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閣下，這是我們第五軍在沃爾霍爾地區對俄國紅色游擊隊進剿的報告。」一名中年將軍將一個紅皮本子小心翼翼的放在了他前面的一張桌子上。然後他立刻將自己的身體挺得筆直。在他的旁邊則一溜排的站著一群高級軍官，那些軍官一個個神情肅穆。
順著這些軍官的眼神可以看到，在距離他們並不遠的那張桌子的一邊坐著一個年輕的軍官。雖然這位軍官十分的年輕。但是他雙肩上的那四顆金色四角菱形星卻讓人不敢小覷。他就是威廉魯道夫赫斯。
只見那個將軍剛剛說完，季明就不耐煩的揮了揮手然後用手指了指那個紅皮本子，接著緩緩的說道：「現在不要和我說這些，我知道裡面的數字肯定有很大的水分，現在我也不想爭論這裡面究竟有多少水分。現在我只是想搞明白，在我們未來發動進攻的時候，那些游擊隊會不會在我們的後面扯我們的後腿？」
「目前的情況還算不錯。」一個將軍站了出來，他迅速的開口道：「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已經大致上控制住了。但是這只是暫時的現象，我想只要我們的主力部隊一撤退。那麼他們就會活躍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輕人突然站了出來，他穿著西裝在那些將領們的面前顯得是那麼的與眾不同。「威廉魯道夫赫斯閣下我有話要說！」在得到了季明的允許之後，這位年輕人清了清嗓子然後緩緩的開口道：「閣下，我認為目前採取單純的剿滅的方法並不合適。現在地這種對付游擊隊的方法只會將更多地俄國平民推到我們敵對的那一方去，我想用不了多久，那些俄國人的游擊隊會越剿越多的。所以，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採取懷柔政策。我們應該本著把俄國人民從布爾什維克地虐政下解救出來為目的，從而給他們宗教自由、經濟自由。而把集體農莊改為真正的合作社，就像我們在帝國內實施的那樣，最後我們地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多民族多黨派的聯合自治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能夠把俄國所有的人人民爭取過來的。而如果這樣搞的十分的成功的話。不僅佔領區的俄國人可能與德國人合作，而且非佔領區地俄國人也會從斯大林的暴政下爭取解放。最重要的是，我想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地話，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會崩潰。紅軍將會瓦解，正如1917年沙皇軍隊那樣的瓦解一樣。」
聽了那個人的講話，季明愣了好一會兒，然後他抬起頭來看了看對方，接著說道：「你叫什麼名字？你的職務？」
「閣下，我叫奧托.勃勞蒂加姆，是羅森堡博士派過來的聯繫專員。」
「羅森堡派來地？」在說完了這一句之後季明並沒有在接下去問什麼。而是仔細地反覆咀嚼著對方剛剛說的話，但是此時他地心思已經完全的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說句老實話，這位奧托.勃勞蒂加姆博士他是聽說過的。這位仁兄是一位是職業外交家，而同時又是羅森堡新建立的東方佔領區事務部的政治司副司長。季明之所以記得他是因為。他曾經讀過這位仁兄寫過的一篇報告。在這篇1942年10月25日寫給上級的一份頗有意見的絕密報告中，勃勞蒂加姆大膽指出了納粹在俄國所犯的錯誤：「我們剛到俄國的時候就看出當地居民對布爾什維主義有厭惡情緒，他們急切地期待著一些能為他們未來生活提出較好前景的新口號。德國人有責任提出這樣的口號。但是這些口號卻至今未提出來。當地人民把我們當作解放者，歡欣鼓舞地歡迎我們，他們是願意為我們效勞的。事實上，口號倒是提過一個，但是一下子就給俄國人識破是什麼貨色了。未開化的人由於東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發現[勃勞蒂加姆繼續說]。「從布爾什維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口號。只不過是德國人用來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奴役東方民族的幌子……工人、農民很快便看出，德國並沒有把他們當作具有平等權利的夥伴。而只是把他們看作是實現他們政治、經濟目標的對象……我們自以為是，毫不客氣，把一切政治經驗都置諸腦後……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對待東方佔領區的民族，認為上帝賦與他們的任務只是替德國人當奴隸……勃勞蒂加姆說，使俄國人反對德國人的還有另外兩件事情：虐待俄國戰俘和強征俄國男子和婦女做奴隸勞工。幾十萬俄國戰俘在我們的戰俘營裡餓死、凍死，這對我們的朋友和敵人來說都已不是什麼秘密……現在我們又看到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在戰俘像蒼蠅一樣餓死之後，卻又不得不從東方佔領區招募幾百萬勞工到德國來……我們到處肆無忌憚地糟蹋斯拉夫人，我們所使用的「招募」辦法也許只能從最黑暗的販賣奴隸時代找到淵源。經常抓丁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論健康與否或年齡大小，一批批的勞工被運到德國……這位官員在報告中總結說，德國在俄國的政策和措施已經[941]「遭到東方民族的極大反抗」。我們的政策已迫使布爾什維主義者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結成了反對我們的聯合陣線，俄國人今天之所以以無比英勇和自我犧牲精神進行戰鬥，正是為了爭取使他們做人的尊嚴得到承認。勃勞蒂加姆博士在結束他的長達13頁的備忘錄時，以肯定的語氣要求徹底改變現行政策。他說，「我們必須向俄國人具體說明他們的未來命運」。但是這種呼聲在納粹德國是無人理睬的。
季明當然知道為什麼自己的國家會不予理睬。因為那些人希望自己是實實在在的統治者，正如希特勒曾經在他的《我的奮鬥》中說過：「我們是「主宰民族」，我們必須嚴厲而公正地進行統治……我要取走這個國家的一切財富。我到這兒來不是降福布祥的……這裡的居民必須勞動、勞動、再勞動……我們來到這裡絕不是給他們散發靈糧神食。我們來到這裡為的是給勝利打基礎。我們是一個主宰民族，我們必須記住，即使最下賤的德國工人，從人種上和生物學的方面看，也比這裡的居民高貴千倍。斯拉夫人該為我們勞動。一旦我們用不著他們了，可以讓他們死去。因此，強迫他們打預防針以及由德國為他們提供醫藥是多餘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們可以避孕或人工流產——越多採用越好。讓他們受教育是危險的。計數能數到100就夠了……每多一個受教育的人就多一個未來的敵人。我們把宗教給他們留下來，作為他們消愁解悶的一種方法。至於糧食，除了絕對必要的數量之外，一點也不能多給。我們是主人，先得顧我們自己。」
而現在，雖然希特勒已經死了。但是大部分的德國高層仍然認為自己是統治者。雖然面對蘇聯游擊運動的膨脹，以羅森堡為首的一些納粹官員開始勸說魯道夫赫斯改善在蘇聯的佔領政策，更多以胡蘿蔔取代大棒，並爭取當地的民族主義勢力。但魯道夫赫斯和強硬派的佔領區官員則認為，對蘇聯佔領區採取懷柔政策，不僅不利於掠奪當地的物資和勞動力，輕率扶植當地民族主義的做法，還會為未來帶來巨大的麻煩。蘇聯對西烏克蘭懷柔的失敗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因為靠極端民族主義上台的希特勒本人很清楚民族主義所蘊藏的巨大力量，更瞭解其多變和不可控制：他們固然不會輕易屈服於大棒，但更不會隨便就被幾根蘿蔔收買，反而會在蘿蔔的滋養下膨脹起來。在某些自以為是的政治家，為了眼前的一點利益而隨意扶植勢力的同時，或許已經為自己的未來挖掘了墳墓。
對於季明而言，他本人是並不這個想法的。當然這和他本體並不是德國人有關。總之，作為一個現代人，親手導演一場種族滅絕的屠殺實在是讓他心裡感到十分的不安。但是現在他也沒有辦法。因為，如果現在實施安撫政策的話，勢必會分散了德國部隊的注意力。同時，目前的局勢並不明朗，必須要等到徹底打敗俄國人才能決定一切。而隨著6月和庫新的可能的莫斯科會戰的臨近，德國實施懷柔政策也無助於他們對於的改善現在後方比較危險的形勢，而出動軍隊圍剿。雖然也無法根除游擊隊。只能將游擊隊的活動控制在一個可以維持的程度上。但是比什麼都不做的要好得多。不過季明還是明白改善後方形勢的根本途徑。
只有在這一場戰鬥的決戰中中獲勝，德國人才能消除盟友的失望情緒，熄滅被我們征服人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