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惔，字真長，沛國蕭人，漢室之裔，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故世稱劉尹，為會稽王司馬昱所信重，年三十六而卒。其人生卒年史書未載，但活躍於晉穆帝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中）、約逝於公元三四九年至公元三四零年（永和四至五年間）則無可疑。《晉書》卷七五《劉惔傳》極簡略，反而是《世說新語》各篇中保存了大量關於劉惔的資料。該文章也主要以《世說》為依據來討論劉惔的生平。
研究劉惔生平，先看東晉穆帝朝的政局。穆帝朝尤其是公元三四五年至公元三五六年（永和年間），是東晉一朝比較安定的時期，公元三六七年（永和十二年）裡，內外門閥士族相維相制，北方後趙浸衰以至分裂，無力南圖，因而形成了「中外無事十有餘年」（《晉書》卷八《穆帝紀》史臣曰）的大環境，因而名士風流、清言雋永，就成了永和之政的重要標誌。這一時期主要主持朝政的會稽王司馬昱和揚州刺史殷浩，都以能清言著稱；而司馬昱最為信重的「入室之賓」劉惔與王濛，更是一代名士之宗。
然而，在永和年間的安定環境下，隱藏著不安定的因素。自公元三四二年左右（鹹康末年）王導、庾亮相繼而卒後，一直是王導外甥廬江何充與庾亮弟冰夾輔王室，而冰弟翼鎮荊州，既互相合作、又彼此抗衡，然而穆帝即位兩月之後庾冰即卒，次年庾翼卒，再次年何充卒。此數人去世後，元老名臣所餘無幾，而王庾二族亦無足以繼承世業的子弟，不得已之下，何充於庾翼卒後調整朝局，以桓溫代庾翼鎮荊州，與先已鎮徐州的皇太后父褚裒分居上下游要鎮，而於中樞提拔夙負盛名的名士殷浩。何充曾自言：「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以為這樣就可以維持一個內外相維的安定局面。然而，不久何充即去世，代之輔政的是元帝幼子會稽王司馬昱，司馬昱繼承了何充留下的格局，但是與何充略有不同的是，來自上游桓溫的壓力此時已經比較明顯，故司馬昱要倚任殷浩甚至褚裒來對抗桓溫。然永和人物論雄才大略實無過於桓溫者，殷、褚清名甚盛，但均無實際才幹，司馬昱本人被謝安評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亦可知其政治才華何如。隨著桓溫實力增加與威望上升，中樞諸人遲早將無力與之對抗，這是何充甚至司馬昱都沒有想到的。因而永和一朝的政局，於安定中寓危機，於風雅中寓凶險，雖不見刀光劍影，政治鬥爭卻十分激烈。劉惔，就是活躍於這樣一個時代。
劉惔為永和名士之首，長於清言，但於學理並無太多成就，也並無長篇大論的玄學著作，永和一朝名士大抵如田餘慶先生所言：「他們一般的特點是嗜五石散，習南華言，浮華相扇，標榜為高……雖然鴻篇巨著不多，但一語驚人，便成名譽。」劉惔的身上自然也具備這樣的特點，他交遊廣泛，嗜談玄理，從老一輩的王導、支遁、蔡謨、何充，到同輩的王濛、桓溫、殷浩、謝尚、許詢、謝安等人，都與之有所交往，而且多有揮麈談玄的記錄，足稱一代玄宗。而由於其身居高位，又為會稽王昱上客，兼與各方勢力均有交遊，其人較之其他名士（如許詢、阮裕、高柔）必然更多的參與政治，而非僅是世人所習知的風流首望。然而，《晉書》本傳中的劉惔形象卻十分空洞，鮮見德言，且無政績。為何名高當世的劉惔在正史中表現得如此無力呢？還是先以《世說新語》和《晉書》中可見的劉惔事跡為根據，來分析他的交遊圈，並由此入手重塑他的形象。
永和年間與劉惔並稱的，是太原王濛。王劉不僅並為會稽王上賓，皆長於清談，而且交誼深厚。《世說新語·傷逝第十七》「王長史病篤」條云：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納棺中，因慟絕。
同條劉孝標注引《王濛別傳》云：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於之愛不能過也。
從現有史料看，王劉二人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友情，沒有摻雜政治因素在內。或者可以這樣說，此二人雖居清職，不關要任，他們的交往可以保持在單純玄言酬對的層次。與劉惔交往形式類於王濛的，還有許詢，許辟司徒掾不就，出入京邑，與當時名士*酬答，亦與劉惔至交。但在劉惔的交遊圈內，劉王、劉許交情這一類型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如與桓溫、殷浩以至會稽王昱的交往那樣，帶有或濃或淡的政治色彩。
劉惔與桓溫的關係，相對與王濛的交往來說要複雜得多，二人少年友善，又是連襟，按常理說，應該關係極為友好，但實情遠非如此。在玄學修養方面，劉惔自視為第一流，桓溫則學無根柢，自然不可能成為劉惔日常談論的同伴；在政治才能方面，劉惔倒是極為推重桓溫，《晉書》卷九八《桓溫傳》載劉惔語云：「溫眼如紫石稜，須作猥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桓溫少年時並無名望，庾翼薦溫於明帝，願明帝「勿以常婿蓄之」就是明證，而劉惔彼時就已重其如此，可知兩人相交之深。然而，庾翼卒後，何充將轉桓溫為荊州時，劉惔卻又極力反對，《世說新語·識鑒第七》「小庾臨終」條云：小庾（翼）臨終，自表以子園客（按，爰之小字園客）為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云：「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複製。」
又《晉書》卷七五《劉惔傳》云：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跡。及溫為荊州，惔言於帝（按，指會稽王昱，後為簡文帝，故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己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
按史稱劉惔知桓溫有「不臣之跡」，應不至如此，否則曾親見王敦以上游之勢凌踐皇室的何充豈會容其西上？或許是後代作史者鑒於桓溫晚節之跋扈、以及劉惔對他始終戒備的態度而作此論，但劉惔對桓溫的觀感由是可知。然而劉惔請抑桓溫而以己為代，也並非只為政治安定，不顧軍國之要，更非僅出於爭名奪利，詳見後論。
桓溫出鎮荊州，最大的問題是解決庾氏勢力。庾氏自成帝公元三三四年（鹹和九年）陶侃卒後即得荊州，至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已歷十一載，經營既久，根深蒂固。晉世荊州刺史例帶都督諸軍事號，所統兵力，除都督府兵、南蠻校尉府兵及諸州郡兵外，尚有另兩支特殊軍隊，一為駐守襄陽或其附近的邊將，多帶梁州刺史或南中郎將、都督（或監、督，下同）梁州或沔中軍事；一為郡治夏口的江夏相，通常帶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庾亮、庾翼兄弟初領荊州時，梁州刺史本是出身流民帥、久鎮襄陽的桓宣，庾翼通過北伐將其排擠出襄陽，並借桓宣在北伐中失敗之由解除其兵權，甚至奪取了本以桓宣部曲立郡的義成郡，交給長子庾方之。桓溫到荊州後，不僅要奪取時鎮夏口的庾翼次子庾爰之所部（實即原庾翼所領），還必須剝奪庾方之手中的義成郡，將久經戰陣的沔中諸軍掌握在手中，才能高枕無憂。據《晉書》卷七三《庾翼傳》，代庾方之為義成太守、以征虜將軍監沔中軍事的，正是劉惔。
桓溫為何攜極力反對自己出任荊州的劉惔至鎮，並處以沔中要地，現在已無可考知。一種可能是桓溫猶念昔日情好，就像任謝奕以司馬一樣，雖然謝奕恃舊不虔、蓬首縱酒、不理機務，桓溫仍以舊交容之；另一種可能，就是桓溫確實切需劉惔壓制沔中，如任袁喬以江夏相督三郡軍事之比。兩種可能中，作者比較傾向於後者，然而無論是哪種可能，在劉惔鎮沔中的時期，從史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關係的複雜。《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桓大司馬乘雪欲獵」條云：桓大司馬（溫）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同條劉孝標注引《語林》曰：宣武（按，溫封南郡公，謚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桓溫自徐州征還，劉惔遠迎數十里；桓溫鎮荊州後出獵，仍然先過劉惔；劉惔呼桓為「老賊」，更非尋常僚屬甚至親友所宜稱，可見二人私交依然密切。然而上引二人互相嘲謔之詞中卻暗藏玄機。桓溫謂劉惔能「垂長衣，談清言」是賴於桓之事功，劉惔則以「晉德靈長」為言，於自我解嘲之外，似亦有警告桓溫之意。二人不廢交情而政治對立，可以說是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產生的奇異現象。
會稽王仗以對抗桓溫荊州勢力的，是名士殷浩，殷浩少年不就征辟，而長於清談，故名高當世，時人擬之管葛。劉惔與殷浩的關係原本也是相當好的，兩人不僅是談論之友，在政治上也都屬於會稽王一派，《世說新語》中記載了很多劉殷諸人相聚清談的軼事。如《世說新語·賞譽第八》「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條云：王仲祖（濛）、劉真長造殷中軍（浩）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按，浩字淵源）。」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可見劉惔對殷浩的談論很是讚賞。又同書《識鑒第七》「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條云：
王仲祖、謝仁祖（尚）、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浩），殊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按王劉殷謝既以清談相尚，又同為會稽王所敬待甚至倚仗，此時殷浩尚未表現出仕進之志，聲望極高，與謝安堅臥東山以養名望走的是同一條路。王謝見殷浩堅決不仕，憂及社稷，劉惔卻認定殷浩必將出山，可見其對殷浩瞭解頗深。然而殷浩手握中樞大權後，與劉惔關係卻有所惡化。如《世說新語·輕詆第二十六》「謝鎮西書與殷揚州」條云：謝鎮西（尚）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劉惔性峭拔，見同書《賞譽第八》「謝車騎問謝公」條：謝車騎（玄）問謝公（安）：「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按，王獻之字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同條注曰：
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可知劉惔雖崖岸自高，允為一代名士，殷浩譏以「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又嘲謝尚以「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非公平之論，故後人以入《輕詆》。又同書《文學第四》「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條云：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按「馨」字晉宋人常用為形容詞或副詞語尾，如今「般、樣」之義，「爾馨」猶言「如此、這種」。劉惔蓋鄙殷浩，故謂之。由此似亦可見二人內實不協。殷劉之間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今已不可知，以理揆之，或與二人政治理念有關。《世說新語·政事第三》「殷浩始作揚州」條云：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按殷浩為政嚴刻，自其以元老蔡謨不肯拜司徒而奏推之、幾置之於死地之事可知。劉惔在郡以鎮靜信誠為主、風塵不能移，見《世說新語·德行第一》「劉尹在郡」條注引《劉尹別傳》，類於王導「寬小過，總大綱」的方針。殷劉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交誼竟也由此而敗，或由劉尹峭拔、而殷浩嚴急之故。
另一個與劉惔關係深厚的政治人物，是會稽王司馬昱。司馬昱是元帝之子、穆帝叔祖，何充亡後，褚裒徵入，有入相之望。《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何驃騎亡後」條云：
何驃騎（充）亡後，征褚公（裒）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按指會稽王昱）。」
劉惔雖使褚裒問王濛，實際二人既然同行，其意相同可想而知。又當時主張由會稽王輔政的，不止王劉二人。上引同條注云：《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由此可知，王劉二人代表的是當時朝士推戴會稽王的潮流，並非個人之舉，且由《晉書》卷八《穆帝紀》可知，會稽王昱在前一年已經錄尚書六條事，實際上成為何充之副，參掌朝權。因此褚裒以皇太后之父、老一代名士、徐兗二州刺史的三重身份，仍然不得不還鎮京口，讓權與會稽王。
雖然大勢如此，但作為實際勸說褚裒的人選，王劉二人仍可以說為會稽王盡了很大力量。然而會稽王執政後，二人在朝廷中的發言權卻並不大。《世說新語·品藻第九》「王長史求東陽」條云：王長史求東陽，撫軍（按即會稽王昱，時官撫軍大將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按王濛求東陽，非如當時一般官員以聚斂不足或家貧而求補郡縣，實有為治之意，見同書《政事第三》「山遐去東陽」條：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山遐為政剛猛，摧抑豪強，當時以為「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王濛言山遐政猛，己若往東陽，以寬厚為政，可致大治。王濛之請，會稽王許之亦可，不許亦可，孰知初既不許，待其將亡又用之以釋憾，徒存虛名，無補實際，反覺可笑。又劉惔前一年曾勸會稽王自鎮荊州而不獲許，當時荊州庾翼初喪，若以寬厚無為的會稽王自身出鎮，而用劉惔為軍司輔之，雖然仍難免與中樞齟齬，亦難以北伐成功，卻可避免桓溫覬覦晉鼎之舉，並可因此免去上下游爭相北伐撈取政治資本帶來的實力損耗，成漢衰弱腐朽，亦未必非桓溫不能平定。與桓溫鎮荊州後連年北伐中原藉以威懾中樞的做法相比，於東晉王朝孰為更加有利還難說得很。會稽王輕易放棄了這一機會，而以野心**的桓溫西上，其才力又不足制約西陝，最終造成「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局面。可見會稽王對劉惔的意見亦不重視。以此三條對讀，可知會稽王不過以王劉為清談賓友而已，在政治上實際並不採納二人意見。而會稽王在中樞所倚任的名士殷浩，如上文所言又為政嚴急，不允眾心。殷浩欲殺蔡謨，其素倚以為助的徐兗二州刺史荀羨聲言：「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言下已有決裂之意，他人可知。僅以此數條而論，謝安以會稽王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就可說實是的評；而劉惔在會稽王主導的中央*中無所作為，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有盛譽無事跡的劉恢
與劉惔約略同時的沛國劉氏人物，還有一個劉恢。劉恢事跡不見於《晉書》，而僅存於《世說新語》的兩章短文之中。其一，《世說新語·賞譽第八》「庾稚恭與桓溫書」條云：
庾稚恭（翼）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按同「否」）者也。」
同條注云：宋明帝《文章志》云：「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另條見同書《排調第二十五》「袁羊嘗詣劉恢」條：
袁羊（按，袁喬小字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同條注云：《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按自上引兩條《世說》及其注中，讀者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信息：
一、劉恢受庾翼賞識，從庾翼對他工作態度和才能的評價看，可能擔任了庾翼的僚屬。
二、王濛對劉恢評價很高，認為他長於玄理，又是方鎮佳選。宋明帝也稱其「識局明濟，有文武才」。
三、劉恢曾任車騎司馬，贈前將軍。
四、劉恢與袁喬交情甚好。
五、劉恢尚廬陵長公主，是晉明帝女婿。
根據這數條，可以再作出一點推論：劉恢與庾翼關係密切，任庾翼僚屬，又是晉明帝女婿，為庾氏甥婿，桓溫連襟。這樣一來，庾翼寫信給桓溫時提到劉恢，很可能不是向桓溫介紹自己新發現的人才，而是與他談論一個雙方都熟悉的人的工作表現，同時對此人作出全面性評價。雖然沒有確實的證據，但從書信文句和情理兩方面推斷，這種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說到這裡，讀者不得不奇怪了。一個同時受到庾翼、王濛賞識的文武全才，又與名士首望劉惔同族，還聯姻帝室，與桓溫不但是連襟而且熟稔。這樣的人物實在不該停留在車騎司馬這個或可謂之要任、卻不能獨當一面的位置，即使不幸終於此職，以東晉南朝人好作家傳的習慣，也不該沒有一篇《別傳》記錄其生前事跡，反而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時，只能以晚出的宋明帝《文章志》為據來敘述其生平，而且即使《文章志》也只能對劉恢作出簡括的評價，說得直白一些，便是無事實可紀。既無事實可紀，何來如是高名？況且，《晉書》稱劉惔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晉室之重禮法，公主就算改嫁，也無嫁與前夫同族之理。這又是怎麼回事？
四、劉恢等於劉惔？
在以上的探索中，似乎有一個問題：載於《世說新語》且有高名的劉恢形象越來越難以成立。既然已經以假設打破了《世說新語》記載的劉恢形象，而且感覺還能自圓其說，那麼是不是可以繼續大膽假設下去呢？只要最終可以證實假設成立就萬事大吉了。一種可能的假設就是：有高名而無事跡的劉恢和風流名士劉惔根本就是一個人，兩人形象之所以會分化，原因在於名字的誤寫，而且從劉宋一直誤到現代，甚至連劉孝標這樣廣讀群書的注家都沒能注意到這一點。
事實上，清人吳仕鑒在《晉書斠注》中已經指出了此點，而近人余嘉錫先生進一步發揮此說，詳載於《世說新語箋疏》中卷下《賞譽第八下》「庾稚恭與桓溫書」條箋疏，其論云：
《晉書·劉惔傳》曰：「字真長，沛國相人也。」吳仕鑒《斠注》曰：「《世說》《德行篇》注引《劉尹別傳》作沛國蕭人。又賞譽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案本傳云：遷丹陽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陽尹劉恢集二卷，亡。』本傳云：『年三十六。』《世說》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劉恢皆為劉惔之訛。惟一字真長，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兩字歟？」
嘉錫案：劉惔傳云：「尚明帝女廬陵公主。」而本書《排調篇》「袁羊嘗詣劉恢」條云：「劉尚晉明帝女。」注引《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益可證其為一人。《佚存叢書》本《蒙求》「劉恢傾釀」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說》曰：「劉恢字真長，為丹陽尹，常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案此事見本篇，作「劉尹雲，見何次道」云云。而《蒙求》以為真長名恢，亦可為古本《世說》恢、惔互出之證。然孝標注書，於一人仕履，例不重敘。真長始末已見《德行篇》「劉尹在郡」條下。而於此又別引《文章志》，則亦未悟其為一人也。本書《言語篇》云：「竺道潛在簡文座，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作「沛國劉恢嘲之」云云。《劉惔傳》不云「為車騎司馬，贈前將軍」，此可以補史闕。
嘉錫又案：《魏志·管輅傳》引《晉諸公贊》曰：「劉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宏子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所敘恢祖父名字，與本書《賞譽上》篇「洛中雅雅有三嘏」條及《晉書·劉惔傳》併合。惟仲嘏之名，《賞譽上》作「漠」、《晉書》作「潢」為異耳。而真長之名，則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為丹陽尹。然則恢之與惔即是一人，無疑也。
余先生此論甚長，但僅以尚主、籍貫及《隋志》、《三國誌》裴注記載便斷定劉惔必與劉恢為一人，感覺說服力尚有不足。事實上徐震堮先生在《世說新語校箋》中就認為上引「袁羊嘗詣劉恢」條中的「劉恢」均為「劉惔」之誤，而於「庾稚恭與桓溫書」條不言劉恢之名有誤，言外之意，劉恢與劉惔是兩個人，只是「袁羊嘗詣劉恢」一條因為某種原因導致各版本都抄錄錯了而已。又二劉籍貫相同不足以否定二人實為一人，且《隋志》、裴注雖然均有可確定應為「劉惔」而誤為「劉恢」者，也不能據此便認為《世說新語》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因此，要證明二人的同一性，還需要尋找其他證據。而考察劉恢的歷官贈官，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按前引「庾稚恭與桓溫書」條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劉恢曾任車騎司馬，贈前將軍。《宋書》卷四零《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云「凡新置不見此條者，隨秩位所視。蓋右所定也。」這缺失的兩字，一般公認為「」二字，則補全後該句為「……蓋右所定也。」也就是說，這是一份西晉官品。而《宋書·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晉官品，並特別指出「凡新置不見此條者，隨秩位所視」，證明劉宋官員品秩是以西晉制度為本的，只有個別新置官員不在西晉官品包含範圍內，才採用「品視某官」的方式標記。同時眾所周知，劉宋官制直接承襲東晉，因此西晉、東晉、劉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劃上等號。按照這份官品看，車騎司馬屬於「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護長史、司馬」，官第六品，而前將軍則屬於「諸征、鎮至龍驤將軍」的序列，官第三品。魏晉南朝贈官之制，贈官當與生前居官品級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車騎司馬如果沒有特別的表現如死於王事之類，是不可能超贈三品將軍的，而司馬為軍府上佐，車騎又是重號，如果身為車騎司馬的劉恢戰死於外，史書中也應當提及，不可能無聲無息。因此可以推斷是，車騎司馬只是劉恢歷官的某個階段，不是最終任職，其最終任職應當是三品左右的*。
既然說到車騎司馬，那就看看劉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誰曾任車騎將軍。劉恢受庾翼讚賞，被王濛青目，與袁喬友善，可能還是桓溫的熟人。庾翼是劉恢上司，暫且不論，其他三人年輩應與劉恢相似。按王濛公元三四五年左右（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見前引；袁喬《晉書》卷八三有傳，言平蜀後與桓溫分道擊破隗文、鄧定之叛，尋卒，年三十六；桓溫晉孝武帝公元三七三年（寧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劉恢則當生於西晉懷帝公元三一二年（永嘉六年），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時三十四歲。據此，則劉恢也應生活於穆帝朝前後，而其為庾翼所知，出仕應早在成康二帝之時。檢《晉書》卷七《成帝、康帝紀》，成帝朝曾任車騎將軍者有郗鑒、南頓王司馬宗、東海王司馬沖，康帝時任車騎將軍的只有庾冰。按劉恢如與桓溫年輩相近，成帝鹹和元年尚是十幾歲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鑒或南頓王宗的司馬；東海王沖任車騎將軍在成帝鹹和九年（按拜車騎時已十二月，應在公元三三五年（鹹康元年）至公元三四零年（鹹康五年），當時劉恢大概是二十多歲，依其逝世年齡算來比較可能；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馬，庾冰於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加車騎將軍，公元三四三年（建元二年）卒，計算起來當時劉恢應該是三十出頭。但如果三十出頭尚為六品官的話，似乎很難在三十六歲做到三品*，因此該篇采劉恢為東海王沖司馬的說法。東海王沖於成帝公元三三九年（鹹康六年）遷驃騎將軍，公元三四一年（鹹康八年）卒，《文章志》言劉恢為車騎司馬，不言轉驃騎司馬，或未隨府而轉，而是另任他職，或即出都為庾翼僚屬，故庾翼作書與桓溫，贊其才略。然自此以後劉恢任職經歷即難以考證。
到了這裡，讀者暫時放下劉恢，回頭看一下劉惔的任職經歷。《世說新語·德行第一》「劉尹在郡」條注引《劉尹別傳》，謂劉惔曾任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又《初學記》卷十一引何法盛《晉中興書》雲（《太平御覽》卷二二零所引同）：劉恢，字真長。少清峻。與王濛為中書郎。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這裡「劉恢」顯然是「劉惔」之誤，則劉惔又曾任中書郎。
按《宋書·百官志》不言司徒長史官品，但言諸公府長史秩千石，從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從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長史司馬應不低於第六品。桓溫的謀士郗超自中書侍郎轉司徒左長史，中書侍郎（即中書郎）五品，且於《宋書》所載晉官品中列於五品前列，則可知司徒左長史不低於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長史求為東陽，晉制，郡國守相皆五品，東陽又非大郡，似亦可證明司徒左長史為五品官。依上文推測原理，劉惔為司徒左長史亦當在成康二帝時。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導和琅邪王司馬岳二人，康帝時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與他府不同，雖無司徒亦置長史及屬僚，蓋因其事務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劉惔究竟為何人長史並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間任此職則確定無疑。
在任司徒左長史之後，劉惔任過侍中、丹陽尹，按照《晉書》卷七三《庾翼傳》記載，尚曾任征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作者認為劉惔應是先任侍中，然後以征虜將軍出鎮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長史直接出鎮，原因在於東晉文武換職時盡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勵文官任武職，軍號相對原官或許會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晉書》卷七九《謝尚傳》云：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
按《宋書·百官志》黃門侍郎第五品，建武將軍為「五武」之一，第四品，這大概是由於謝尚「輟黃散以授軍旅」、行為值得鼓勵的緣故，但也不過提升一級而已。劉惔出鎮沔中，所帶徵虜將軍軍號在第三品，與侍中同階，而司徒左長史據前推測應在第五品，一個五品官員驟以三品將軍出居要地，未免資望太輕。然而，如果劉惔之前經歷過侍中一職的話，這一遷升順序就可以獲得解釋，因為侍中為清要之任，常在帝側，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長史遷侍中的記載雖未檢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長史遷散騎常侍卻見於本傳，而晉朝散騎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輕，則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亦無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號出鎮沔中，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作者主張劉惔的陞遷路線是中書郎——司徒左長史——侍中——征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丹陽尹。
不過，劉惔的歷官也有問題，劉惔尚主後以駙馬都尉奉朝請，見《晉書·職官志》，之後歷官記載就直接從見於《初學記》所引《晉中興書》的中書郎開始，可是駙馬都尉雖然官第六品，但與中書郎這一要職之間輕重懸異，而中書郎關掌機要，並非僅憑某個權臣的意願就可以超越用之，雖然劉惔聲名極隆，也沒有自駙馬都尉奉朝請直升中書郎的道理。於是在劉惔的歷官次序中出現了一個斷層。然而，如果把劉惔與劉恢的歷官結合起來看，就完全可以解釋了。劉恢曾任車騎司馬，這個位置正好與駙馬都尉同是第六品，而且車騎司馬為重號將軍軍府僚屬，以此而言則不為輕；東海王沖為帝叔，位尊而無實權，以此而言亦不為重，正處季孟之間，劉惔自駙馬都尉遷升車騎司馬，其位稍重，於理可通。以年齡計之，劉任車騎司馬應在其二十餘歲時，也可證明此點。其解車騎司馬後出都為庾翼僚屬，深得庾翼好評，而不久還為中書郎，又是自六品晉至五品，似乎可以認為是受到庾翼賞識的結果。之後劉歷遷司徒左長史、侍中、征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丹陽尹，終於丹陽尹任上，而丹陽尹正是三品官，與所贈前將軍品級嚴密契合。這才是作者認為劉惔與劉恢為同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劉恢與王濛、袁喬、桓溫等人相友善，袁喬姑且不論，王、桓也都是劉惔的好友。按理說，劉恢與劉惔同為沛國劉氏子弟，年齡相近，交友亦相類，又皆能玄言，理當關係密切，但《世說新語》中卻不見他與劉惔來往的任何記載。又王濛為會稽王上客，與劉惔一樣交遊廣泛，他對劉恢作出如此高的評價，劉氏聲譽必然盛極一時，但竟也找不到劉恢與其他名士交往的記錄，這難道不奇怪嗎？這樣的奇怪現象，只能從二劉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釋。
說到這裡，大概還有兩點疑問沒能廓清。一是劉惔字真長，人所共知，而劉恢則字道生。二是劉惔在郡以無為為治，孫綽誄以「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而劉恢號稱有文武才，為蕃屏高選，兩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然而這兩點都可以解釋。
史言劉恢字道生，與劉惔字真長不同，吳仕鑒認為是一人兩字，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道生」或是小字，晉人稱人小字已成風習，無論稱人者還是被稱者均不以為輕*。「道生」者，是因天師道而得生之意。劉惔本籍沛國，過江居京口，沛國屬徐州，而當時青徐二州濱海地帶士庶多有奉天師道者，此風流布，濡染內地亦所難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則劉惔家奉道也不足為奇，長輩給子孫起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當然。
至於劉惔「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之評，實際上與王導晚年所謂「世謂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之意相同，其為政方針仍是東晉開國以來王導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綱」。這種方針的特點是「寬小過，總大綱」，以和靖致治。以此為政雖未免寬縱豪右，但於內部矛盾重重的東晉王朝而言，卻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穩定，劉惔為郡以鎮靜信誠為治，風塵所不能移，已見前引，當是深得王導政崇簡易的精髓，實際上與桓溫「全欲德被江漢，恥以威刑率物」的方針也是一樣的。因此不能以劉惔在郡無為即認為其是空談之士。
能表現劉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鎮靜為政之外，還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鎮沔中。此事現在已無直接記載，但從桓溫以劉惔鎮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後情形，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陽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於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進屯襄陽，排擠桓宣，次年桓宣發憤而卒，庾翼遂以長子方之為義成太守，代領桓宣所部，同時留司馬應誕鎮襄陽，命參軍司馬勳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對沔中地區形成嚴密控制。這種嚴密的佈置，當然主要是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對外防禦體系，但在荊州易手之際，卻也給必須控制漢沔要地的桓溫出了難題。司馬勳身在西城，距襄陽略遠，又是晚渡荒人，於庾氏不甚親密，尚可通過拉攏方式解決，但庾方之作為剝奪權力的主要目標，應誕以庾翼司馬出鎮新得之地襄陽，可想而知是庾氏親信將領，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處置，必然造成動亂，甚至會威脅到桓溫對整個荊州都督區的控制。桓溫敢於在如此時期將劉惔放在這個位置上，想必是對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劉惔到沔中後的行事雖不見諸史傳，但想必是以極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勢，在沒有傷及沔中元氣的情況下解決了庾氏勢力。否則次年桓溫伐蜀，恐怕也輪不到劉惔後任、以江夏相監沔中諸戍並督三郡軍事的袁喬擔任先鋒。當然，田餘慶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爭的過程中已經指出：「有許多本來只能由武裝衝突來解決的問題，在現存的簡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過程，這很難令人相信。」但即使劉惔奪取沔中之事也屬於田先生所論述的情況之列，也無損於對其人能力的估計，畢竟這種棘手問題即使武力解決也有相當難度。劉惔在解決沔中問題中的表現，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選」的評價，與庾翼的評論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記載亦能契合。
劉惔另一可為人稱道的，是其出色的遠見。除料桓溫得荊州則不可複製以外，還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說新語·識鑒第七》「桓公將伐蜀」條云：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鹹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曰：「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桓溫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輒行，公元三五七年（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劉惔之言。
把以上幾點合起來，劉惔與劉恢為同一人的說法想必變得甚為可信了吧。此時門閥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見於正史的即有袁喬、謝尚、王恬、荀羨等人，因此劉惔不似一般認為的那樣但能清談也不足為奇。
劉惔在沔中的時間不長，公元三五五年（永和元年）八月桓溫西上，以劉惔鎮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會稽王輔政，三月殷浩拜揚州，參前王劉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語，則劉惔當是在何充逝後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還，其後代劉惔監沔中諸戍的是江夏相袁喬。按袁喬自徐州隨桓溫至荊州，初任安西咨議參軍、長沙相，未到職，後乃繼劉惔鎮沔中，因此我有些懷疑前引「袁羊嘗詣劉恢（惔）」條的故事正是發生在襄陽，然而並無根據，只得付之闕如。
五、結論
經過以上論證過程，可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劉惔並非千年以來史家所公認的清談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於會稽王以之為清談賓友，政治上並不重視其意見，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緣故。限於對資料的掌握，該篇論述中摻雜了許多推論，不敢說確鑿，僅為一種觀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