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只有10.5萬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滾滾而來的難民和源源不斷運來的戰時物資撐得爆滿，各種滯留人員最多時達3萬。人們都焦急盼望能盡快讓他們「換載」上船，而人多船少，為等購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個月或一個月。從城區通惠路到船碼頭，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棧、學校都擠滿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頭，棲身屋簷下。
據當時報載，1938年先後到過宜昌的有蔣介石、李宗仁、陳誠、汪精衛等眾多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還有各界著名人士、社會賢達。宜昌一時間名流雲集。馮玉祥、陶行知、老捨、李四光、黃松齡、王芸生、於毅夫、程希孟等來宜，參加抗日演講。華東及上海等地文藝團體西遷來宜，上海業餘劇團、上海影人劇團著名演員趙丹等在宜昌街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楊主演《瀋陽之夜》，江蘇劇團演出《夜光杯》。演藝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謝添、陶金、陳波兒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劇目;賀綠汀在宜昌哀歐拿中學義演，女作家謝冰瑩等在宜組織抗戰救護活動。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陶鑄、錢瑛、曾志、何功偉、雍文濤、韋君宜、劉真、馬識途等來宜在鄂西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三姐妹也同樣飛抵宜昌，慰問抗戰傷兵。
隨著源源不斷的人流湧入宜昌的，還有向四川撤遷的物流——各種大型設備、器材、軍工物資也先後運到宜昌，等候換載入川。
據盧作孚的兒子盧國倫回憶，四川人盧作孚1925年從創辦現代航運企業著手，以實現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為目標，成立民生輪船公司，靠鄉親、朋友、地方紳士的支持，以8000元資本購買了一條僅70餘噸的小客船，艱難起步。幾年時間即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游。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艱辛發展，十年後，相繼在上海、南京、武漢、宜昌等地設立分公司。上世紀30年代已擁有大小輪船116艘，成為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也是長江航運的主力。
抗戰爆發後，盧作孚帶領民生公司積極為抗日出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華東戰局進一步惡化。國民政府決定撤離南京，西遷武漢。民生公司集中中下游全部船隻從南京接運政府機關人員以及南京各學校的師生、儀器和圖書，其中包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和江蘇醫學院。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是第一個力主遷校的校長，中央大學也是南京第一所遷校的大學。為了幫助運輸中央大學的大型設備，盧國倫回憶說，「我的父親下令改造船艙，將中央大學所有的師生、儀器和圖書，包括實驗用的各種動物，一齊運到重慶，在沙坪壩重慶大學借出的松林坡建校，於1937年11月復課」。
從這時起，國民政府和其他機關團體，包括中央研究院的人員已開始緊急撤退。為了順利完成這一任務，民生公司於1937年10月23日專門召開了一個轉運西遷人員服務工作會議，研究從宜昌轉運國民政府行政院官員600人及留在宜昌的旅客5000人的運送和服務辦法，並通告宜渝間航行各輪，要求在抗戰非常時期，努力實現公司的宗旨，要求「全體船員行動起來，表現服務精神」。1938年1月6日，盧作孚被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下屬的水陸運輸委員會主席，負責統一調度指揮長江上的一切民用船隻。緊接著，盧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機構繼續運送西遷的難民和入川的物資。直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人，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