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由於社會轉型的變化和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婚姻家庭的變化和差異。以人們的婚姻關係為基礎，以血緣親屬關係為紐帶形成的家庭，作為社會生活的細胞，極其敏感地反映了社會變化中的進步與成就，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生活中的困難及矛盾。
從家庭所反映的困難和矛盾來看，主要是家庭的傳統功能受到削弱，使它為其成員提供資源和承擔責任的能力都降低了。市場經濟中，以「效率原則代替公平原則」的價值取向，使處於普遍性的競爭職業崗位上的男人和女人面臨著事業角色和家庭角色的衝突，導致家人之間甚至夫妻之間的交流溝通減少，許多家庭由於其成員主觀願望的變化或客觀條件的限制而無法保障家庭群體的需求滿足，甚至家庭內部出現剝削、虐待、暴力等破壞性的現象。
中國傳統的擇偶方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三十年代起在大城市中開始倡導自由戀愛，新中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把婚姻自由作為家庭制度固定下來，由父母包辦的婚姻自50年代起在城市已不多見。儘管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擇偶機會更多，婚姻更自主，而選擇的自由性靈活性也給婚姻帶來了很多弊端。家庭暴力在農村家庭中的發生率要遠高於城市家庭，中西部家庭暴力發生率高於東部。對於家庭暴力，城鄉居民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但仍有少數人認為面對家庭暴力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面對家庭暴力時的應對策略，城鄉居民大多數第一選擇為「逃離現場」。人們對家庭暴力這種既反對又猶豫、模稜兩可的態度既與中國傳統文化對家庭事務的基本判斷（夫妻打架是家庭內部事務）有關，也有法律意識淡薄、男女不平等等方面的原因，當然還有現實的考慮（夫妻打架後還要在一起生活，而其他選擇可能會鬧散家庭，總的說來並不是辦法），由此說明，反對家庭暴力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城市與農村婚姻在時代的衝擊下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暴力是關於婚姻的一個焦點話題，而對於城市家庭來說主要傾向於冷暴力。
感破裂可以造成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也可能促成情感破裂，它們之間是互為因果。們之間是互為因果。情感破裂可能是家庭暴力的一個原因，但是家庭暴力還有很多原因。比如說丈夫發現妻子有外遇，或者妻子發現丈夫有外遇。另外，丈夫和妻子之間的收入不平衡，一般認為，丈夫的收入是妻子的二倍，這樣的家庭比較穩定，兩個人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是平衡的話，可能會造成丈夫的心理壓力比較大，可能就會用一種變形的方式對待妻子。冷暴力一般是這樣的，開始夫妻產生矛盾時，不是採取毆打的暴力方式，而是採用冷淡、輕視、放任和疏遠的方式對待配偶。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講，離家出走也是屬於冷暴力。
有這樣一個案例說妻子在丈夫的冷暴力下，向法院提出了九次離婚訴訟，直到第九次法院才判他們確實感情破裂准許離婚，但是前面八次，每次妻子提出訴訟，丈夫就痛哭流涕，覺得自己和妻子的感情沒有破裂、不能離婚，法官也真的相信了丈夫的眼淚，丈夫的真實意圖就是不讓妻子和他離婚，妻子可以把孩子照顧好，而且家產不用進行分割，而他自己在妻子照顧孩子的情況下，自己在外面風花雪月。
情感破裂可以造成家庭暴力，但是家庭暴力也可能促成情感破裂，它家庭冷暴力在城市中出現的比較多，這可能跟城市人口居住密集有關，如果是熱暴力的話可能影響會比較大，而農村中由於文化與意識觀念問題出現的多為身體的直接傷害即是說所謂的熱暴力。家庭冷暴力在城市中出現的比較多，可能跟城市人口居住密集有關，如果是熱暴力的話可能影響會比較大。隨著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傳統婚姻倫理觀念的不斷變化，家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單親家庭逐漸增多，這些家庭面對經濟、情感等方面的困擾較多，由此而引發家庭成員的行為異常和非正常心理案例不斷產生，繼而帶來不少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犯罪、吸毒、失業等。這不僅是一個擺在單親家庭成員面前的嚴肅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家庭的解體當然對其所有的成員都有影響，但最大的影響是對孩子和婦女。目前，大城市裡相對貧困的人口中，單身母親及其未成年子女構成特殊的一群。這一群體的人數還在逐年增加，但目前政府的福利政策和傳統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顧及到她們。破碎的家庭只是其中的一種情況，而那些處於分居、不和、怨恨乃至暴力威脅中的家庭，也是不能履行其正常職能的，她們同樣需要他人和社會的救助。
目前城市的單親家庭問題突出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一是對單親家庭的認識還不夠全面、系統。對單親家庭問題的關注多傾向於離婚式單親家庭，而對分居式、未婚式、喪偶式單親家庭的問題研究較少，對單親家庭子女影響研究較多；相對而言，對單親（父）母主體的社會關注不夠。二是對單親家庭的關注過分強調單親家庭給子女帶來的負面影響，完全忽略其正面影響。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單親家庭所形成的不良環境只是影響孩子心理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作用大小，還取決於家長本身和孩子的互動關係。而生活中，也不乏單親家庭中的兒童在某些方面優於完整家庭之中的兒童。三是關於單親家庭社會問題的對策較空洞，而且帶有傾向性，過分強調對單親子女的保護和對單親家庭的資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觀點起了一個不好的暗示作用。一方面加重了單親家庭成員的心理負擔；另一方面也增強了單親家庭對社會福利的依賴。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單親家庭都面臨困境和存在諸多問題，也有為數不少的單親家庭過著十分正常和健康的生活。
而對於農村來說除了熱暴力是屢見不經的話題，貧困成了當今而下的一種隱痛。為了擺脫困境，大量農村家庭父母外出務工，造成了不能與父母外出同行的農村兒童比例高達56.17%，6至16歲的農村留守兒童人數已達到約2000萬人。多半留守兒童是由年事已高、文化水平較低的祖父母隔代監護或親友臨時監護。家庭教育缺位，使他們的學習成績和學習能力普遍不如正常家庭的兒童；缺乏父母親情，留守兒童容易出現心理障礙，造成性格孤獨、冷漠和自我封閉，甚至出現道德滑坡和行為失范；因監護不力，留守兒童的人身安全也容易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跟隨父母進城的流動兒童，也很難保證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沈淑濟分析說，形成農村流動人口家庭問題有諸多因素：戶籍制依然使農民工難以享受市民待遇；農民工就業層次總體比較低，收入比較少；社會政策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社會救助、社會服務等方面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家庭支持和投入還不夠，等等。
農村貧困人口為了生存和希望，他們離開家鄉，來到陌生的城市，開始了另一種生活。生活在城市，他們改變了地域卻很難改變生活。陌生感，來到城市多久都揮之不去。車水馬龍、燈紅酒綠、流行時尚，對他們來說，是可觀而不可觸摸的遠景。嘈雜混亂的建築工地、低廉粗糙的街頭小店、簡單樸實的衣著打扮才是他們現實的生活。他們掙扎，天生的命運讓他們壓抑了許多常人的**；他們自卑，生活中的歧視讓他們學會了更多的忍讓；他們辛酸，冷酷的現實讓他們漂泊孤獨的心靈倍受煎熬；他們無奈，知識與能力的匱乏讓他們無力改變現狀自古以來，幹活掙錢、按勞取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近年來，農民工的血汗錢卻屢屢被拖欠，給其家庭生活帶來困難。
農村家庭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教育。貧困生大都生活在農村或城市中父母下崗的家庭，據瞭解，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供一個孩子讀高中，教育支出就要佔到整個家庭收入的1/3甚至是1/2，而對於普通的農民家庭，一個大學生一年的花費，幾乎相當於全家兩三年的收入。著觀念的轉變，女孩在逐漸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但是農村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還是比男性少。在這種情況下，高學歷女生就業情況如何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女大學生順利就業，讓家庭看到高等教育給個人和家庭生活帶來的種種改變，才能讓廣大農村家庭更願意為女孩進行教育投資。
大學生群體對來自農村的女大學生就業形勢普遍不樂觀。調查結果顯示，影響女大學生就業的因素排名依次是專業、性別、外貌、家庭出身及國家政策，家庭出身成為影響女大學生就業的第四大因素。
農村女大學生十幾年寒窗苦讀最終就是想改變自己的生活境遇，如果不能順利就業，從表面來講，影響的是個人的短期生活，在更深的層面上，將挫敗農民參與教育的積極性。中國的教育基礎在廣大農村，一旦把這些農村女大學生邊緣化，使農村家庭對教育失去信心，將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貧困是一種隱痛，應該受到保護。貧困生大都生活在農村或城市中父母下崗的家庭，從小養成了懂事、敏感的性格，不少同學習慣於自己的困難自己扛。而社會對於貧困大學生過多的悲憫情懷，給他們心靈上施加了太多沉重的壓力，讓他們要為來自社會的幫助與關注感恩戴德一輩子，讓他們一輩子都生活在受人恩惠的影子裡，無法真正抬頭挺直腰桿做人。其實我們在伸手幫助貧困大學生度過難關之時應該知道，幫助作為一種外在力量，這股力量可以讓人乘勢而上，實現個人的理想與抱負；而這股力量同樣能夠變成一種壓力，讓個人為此消沉和迷茫。
對於貧困大學生來說，家庭的貧困才導致了自己的貧困，才招至社會的關注。比關注貧困大學生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關注導致貧困的根源。人們伸援手幫助那些貧困大學生的時候，不要忘了讓他們也能享受尊嚴與快樂，千萬不要懷有佈施的心態往人家心靈隱痛之處灑鹽。這也是人們在實施幫困濟貧、助人為樂的善舉之時應當極力避免的。
除了以上問題我過城市和農村家庭都面臨著同樣一個尷尬的話題，就是代際關係存在著錯位問題，尊老不足，愛子有餘是具體表現。一方面城鄉家庭對老人的需求相對重視不夠，導致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難以得到有效的滿足，同時，子女往往要求老人擔負起照看孫子和承擔小家庭家務勞動的責任，導致老人負擔過重；另一方面，子女對自己的下一代投入了過多的精力和財力，甚至發生了「過度關注」的問題，引發親子之間的衝突。尊老不足可能是中國傳統的尊老文化遭遇現代化過程洗禮的產物，因為在西方，同樣有這樣的問題。愛子有餘則是典型的東方式文化在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刺激下的一種反應，其中還包含有人們在祔保障制度不健全條件下對生育子女在未來生活獲得較高回報（養兒防老）的期盼。這個問題不管城市還是農村都是迫切需要得到解決的。
參考文獻
《青少年導刊》2002年第1期
《人口研究》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