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德林和他的《波謝洪尼耶遺風》
米哈伊爾-葉符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是俄國十九世紀下半期傑出的諷刺作家。
謝德林生於一八二六年。這一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鎮壓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
謝德林卒於一八八九年。這一年，十九歲的列寧參加了費多謝也夫１組織的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活動。
１尼-葉-費多謝也夫（1871—189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非常有才幹的、非常忠於自己事業的革命家」（列寧）。
一八二六至一八八九年，是俄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時期。封建農奴制關係由鼎盛期走向危機期，終於為資本主義關係所取代。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俄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在謝德林晚年時，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工人革命運動應運而生，俄國歷史揭開了新的篇章。
列寧在紀念赫爾岑的文章裡，論述了在俄國革命運動中的三代人物。按年齡算，謝德林是頭兩代人物的同時代人。四十年代，謝德林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那正是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為俄國先進知識界開拓革命民主主義世界觀道路的時期。五十年代中期，謝德林從發配地歸來後，做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的戰友，為革命民主事業嘔心瀝血，奮鬥終生，成為革命民主派在文學界的最後一個巨人１。作為俄國革命運動中的第二代人物，謝德林已經預感到了革命的風暴，預言過它，期待著它，但他還只是「未來風暴的年輕舵手」，而不是風暴本身。他未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但馬克思主義者對他並不陌生。他是馬克思「特別推崇」的俄國作家之一２。列寧在對形形色色的敵人進行論戰時，引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為武器，達三百次以上。列寧還指示要「不時在《真理報》上回憶、引證並解釋謝德林」的作品。
１《資本論。的俄譯者丹尼爾遜將。波謝洪尼耶遺風，寄給恩格斯時，在信裡稱謝德林為「杜勃羅留波夫文學團體裡碩果僅存的代表」。
２拉法格說：「當馬克思已經五十歲的時候，他開始學習俄文……六個月以後，他已經能滿意地閱讀俄國詩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其中特別是他給以高度評價的普希金、果戈理和謝德林。」
謝德林出身於貴族地主家庭。父親曾在莫斯科檔案館任職，公餘之暇，譯點外國作品，寫點詩，但他在文學上並無建樹。母親是莫斯科一個富商的女兒，精明強悍，酷好財勢。父親衰敗的田莊，在她手裡得到振興和擴展。她既貪婪又吝嗇，既愚昧又專橫，對農奴的剝削和壓迫，殘酷至極，連自己的丈夫也被她作踐得猥瑣不堪。從《波謝洪尼耶遺風》中的「我」的父母身上，清晰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雙親的面影。
謝德林是吃農奴奶媽的乳汁並由農奴保姆帶大的，最初教他認字讀書的是農奴聖像畫師和卑微無知的家庭女教師。謝德林在地主莊園裡度過童年時代，他母親的惡劣行徑，以及農奴們的悲慘遭遇，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刻下了終生難忘的深深的跡印。他父親藏書頗豐，使他早年有機會接觸一些文學作品。他年少時沒有被農奴制的暴虐腐朽和爾虞我詐的商人氣息的家庭環境所戕害和吞噬，無疑與這些因素有關。
十二歲時，謝德林被保送人皇村學校。這是一所為權貴子弟設立的特權學校，未來的高官顯吏的養成所。在那裡，從某些飛揚跋扈的紈褲子弟身上，他初步認識到沙皇政府官僚機器的專橫腐敗。在那裡，他摹仿萊蒙托夫的作品寫詩，對海涅的作品發生興趣，澤過詩人的詩。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時期，他見到了別林斯基，讀了後者的著作，又與彼得拉謝夫斯基過從甚密１，思想上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
１彼得拉謝夫斯基是謝德林在皇村學校的同學，彼比謝早兩年畢業。畢業後從事革命活動，與在校同學保持密切聯繫，曾打算吸收十五歲的謝德林合辦一個雜誌。謝德林在皇村學校畢業後。經常參加技所主持的進步團體「金曜會」的活動。
十八歲那年，謝德林在皇村學校畢業，被派到軍政部任職後，仍經常參加彼得拉謝夫斯基小組的活動，閱讀進步書籍，討論解放農奴、改革司法等社會問題，並開始從事寫作。
一八四八年，謝德林二十二歲，這年三月，他發表了他的第二部小說《莫名其妙的事》，對建立在壓迫基礎上的社會制度進行猛烈抨擊。沙皇政府懾於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及這部小說的革命傾向，逮捕了謝德林，並把他放逐到維亞特卡省，置於憲兵監視之下。這種放逐與當時發配西伯利亞去服苦役有所不同。被放逐者仍在地方政府任職，在物質生活上受到優待，還可以出入於外省的社交界。沙皇政府企圖通過這種腐蝕辦法，使那些不堅定的貴族青年逐漸習慣宦海生涯，從而挽救它的「迷途羔羊」。謝德林在外省放逐了將近八年，雖然感到痛苦，卻並未消沉。在放逐期間，他常到農村去，利用自己的省府特派員的地位和職權，懲辦地方上的貪官和地主，替農民說話，還為農民開辦展覽會。他曾長途跋涉，到烏拉爾和卡瑪河流域一帶去考察分裂派教徒１的狀況。在幾千里的行程中，他常常借宿在農民的小木屋中，和農民促膝談天，瞭解他們的生活。沒有一個舊俄作家有機會像他這樣直接觀察和研究各方面的生活，從省城裡的上層人物至最低層的農奴；沒有一個舊俄作家像他那樣深入實際，既熟悉官僚、商人、地主、富農等各色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底蘊，又瞭解被壓迫被剝削的底層群眾的疾苦。長期的放逐生活，不僅使他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更重要的是通過與人民的接近，使他「直接接觸到人民的有生力量」，提高了認識，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確立了為人民謀幸福的人生觀。也決定了他未來的創作的性質。
１十七世紀時，俄國教會因為修改宗教儀式問題發生反對官方教會的運動。這個運動反映出人民群眾對於封建剝削的抗議，因此運動的參加者，即分裂派教徒受到沙皇政府迫害，不少人逃到了邊遠地區。分裂派教徒的活動繼續了好幾個世紀。
一八五六年初，謝德林重返彼得堡。放逐的八年，是俄國反動統治變本加厲的八年。這其間，別林斯基去世了（1848年），火熱的語言一度中斷。彼得拉謝夫斯基的團體遭到血腥鎮壓（1849年）。書報檢查制度扼殺著一切進步言論。其後，隨著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年）的發展，國內政治生活出現了活躍局面。戰時的無盡征發，激起了農民的騷動，燃起了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的希望。戰事的失敗，官吏的腐敗無能，引起了各階層人士的不滿。塞瓦斯托波爾一役，喚醒了人民的覺悟，增強了人民擺脫國內外壓迫者，取得獨立的嚮往。在這樣的形勢下，一八五六年秋，即回到彼得堡半年後，謝德林開始發表《外省散記》，無情地鞭撻貪官污吏、寄生貴族，為「貧苦的、骯髒的、被作踐的平民」，「為被侮辱的、不敢開口說話的莊稼人說話」（謝市琴科）。《外省散記》的原稿正式發表前，遭到沙皇檢查機關的「凌遲」，被刪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發表後，反動勢力視之若洪水猛獸，大肆攻擊。革命民主派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國波夫卻寫了長篇書評，滿腔熱情地肯定它的深刻政治意義，讚揚作者對人民的熱愛。在謝德林的創作道路上，這部成名之作雖然揭示了產生社會矛盾的病因，但暫時還未能指出消除它的方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中才提出了人民必須起來進行鬥爭，以便把「過去的時代」埋葬掉。謝德林原姓薩爾蒂科夫，從這部作品起，他開始用謝德林做筆名。
謝德林結束放逐生活後，為了要親自參加農村改革的實施，還斷斷續續在政府機關做過事。在此期間，由於他維護農民利益，「不讓農人受欺負」，貴族地主恨他，惡意地稱他為「羅伯斯庇爾第二」，」向大臣告密他，視他為亂臣賊子。一八六二年，謝德林憤而辭去公職，把全副精力投入編輯刊物和寫作的艱苦勞動。
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年，謝德林在《同時代人》雜誌編輯部工作。從一八六八年起，謝德林和涅克拉索夫一同編輯《祖國紀事》雜誌。涅克拉索夫逝世（1878年）後，謝德林獨力擔任該雜誌的主編，直到一八八四年，雜誌被沙皇政府永遠查封為止。在前後十八年的雜誌編輯工作中，為了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俄國文學事業的發展，謝德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工作和頑強激烈的鬥爭，寫下了不少傳頌後世的佳作。
六十年代初的「農村改革」，首先是把資本主義從妨礙其發展的農奴制桎梏下解放出來，而農奴們得到的所謂「解放」，其實質不過是由地主的羈絆中轉移到資本家和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奴役下，他們仍然過著赤貧而屈辱的生活。「改革」後，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工業資本家、財政資本家。果戈理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筆下的宗法家長制的舊式買賣人，被渴望「文明」的「承包商」所取代。俄國出現了屬於資本家承包商的鐵路，出現了新興的銀行、交易所，資本主義式的投機倒把活動大大興盛起來。資產階級培養了為他服務的知識分子：工程師、經濟學家、律師等等。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報刊也應運而生。英、法、比等外國資本的湧入俄國，使俄國勞動人民又多了一重壓迫和剝削。
在七十年代，農民運動比以前更加頻繁，更加激烈。大多數革命民粹派人士表達了這個時期的農民革命情緒。他們成立革命組織，「到民間去」——即到農民中去發動起義。但他們的政治綱領是烏托邦式的，認為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認為農民是主要的基本力量，不承認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作用。「到民間去」運動失敗後，民粹派，或者更確切地說，民意派轉入暗殺沙皇和高官顯宦的恐怖活動。儘管他們最初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也無法掩蓋自己的軟弱無力，以及他們脫離群眾的致命錯誤。革命形勢由於民意派的失敗而告中斷。
在這種形勢下，最反動的地主階級要求恢復農奴制，取消資產階級性質的法院、自治局等設施，要求停辦學校，取締進步刊物，對革命青年處以極刑，對農民運動採取鎮壓手段。而自由派地主和新興資產階級則主張擴大自治局的權力，鞏固法院組織，給資產階級報刊更大的自由，企圖用殘缺不全的憲法來幫助沙皇專制政府對付革命。反動派和自由派提出的方案雖有不同，其目的並無軒輕：鞏固貴族地主一資產階級專制，消滅革命力量。
謝德林在這個時期所寫的大量作品，深刻反映了當時的這種社會政治生活。其中最主要的有：《時代特徵》（1869年）、《慶巴杜爾和慶巴杜爾莎》（1863—1874年）、《一個城市的歷史》（1870年）、《塔什干的老爺們》（1869—1872年）、《箴言》（1872—1876年）、《戈羅夫略夫一家》（同前），等等。在這些作品中，謝德林憤怒地、無情地揭示「農村改革」的騙局，鞭撻沙皇官僚的殘暴愚蠢，暴露新興資產階級「文明人」和「社會棟樑」的巧取豪奪，嘲笑自由派的虛情假意和為虎作倀，批判自由民粹派的迷忄吳。凡此種種，用謝德林自己的話說，為的是要「喚起讀者心中的辛酸感」，讓他們看到「他們四周的黑暗太濃」，並指出人民只有起來和黑暗勢力鬥爭，才有出路，因為人民群眾「是我們本身力量的唯一基礎。沒有他們的參加和關心，我們便會更弱」。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馬克思學說已開始在俄國先進分子中傳播，工人罷工運動也一再爆發，但是由於謝德林未能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他不可能從工人階級的個別事件中判斷俄國歷史的新時代已經開始。因此，他雖然正確地批判了自由民粹派不切實際的幻想和無濟於事的恐怖活動，卻未能對於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新的歷史力量——工人階級予以應有的估價。
由於沙皇政府書刊檢查機關的刁難和迫害１、對反動派和自由派的激烈鬥爭、繁重的雜誌編輯工作，謝德林積勞成疾，不得不於一八七五年出國治病。在國外治病期間，謝德林實地觀察了西歐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和政黨活動。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謝德林寫下了一本出色的諷刺特寫集《在國外》。當時俄國自由派報刊拜倒在西歐文明的腳下，把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當做自己政治理想的化身。謝德林在國外看到了並承認了俄國無論經濟文化都比英、法、德等國落後，他向人民指出了這一點，但他絲毫沒有被西歐文明所迷惑，卻「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扼殺巴黎公社社員的法國，嘲笑逢迎俄國暴君的銀行家的法國，說法國是沒有共和派的共和國」（列寧）。《在國外》後來被列寧譽為諷刺文學的經典之作。
１謝德林的每一部作品都密切結合時代，對黑暗統治進行無情的抨擊，因此他的作品，沒有一篇不被沙皇書刊審查機關大加砍伐。雜誌也一再被罰停刊。
一八八一年，民意黨人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成功。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繼位後，採取極端反動措施，設立秘密特務組織「保皇隊」，殘酷迫害進步力量。資產階級宣佈完全效忠沙皇政權，自由民粹派也公開宣傳放棄革命道路，恣意誹謗革命民主派，完全成了叛徒。《祖國紀事》雜誌內部的自由民粹派企圖將雜誌轉到迎合反動派的立場。謝德林對他們進行了勢不兩立的鬥爭。在《現代牧歌》這部諷刺作品中，謝德林尖銳地揭露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和自由民粹派的搖尾乞憐。
反動派對謝德林恨入骨髓，沙皇政府中開始擬議逮捕謝德林，只是懾於謝德林迥非尋常的社會聲譽，大臣們才遲遲未敢下手。一八八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大臣特別會議終於作出決定，以「危害社會安寧」的罪名，下令將《祖國紀事》雜誌永遠封禁，企圖借此迫使謝德林停筆。但謝德林並沒有放下武器，仍然「時時刻刻把筆桿握在手裡」。在一八八四至八八九年四月患腦溢血逝世的短短四、五年裡，不顧沙皇政府的重重壓迫，忍受著風濕性關節炎、慢性肝病和腎臟病、兩手和面部抽搐症等多種疾病的煎熬，謝德林創作了《生活瑣事》、《童話集》的大部分和《波謝洪尼耶遺風》這最後的三部出色的作品。
在八十年代俄國革命低潮期間，一批知識分子離開解放運動，提倡做些「小事」，做些脫離政治的小規模的文化工作。謝德林在《生活瑣事》裡抨擊政治反動的同時，對這種「小事」論加以辛辣的諷刺，號召人民掙脫「瑣事的束縛」，對產生陰森、停滯、麻木的生活的整個社會制度進行搏鬥。
一八八六年二月是俄國廢除農奴制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沙皇政府採取各種措施，吹噓「解放」農奴的「德政」。反動派和自由派大寫文章，歌頌「皇恩浩蕩」，掩蓋「農村改革」法令的階級實質，粉飾換湯不換藥的「改革」後的社會政治生活。在一片頌揚聲中，謝德林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和現實主義的傳統，於是年秋著手寫《波謝洪尼耶遺風》，至一八八九年病逝前三個月，不得不「簡單的結束了」小說的最後一章。在此期間，沙皇政府通過一系列立法措施，重新審議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各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準備把俄國拖回到改革前的農奴制社會，恢復地主對農民的「父親般的庇護」的舊制。自由派知識分子鼓吹同沙皇政府調和妥協，日益深沉地和反動派勾結起來，越來越遠離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傳統。謝德林曾對友人說：「如今，咒罵六十年代和當時從事活動的人們，已經成了時髦的玩意兒。他們一無例外地低毀所有的人，他們已開始誹謗起涅克拉索夫來了」。因此，他「要把這部作品１獻給已故的涅克拉索夫」，為反農奴制的英勇戰士涅克拉索夫的正義事業辯護。《波謝洪尼耶遺風》是革命民主派給八十年代企圖復辟農奴主國家的各色反動派的一個有力的反擊。它通過對「改革」前農奴制俄國生活的廣泛、鮮明、真實的描寫，讓人民重溫過去的惡夢，對比自己所處的八十年代的現實，幫助他們得出「改革」前後的社會並無本質區別的結論，看清長期農奴制在人們的思想意識、社會風尚、生活習俗、心理活動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從而激起人們的覺悟和反抗。
１指《波謝洪尼耶遺風》。
謝德林是主張用革命方法爭取農民解放的革命民主派的傑出戰士，他的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緊密聯繫著時代，對社會政治生活痛下針砭。正如高爾基所說：「不假謝德林之功，要瞭解十九世紀下半期的俄國歷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反對農奴制壓迫，反對自由派的偽善，是謝德林畢生奮戰的三大任務。在他的作品中，以反對農奴制壓迫為主要內容的作品，佔著很大的比重，《波謝洪尼耶遺風》更是其中具有總結意義的一部巨著。
地主莊園生活，是六十至七十年代許多俄羅斯作家注意的中心。他們寫下了不少傳誦後世的佳作。但是貴族出身的作家們有意無意地把貴族地主階級的生活加以美化，往往懷著深切的憂慮和惋惜描寫本階級的墮落和衰竭。謝德林與他們截然不同，他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立場上，真實地寫出了「一個買賣人口的國家的慘酷景象」（別林斯基）。謝德林在一八六八年的一篇書評中說：「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反對這樣的作者，他企圖叫公眾相信，似乎每一個莊園都是一座愛的舞台，地主花園裡每一叢樹下都坐著一個『絕代佳人』。這是完全不真實的。」在一八七一年的另一篇書評裡他又說：有的作家把農奴制生活描繪得「多麼溫煦、光明、舒適、慷慨而恬靜啊！可是事實上，在這寧靜的外貌下該掩蓋著多麼慘酷的內幕」！謝德林在《波謝洪尼耶遺風》中，也像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戈羅夫略夫一家》中一樣，嚴峻而憤怒地揭開了地主階級的「慘酷的內幕」，「教導俄國社會要通過農奴制地主所謂有教養的喬裝打扮的外表，識別他的巧取豪奪的利益，教導人們憎恨諸如此類的虛偽和冷酷無情」（列寧）。
《波謝洪尼耶遺風》由三十一章既能獨立成篇，又是渾然一體的四個有機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一至六章）寫波謝洪尼耶貴族尼卡諾爾生活於其中的貴族之家。第二部分（七至十六章）寫這家人的親族。第三部分（十七至二十五章）寫農奴尤其是家奴的悲慘遭遇。第四部分（二十六至三十一章）寫村鄰地主、貴族長和貴族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四個部分又可歸結為「主人肖像」和「奴隸肖像」兩個畫廊，在廣闊的背景上，通過對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眾多形象的描繪，交織成整個俄國農奴制黑暗生活的畫幅。這裡，貫串全書的「主人公」是農奴制度。聯繫所有人物的統一情節，是農奴制下的「日常生活」。
在「主人肖像」畫廊中，謝德林無情地鞭撻貴族之家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作者把紅果莊的惡霸地主安娜置於光天化日之下，淋漓盡致地刻劃出她的貪婪、吝嗇、專橫暴戾，剛愎自用等當權農奴主的典型特徵，同時把她的丈夫瓦西裡加以對照，寫出沒落農奴主的精神空虛、卑微猥瑣等另一些典型特徵。在描寫紅果莊莊園生活的同時，謝德林給予貴族地主階級子女的教育問題不少篇幅，揭示農奴制的腐朽道德怎樣腐蝕下一代的過程，並以此弓！導讀者不由地得出一個唯一結論：農奴制思想不可能培養出有益於社會的人。
從紅果莊引發開去，作者接著在讀者面前展示出一大群鄰村的、縣城裡的、省會裡的、首都莫斯科的地主貴族、高官卑吏的典型形象。這裡有凶神惡煞、如狼似虎的薩維裡采夫夫婦；有敲骨吸髓、錙銖必較的「模範主人」普斯托捷洛夫；有驕奢淫逸、爾虞我詐的「商業貴族」巴維爾外祖父一家；有腐化墮落、傷風敗俗的「公職貴族」斯特利任雷少校；有顢頇無能、尸位素餐的貴族長斯特隆尼柯夫，等等。他們各各具有自己的鮮明個性特點，但又無不受著專制農奴制思想意識和生活力式的支配。
在這個畫廊中，初看上去，除了估惡不俊的地主群像，還有幾幅頗帶幾分「田園色彩」的肖像畫。「美食家姑母」拉伊莎是其中的一個，她表面上不像其他地主那麼殘暴，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好」地主，歸根到底，也是靠她為官的丈夫魚肉百姓的「余澤」，坐享其寡居的優渥生活，她的人生目的僅限於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適，她的存在於社會毫無裨益。貴族青年知識分子布爾馬金是其中的另一個，他心地善良，為人正派，他嫉惡如仇而又孤高自賞，他懷抱理想卻又遠離人民。面對冷酷而複雜的現實，他束手無策，終其一生，一無所成，只能歸入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的行列。
通過這些廣泛的描寫，謝德林堅定不移地表明了整個貴族地主階級的必然滅亡。「模範主人」臨終時說：「該死了」，這也是作者對地主階級的最後判決詞。貴族長的結局，更無異是作者對貴族階級未來命運的預言；這個預言在十月革命後逃往國外由寓公而僕役而葬身異域的白俄身上，得到了驗證。
在「奴隸畫廊」中，謝德林塑造出兩種類型的奴隸群像。一種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奴，一種是供主人家庭驅使的家奴。前者受六日勞役制的殘酷剝削，披沉重的勞動折磨得精疲力竭，生計維艱。但由於他們是主人養尊處優生活的物質提供者，因而多少還能得到主人的一點「愛惜」：畢竟還有利用夜間和節假日料理自己可憐的一點「家業」的「自由」，得以苟延殘喘。而後者，整日價處在主人的淫威下，被視為無足輕重的「草芥」，生殺於奪，全憑主人的好惡，他們是農奴中最底層的奴隸，被蹂躪得「失去了人類的形象」。在「奴隸畫廊」中，謝德林濃墨重筆，把自己的深切同情和悲憤大部分傾注在這些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家奴群身上，通過對人物的言行舉止、性格特徵和內心世界的具體描寫，塑造出各有特點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是安貧守命的家權，逆來順受的柯隆，沉默得像一個幽靈，貧乏得連夜裡做夢也只會重複白日的勞作：捅爐子、掃地、侍候主人用餐，等等。而農奴制的消極揭發者安努什卡則喋喋不休，一遇機會就要宣傳她那「勿抗惡」的「奴隸法典」，以求得到「天國的花冠」。同是反抗壓迫和渴望自由的家奴，苦行的薩季爾用雲遊募化的方式，逃避主人的苦役，求得精神上的解脫；而由於丈夫的奴籍而失去自由的馬芙露莎，卻能面對權力無邊的主人，採取軟頂硬抗的行動，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至死也「決不出賣自己的自由」，最後用自殺控訴了農奴制的罪惡。
謝德林說，他愛人民「愛得心疼」。但這並不妨礙他對人民中的消極情緒，俯首聽命的弱點進行嚴厲而沉痛的批評。與此同時，他又深刻地揭示農奴大眾對壓迫、無權、黑暗和暴虐的順從，是專制農奴制及其幫兇——宗教迷信長期期害的結果。他對人民中的消極面的批評，用他的話說，是為了「在讀者心中喚起痛苦的感覺」，起來「用自己的力量開闢一條光明大道」。在描繪敢於反抗壓迫的家奴，如馬芙露莎、萬卡—該隱、謝廖日卡、馬特廖恩卡等時，字裡行間，謝德林傾注了深厚的由衷之情。馬芙露莎們的抗爭，雖然離開對黑暗社會進行有組織的鬥爭還很遙遠，但畢竟說明了人民反抗力量的存在和他們對自由的渴望。謝德林是熟知農奴同農奴主鬥爭的形式和規模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極端反動的政治條件下，他不可能具體地描寫這種鬥爭。因此，在寫到女奴們處死殘暴的女地主安菲莎的情節，以及農民有組織地起來懲辦地主的「奧龍餘事件」的時候，他不得不採取簡略陳述和側面反映的手法，幾筆帶過。
《波謝洪尼耶遺風》還通過葉爾拉莫夫一類「擁有資本農民——富農形象，寫出了在日益解體的農奴制經濟內部，怎樣「暗暗地產生」本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牟取暴利、貪得無厭、自私自利、市儈作風、精神空虛，所有這些不僅是「改革」前的農奴主的階級特點。也是資產階級掠奪者在其成熟和墮落時期的特點。
《波謝洪尼耶遺風》不僅教育人民憎恨封建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還喚醒人民為追求美好的未來而鬥爭。謝德林深信人民一定能從「世代奴役」中解放出來，第六章裡闡述關於「現在的鬥爭」與「未來的命運」之間的聯繫，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是很痛苦的，但是已經踏上自覺生活的舞台的人們，至少有一個優越之處，那就是他們保存著自己的為鬥爭而赴死的權利。……現在的鬥爭必將反映在人類未來的命運賴以藏身的處所，並且在那裡播下豐收的種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會在鬥爭的波折中泯滅，其中一部分，必將突破黑暗，為以後重整旗鼓提供出發點：這個思想使真理的捍衛者們的心跳得更堅定，它鞏固著建樹功績所必需的力量。」這種對「未來的命運」的深信不疑，是與作者堅信人民創造歷史的觀點分不開的。因此，《遺風》裡在提到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時，謝德林說：「那是一個偉大的考驗時代，只有全體俄國人民的努力，才能挽救而且也挽救了國家的危亡」。是這種信仰的力量，在他在文學事業和政治上處於逆境的時候支持了他。是這種信仰的力量使他的作品中雖有痛苦和悲傷，卻沒有失望和沉淪。
像他的其他許多作品一樣，《遺風》也受到了反動評論界的攻擊。但這是徒勞的。舉兩個例子就足以說明。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之一費多謝也夫在他的一部農奴制經濟史的手稿裡，大量引用了《遺風》中地主剝削農奴的材料（列寧於一八九三年讀到費多謝也夫的這部手稿時，對它作了很高的評價）。費多謝也夫說：「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把農民吸引到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中來；我們要向農民說明他們的階級利益所在，說明他們的階級利益與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勢不兩立的；我們要向農民介紹他們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歷史。……我們自己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田波夫和謝德林這些作家的作品學習，我們還把它們介紹給請我們推薦書目的所有的人們去閱讀。」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界也充分地肯定《遺風》的價值。研究謝德林的學者、老布爾什維克奧爾明斯基說：「……假如你們想要知道那個時代１的真實生活，那麼，在讀各種歷史著作之前，先看看《波謝洪尼耶遺風》吧。」又說：「每一個想知道自己階級的歷史生活的工人，都應當特別著重讀讀《波謝洪尼耶遺風》中描寫未來的無產者——家奴們的那些章節……」這些事實不但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者對《遺風》的真實性和巨大認識意義的肯定，駁倒了反動派的讕言，而且也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者怎樣把謝德林的作品（包括《遺風》在內）當作對革命人民進行教育的有力武器，從而加以充分利用。
１指專制農奴制時代。
作為諷刺作家，謝德林是果戈理的直接繼承者。果戈理刻劃地主官僚，充滿嘲弄、鄙夷、憤怒和「含淚的笑」。這種笑辛酸而發人深省。謝德林刻劃地主官僚，充滿憎惡、蔑視、憤慨和「仇恨的笑」。這種笑深沉而撼人心弦。屠格涅夫說得好：「我看到有人朗誦薩爾蒂科夫的某些特寫的時候，聽眾怎樣發笑以至痙攣。這笑聲裡有一種近乎可怕的東西，因為聽眾在發笑的同時，還感到有一根鞭子在抽打自己」。這正是謝德林的諷刺力量所在。
謝德林的諷刺作品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帶有極度誇張和幻想的成份。為了繞過沙皇檢查機關的暗礁，他還不得不運用大量的隱喻、暗示、類比乃至顯得怪誕的手法。儘管如此，這種貌似荒誕不經的描寫，仍是取材於真實的生活，決非向壁虛構。這類作品，因為過於具體地配合當時的形勢和事件，加上表達的方式又很迂迴奇特，對於後世的讀者尤其是外國的讀者來說，必須借助於大量的註釋才能理解它的深義所在。另一種類型的作品，雖然也採用某些誇張的手法（往往用在人物的心理表述方面），但幻想和隱喻的成份少得多，對生活的描寫直接得多，因而也更易為今天的讀者所理解。在已有的謝德林作品的中譯本中，《一個城市的歷史》和《寓言集》屬於前一類型，《戈羅夫略夫一家》和《波謝洪尼耶遺風》則屬於後一類型。
一九七九年六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