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切地說，在遇見圍巾的那天之前，我呆在黑不溜秋的錄音棚裡度過了很多時日。我和樂隊的朋友為了我們最近創作的一首單曲在一個做音樂唱片的朋友的錄音棚裡錄音。時間大概是在春季的十分之九處。坐落在郊區的小小的房間四周被茂密的楊樹環繞，所有的樹葉隨著風聲一起發出叫聲，跟偶爾飄落到地面的同伴一起輕輕向下。那裡的交通很不方便，汽車不能直接抵達，還得步行大約十分鐘的路程才能完全見到錄音棚的面貌。為什麼要把錄音棚建在這裡我自然無從知曉，但總不至於是恐怖主義秘密基地的一部分，也不會是外星人經常出沒的場所。但是我是喜歡極了隱蔽在離城市很遠的這個地點。湛藍的天頂下被綠色環繞的小的房屋。聽不見惱人的汽車喇叭的嘶鳴，也不會有種莫名的壓迫感。大概從早上七點到中午十二點，我們在亮起OIR的玻璃後面反覆唱著相同的旋律，為了不讓下午來這裡的一個歌手等候，得在中午之前把所有的工作結束。也許是因為緊張，調音師在我眼裡變成一個黑乎乎的團狀動物，在前方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直到監製喊完成，我才大口地呼出一些爽快的氣息。樂隊的一凡為每個人叫了盒飯，雖然味道不怎麼好，但是想到馬上就能聽到自己刻成D的單曲，心裡還是充滿了歡樂的泡泡。圍巾是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我面前的。他是和朋友一起來送樂隊另一首歌的小提琴和旋的。他穿著黑色的T拟shirt，黑色的七分褲，紮著一條朋克的腰帶，頭髮是流行的爆炸頭。我眼睛一直盯著他衣服上巨大誇張的格瓦拉的頭像，口中咀嚼著一根瘦小的白菜。他看了我一會兒，像是一隻猩猩看見了一隻綿羊，想要交流，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於是先望著它靜靜思考開場白一樣。大約經過兩分鐘，他向同伴悄悄地說了些什麼，然後又轉頭望著我。當時的環境極為嘈雜。幾乎是每個人在做每個人的事情。吃飯的在認真吃飯，聽歌的在暢快地聽歌，聊天的在盡情地聊天。彷彿只有我們倆是無事可做的兩個人。他的朋友在低聲耳語的交流之後帶他走到我面前。我和這個人很熟悉，他在音樂學院讀三年級，以前一起為一個酒吧的派對做過音樂策劃，而且也有很多共同的興趣，還算是個能聊天的夥伴。這個人把手搭在圍巾身上，對我說"嘿！這是我一個學音樂的朋友。聽說你寫過好多小說，想認識認識你。"我把手邊的飯盒趕快放下，連忙起身想說點什麼。但是還沒等我站穩，圍巾伸出手對我說"你好，把你手機號碼告訴我可以嗎？"這便是他的開場白。那麼，順理成章我的開場白自然就是將自己的手機號碼口述一遍。一問一答之後，聊天開始，次要人物退場。圍巾顯得有些緊張，我不知道這種緊張的起因，也無法具體描述接下來的很多沉默的片段。在我每次多於他數倍的談話之間，他夾雜幾段少量的自我介紹。他告訴我他還在上高中，是一所藝校的音樂班。他告訴我他班上的同學他大部分都不喜歡。他告訴我他以前也玩過樂隊。他告訴我他要走了。於是，我以為他會像我在城市中遇見的很多僅有一次交談的人一樣，從此便開始了漫長的分離和錯失。記憶中，他只屬於此時此刻。後來，他隔幾天就發一條短信，甚至還有幾次電話。短信的內容五花八門。有時是一聲簡單的問候。有時是談論他對某一個樂隊的看法。有時是問我現在在幹什麼。有時說想要到電影學院來玩。他真正到電影學院來玩的時候，我們去呱呱食街聊天。他似乎突然改變了造型，連性格也像是另外一個人。除了髮型保持原樣，上衣換成了整潔乾淨的襯衫，褲子則是有些發舊的牛仔褲。他開始認真聽我講了一些話後馬上變得滔滔不絕。如同長達數月的話語沉澱在聲帶處，只待此時起將全部噴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