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我讀過一封信，寫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兒女身上耗費了很多精神，去關懷他們和照顧他們，可是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他忽然覺悟到自己沒能好好教育他們。他回憶著往事，問自己說：「我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錯誤：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間發生的糾紛；他替孩子們做了那些他們自己能勝任的事：給孩子們東西的時候他說：「這是給你的，這是給你的。」
可是，若說「這是給你們倆的」，豈不更好；有時候馬馬虎虎地寬恕了他們的虛偽詭詐，也有時為一點點小過錯而吹毛求疵地懲罰他們。這個人在信裡寫著說：
「顯見是在孩子們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難工作的企圖剛剛萌芽的時候，我沒注意，因此就這樣由細微小事，由瑣碎事件構成了重大的罪惡。孩子們完全不是按著我所希望的那樣長大的：他們粗野，自私，懶惰，不互相友愛。」
最後他問自己：「怎辦哪？把將來的事交給社會，交給團體嗎？可是這樣就成了社會應該耗費分外的力量來矯正我的錯誤，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難。第三是，我自己在哪裡了呢？我做了些什麼呀？」
這封信曾刊登在我們的一個大報上，似乎是《真理報》上。
我還記得悠，我曾很長時間地坐著反覆讀這些傷心的字句，並且思考著和回憶著……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家。我從來沒聽見過他對孩子們長篇大論地說教，或用很長的話譴責他們。
他是用自己的作風，用自己對待工作的態度，用自己的整個風度教育他們。於是我明白了：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聽見人們這樣說：
「我沒有時間教育孩子們，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別地撥出一部分時間在家裡教育孩子嗎？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瑣碎事上，在你的每一舉動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話上，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連你怎樣工作，怎樣休息，你怎樣和朋友談話，怎樣和不睦的人談話，你在健康的時候是怎樣的，在病中是怎樣的，在悲傷的時候是怎樣的，在歡欣的時候是怎樣的——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會注意到的，他們是要在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時刻在你的舉動上尋找主意和榜樣的敏銳的細心觀察的眼睛，如果孩子雖然挨著你，吃得飽，穿得暖，但是卻孤單地生活著，那就什麼也不能幫助正確地教育他：貴重的玩具，在一起娛樂的散步，嚴肅的和合理的訓誨全都沒有用。
你應該經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應該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覺有你在他旁邊，在這一點上永遠不懷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們在一起過的時間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學任教員，同時自己又在師範大學學習。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在齊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記講習班學習，並且努力地準備入函授工科大學。這是他的宿願。我們時常那麼晚才回家，到家孩子們已經睡了。可是，正因為這樣，我們在一起過的假日和夜晚，就顯得更愉快了。
我們剛一開開房門，孩子們就急忙撲向我們來，並且爭先恐後一人一句地替換著傾訴在一天裡累積了的事。雖然不是很有系統的，但是聲音卻很高，很有情感。
一個說：「阿庫裡娜·彼得羅夫娜的小狗兒跑到貯藏室去了，把肉湯碰灑了！」
那個就說：「我已經學會一首詩了！」這個又說：「小卓婭子盡找毛病！」那個就說：「是啊，他為什麼不做那個算術題呀？」
「你們看，我們雕刻了什麼。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說：「我教給小狗對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學會了……」
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問明白了為什麼沒做算術題，也聽了他們學會的詩，也問了關於小狗的事，並且，好像是順便地指出了：
「你說話的態度不禮貌，舒拉。『小卓婭子盡找毛病』，這是什麼話呀？我聽不慣這樣說話。」
以後我們全在一起吃晚飯，飯後孩子們幫助我們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後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沒有什麼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譯他的速記筆記，我準備明天的功課，在卓婭和舒拉面前放著畫圖畫的本子。
我們都圍著桌子坐著，電燈只照在桌子上；房間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著的椅子嘎吱嘎吱地響著，圖畫本子的篇頁也發著沙拉沙拉的聲音。
卓婭畫一所房子，房子的頂蓋很高，是綠色的。由煙囪裡冒著煙。靠近房子是一棵蘋果樹，樹上圓圓的蘋果，每個都是五分銅錢那麼大。
有時候這裡還有鳥兒，花，在天空挨近太陽還有一顆五角星……舒拉在圖畫本子上畫著往不同方向奔馳著的馬、狗、汽車和飛機。鉛筆在舒拉手裡向來不顫動，他畫出的線條是均勻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將來能畫得很好。
我們就這樣坐著，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
「好吧，現在我們休息休息吧！」
這就是說我們馬上就要共同做什麼遊戲了。我們最常玩的是撲克牌頂牛兒：卓婭和父親對我和舒拉。舒拉熱心地注意著每一張擺下來的牌，急躁，爭吵，在輸了的時候，臉紅，氣憤，甚至要哭。卓婭也著急，但是不做聲：只是咬著嘴唇或者把空閒著的那隻手緊緊地握成拳頭。
有時候我們玩「升高降下」。在這裡勝負並不決定於技巧，而決定於擲下的骰子。
倘若你運氣好，你就坐著飛機往上飛，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頂；倘若你的運氣不好，就往下降，這樣就輸了。玩法並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們如果能幸運地往上飛，一次就越過塗著彩色的木板上的十個格子，他們就會多麼高興地拍著小手樂呀！
卓婭和舒拉很喜歡我自己發明的一種遊戲，我們隨便給它命名為「怪東西」：
他們之中一人在白紙上隨便畫一條鋸齒形的線，或是一條曲線，或是一個別的奇形怪狀的東西，總而言之是「怪東西」，我就應該在這無意義的怪東西上找出未來的畫的種子。
舒拉在紙上畫了一個像長形雞蛋的東西。我看了看，考慮了半分鐘，就添上了鰭、尾巴、鱗、眼睛，於是在我們的眼前就是一條……「魚！魚！」孩子們高興地喊道。
卓婭在紙上點了一個最普通的墨水點，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帶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們又長大了一些，我們就調換了地位：我畫「怪東西」，由他們想出可以由這東西畫成什麼。舒拉的想像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東西，在他手裡會變成一座仙境般的樓台，幾個斑點會變成人面，曲線會變成一棵多枝的大樹。
這是很有趣味的，並且我想也是有益處的遊戲：它可以發展觀察力和想像力。
可是我們最喜歡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彈六絃琴。
我並不知道他的技術好壞，可是我們很喜歡聽他彈奏，在他一個接著一個地彈奏俄羅斯歌曲的時候，我們就完全忘掉時間是怎樣地過去了。
這樣的良宵雖然少有，但是它們為我們照耀了一切其餘的日子，我們每次回憶起它們來都感覺愉快。在這樣的時刻裡，給與孩子們的指責和申斥，全在他們心裡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誇獎和喜愛的話，則使他們特別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說：「舒拉，你怎麼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給媽媽一把破背的椅子呀？」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過舒拉為自己挑選較好的、較舒服的東西，給別人留下較壞的東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鬱鬱不樂地回家來了，孩子們給他問好，他也沒像平常那樣高興回答。
「你為什麼今天把阿紐塔·斯捷帕諾娃打了？」他問舒拉。
「那丫頭……愛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說。
「不許再有這樣的事被我聽見。」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一字一字地很嚴厲地說道。然後沉默了一會兒，又比較緩和地補充說：「大小子啦，快８歲啦，可是還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嗎？」
可是在父親誇獎舒拉畫得好，誇獎卓婭的本子整齊，房間打掃得乾淨的時候，孩子們的臉是多麼的喜悅呀！
如果我們回來晚了，孩子們不等我們回來就躺下睡覺，他們把本子打開放在桌上，以便我們回來看他們怎樣做了功課。
雖然我們給予孩子們的時間很少，可是我們一向瞭解他們做了些什麼，想了些什麼，什麼東西使他們著急或高興，也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在他們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最主要的是無論我們在一起幹什麼，遊戲也好，學習也好，料理家務也好，都能使我們和孩子們更接近，使我們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