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列寧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適的繼承人。據稱列寧曾說：「他（斯大林）抄襲了我的毛病。」舉凡斯大林日後所作所為，如特務政治，殘殺政治犯，和敵人打交道，「民主集中」式的獨裁，都有列寧之先例在前。列寧早已講明，他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為進入共產主義前之一個「轉變階段」，需要「很多年」、「很長久」，可是始終沒有標明確切時間。況且他又鼓吹「社會主義不復為一個遙遠時間的問題」。那麼資產階級的革命既能在八個月內完成其在歷史上的任務（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間的八個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有時將歷史的發展作「望遠鏡的縮短」），則一個轉變階段經過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過短了。斯大林在列寧去世之後，即於1924年放棄國際共產的重點，提倡「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實現」，表面上似乎與列寧的思想相反。可是專家細讀列寧的文件，則覺得這種趨向，列寧早已有之，斯大林不過在局勢明朗後，確切的付諸實施而已。
還有一個在以上理論之間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則是蘇共因內戰才能決定它本身的模型與尺度。這也非列寧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預見的。一位哈佛大學的專家曾說：
我們已經看出布爾什維克因為奪取政權及保持政權，讓他們的民主原則和一般的顧忌逐漸消失。在現下三年和內外強敵作戰之餘，這種發展不僅持續，而且只有增強，更擴張到政治之外，及於社會生活之任何部門。那被包圍的心理狀態，那種「不和我們合夥就是和我們作對」的情緒，成為了共產主義的精神狀態。
尚不止此。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內戰結束後駐留於共產黨內的只有此中半數，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經濟政策，組織集體農場之前夕，據稱只有8000人。而共產黨在內戰後期1919至1921年間，黨員數目即由30萬增至70萬，其中大多數為紅軍軍人。至1928年初，黨員數目已逾130萬。可見得在革命的過程中，其上級所操縱的機構業已變質。當初一個反戰、反侵略、帶國際性格、具有優秀分子之氣魄和理想主義的集團，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條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寧等所控制的不過是官街公署、交通通信機構。新政府之權力，還是要經過內戰，才有效地下達於各村鎮。只有爭取糧食、抽派兵丁，鄉村的人口才切實地感覺到蘇維埃政權力量之所在。「軍隊之成功，通常倚靠於他們進出於出產食品豐富之邊區時，自身之作為。」恐怖政策無疑的使人們對蘇維埃印象更為深刻。1919年蘇維埃政府設立了7500個集中營，另有21700所監獄。經過內戰，各地方下層蘇維埃的權力，由集議政體的單位移到行政單位，而且漸與上層的機構結成一個行政網，失去過去獨立自主的性格，這種發展務必要和十月革命時全部紀律消散的情形比較，才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在鬆緊政策中製造日後蘇聯體制的經過。哥薩克區域及其享有特權的事實，已歷幾個世紀，經過內戰，終告解散取消。內戰期間，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心腹地帶，也正是「大俄羅斯」（Great Russia）所轄區域。主要的會戰既有下落，其他邊區遠處少數民族的地區就等於瓜熟蒂落，所謂自決，也只不過是口頭禪，實際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輻射，紅軍成為各地組織蘇維埃的主宰。
總之，共產黨之編成與發韌與軍事行動相始終。它繼續了沙皇統治下的軍事傳統，也掌握了中樞的地盤。三年之內黨員也曾遭到無數險阻艱辛，他們各人的事業成功也無不與內戰有關，因此算是與列寧的革命哲學吻合，因為彼此都沉潛於軍事思想與軍事紀律之間。
反面而言，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種「主義」。它沒有預定的計劃，只不過是倉皇應付非常狀態的各種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過是起於動員時的群眾心理，由痛恨資本家，推廣至於前後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針則是由國家主持所有生產，並由中樞分配。因此大至工廠、礦場，小至房舍、金銀、首飾、器皿，無不可以徵收。「自製造火車頭至開公眾浴室」、「自供應麵包至蘑菇」，企圖全部由國家主持。積習既久，則索性由武裝部隊進入村莊，挨戶搜索，除了農家本身食用之外，多餘糧食一概拿走，並且主張停用貨幣。
戰時共產主義引起生產劇烈降低及停頓和經濟脫節，不足為奇。這時候大城市的人口減少1／3，工人的生產率只有歐戰爆發前的1／4。農業生產也降低約40％。而奇跡是，在各種飢寒交迫情形下，蘇維埃政府尚能供應紅軍，並且使之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由國家所徵集的煙草，全部交與紅軍，大批肉食也是如此。在最後兩年內，每年由政府分發紅軍靴鞋，約500萬雙，而只有200萬雙給約6000萬人民。由內戰引導出來的軍需問題固然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即在戰時已經由共產黨發動對本身的各種整肅，可是共產黨鐵石心腸的紀律仍是不可抹殺，即批評者也不加以否認。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覺得以之作背景，不難用以解釋日後蘇聯之體制。自帝俄1914年參加歐戰，全部發展都是空前的特殊。這當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著蘇維埃的理論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適履的解釋來與馬克思的一般原則符合。並且從一個政治學家的眼光來看，即辯論實況與馬克思的理論不相銜接也是多餘。因為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兩者之間的理論，另從17世紀霍布斯的學說和20世紀凱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更容易將蘇聯的問題解釋為一個數學上的問題。
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可謂將沙皇體制徹底推翻。如果此時這國家還沒有進入一個「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階段，事實上也相去不遠。當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開火，大城市裡面包供應不及的時候，已經象徵法制完全解散，除舊布新，一切都待重來。根據霍布斯的觀察，在這關頭亟要推舉一個「國家最高主權」，列寧所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也就符合所說的宗旨。
我們務必看清楚：霍布斯書中很多辭語都以集體性（collec-tive）和象徵式（figurative）的方法著筆。他的國家最高主權人（sovereign）可為一人，也可以為很多人，或是一個團體。他所謂推舉，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選出，國家最高主權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而且推舉這最高主權人的用場，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見「以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凝結為單一的意向」。
列寧所揭櫫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當然占俄國人口之絕大多數。但是他們的意向不容易徵集。俄國民智未開，人民渾渾噩噩。農民以分得地主的幾畝田為滿足。即是工廠裡的工人，如果讓他們各行所是，他們也未必衷心於工會運動，只要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即已達到目的，不會在制度上要求改革。所以只有共產黨員，眼光遠大，又不計較本身利害，才能成為革命的先鋒，不致陷革命於沼澤（列寧實際使用marsh這個字）。本來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覺得治下人民只顧目下利害，無長遠打算，已經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也有同樣的優越感。這種情況也有似盧梭（Rousseau）所說，社會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並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總和，它有集體性，也有高度的道德價值，所以又必待賢哲如盧梭者才能從中發現。這些旁證說法，可以解釋列寧的「民主集中」的真髓所在。其民主是以人民為主體，而必須集中，則只有優秀分子能瞭解，只有共產黨由上致下的紀律才能掌握。這些說法都不曾出現於馬克思的思想系統中。
而霍布斯也在他的書中說起國家最高主權人有權宣戰講和，只有他（他們）明瞭怎樣才符合公眾利益。所以誰是友國、誰是敵國、軍隊如何編組、如何補給，全由國家最高主權人決定。這種說法施用於20世紀，可以推而廣之，支持布爾什維克奪權以來一切作為，也可使列寧和斯大林擺脫生前死後的任何批判。霍布斯認為國家主權人不可能做壞事，前已言之（見第五章，他唯一失職之處，乃是不能保護人民）。《巨靈》曾說起：「他不可能傷害任何下屬，下屬的人也不當指斥他不公平，因為他受茲人之命行事，不可能又傷害茲人。」在此我們可以想像霍布斯有時候將他筆下的國家最高主權人形容成有如列寧筆下之職業的革命家，說成一個一塵不染的透明體。他（他們）都只照顧公眾之利害，沒有本身之是非。另一方面，俄國在20世紀初期和英國在17世紀中期一樣，高層的高尚理想無法灌輸到下層社會裡，於是只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列寧之施行特務政治與恐怖政策，亦與霍布斯的意見相似。《巨靈》裡有言，最高主權人以賞罰作為推進政策的工具，可以執行體罰，可以在現行成文法不及之處施恩處刑，由他自訂辦法。這種說法與英國傳統裡「內在的公平」（intrinsic justice）的觀念也不相違。所以當列寧等人尚為「巨靈」的時候，倒也與中國更換朝代的情形相似，而且其想法與作風可以上溯韓非與李斯。
可是蘇聯之體制及其登場，符合霍布斯之理想及其所著書之要點，至此而止。霍布斯認為人之富貴貧賤由於天命，所以有贊助資本主義的趨向。他雖接近無神論，仍主張以基督教為國家籠絡人心的工具。列寧是共產黨，他對國家沒有真實的信念。我們企望認識蘇聯的現代性格時，尤其瞭解斯大林的籌謀時，還是先看清凱恩斯男爵的一段說明為宜。
斯大林這個「現象」，曾給歷史家不少麻煩。他在1924年列寧死後，以朋黨勾結的方式奪權，放逐托洛茨基。新經濟政策已使經濟復甦，他反其道而行，強迫將民間田地歸並為集體農場，無數富農（Kulaks）被槍殺，家屬被放逐。有些村莊內15％的農民被稱為富農。村民因不甘心家產被奪，於是焚燒穀物，宰殺牲口，搗毀農具。1928年蘇聯原有馬3200萬匹，至1934年只剩1150萬匹。集體農場之改組於該年底完成。可是人民每年消耗肉食量，目每人47公斤降至17公斤。
斯大林在1930年間的清黨運動，更是駭人聽聞。他曾使高級布爾什維克在公開訊問時承認通敵賣國，有些外國新聞記者懷疑被告被注射麻醉劑。也有人懷疑被告在秘密審訊時，已受精神挫傷使他們自願與審判官合作，以保證家屬安全。列寧所創的政治局（Politburo）是黨政最高機關，其中所有委員被斯大林一網打盡。初期共產黨之中央委員71人中，有50人被清算。凡曾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托洛茨基則在墨西哥被謀殺。紅軍元帥5人中之3人，上將4人中之3人，中將全部12人均處死。至於中級人物、民間領袖，被清算者更無法確定。見於文件的則經常有一萬人或數千人成批被屠殺。據此估計其全數，當在70萬至百萬人之間。監禁於牢獄及各集中營者，可能逾700萬或甚至超過1000萬。當時蘇聯人口據估計為1億7000萬或1億8000萬，也就是說可能有5％陷於縲紲。
清算「人民公敵」運動，發起於第二次大戰前數年。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進佔萊茵。第三國際（Comintern）的各項活動毫無用場，蘇聯五年計劃雖有成就，但基礎未穩，斯大林提倡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創建，樹敵多而缺乏安全感。這種解釋好像為斯大林脫罪，難能澄清視聽。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如前人一樣寫下一些「人神共憤，罄竹難書」的字句，也不見得於事實有補。而且如此交代，歷史家亦未盡到他自己闡釋事跡之職責。
英國之卡爾（E．H．Carr）教授，是研究共產主義及運動的專家。他的《蘇聯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籌備著筆30年，不僅篇幅浩繁，而且公認為英文中對此題目發揮最淋漓之著作。他即視斯大林為一種現象，不為之感情衝動，甚至不追究其人身關係。作者指出一個落伍的國家發動革命後的舉止艱難（因為背景上凡事落伍，軍事行動之後，一切規劃就要立即趕上時代）。卡爾說：「很少大人物有如斯大林那樣明顯地是他們生存之時間與地點的產物。」這樣的看法，可以把十月革命看成一個有機體，它既為巨靈，業已打開局面，則要繼續求生存。它的經驗不是每個人的人身經驗．而是在一次大戰甲喪失三四百萬人命，以後又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件，四國干涉，和三年內戰的集體經驗。斯大林一再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之內迎頭趕上．否則只有被他們壓碎。」從這觀點出發，蘇聯一直沒有脫離戰鬥經驗，她不是備戰，就是實際在作戰。
斯大林尚不止於清黨及強迫構成集體農場。他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納粹德國針鋒畢露的時候，尚與希特勒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協議瓜分波蘭。戰事始開，他繼續以物資援德，將摩爾曼斯克（Murmansk）的海軍基地供德國潛水艇使用。德軍每一勝利，他都致電向希特勒慶賀。甚至有一說他願意參加三國（防共？）協定。邱吉爾是一個長期防俄反共的台柱，為什麼他會在1940年遣派親蘇的工黨人物克利浦斯（Cripps）出任駐俄大使，並且在蘇聯被德軍侵犯的時候立即主動援蘇？他的答案可以在他幽默的文字與言談看出。邱吉爾說：「俄國是一個神秘的謎語，包在一個迷惑中。但是此中可能有一個解答，這解答即是俄國國家之利益。」邱吉爾能瞭解蘇聯，因為他自己也一直記掛著大英帝國的利益，在這大前提之下，可以不計小嫌。這些資料使我們看清，凡事包含一種群眾運動，是好是壞不說，其中必有邏輯。讀者不必同情它的看法，可是在贊成與反對之前，先必看清其邏輯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
有了這樣的瞭解，我們回頭再看斯大林的「一國之內實行社會主義」，在邏輯上為合理。本書一再提及，資本主義一行，一定要資金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聘雇，而且交通通信保險等等服務性質之事業共通使用。這當中即有一個基層機構之中各種人力、物力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然後所有權與僱傭才能自分並離合的程序中構成一個大羅網，而且越做越大。經濟的組織，也是國家軍備後勤的組織。其實社會主義的措施大致亦復如是，只是所有權可能屬於公眾，各人之職責可由官僚機構調派，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則可換成由上級指令出納受授，應垮台破產的事業可予以津貼而繼續維持，而且由分配原料、釐定價格、管制交通等等辦法，使國民經濟受政府干預。即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其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也有賴於信用，而信用不能沒有法律支持，執行法制者則為國家機構。在實行社會主義時，政府之干預愈深，只有使官僚機構的活動範圍日益龐大。在這情形之下，如何能說「工人無祖國」？可見得正規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不少布爾什維克在內，以為現代國家純係資本家剝削勞工之工具，因之對國家與軍備存有輕視態度。斯大林無此幻想，他的規劃有實際的功效。雖說他主持對希特勒的戰事時的領導力量受到無數學者指責，蘇聯在第二次大戰時之作為與帝俄在第一次大戰時之作為不同，有目共睹，而且當中相距只20年，斯大林能實際建設的時間更短。所以新體制有它的作用，無法一筆勾銷。只是下層之義務全由上級指派，上級只能出現為一種專制獨裁的體制。而中層的官僚機構作風也與原始共產主義理想的自由與解放相去甚遠。
卡爾教授1946年在牛津大學演講時，特別提出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已在斯大林之系統下實施。他提綱摯領地說凱恩斯的設計也是一種干預的政策。因為由私人個人之節省，不一定能擴充資本，有時反會損壞國民經濟。我們體會傳統中國之富家，將金銀製成器皿，又埋窖於地下，實際將一部財富不用於投資，反而逐放於流通和消耗之外，不難瞭解此中意義。凱恩斯主張除了私人自動節省，單獨牟利之外，也可以透過國家機構，以財政政策造成「社團之節省」。再之則是「投資全面社會化」。這種種辦法之主旨在使所有人民就業。
演講者之目的，在闡述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後若干經濟措施亦包含不少社會主義色彩，與蘇聯之計劃經濟沒有基本的區別。他的言論我們無法全盤接受。英國戰時和復員政策已由卡爾教授解釋，我們無妨稱之為「雙重預算」。政府除編製傳統預算規劃本身開支外，又用分配資源、調整貨幣、管制物價等等辦法，使民間經濟之人力物力在它領導下，以量入為出的方式達成有計劃的交接收受，總之使之在大範圍中成為一種較為疏鬆、較為非正式的預算。唯政府接收掌管民間經濟單位不是重點，即工黨政策如此．也只是暫時政策。蘇聯之五年計劃，可謂在字面上符合了「投資全面社會化」，可是蘇聯政治領導力量與經濟管制力量凝合為一，管制的衙門也兼有執行的權力，所有生產和分配縱使不全由政府領轄，也通過稅收和強迫價買的辦法受其掌握。當然，造成這種制度，俄國人民付出了絕大代價。五年計劃實施之日，半數以上農戶在五個月內歸並於集體農場，有些地方因此而產生饑謹。因此，才造成廣大的農場、農業機械化、勞動者領工資、政府全年以低價收買糧食，而以這節省下來的財富和剩餘的人力擴展工業。
然而卡爾教授的分析也給我們另一種瞭解。蘇聯的體制，由戰時處理及戰時狀態造成。這種經濟結構的主要目的在使全民動員，強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資的全面社會化，高速地使蘇聯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
這種體制迄今沒有重大變更。二次世界大戰蘇聯死難2000萬，佔其人口10％弱。而戰爭破壞程度之深，則甚於戰敗國。戰後復興未已，即致力於冷戰，一意擴張勢力範圍，與美國作正面的軍備競爭，又花費很多財政預算與經濟的力量作提高聲望的事業，如太空探索。最近這種過度集中，由中央管制帶戰時意味的經濟組織不能持續，才逐漸暴露。起先有西方學者之研究，如今克里姆林宮亦自發檢討。
溯本歸源，當日斯大林建造現有體制的時候，包含著三個重點：一、不惜人民付出代價，二、飛速完成，三、與國防密切聯繫。所以極力地投資於能源、鋼鐵與機床。發電也注重大型的水力站，集體農場平均6萬英畝至8萬英畝，最大的至48萬英畝。所以自始就造成一個龐大而粗線條的結構。其重點如是顯明，其低層機構必被忽視，更無從使之綿密細緻。最近與戈爾巴喬夫接近的一位經濟學家著書聲稱，根據他本身經驗，遲至1953年，一座距莫斯科不到百英里的村莊，無電器、交通工具、道路，鄰村才有一家商店，每週開門兩次，所售唯糖與鹽，所以村民除了以物易物之外，實在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參加集體農場所得工資不敷勞動力成本（即所得不能餬口），而純靠私田為生。作者並未提及最近情形，但是農產品供應不繼的報道仍然甚囂塵上，往來於西伯利亞鐵路間的旅客，抱怨沿途無物可購，而且最近描述蘇聯經濟危機的書刊也指出政府財政上的赤字，缺乏消費品，人民有錢無處花，只好存於銀行，於是信用才為政府挪用，則可見縱有改善，仍只修正枝節，尚未動搖根本。我們可以想見，鋼鐵廠繼續增加其鋼鐵生產，能源又用以增強其能源，機床又用以產生機床，最後則製造大批戰車飛彈、火箭太空船，字面上蘇聯刻下生產量超過1950年全世界生產量總和，究其實，俄國人民並未受其實惠。
難道所有蘇聯領袖都坐視如此的成果為當然，而不知改弦更張？專家公認過去曾有好幾次嘗試，赫魯曉夫即是一例，而且改革也在短時間生效，使人民的生活有實質上的增進，可是這樣的改進有週期性，不久，功效達到某種程度，改革也停頓，於是又恢復原狀。這當中也有些特殊的技術原因，例如在中亞腹地開墾耕地，無法克服天候地理的限制，將拖拉機交集體農場接收，不曾將保養修理的單位同時下放，不久就損害頻仍。然則最大的障礙，還是出於人事與制度。總而言之，就是與蘇聯之體制有關。
這些體制上的障礙，如政治上中央集權過甚，缺乏民主精神（蘇聯學者Aganbegyan已一再提及），生產者和經理者缺乏適當的鼓勵，頭重腳輕，積刁難改，官僚營私舞弊等（Goldman即指出勃列日涅夫之女兒為例），早已經常被提及，還有一位美國作家批評一般俄國人只畏強權，不顧法律。其指責既如是層出不窮，則後面必有技術上之原因。以上所有弊病，可以綜結乃由於私人財產權缺乏法律保障。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成文法只在裝飾門面，「真正的法律」就是強權。
本書無意以「褒貶」亦即以道德上的名義互相標榜。況且中國傳統的朝代，向來為官僚主義之淵藪，我們即要攻擊官僚主義，也無需顧左右而言他。研究資本主義，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在歷史上和非人身關係上的動機旨在將俄國現代化，與各國之維新與所謂進入資本主義之體制無異。這種組織與運動純靠將低層機構裡各種因素，造成一種統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於是農業的生產與分配才能與工商業交流，然後全國的經濟力量才能作最有效的通盤使用。列寧與斯大林並未全部違背這些原則，否則他們無從使俄國除舊布新抵抗強敵，獲得英美支持。但是他們以戰時動員之作風所定互相交換的方針，以大單位在短期間對國家之貢獻為準則，不以個人的私人財產，包括其勞動力之價值為依歸，沿用至今，工資與價格全由官僚按他們的業務方便決定，無需通過內在的公平。況且「民主集中」，真理總是由上至下，因之只能做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局面。前段所述中央集權，缺乏民主，無適當之鼓勵，頭重腳輕、積習難移、營私舞弊，雖說變態多端，而其後面的總原因無法脫離由官方指派之交換方式，這種交換方式限制了生產，因為工資抵不過農工所付出的勞力，所以勞動者只有越做越窮，於是索性不做。俄國大量的人力與資源不能作最高度的發揮，肇因於此。
以上蘇聯體制，在學理上無法被承認為實施共產主義，甚至稱之為社會主義，也需附帶加入保留的條件。歷史上的社會主義，無非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修正。亦即在私人財產權已在原則上固定之後，針對其原則上的罅隙和不及之處，加以補助和加強。卡爾教授所解釋的凱恩斯經濟，因其能導致全部人民就業，即符合此種方式。如果最低度的私人財產權，包括工人勞動之保障，尚未固定，即謂已實行社會主義，也容易產生誤會。本書成稿之日，適值報載蘇共中央委員會接受戈爾巴喬夫方案，准許農民獲得私有土地使用權，延長其使用時間，並可以世襲。而且計劃中其他改革將容許農民組織小規模農場獨立經營，自行發賣其產品，至此也算逐漸走上確定私人財產權之初步。我們與其說蘇聯之改組與開放為成熟之社會主義，不如說他是將戰時體制改為平時體制，開始正規地進入社會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的作家與馬克思主義的作家同樣承認各人之勞力為其最基本的人身財產，詳第五章。要是連這樣的財產權也缺乏保障，我們無法稱之為何種主義，只好視其為戰時體制）。
很多專家刻下正在議論這種重建與開放前途仍是障礙重重。對西方的國家，這樣的發展包括絕好的機緣，也潛伏著實際的危機。揣測未來事項，不是歷史家的本分。況且蘇聯的發展是一個深奧複雜的問題，除非學有專長，不當隨便置喙。我們站在研究歷史的立場，只能指出，要瞭解蘇聯今日的重建與開放，至少需將其背景前推約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們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顧慮著核子戰爭的危險時，才有道義上的力量，主張東西兩方都不含舊惡，才可以在群眾運動的積極性中，和本節所敘曲折之事跡中尋求歷史長期的合理性。總之將一個橫跨歐亞，縱長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種語言與文化的國家，從舊型農業管制之方式進為新型商業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輕而易舉，如以暴力主持，倉卒為之，必更增加當中的苦難，只有使人民更為遭殃。無論蘇聯今後的出處如何，我們刻下能掌握的歷史資料，包括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行止在內，已使我們對很多常用語辭，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家主義，有了與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種組織的變態和一種運動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種體制為正宗？其間牽涉過多，容下一章作結論時道及。此時我們檢閱這一段歷史，當前的收穫即是以上的經驗，可以輔助我們對中國長期革命的觀察和瞭解。
中國的長期革命
鴉片戰爭迄今已一個半世紀，即是光緒帝的百日維新，轉瞬間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實為討論的重心，則雖十部本書篇幅的巨著，也難將其中關鍵交代清楚。然則當我們考慮中國命運荊棘改造艱難的總原因，則本書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資料。與之相較，顯而易見的可以看出傳統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結構與西方現代型國家的經濟組織相去甚遠，而且自思想理論至生活經驗，中國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當少。從這主題上發揮，不難將百年來的歷史高度壓縮成一般讀者與專家通能共同研討的一種大綱。
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於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譬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 body）。領導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們後面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以透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兇，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簡化歷史的情況下，縱然將這段事跡大力刪略，也不會產生實質的差異。軍閥混戰的情形亦復如是，他們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軍事力量，唯其如此，他們在行動時一定通電全國，表明心跡。實際上各軍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餉招兵，甚至營私和販賣鴉片，其下層結構中不能造成一種公平而互相交換的局面，例如孫傳芳的一個團長不能與張宗昌的團長對調。此外其士兵既是僱傭而來，軍官間的團結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內外的絕大壓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關係，則能瑞想當時的社會狀態。縱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戰爭，縱使遺忘了岑春煊、倪嗣沖諸人的名字，也無妨於大範圍內瞭解歷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錕賄選或張勳復辟，仍不會對歷史的瞭解發生無可補救的缺陷。若忽略傳統中國社會之形貌，閉目而不加思索地以為其功能與結構必與西方社會無異，則可能在討論上層結構時造成嚴重誤解。不久之前有一個例子：伊朗國王巴列維（Reza Shah Pahlevi）有意將賣石油賺得的錢支持國家現代化。他曾不斷創辦學校、開設醫院、建造飛機場、規劃現代軍隊，甚至因而產生了城市中的新中產階級。只是種種設施未能與內地鄉間的經濟交流，而他的行動亦與傳統習慣相違，引起人民反對，他只好加強特務政治，以後更發展到全國造反，曾受他裨益的軍隊與年輕人也隨著眾叛親離，情願回歸到傳統的社會價值體系中去。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及他的業師蔣廷黻曾說：現代中國人物對西方外在的事物瞭解得明白，而對本國內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類似情形。亦即當時擁有羨慕的對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層結構的位置。在同樣眼光下，不少寫歷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點，氣憤滿胸，也隨著外界的作家將前清的君臣一律指為「故步自封」，在鋪陳現代政治時，不分畛域的以貪污、腐化、無能，作一切問題的解釋。殊不知一個國家之現代化，或如我們刻下所述進入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體制，無不需要在低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統能互相交換的局面。除非客觀的條件已成熟，除非其財政措施已近於商業化趨向，否則改造必相當艱難。舊體制已解散新體制尚未登場之際，必有前後矛盾，本末顛倒的事態。有了這樣的一種瞭解，我們在分析中國長期革命的時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國社會的功能組織與結構，與上述各國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總之，就是不容易容納一種商業體制。這種特性由來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歷史。我們不妨把歷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時期。
宋朝在中國歷史中可算是一個特殊的朝代。創業者趙匡胤是一位高級將領。他即位後，較少與儒臣講解經典，反倒經常臨幸造船務、督導水戰、觀炮車碾-、親黜醫官藝之不精者，各項活動前後不絕。可見他較重視科技，而不重視抽像的理論。他又謂以絹24匹購一契丹首，絹200萬即可以消滅對方的精兵。這也無非說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可以展開而為軍事力量。因之朝代開創以來，即治坑礦、鑄緡錢、組織茶鹽開中，酒麴官賣，民間經濟受到刺激，也隨著突飛猛進。《宋史》稱，宋太宗時（976－997年）「油衣巒幕損破者數萬段」，可見當時軍需規劃者及於軍士之雨衣、行軍之帳幕。歐洲幾個世紀之後尚無此等體制。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時已入12世紀，開封在不久之後淪陷於金。可是畫中所示的都市繁榮景象，在當日的世界裡無出其右，即較之20世紀中國內地的口岸，也無遜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國之拱橋、建築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艙、航海所用的指南針、船艦之裝踏水輪、使用的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鍾和深度鑽地之技術，和極可能存在的煉鋼爐和水力紡織機（此二者之圖解見於1313年之《農書》，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現。自此之後，中國再無如此傑出表現。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國歷史裡號為「積弱」。一個注重軍事的朝代，作戰時卻常失敗。一個以南方水利為根據地的國家，卻敵不過北方人文簡單、水準遠遜的國家。創業者趙匡胤本身不注重抽像理論，宋朝卻產生了一大群理學家。即和他們同時代的人也稱他們「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為玩玻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為俗吏。其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我們如何能夠解釋看來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變法的一段記錄，才使我們確切的瞭解，中國在11世紀後期（王安石的新法行於1070年間），以農業為組織原則的財富，已在結構和質量上達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後只能在數量上膨脹，使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或者產生少數特殊之情形，使觀察者產生錯覺，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強生產與分配的效率上作實質的改進。其原因誠有如亞當-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及制度早於馬可波羅蒞臨中國之前，在聚集財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極限。
究其原因，癥結仍在中國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稅，這樣的設施，開始於產業革命尚未展開，國民經濟尚未現代化之前，為本書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國家所未有。於是傳統政策一直培養成千上萬的小自耕農，而以防制兼併、壓制豪強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這樣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標榜，而不能在技術上進步，亦即無從固定私人財產權的絕對性，衙門無從判斷如何獲得財產為合法，何種方式的佃賃典當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歸並與遺傳。這類情事在成文法裡只有極簡陋的原則，更談不上商業習慣裡對特殊風險中各人責任及破產的區處。況且擁有十幾、二十畝地的小自耕農也請不起律師，政府裡的官僚來自科舉，一向以熟習詩書為調派考成之原則，也無法瞭解現代法律的曲折深奧，尤其不能因物產氣候不同，使不同地區的治理更具地方性。於是只有一方面責成鄉里宗族培養一種淳厚息爭的風氣，減輕衙門的工作份量，如韋伯所謂增強了「父系威權」（patriarchial 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萬能的宗旨，憑己意來判斷，又有如漢學家顧理雅（Herrlee G．Creel）所謂「詩的公平」（poetic justice）。兩者都使政治體系下層結構無法嚴格地以數目字管理。
於是傳統中國之衙門與現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維持習俗上安定的社會，其本身無組織的穩固（structural firmness），來發揮功能上操縱時的靈活（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視了這些內在的弱點。他的設計主旨在使財政部分商業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種財物統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局面，基本的數字就加不起來，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級權威強迫指使執行，既不自然，遲早必會破裂。
我們參考《宋史》的敘述，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說「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在京畿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丈量分配。「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民間征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商人也怕與官府來往而被連累，裹足不前，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賣，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而為皇帝所譴責。「青苗錢」以常平糴本1，400作本錢，春散秋斂，收息二分，等於農村貸款，但是沒有銀行主持，又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力義務。有些縣官將整數交與若干農戶，也不問他們願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互保，秋後連本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分被指責並未貸款即向農民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利用貨幣的趨勢；但是新法內的「保甲」及「保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於納稅人，而以集體互責（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於和上述諸法相逆。
這樣看來，宋朝雖有比較現代化的經濟支撐，卻不能在討伐契丹和西夏時爭取主動，與女真對峙、與蒙古交兵時，又常失敗。雖然原因很多，其中無法將全部資源有效的運用，是最顯著的弱點。經濟力量在原則上固然可以轉變為軍事力量，可是當中也必須有組織與結構，並不是240萬匹絹即可和對方10萬精兵對比。如果雨衣和帳幕集中到萬計，其後勤設備必須同樣的繁複，而且要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頭重腳輕，在戰場上成為行動的贅疣。反不如契丹之遼、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們以部落的組織供應兵員與馬匹，就地取糧，其內在的成分愈簡單，人員與補給愈易一元化，其平時體制與戰時體制愈為接近，則補給線亦越短，動員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發揮。
所以王安石的失敗，象徵中國歷史發展的一種悲劇。本來在1000年以前，中國的文物已凌駕西歐之上，更較日本剛在各處成立武士團，「源平合戰」尚未展開之前突出遠甚。只是農業上的盈餘無從有系統的積累，進而有秩序地發揮到工商業上，再伸展到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保險及律師之僱用等。因之整個社會無法脫離山林文化之簡陋氣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趙光義攻擊契丹已遭三次失敗，至真宗趙恆，則訂下向契丹納歲幣的先例。神宗趙頊變法圖強，仍敵不過西夏，至徽宗趙佶有「靖康恥」，國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虜，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財政設計仍一直維持由上端統籌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財產權，又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以致抽稅時「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這種方式固然對一般人民不利，長時間內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為抽稅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壓力，負擔最重的人常為無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財源宕盡，各處發生虛冒的現象，一方面只有數字的膨脹，一方面到處發生短缺，南宋紙幣貶值，士氣頹廢，也都基於同樣原因。
本書以上數章曾提到，西歐的國王在社會變化時無力抽稅，產生財政上的危機。彼方人士很難想像，中國皇帝抽稅的權力過強過厚，也非他個人之福。從這些事跡上我們看出，現代之金融經濟，有如自來水和煤氣，一定要嚴密地封閉，保存其一定的壓力，才能在開閉出納之間操縱目如。私人財產權在法律面前曖昧不明，等於水壓或氣壓過低，其流轉必至不暢，於是無從使國家現代化，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這些技術上的原因。他們也無從放棄以熟讀詩書的官僚，及星羅密佈管理億萬農民之體制。商人和金融經濟也始終未掌握龐大實力，強迫政府接受適合他們事業的法規。於是他們總以為王安石是壞人，新法之不行，總可以解釋為一個道德問題。宋代理學興起，以上的情形構成背景條件之一。周敦頤曾在北宋神宗時代出任地方官，與呂公著、趙-接近，受其推薦。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顥因與王安石衝突而被逐放，程頤則系與蘇軾意見不合亦遭外放，死後甚至被奪官。張載則先得罪王安石，後又與有司議禮不合，而稱疾歸。朱熹綜合諸人見解，見稱於南宋。他首先主張北伐，與朝議不合，以後又反對北伐，更與韓-胄的政策相違，落職罷祠。陸九淵也被監察官彈劾。他們在傳統的官僚政府裡，表現出一種反對派的姿態。我們可以說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沒有出路，才主張唯心。政府既無法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找到一個新方案打開出路，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張反求諸己，本身內向，著重主靜、主敬和慎獨，提倡「人欲」與「無理」相違。這種拘謹閉塞的作風，與今後700年中國社會之保守與桎梏的性格有密切關係。
1279年宋亡，繼起的元朝始終沒有提出一個合適的方案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軍事行動之外，又要對付中亞腹地和東北地區的蒙古人，以保全一個中國式「天子」的職位。他一方面確有將屬下人民予以「超國籍」（super-national）處置的抱負，可是在實際政治上存在各項對人種的歧視。他的財政稅收也缺之系統，尤以南北之不同最為顯著，如《元史-食貸志》所說：「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其取於江南者曰夏稅，曰秋稅，此仿唐之兩稅也。」也就是南北採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繼承人缺乏對國事的全盤決策，可以視作元朝雖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統一中國，才將整個制度重新規定。可是這時的決策不再是擴張和開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斂。朱元璋自己是貧農出身，他徹底看穿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作為財政稅收的基礎，整個國家追隨不及的毛病，於是大規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論符合，是以最落後的經濟部門為全國標準，注重均平。他又實行恐怖政治，打擊高級官僚巨家大族，確定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本位。1397年，戶部報告全國有田700畝以上的只有14，341戶，他們的名單可以抄呈「御覽」。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全國軍民不許泛海。政府官員的薪給極盡刻薄，一部分吏員的征派是采無給制。其他衙門裡的斗級皂隸，在王安石時即已以錢代役，這時又恢復由民間差派。軍隊所用弓箭，政府裡所有器皿、文具、紙張，也無償地由農村各單位供應。全國的賦稅因之大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來愈多名目繁複的無代價勞役，原則上是由較富裕的家戶輪流承擔。宋朝採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徵兵。但是兵員不由一般民間差派，政府另組「衛所」，下級有「軍戶」，亦即世襲不納稅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戶口。朱元璋又手訂永不征伐的國家15個，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鮮、安南。對外貿易則全部以進貢的名目，由禮部掌管。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節儉。毫無疑問，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視為他對宋朝失敗的一種反動。他訓諭戶部官員時特別強調王安石是壞人，又以「聖諭」概述：「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
僅是以上的舉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個人之作風長久影響中國社會體制。在他規劃之下，明政府又減輕本身所應管轄有關服務性質的事業。如各省剩餘之食糧應配於邊軍或納於京師一事，不由政府接辦，也不讓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納稅人千里運送，國家並不居中統籌，當中不設中繼所，沒有倉庫、銀行及接運站，也缺乏醫藥衛生等各項設備。通常一州一縣要承當十多個單位的需要，邊區一個軍事單位的糧食來源可能來自十來個或二十個不同的縣份。因此全國佈滿了如此錯蹤重複的輸送線。雖說15世紀溝通南北的大運河通航使實物交納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當中的會計責任仍落在下級單位。在16世紀很多收支已經用銀，至17世紀之後清取明代之，這樣的補給制度仍沒有改變，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層缺乏後勤的能力與責任，是明清體制最顯著的特色，不僅為世界各國所無，即中國歷史裡也罕見。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國與唐宋帝國不同，它採取「非競爭性」的國際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進，單憑均同而配合著中央集權的制度，就可以用數量上的優勢壓制外夷。而且國家的財富與資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興師造反、背叛朝廷者極不容易發難，總之最符合當日中國的特殊環境。可是從商業之發展，交通通訊、銀行事業、司法制度之展開，和整個社會之進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財產制度產生了巨大的負作用。而且這樣的補給制度，計入錙銖，使每項供應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紗一縷，一經制定，極難擺脫。事實上，其基本設計沿用到本世紀。
明清之間一脈相承的組織與結構，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為極度的中央集權，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員與物資，而依賴一種半永久性的預算，保持各省區與地方單位間的對稱與均衡。又注重以科舉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維持社會的流動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於民法。這樣的社會環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質量的改進。政府用不著以特殊的手段歧視商人和商業利益。基於以上各章所得的經驗，我們知道商業資本之存積必須有合適的司法制度積極維持，否則信用無法展開，服務性質的事業無從著手，縱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個人的富裕與一家的興旺不能構成任何社會制度。一個商行缺乏與他交易的對手，資金無法周轉，經理人才依賴血緣關係，則其經營將無從展開擴大。
自列強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租界執行領事裁判權以來，影響所及，尤其對中國社會經濟之傷害，至今還是一個專家爭論的題目。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題目。僅將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觀念有系統地輸入中國，這種運動就不可能對中國沒有裨益。要是沒有它的啟蒙功效，中國鐵道之興建、電信之敷設、實業如漢冶萍公司及輪船招商局之開創，必難在短期間成為事實，更用不著提及現代都市科技知識和學校制度。而經由商業交易的接觸，存積資本可能只是外人專利，中國人絲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之其潤澤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與治外法權，即是在當中設立絕緣地帶的一種辦法。如果雙方的體制經過一段接觸之後可能融合，則中國之革命實無必要，而租界與治外法權也必早已廢除，如英國及日本之先例（英國在宗教改革之前，銀行業受意大利人壟斷，他們也在倫敦享有領事裁判權；日本與西方諸國所訂不平等條約於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戰。更且西方所挾持的不僅是雄厚的資本，也代表一種現代的優勢組織。雙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於一個平等互惠的原則。費孝通的攻擊可能過火，只是中國排外的反應有其體制上的原因，並非全系感情作用。一個明顯的例子，青島經過德國和日本幾十年經營，隔著海灣邊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莊卻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與傳統的神-並肩存在和花生殼被城市新工業收買之外，當地人民的生活幾乎與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農作的方法與工具仍是千百年的舊習，商業也限於趕集及流動小販往來。人民的生活與社會習慣也全未感受新時代的好處，反先感覺動亂的威脅。這種情形說明中國不能因為西方文化的滲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現代化，而必須經歷相當的折磨，其低層結構必須經過一段重整。一位出生於青島近郊而且熟悉當地情形的作家，曾於抗戰結束時預言：彼間土地佔有，必須經過一番改革，即是採取較和緩的方案，也很難避免暴力。
有了這一段的瞭解，再加上面各章資料的對照，我們開始覺悟到中國需要在歷史上通過一次長期的革命，並非偶然。同時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外界刺激的反應，不能統以「遲鈍」和「漠不關心」等語詞指斥。總之，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過去社會組織之根深蒂固，有如一個走獸不能令之立即變為飛禽。
從上表來看，除了鴉片戰爭結束時朝廷猶以「籌辦夷務」的方針對待西方各國，可算遲鈍外（但仍有有識者如魏源），以後經過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應。造船制械，力求爭取現代科技的改進既無實效，則企圖從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憲法、編列預算。這樣的計劃可能動搖傳統以「聖諭」及「皇恩」統治全國的根本，於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來的君主制度（異於日本作法）。如此再無實效，則發動五四運動，知識分子主張本身的革新，及於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只有法國大革命前之啟蒙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義行動與之稍微類似）。
此中很多事跡只因時過境遷，今日有了更長久的歷史發展，使我們能將其中因果關係一語道破。如太平天國初起時，容納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擺在中國的農村裡，就不免張冠李戴，其尷尬局面反給曾國藩一個機會去增強傳統的「尊卑，男女，長幼」體制。過去曾有不少讀史者，以光緒帝不能毅然下決心清算慈德太后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並非因籍之以富國強兵；而是君臨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棄了傳統的使命，也等於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問題不在皇帝之決心，而在君主制度。譚嗣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自願犧牲，他已經看清中國需要改造的地方範圍極廣，歷時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標榜其必然性。這些事跡都只表彰著新舊之間距離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與擺佈尚未涉及大問題的本身，看來也只算展開序幕。
如果我們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重新檢閱這段歷史，固然可以覺察當中無數值得批評攻擊的舉動。例如鴉片戰爭時，道光帝曾令揚威將軍奕經收復寧波。當日主將去前線90英里，奕經之幕僚大部分無軍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這群文人以競賽的方式，預草勝利之露布，卻不作敵情判斷，以至進兵時主力驅入英軍鋪設的地雷區，部隊傷亡近千人，而英軍只損折20餘人。半個世紀之後的黃海戰役，中國艦隊違反了最基本的戰法，以一彎新月的陣容迎敵。戰事最激烈時也不知道這艦隊是由提督指揮，或系外國顧問指揮，抑或旗艦管帶指揮，主力炮則只有炮彈3發。戰後殘餘的船隻退避於威海衛海灣，反在日軍取得炮台時遭海防炮轟擊。類似荒誕離奇的事情不斷發生，我們不能以「用人不當」、「戰術錯誤」作完滿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貪污腐化，也是沒有掌握問題要點。
事實上，奕經的軍費是由各處截挪而來，非出於一般預算。揚威將軍也是臨時設置之官銜，既無固定幕僚，更沒有經常的軍需處，只好在蘇州、杭州、紹興之間設立四個銀櫃，接受各處的撥款。來銀或四處均分或一處總攬，總不敷使用。中日戰爭也可以稱為李鴻章的戰爭，各方將責任推置於李氏。他的艦隊曾接受各省接濟，李卻沒有掌握到這些省區的財政職權。而且各省自購船艦器械，由來已久。這不僅影響到戰時的指揮系統及作戰效率，也反映平時部隊的編制、人事訓練、裝備後勤的全盤狀態。所以武裝部隊只能在他們軍令、軍政和軍需的範圍內表現已賦有之功能。以上兩次戰役並非中國官兵不夠勇猛，可是組織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盡其力，無法在戰場上製造組織與制度不能及的奇跡。
既有這麼多踩蹺，為什麼我們還說中國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並非不積極？此時讀者務必將過去三五百年歷史一併對比。如果事關財政，則必涉及稅收，因之也與前述「洪武型」之處置不可區分，並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農、全面稅收的社會體制上。說到法制，則須想像朱熹所謂「凡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的境界（詳第一章）。提到軍備，則更要顧及朱元璋之設衛所，採取「非競爭性」的制度，不許人民泛海，並且稱琉球與日本為永不征伐之國的影響。總之海陸軍有如膠翼，必須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經系統與全身聯絡。如果他們的存在即和社會與國家之組成原則不相銜接，沒有民間機構作後勤供應之支援，純靠官僚勉強組成，行動時將留下很多貽笑各方的事跡。前人缺乏我們的歷史經驗，他們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盡智，我們看來總不如人意，錯誤因循。然則當中的時間也沒有完全白費。中國若非採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則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敗，就加添下一層之壓力。光緒帝和康梁之百日維新，無疑是在倣傚日本，企圖以發行公債作為新政的開銷，亦有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之模樣。只是清末中國的低層結構仍與王安石時代沒有基本區別，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維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佈，則在慈禧太后專政期間，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時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國初年的志士更發覺以手槍和炸彈發難，實行革命、推翻專制，還是不夠因為亟需改革的不僅是官銜名目，更是下層社會的結構，只能從改革者自己的思想著手。於是激進分子如魯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學家的拘泥束縛為攻擊目標，更提倡全部傳統文化都是「吃人」的禮教。
以上或粗枝大葉地處理歷史，或精磨細琢地鑽研歷史，可能得到同樣的結論。讀史著提高警覺，就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無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條約到五四運動已77年，當中多數問題，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圓滿解釋；只有通過歷史的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們才能在大範圍內樹立他們的因果關係。而且這77年的各項活動尚未對中國的社會提出實質上的改革；最多也不過是完成了革命的準備。日後中國開始改革時，其間乾坤顛倒的不僅是法律與政治，也牽涉到經濟與生產，更及於思想、語言、社會組織和生活習慣。自1919年至今又轉瞬已70年，在這70年中，中國的武裝部隊參與大小內爭不算，也曾以各種不同的姿態，與世界各強國及左右鄰邦作戰。所以稱中國在20世紀的革命為人類歷史中最龐大的一次革命，並不為過。此間經過事跡的背景及發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過各人的人身經驗。
這種大變動的起因，可追溯於資本主義的世界化。19世紀中葉，英、法等國以商業之原則完成了他們國家與社會構成的基礎。於是挾著這樣的優勢組織，向海外發展。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都在這背景下展開。中國承受了外界的壓力，才提出各種維新方案。只是維新未成，世紀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範圍更為擴大，時間也更為迫切。20世紀初年，更有蘇聯介入，中國的問題更國際化，也更沾染各種主義的名目。可是我們不能忘記，以上各種方案與主義，都不外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潛伏在他們後面的一個大問題，仍是中國必須放棄過去以農業條件為本位所產生的特殊體制，代之以商業條理作主的一般體制，增強她在國際間競爭的地位。
從最近的各種跡象看來，這種問題已將解決，整個的改組也近完成。我們作這樣的論斷，並不是說時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滿意，而是指出中國在1980年間和1920年間已有顯著的不同。例如財政上已擺脫向多數小自耕農全面抽稅為基礎的體制，因之規模初具，下層的經濟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換，即將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規範。至於用何種數目字，則尚無定奪。也因為中國問題範圍大，牽涉深，在她改革的過程中，已使19世紀所創原擬適用於西歐的名詞有不合時宜之感。這一點我們還有機會論及。
自五四運動至今70年的歷史，不能全用中國歷史的經驗解釋，因為這種發展在中國尚無先例。我們引用本書以上各章資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蘭、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蘇聯，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參考十多個思想家的意見（見第五章），可以想像民國初年的無政府狀態，近於霍布斯所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趨向。中國在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實際上已截斷了高層結構與低層結構間的聯繫。因為傳統所謂「選舉」，以四書五經作取士的標準，既是廟堂裡統制全國的邏輯，也是農村裡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有如憲法。現在這種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棄，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內地的情形還有如蔣廷黻所言於費正清，尚無從獲悉其究竟，那麼中國還靠什麼原則存在呢？剩下來的唯有傳統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識分子的愛國精神，更其次的則只有各強人之私人和軍事力量，在歷史上稱為「軍閥混戰」的局面了。這簡短的一段敘述，也可以包括五四運動前後之一般狀態。
霍布斯認為，現有的國家體制解散時，人類將恢復到初民狀態。初民狀態中，公眾的權力尚未展開，既無政府亦無法律；既無法治，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在作戰的條件之下，只有強權與欺詐算數。他說：「在此條件之下將不能產生工業，因為其成果毫無保障，於是世界裡也沒有文化，也沒有航海交通、海運貨品，更沒有寬敞的建築物及運輸的工具，因為這些東西需要大規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無從產生地球上的知識，沒有計時的才能、美術、文學、社會。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無邊的恐懼、暴力和死亡的危險中。人類的生命只有孤獨、窮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暫。」（這段前已提及見第五章注[24]）
作者著書時著重文字結構的緊湊，敘述不免過激。他未能預料中國就因為傳統的忠恕之道和新時代的愛國精神，仍舊在一個時間內勉強存在，並沒有完全土崩瓦解，淪陷到太平洋的深窪裡。但五四運動前後，魯迅既否定中國傳統的倫理，稱之為「吃人」的禮教，連孫文也稱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則已去霍氏所想像的初民狀態不遠。同時在軍閥割據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也是難以否定的事實。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瞭解，則在檢討中國現代史時，必先看清當中的大輪廓。在社會全面解體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後牽涉幾十年或甚至幾百年。即是親歷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我們縱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釐，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寧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
何以中國在1980年和1920年間有此巨大的區別？因為「巨靈」已在我們眼前出現。蔣介石和國民黨創造了一個高層結構，使中國當時能在世界裡立足，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
中國今後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自宋太祖趙匡胤企圖集絹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裡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業體制，將統領華立羅判死刑，迄至最近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們可以在當中看到很多國家與朝代的成敗興亡，可是他們最後趨向以數目字管理的方式則始終如一。即是有些大陳性格的國家將互相交換的原則由戰時體制粗率組成，局勢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將最基本的私人財產權予以固定。除非中國仍然拒絕與外界的潮流匯合，我們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種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