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冰的湖面上覆蓋著無邊的白雪，食物貯藏室高高地架在四根木柱上以防熊來偷食，房屋旁放著一堆棕色的木板，這是木匠羅倫森簡樸而溫暖的家。在罩上一層水蒸汽的窗戶前有一排在冬日雲霧螟蒙的陽光下開始變綠的樹。這天正是1994年12月15日，人們正在等待聖誕節的來臨，但是在木匠家裡既沒有歡樂也沒有恬靜。木匠坐起居室裡。他那高高瘦瘦而又結實的身板猶如他庫房裡的木板。他的身體向前傾，雙拳支在桌子上，竭力克則著自己。在他面前坐著他的女兒羅希，一個16歲漂亮的女孩，她固執地低著頭。「聽著，我的孩子……聽我說。你要明白我說的，這不是我的事，也不是你媽媽的事，而是你的事，是你一個人的事。相信我，此時我忘掉了一切，只想著你，想你的將來，想你的一生。」
羅希終於看了她父親一眼，但是為了更好地反抗他，愈加表現出她的無動於衷，甚至她的蔑視。她沒有看她父親的眼睛，而是看他長在面孔中間的大大的鼻子，好像是一個貼上去的大木槌。他嘴裡的一半牙齒已經掉了，他的手佈滿了老繭和青筋。無能為力的木匠轉向他的老婆，她正坐在長沙發上流淚。
「你幫我說說她，瞧你哭什麼？」
「羅希，我們都是為你好，我求你，聽你父親的話，」母親哽咽地說。
「我一點也不明白你們要幹什麼，」羅希不耐煩地回答道，「在醫院裡工作總不丟人吧Ｉ」
羅倫森先生強壓著怒氣：「當然不丟人。可是我們把你送到商校不是讓你去當女看護的。我們同意你在假期裡在醫院裡幹活，但是假期早就結束了，你打算怎麼通過明年的考試？」
木匠羅倫森就是這麼說的。但是假如他會說服人，他會說別的東西。比如他會說他很傷心，他不再瞭解他的孩子了。他納悶，他可愛的小姑娘，既聰明又肯用功的女兒（她的老師為她驕傲，還得到過學校獎給她的300元獎學金），怎麼會變得如此固執。
那天羅希向他聲明，她再也不願意去商校了。這如同當頭給他一棒。他吃驚地看著女兒……他一直認為孩子信任他，認為她會讓她父親去決定一切，認為她懂得父親全是為了她而操持刨和鋸子的。而現在她突然地搖著固執的腦袋說：不！
因此木匠認為這一變化是由一個壞男孩引起的。必須讓羅希放棄醫院上班的想法，回到家裡來。但是這天上午看到羅希從停在掃雪車剛清出的路面上的長途汽車上下來時，他迎了上去，舉起她的小紙箱子，發現箱子很輕。
「所有的東西全在這兒嗎？」
「不是。」
現在該是解釋的時候了。木匠是個耐心的男人，他試著用計策和哄騙來說服女兒。
「如果你想當一名護士，我們也不反對。但你先得通過考試。最好你能上護校，這樣你就不用當一輩子護理員了。你覺得如何？如果你上馬勒莫護校？」
羅希只是厭倦地、荒唐地、輕蔑地笑了笑。
「爸爸，你不必費心了！我再也不想聽到什麼上學、考試了……我要回到城裡去，回到醫院去。如果有一天他們不需要我當護理員了，我可以去當售貨員。」
這次木匠師傅火了，使勁地跺著腳，開始在房間裡來回踱步。
「那麼很好！你不再想聽我的勸告和計劃了？為什麼？我告訴你為什麼吧，有個傢伙纏上你啦，而你也不想放開他。」
羅希沒直接回答，只是簡單地說；「也許吧。」
這個回答使木匠失去了自我控制，因此他幹出一件他從未幹過的事；他打了羅希一個耳光，僅僅是一個耳光。羅希大叫起來：「我恨你，父親，我討厭這些過時的勸告。是的，我戀愛了，這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如果你們不喜歡，我可以走人。」
她離開了房間，下了樓梯，消失在冬夜裡，她再也不會回來了。
女兒的出走是木匠可怕遭遇的開始。他先是自己行動起來尋找女兒。經過許多天焦急的等待，經過到處寫信，打電話詢問羅希的下落之後，他終於找到村上的警察登記羅希失蹤。因為他，他的朋友、鄰居，甚至地方警察局都認為，羅希毫無疑問是同一個男人出走的。
幾個星期以後，大概是由於一封匿名信，一位國家警察局的警長來了。警長衣著筆挺，戴著一項軟帽子，雙眼充滿懷疑，詢問了羅希的父親。警長讓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講述爭吵的經過。當木匠說到他打了羅希一個耳光時，警長眼睛突然一亮，似乎他什麼都明白了。
「那麼您打了她？」曾長問。
「是的，我跟您說了，打了一個耳光。」
「就是一個耳光？」
「當然了，就是一個耳光。而且並不很重，您知道她是個很受寵的孩子。」
「但是您發怒了？」
「我很生氣，但還沒到虐待我女兒的地步，我妻子可以證明。」
「您的妻子不能證明，因為她是您的妻子。您後來去追她了嗎？」
「沒有馬上追出去。我這樣兩臂下垂地呆了幾分鐘，然後像瘋了一樣地追了出去。」
「但您沒有追到她？」
「沒有。天黑了，我在馬路上跑，她大概走的另一個方向。」
衣著筆挺的警長眼睛裡總是充滿了懷疑。他戴上軟帽子，走了。
隨後幾天，木匠吃驚地發現，警察不去找他的女兒可能去的地方，或者找那個帶她出走的男人，卻在他庭院的柴棚裡上下亂翻；不去尋找人而讓村裡的漁民打澇湖底，他們在尋找屍首。警長推理很簡單；這個壯實的木匠嫉妒、惱怒得發瘋，在他追上他女兒以後就把她殺了。並隱藏了她的屍首。這一推理慢慢地終於說服了地方警察局，而且他們不停地向鄰居們重複這一推理。
人們剛開始不相信，最後終於承認這不是不可能的。的確，羅倫森師傅很愛他的女兒，他的女兒的行為的確不規，木匠的確會惱怒。總之無風不起浪。這便是鄰居們傳統式推理所得出的結論。以致當他們讀到報紙上白紙黑字，大標題寫著由於缺乏證據，不能逮捕木匠，但警方確信他是兇手時，他們的懷疑變成了確信無疑。
從這天起，木匠的日子很不好過。鄰居們遠遠地避開他，避免同他打招呼，再也沒有人找他幹活了。在這偏僻的地區，最瘋狂的謠言開始在農民中間傳播：有個女人親眼看到過木匠裝他女兒碎屍的盒子。沒有人買他的雞蛋。因為人們懷疑他的母雞是用他女兒的骨粉餵養的。最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村長建議警長用他的公雞去尋找屍首。
因為他的公雞是一隻奇特無比的公雞，當它經過一具屍首旁邊時，它會發出格利、格利的叫聲Ｉ在隆冬季節，衣著筆挺，軟帽下露出懷疑目光的警長同一群人出發了，領頭的就是那只奇特的公雞。他們在結冰的湖面上踩出嘎吱嘎吱的聲音。
「格利，格利。」公雞叫著。
「好啦，就在那！」
但隊伍還沒有來得及停下來，公雞又開始叫格利、格利。
它叫了700次。衣著筆挺的警長惱羞成怒，當著全村人的面指責木匠：「你們別擔心，我的朋友們，是他在嘲弄我們，但他是兇手，我們會找到證據的。」
來年夏天的一天，木匠走進村莊裡的一家店舖。過去在這個地方到處可見到這種店舖。店舖裡既賣麵包、芥末，也賣農具或拖拉機。木匠很吃驚地發現，他進來時村上的人沒有避開他，反而都微笑地看著他。木匠仍舊徑直到櫃檯前買東西。
「怎麼？」老闆叫道，「羅倫森師傅您還不知道新聞嗎？」
「什麼新聞？」
「您的女兒活著呢！在湖那邊有人發現她裝在瓶子裡的信。」
對這些想求他原諒的人，木匠沒有說一句話，而是飛快地跑出店舖。木匠沒有意識到這一消息是不確實的，至少是令人奇怪的。他摟住他的妻子——唯一能相信他是無辜的人。
「忘掉一切吧。有人在湖那邊發現了羅希裝在瓶子裡的信。」木匠說。
第二天，衣著筆挺的警長來敲門了，他總有一副懷疑的目光。他手裡拿著一張在瓶子裡發現的紙，上邊有羅倫森的地址和以下的話：不要找我，你們永遠我不到我。羅希。
木匠感到既輕鬆又擔心：輕鬆的是他認為他所受的苦難從此結束；擔心的是他不知道他的女兒成了什麼人。他向警長提了一大堆問題。
「她肯定不在國內了，是不是？她可能結婚了吧？但如果結婚了，為什麼不給我們捎個信來？大概一切全好？您認為如何？先生？」
警長沒有回答，反而不耐煩地問他：「您認識您女兒的宇嗎？」
「是的。警長先生。這是我女兒羅希寫的。」
「您能證明？」
「我向上帝起誓。」
在法庭面前，羅倫森師傅對他的證言起了警。而且他認為他的惡夢結束了。然而他卻大錯而特錯地估計了形勢。信的筆跡經過首都字跡專家鑒別，得出了否定的結論，認為不是羅希寫的字，報紙對此作了報導，鄰居們又開始嚼舌頭了。
「他自己把信放在瓶子裡想騙警察，真想得出！」
沒有人知道是誰把瓶子放在湖裡的。有一天，這樁瑞典最大的疑案，終於真相大白了。
一個瑞典水手飄流四海，回到國內以後，聽人談起木匠的故事，並在報紙上看到羅希的照片，他認為他有義務使警察知道以下事實。下面是他向警察敘述的全文：「我叫安瓦勒德馬-安得森，是水手。我堅信我在溫哥華的唐人街遇到過羅希-羅倫森。我們的船停在溫哥華，在那裡老闆要支付我們的薪水。這大概是兩年前的四月。我們是由好幾個國籍的人組成的快樂的一夥。我們去了唐人街。在第一家酒巴我遇到了這個二十來歲漂亮的姑娘。她獨自一人，表情憂鬱。我邀她跳舞。她真是個仙女，她沒說什麼，她下巴上有一條小傷疤。她英語講得不大好，但會說這個地方的土語。我們相約第二天晚上在酒巴相聚。我們在一塊喝了酒。男人們都叫她羅茲。她跟我說她是加拿大人，名字叫羅茲－瑪麗。我陪她到了她的住處。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我身邊，她讓我講講我的生活。我對她說，我不在海上飄蕩時，就在澳大利亞剪羊毛。她問我什麼叫剪羊毛？就是給羊剪毛，你應該懂這個詞。如果你懂你的母語。英語不是我的母語，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是瑞典人。我困惑地看著她。我從來沒有見過頭髮顏色這麼深的瑞典女人。後來我明白她把頭髮染了。我跟她說，我也是瑞典人，姑娘，去給咱們來一杯家鄉咖啡。當她去因房煮咖啡時，我看見桌子上有一封用芬蘭語寫的信。像其他瑞典人一樣，我也懂一點芬蘭語。信是以我心愛的羅希開頭的，我還沒來得及看下文，她就回來了。我開玩笑地說，你是叫羅希，還是叫羅茲－瑪麗？她臉色變得蒼白，大叫道，這是我的信。不關你的事！我無法解釋她為什麼發這麼大火，因為我才不在乎她到底叫什麼呢！我是個水手，只想同一個女孩度過在溫哥華的最後一夜。夜裡，她講了自己的身世：幾年前一個朋友把她帶到斯德哥爾摩。另外一個情人，一個芬蘭人偷偷地把她帶到大西洋彼岸。剛開始住在蒙特利爾，後來她來到溫哥華的唐人街住下。我看到報紙上登出這個溫哥華女孩的照片，「我確信是她。」當然水手的話不關警長的事，但他不得不予以重視。更重要的是一個有名的律師知道案情新的情況，覺得事情並不是完全無望，便當了木匠的保護人。律師同駐溫哥華的瑞典領事取得聯繫，並請他幫助尋找叫羅希-羅倫森，也可能叫羅茲－瑪麗的姑娘。
幾個星期過去了，領事回信說沒有找到那姑娘。或者她自己拒絕出來承認自己的身份，要不她又更換了姓名，或者已離開了溫哥華。因此國際刑警組織只好參預此案。
斯德哥爾摩國際刑警分部以關係到可憐的木匠羅倫森的生活為理由，請求巴黎總部發佈尋人公告。
不幸的是。一天天地過去了，國際刑警組織的所有分部都送來「不知該人」的答覆。
羅希失蹤馬上快到6年了。衣著筆挺的警長一直積極尋找證據以便監禁木匠。在沒有足夠的證據的情況下，瑞典司法部門已準備審判木匠了。他沒有料到另外一名在國際刑警組織負責社會風化的刑警正在積極地做著相反的工作。他堅信姑娘成在溫哥華，他說服了他在渥太華的朋友，一個講英語的加拿大人，當總監的羅蘭-馬什，請他負責尋找羅希，並說服羅希為她父親開脫罪名。
經過幾天的尋找，羅蘭-馬什找到一位22歲的姑娘，長相與瑞典水手形容的完全一致：的確是棕頭髮，但眼睛很亮，斯堪的納維亞人的皮膚佈滿了小雀班。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表情有些憂鬱，口音很奇特，夾雜著一些粗俗的語言。她懷疑地打量著來訪者。羅蘭掏出自己的名片。
「小姐，我是加拿大警察。但我希望在幾分鐘裡您忘記我的身份。另外，我不想對您有任何損害。我既沒有對您提什麼建議也無意在任何方面干涉您的生活。我只要求您聽我說十分鐘。十分鐘後我走人，您將再也不會聽到我的名字。我只是想讓您看看這些報紙。」
在年輕姑娘的床上，羅蘭-馬什翻開了瑞典報紙：上邊通欄報道了木匠殺女的案件，報上登有無辜的木匠參加指控他犯罪的聽證會的照片，漁民排干湖水，警察仔細地在木匠花園和房屋裡搜查的照片，嚇壞了的母親的照片，以及村裡人嘲弄他們夫妻和自以為是的警長的照片。
儘管姑娘很自制，但見到報紙和照片，再也不能平靜下來。羅蘭-馬什解釋道：「很可能您就是羅希-羅倫森，也可能您討厭您的父親，但是您恨他能到這種程度嗎？無論如何，要是您是羅希-羅倫森，無論您指責您父親什麼，您會不會認為您父親已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另外，您的國家法律允許您有消聲匿跡的權利，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您必須符合法律手續。如果您是羅希-羅倫森，您就不符合法律手續，因為法庭正在尋找您當作主要證人。為了使您符合法律手續，只需要您回答一個字。當我問您是不是羅希-羅倫森時，如果您是，您只要回答我『是』就可以了。您將符合瑞典法律手續，也可能使您能對得起您的良心。我從此就走，您從此不會再聽到我的名字了。您是羅希-羅倫森嗎？」
「是的。」
「您願意我把您的地址通知您的家人嗎？」
「不。」
「您願意我為您給家人捎個口信嗎？」
「不。」
「您願意保存這些報紙嗎？」
「不。」
羅蘭-馬什收拾起床上的報紙，小心地疊好，放進挎包裡。在他離開之前，只是簡單地說道：「我要是您，我會讓頭髮重新變成金黃色……現在什麼也不妨礙您了，金黃頭髮對您更般配。」
然後，羅蘭行程4000公里從溫哥華返回渥太華，回到他辦公室向國際刑警組織發去電文：羅希-羅倫森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她化名為羅茲－瑪麗，頭髮染成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