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 技術篇 第三十章-1
    我們每年舉行一次內部技術交易會,我們把它稱為技術交流會。在這個會上各個部門和項目組設置自己的攤位,就像貿易展銷會上一樣。只允許索尼公司的人進入會場,對外邀請控制得很嚴。去年來自日本和海外的6,000名索尼公司員工參觀了這個展示會。在展示會上他們可以看到我們研究和開發的現狀,他們經常可以找到在自己的工作中有用的東西。我們展示工藝設備和材料,還演示研究項目的現狀。工程師和技術員在現場回答問題,有時參觀者留下他們的呼叫卡,收集一些小冊子,與其他人相約,交換信息,就像通常的貿易展銷會一樣。

    我們無法精確地知道利用這種交流會節省了多少錢,但是我已經學會一件事,那就是對研究和設計進行密切的關注和嚴加控制,並且盡量將重複的工作減到最少(除了值得從多種途徑尋求解決辦法的情況之外),我們就能夠更加有效地分配資金。如果遠期目標既清楚又簡單,那當然很好,例如如何製造新型的錄像機。但是如果面臨的挑戰是生產新的系統,即使已經按照一種想法開始工作了,而某種系統卻是最好的,你可能錯了,因為你對這種系統並不熟悉。例如計算機公司就經常會有這類的問題。在設計一種計算機時,不能把它看作是超乎人們生活系統以外、只具備有限用途的簡單設備。如前所述,在不久的將來,計算機必須能夠與大信息網絡相聯,進入家庭保安、天氣預報、財經事務、商店購物等等系統。製造這種系統中的一些零部件對公司沒有什麼作用,一個成功的公司必須搞出所需的整個系統。現在我們生產東西的時候,只想到這些東西本身的用途,例如錄像機和磁帶錄音機,將來我們再也不能像今天這樣做生意了。我們製造產品,相信人們會發現它們是有用的,它們也的確是有用的,人們還會發現真地需要這些產品,因為每一種產品都有它自身的目的。但是在明天的世界裡僅僅這樣想還不行,還要更加廣闊一些。

    我希望早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專利信息裝入一個數據庫。今天每個公司為了保持對其它公司專利的跟蹤都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實這些都可以放入光盤,還可以不斷地更新。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並把它聯入世界範圍的信息網絡中,那麼就會給世界各地的公司帶來巨大的好處,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一個人,只要對某一種專利許可證感興趣就可以對新的專利進行掃瞄查尋。

    所有這一切在本世紀末會走向何方是很難精確預料的。很明顯,到了本世紀末,我們現在開始建設的信息系統,包括電視、計算機和通信都將成為家庭中的尋常之物。我們正處在一個文化和社會的大變革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難以讓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即使在今天,我們可以拿起電話,直接向全世界各地拔號,這個事實對於我這一代人是一個奇跡,但是年青人的記憶卻不會上溯很遠,他們好像認為這種事情是理所當然的。

    索尼公司實驗室主任木口真彥說過,固態元件的發明是現代電子學的開始,是一場真正的技術革命。自從這個突破之後的進展,直到今天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都屬於同一場革命中的全部組成部分。電子學上第二次突破的時機已經來到了,我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之後還能夠幹什麼?我們怎樣才能造出全新一代的元件對我們的生存做出貢獻?大型集成電路是令人神往的,但是作為物理學家,我們知道在這個技術方面存在著發展的極限。儘管如此,現在我們還在生產新的集成電路和其它元件,出售製造集成電路的機器,向其它公司轉讓技術許可證。我曾經談到過我們開發的製造高質量單晶硅的新方法,我們還希望將來能在太空飛行的零重力條件下得出更好的結果。我們搞集成電路已經多年,所以有人說我們可能正在接近其發展極限。為了生產這種元件,我們使用的技術從平版印刷、照相平版印刷、短波長照相平版印刷,直到電子束照相平版印刷。在這些芯片上微縮技術達到了頂峰。下一步幹什麼呢?在一塊純硅片上到底還能繼續多裝多少東西呢?

    木口相信,新一代的集成電路不應該僅僅只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加以擴展和延伸。他想,方法要向前跨出一大步,對元件進行層疊,第一層和第二層光敏材料的作用就像人眼將數據傳到大腦一樣,第三層中有一些邏輯元件,以後的層中包括模型識別功能。換言之,這種新的元件將會是一種簡單的人造大腦。木口說:「我們今天已有的超大型集成電路對於它們將來要做的工作而言太簡單了。」

    他對生物芯片的想法和分子電子學的工作非常感興趣。由於美國海軍研究的促進,在這個方向上已經邁出了一隻腳。由於發現光致變色效應而產生了一種可能性,木口對它很感興趣。選擇一種大的、透明或無色的有機物分子,將它放在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光線下面,紫外光線中的光子就會把分子中的電子撞出,於是分子扭轉,變成藍色。再將可見光照在上面,它又恢復原狀,失去了藍色。這樣一來就有了兩種基本狀態(「開」或者「關」)的記憶,這正是電子技術的基本建築模塊。

    因為木口想到現在的技術只能再用十年,他加快了很多領域中的工作,為以後的需求做好準備。他的擔心是將來可能沒有足夠的科學家願意從事基礎研究。但是我們兩人對此事都持樂觀態度。我們保持樂觀的理由之一是《應用物理學》上作為參考文獻引用的日本人的論文穩定地增多,1960年時只有2-3%,而現在已經超過了30%。我完全沒有他那種悲觀的想法,他認為當日本在對改進工藝技術做出重大貢獻時,例如干式蝕刻,激光聚焦等等,如果別人又開闢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我們的科學家還是只好跟在他們的後面。雖然我們索尼實驗室出過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我們為此感到驕傲,但日本一共只贏得過三次諾貝爾物理獎。然而就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樣,在怎樣把想法變成現實這個方面,我們一直很成功,也很具有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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