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有兩種。一是相等的窮，一是相對的窮。前者損壞肉身，後者殃及心靈。不知幸與不幸，二者我都體驗了。
前者發生在改革開放前。例如「*」期間，大家都窮，窮得大體相等。那時我在東北鄉下務農。大家基本吃一樣的東西：早上玉米麵餅、鹹菜；中午還是玉米麵餅，冬天土豆熬酸菜，夏天豆角熬土豆；晚上高粱米粥或苞米粥、鹹菜。家家如此，戶戶皆然。穿的就更相等了，四色黃藍白黑，男的直領，女的翻領。群眾三個兜（衣袋），幹部四個兜。褲子都是肥褲腿大*，姑娘們顯不出曲線，小伙子看不出挺拔。
因為窮得均勻，窮得平等，所以心理沒什麼不平衡。何況人們也沒覺出有多窮，甚至以為幸福得不得了-「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改革開放後，另一種窮、相對的窮出現了。對於我，那不僅僅是窮富之差，還有窮富角色的錯位，尤覺刻骨銘心。
1982年研究生畢業後我當了大學老師。被分到廣州的暨南大學。暨南大學是國務院僑辦屬下以招收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為主的大學，部分招歸僑子女。退回二三十年前的廣州，與「港僑」沾邊是極不得了的事情。因為那意味僑匯，意味「兌換券」，意味新潮服裝和MADEINJAPAN兩用收錄機、電視機。而我來自祖國版圖幾乎最北端的小山溝，我教的班上二三十名學生都比我富。當時我的工資是七十一元五角，甚至不夠我的學生在外面卡拉OK一次的錢。你叫我這個老師如何體面地生活、如何在講台上氣壯如牛呢？我除了買書，沒有任何像樣的消費，身上的衣服多是地攤上買的。校園裡有湖，湖裡有魚。一次學校從湖裡撈魚，我們一大幫老師圍著草地上不大的一堆魚分魚。正當我提著幾條不到巴掌長的鯽魚往回走的時候，迎面碰上班上嘻嘻哈哈打鬧著走來的女生……還有一次學生買了軟包裝果汁給我，我竟不知道怎麼喝，是一個女生幫我把吸管*小圓孔裡。不久我為電視台翻譯《血疑》的姐妹篇《命運》電視劇，播出後我竟沒有電視機，兩個香港男生知道了，一天半夜敲門，從香港背一台彩電送來。後來用每集五十元的《命運》稿酬好歹把錢還了，好在長達二十八集。
我不是說我不能忍受這種物質生活上的窮，只是難以忍受由此帶來的精神痛楚-當學生們面前站的是昨天中午自己給插吸管喝飲料的、昨天半夜自己敲門送彩電的、身穿廉價地攤衣褲的老師時，他們會作何感想呢？不，學生們作何感想並不重要-我也沒看出他們因此不尊敬我這個老師-而是我自己覺得這種窮深深地傷害了我，剝奪了我的體面、我的自尊。而那未嘗不是全體教師和高等教育的體面和自尊。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被破格評為副教授，很快赴日進修。到日本一看，日本國民任何一個都比我這個當年還算鳳毛麟角的副教授生活得好，於是我不得不體驗不同語境下的相對窮。那時也還年輕，我開始打工。天未亮就爬起來去花卉批發店扛花捆，扛兩三個小時趕去上課，下了課又乘地鐵趕去郊區一家食品廠，同日本婦女們一起包裝香腸，很晚很晚才回到住處。打工時我始終沒說自己是大學老師，更沒說是副教授。因我覺得那不僅關乎我個人的體面和尊嚴，而且關乎國家的體面和尊嚴。記得在回國飛機上，我身旁坐著一位老者，告訴我他是吉林四平的，一位日本朋友邀他去日本看看。「吃住不算，人家還送了我東西呢！」說著，他從塑革提包裡掏出一條又一條毛巾，雖然新，但顯然是用過的。看著老人得意的神情，我能說什麼呢？我的心在滴血！
二十多年過去了，現在不窮了。不窮不僅僅意味物質生活的富裕而且意味精神世界的高揚，意味一個人、一個老師以至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體面和尊嚴。
不窮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