢復了原樣,接著就用一個親切的手勢給日瓦戈指了指屋子當中一個低矮的軟坐凳。

    在場的只有醫生一人端正地坐著,其餘人的姿態一個比一個放蕩不羈。「縣長」用一隻手托著頭,倣傚皮卻林的模樣半躺在寫字檯旁邊;他那位身軀肥碩的助手坐在對面沙發的扶手上,曲起兩腿,胯下彷彿是一具女用鞍具;加利烏林反身騎在一把椅子上,兩手攏著符背,頭靠在上邊;年輕的政委一會兒用手撐著窗台,一會兒又跳下來,像是一頭剛出洞的狼意,一刻也不停歇,踏著細碎的腳步在屋子裡走來走去。他一口氣地說著,講的是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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