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七年的冬天對於大宋百姓來說還有一件非常新鮮的事情，那就是在大雪紛飛的汴都開封，每天都有數十輛大車的新鮮蔬菜出現在集市上。看著這些只有在夏天才有的嫩綠蔬菜，汴都百姓都是好奇的很，縱然價格不菲，但是還是有很多汴都百姓買回去一點兒嘗嘗鮮。
這是王靜輝在兩年前組織北方商人投資的玻璃大棚種植的蔬菜，前兩年也有一部分上市，但是總體規模不大。相對於旺盛的買方市場，那每天十來輛大車的蔬菜基本上不用擺到集市上便被銷售一空。當然前兩年反季節蔬菜的價格之昂貴，即便是一個在汴都開封中等之家天天吃那是吃不起的，只能夠隔三岔五地做上一頓滿足一下新奇感罷了。大多數蔬菜都是被汴都開封最有名望的幾家酒樓和豪富之家所購買。即便如此當時也不是每個前來購買的人都能夠買的上的，而當時汴都的百姓面臨五六貫錢才能夠買一斤的蔬菜更是望而卻步。
隨著這兩年玻璃大棚種植面積的增加，在冬季向汴都開封供應蔬菜的能力也是節節增長，價格也降低到了一貫錢一斤的地步。雖然這對於平常百姓來說還是一個非常高昂的價格，但是已經可以買回來飽飽口福了。其實不僅僅是汴都開封在冬季的時候有反季節蔬菜上市供應，在北方幾乎所有人口超過十萬的大城都會有蔬菜供應，每天由蔬菜產生的利潤可以用十萬貫級數來計算。這樣的投資回報把那些當初和王靜輝合作的商人們給樂翻了天。
儘管這樣暴利的交易時間只能夠維持四個月，但是在這段時間內每個投資者所獲得的回報足以達到四十萬貫之多，而在這項買賣中王靜輝的股份佔了總股本的四成之多，可以輕鬆獲得三百萬貫。這還不包括當初從他旗下玻璃作坊中訂購平板玻璃，還有其中的土地出租收益。僅憑這項生意，王靜輝是大宋第一個僅靠種地就可以輕鬆獲益百萬的商家，這讓當初對此項生意並不看好而沒有參加投資的裔人頓時後悔的只想罵娘。
熙寧七年的年末，這作為大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的第一年，王靜輝在讓劉賬房嚴格把關統計了自己在稅法實施後五個月中所獲得的收益後，上繳了一筆令所有人都為之驚歎的賦稅——三百七十萬貫！大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是個人純收入的三成，也就是說王靜輝僅熙寧七年最後五個月至少賺取了一千萬貫的收入，這樣的賺錢速度就是在汴都開封這樣豪商富賈雲集的地方也是非常令人震驚的。
對於這樣的賺錢速度，王靜輝本人是並不以為然的。儘管他手頭上高暴利的產業日漸萎縮，但是他還有龐大的商業地產投入。在硫球、麻逸島還有大宋的登州、楚州、杭州、泉州等地有大量屬於他名下的港口。尤其是硫球、麻逸島、登州的港口，幾乎全部都姓王。這些港口在現在才剛剛開始完成建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港口的重要性日漸凸顯，到時候恐怕僅港口受益就會讓人數錢數得手發軟！
這還是王靜輝在稅法實施之前分散自己資產所包括在內。他在個人所得稅法將要實施的前兩個月之內，從手上出售了難以統計的土地還有相當多一部分商業股份。這些資產一部分捐給了全國各地數十所書院名下，還有一部分是留給自己的學生和情報局中有特殊貢獻的人。剩下的資產出售後所得的錢財則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在全國各地建立了五十多所萌學，而剩下的錢則是在硫球和南洋購買了土地或是港口股份，這樣每年所得足以這些萌學能夠正常運轉。
王靜輝旗下的產業運作是極其複雜的，他也只是提供了一個大致的框架。他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免費萌學和高級書院都要有能夠自己運轉和發展的資產，這樣他以後就不用再每年從自己的資產中單獨投入巨量資金了。這也是怕以後碰上倒霉的年份，自己的收入緊張而中斷這些學校的投入。
其實王靜輝和他的手下們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運轉機構，除了賺取令人難以計算的金錢之外，就是用這些所得翻過來教育事業的發展。這樣的模式在王靜輝授意大宋三大報紙渲染過，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商人在大宋百姓中以往的形象。而王靜輝的發跡過程也使得商人們看到了另外一條讓自己家族躋身大宋顯赫家族的一條捷徑。
百姓和商人們的觀念在改變，現在在大宋，商人投身於各種公益事業已經不是一件新鮮事兒。大宋朝廷根據王靜輝早先提出的各種熱心於公益事業的商人表彰也做了完善的規定，各種等級的勳章、封號等都有相應的待遇。儘管這些待遇並不能夠為商人直接帶來財富上的收益，但是卻可以使商人在當地有著更高的名望，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例如如果獲得特級慈善勳章的商人，將會由大宋皇帝親自為其授勳，佩帶勳章者可見宰相和百官不拜，有權對朝廷判定的案件提出質疑。並且受到質疑的案件將會由地方直接交由本州或本路巡迴法庭受理，若是再次受到質疑的話可以直接上呈大理寺、刑部或是大宋提刑司來受理，並且將會由大宋皇帝親自做最終的認定……
當然這特級勳章所獲得者極為罕見，與王靜輝一直有著緊密聯繫的徐氏便獲得了這麼一枚特級勳章。到現在整個大宋也不過才三枚，而且如果勳章夠份量，還可以獲得相應的爵位，最高可以到「公」級，僅次於只封同姓兄弟的「王」級爵位。比如徐老便是皇帝親封的「博望公」！儘管這些爵位只是稱號而已，但是其背後所彰顯的榮耀已經不是早期「追認其一代兩代先人七品官銜」所能夠相比了。他們不會獲得朝廷的俸祿，不過在政治上儼然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高等級勳章有質疑地方官員對案件的審理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冤案的發生。並且在地方官員考核問題上，當地有獲得高等級勳章者也可以有一定的話語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官員的廉政產生了有效的監督。
對於這幾年來新近出現的「勳章」一派，大宋士林和官僚對此並不是很放在心上。不過隨著時間越來越長，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中來的商人數量增多，並且捐贈數額愈來愈高，王靜輝根據這種趨勢，也開始有步驟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響力來促成朝廷給這些「勳章」派們提高政治地位。儘管王靜輝當初這麼做心中只是存著鼓勵商人加大對公益事業的投入，並沒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勳章」一派也開始利用自己諸如「見地方官員不拜」、「公堂之上有座位」、「受審不得加刑」的權力，到後來甚至可以公開將有疑問的案件向巡迴法庭申訴或是代為申訴，這大大加強了受勳商人的社會地位。
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使得王靜輝心中有了更深層次的想法——扶植商人成為一支有份量的政治力量！儘管這個想法實在是太過瘋狂，中華歷史上對商人的歧視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夠得到徹底扭轉的，不過在王靜輝看來現在形勢開局非常好，也許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自己未必不會成功。收藏畢竟王靜輝現在也是隱約成為大宋商人的代表，而且出身於他名下書院的大宋官員日益增多。雖然這些官員無法和他的親傳弟子那樣繼承了自己大部分的思想，但是在他書院中除了開設經史典籍的課程之外，每個學生還必須選修一門諸如醫科、數科、物科、商科課程，這樣一來從書院中畢業的學生和那些從傳統書院中培養的書生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的思想也和傳統意義上的士子有著一定的區別。不敢說他們在商人態度上百分百和王靜輝一致，至少也不會太過反對，畢竟他們能夠讀書順利完成學業，所花費的金錢正是商人所提供的！
正是有了這樣的意識，王靜輝才進一步將「勳章」一族的地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到最後頂級的勳章可以獲得爵位，甚至出現公侯級別的「勳章」商人，他們所擁有的政治權力也是水漲船高。
大宋統治高層對這樣的變化也是持默許的態度，這些爵位不用花朝廷一分一厘，司馬光不會反對；而商人對社會公益事業的投入能夠節省朝廷在此方面的大量支出，對此王安石也不會反對。儘管保守派和新黨都有一些官員對此頗有微詞，但是大宋統治高層的默許，甚至還有些的態度使得這些反對意見並沒有形成氣侯。只是由於這些「勳章」派對一些案件的插手，使得刑部、大理寺等相關部門的官員非常有怨言。不過懾於王靜輝所把持的大宋統計局對貪官污吏的嚴厲打擊，能夠走上這些部門的官員大都持身正直，抱怨也是指一些案件被移交給刑部和大理寺後，多半會牽扯出一些官員違法，大宋統計局緊跟介入的緣故。
當然，隨著「勳章派」的政治地位提高，大宋朝廷對勳章的等級要求也格外嚴格，也不排除有些不良商人為了逃脫大宋律例的制栽，而在短時間內捐出一筆錢來買個勳章，在自己涉案的時候用來保命拖延時間。對此王靜輝也提出了一套非常嚴格的勳章獲得辦法。能夠立時靠短期捐款而獲得的勳章大都是低級勳章或是追認其祖先五品到九品官員，像能夠將地方官員已經判定的案子直接駁回交由巡迴法庭甚至是大理寺重審的，也只有高級勳章持有者才能夠辦到。這些高級勳章持有者不僅僅是捐款數量巨大，而且持續捐款時間長，大都能夠得到「侯、子」極別的爵位。像徐老那樣一開始就跟著王靜輝每年至少向公益事業投入高達四五十萬貫，並且連續快十年之久才可能會獲得「公、伯」級爵位。
長時間、大投入使得高級勳章的獲取難度極大，若不是真的有心於公益事業的商人，基本上很難有這個耐心辦到。這也就保證了這些高級勳章獲得者至少在地方上名望不是一般的高，基本上都可以被當地百姓稱為「大善人」的級別了。這樣的人急公好義，應該保證了高級勳章持有者的「正派、正義」的質量。
大宋士林對此的看法則是「有益於移風易俗」。在這樣的主流思想下，勳章派至少邁過了奠基階段，從而步入了高速發展階段。勳章派的形成對大宋的商人們內心的震撼是巨大的。長久以來商人就費盡心機的尋找如何能夠保證自己財產安全的方法，為此他們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去依附官僚。不過官僚們給他們的回報是充當官僚的賺錢機器，到了必要的時候卻被官僚所拋棄成為犧牲品。自己的財產也會被官僚們瓜分一空，一個家族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積累一朝化為泡影。
現在「勳章派」的出現給了商人們另外一個途徑，以前王靜輝所提倡的「投身公益事業來換取百姓的」，儘管這樣做也是非常有誘惑力，但是實際上想要看到其中的好處非常難。「勳章派」的出現使得大宋商人們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切實的得到了提高，他們不僅是在虛榮心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滿足，尤其是獲得勳章的商人「除犯謀逆之罪不得抄家，謀反罪名成立的話，家中不相干奴僕、雇工不得受牽連，直系親屬未成年者不同罪……」
這些「勳章權力」使得商人們在政治上很大程度地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權力，他們不用依附於官僚照樣可以活得很好。把賄賂官僚的錢物用來投入公益事業，由此獲得勳章也同樣可以保護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
這麼簡單的一筆買賣，商人們心中算得還是非常清楚的，不用宣傳，不用蠱感，不用引誘，成為「勳章派」中的一員是大宋商人們的主流想法了。雖然是自己當初的一個簡單的想法，但是卻沒有想到經過這幾年來並不是非常專注的發展完善後變成今天這個樣子，這是王靜輝始料不及的。不過他非常高興看到這樣的變化，畢竟在他的眼中商業文明才是在這個世界中最適合生存的文明。商業文明才是最終的王道，雖然農業文明在和平時期還是不錯的選擇，但是在這個遊牧文明強勢崛起的時代，農業文明就注定了挨打的命運，這是王靜輝所不願意看到的。商業文明有著其特有的擴張特性，尤其是在宋朝的良好基礎上從農業文明向商業文明轉變，則是事半功倍。要知道論私會生產力，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還遠不能夠和現在的大宋相提並論，英國人能夠做到的，大宋人沒有理由做不到。
王靜輝對採用哪種社會制度並不是很看重，對他來說只要國家強大，人民安居樂業這就足夠了。就是在千年以後他所生活的那個時空中，一些中東國家還是國王君主制，可見採用什麼社會制度最關鍵的還是要看本國百姓能不能過得好，國力是不是強大。也許在王靜輝所生活的時空歷史中資本主義只是短暫的在中國出現並沒有成為主流，但是中國最後能夠選擇社會主義本身便是順應了歷史潮流。就算社會主義制度在後來受到了很大的質疑，但是能夠讓中國發展的這麼好，就說明它是適合中國的。很難想像能夠有什麼社會制度能夠讓百年挨打的中國在短短的五十年內又重新回到世界強國之列，「國共之爭」在王靜輝的眼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歷史證明了中國的最後選擇是正確的。
宋朝會不會出現資本主義並不重要，而且王靜輝打心眼兒裡就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方面的事情。他從來就沒有想過推翻宋朝趙家王權的統治。在遊牧民族的威脅下，在處於平和穩定階段的大宋發動資本主義革命？這種自殘的方案他是不會考慮的。所謂「社會制度三段論」不過是人為的硬性劃分，封建制度發展的最終目的便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王靜輝不是哲學家，就連政治家也只能夠算上一半，大宋到底走向何方他不清楚，他甚至都沒有一種使命感，只是覺得讓國家更加強大，百姓生活水平更高，科枝水平更強，讓大宋更加遙遙領先於這個時空，讓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生活的更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