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CDEFG
HIJKLMFNIOPFQRFSNQTIL，一八二一——一八八一）的名字對我國讀者絕不是陌生的。他的主要作品《窮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屋手記》、《白癡》、《少年》、《卡拉馬卓夫兄弟》等早已譯成漢語。他的代表作《罪與罰》更為廣大讀者所熟知。
高爾基曾經說過，就藝術描寫力來說，只有莎士比亞能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悲慘畫面，他以非凡的藝術力量塑造的那些莊嚴的、悲劇性的痛苦形象，都深深印在所有讀過他的作品的人的心中。「如果說時間能熄滅愛情的火焰和人類的所有其他感情……那麼對於真正的文學作品，時間卻會創造不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是世界文學中這種不朽的作品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與文學道路是一種最深刻的悲劇，其實質是：敵視天才、自由和藝術之美的現實，壓制和摧毀人的靈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在莫斯科一個貧民醫院醫生的家庭裡。一八四三年畢業於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畢業後不久就專門從事文學創作活動。一八四六年發表的《窮人》為他帶來了極高的聲譽，在文學界引起了注意。《窮人》顯然受果戈理《外套》的影響；在思想上他也接近當時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進代表人物。他曾參加空想社會主義者彼特拉捨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六六）的小組，為此被捕，並被判處死刑，後被赦免，改判流放，在鄂木斯克監獄服四年苦役（一八五○——一八五四）。後來他根據獄中的經歷寫成了《死屋手記》。
四年流放使他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認為在當時的社會上，反抗毫無意義；他只看到壓迫、道德基礎的崩潰、資產者的勝利、貧窮、賣淫、飢餓……而看不到出路何在。他認為，在這樣的社會上只有兩種可能：壓迫和被壓迫；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沒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種可能和第三種力量。他的筆記中有這樣一句話：「不做奴隸，就做統治者」。這句話也許可以作為他創作的題辭。這句話表現出他主要作品中主人公們的苦悶，反映出他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不做奴隸主，就做奴隸，不壓迫別人，別人就壓迫你。「主子的道德」是與人性相牴觸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了後者：寧做犧牲者，不做劊子手，寧被踐踏，也決不踐踏別人。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有任何別的可能。
《罪與罰》最早發表在一八六六年的《俄羅斯通報》上。
一八六一年廢除了農奴制。這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滿希望。他覺得，對於俄羅斯來說，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無情的現實粉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真的幻想，同樣也使一部分正在尋找改革道路的青年感到失望，使他們又落進了懷疑的深淵。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往往促使某些知識青年進行個人主義的、毫無結果的反抗。《罪與罰》的主題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
但最初作者構思這部小說時，主人公卻是馬爾梅拉多夫，主要談酗酒問題，書名也不叫《罪與罰》。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故事是後來才產生的，這時馬爾梅拉多夫已經退居到次要地位。
作者設想，《罪與罰》的主題是：
一、人生來不是為了享福的。只有通過受苦，才能獲得幸福（做犧牲者，寧願被壓迫，被踐踏）。
二、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思想：攫取統治這個社會的權力——不擇手段。「在小說裡，通過他的形象，表現過分的驕傲、狂妄和對這個社會的蔑視。」「支配這個社會。」他想「趕快抓住權力，發財致富。殺人的思想是作為現成的東西來到他頭腦裡的。」他幻想為人類造福，但是他選擇的「鬥爭」
道路卻是首先保證個人的「自由」。
他力求站在社會之上，對這個社會的「反抗」是個人主義的。這樣的「反抗」失敗了。
但是在寫作時，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現實主義思想卻佔了上風。《罪與罰》成了揭露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羅斯社會凶殘不仁的最強有力的文學作品之一。它以驚人的藝術力量顯示出：如果停留在這個社會基礎上，停留在它的現實和意識的界限之內，就絕不可能找到任何出路。整部小說中響徹了被這個社會碾碎的人們怎麼也壓抑不住的絕望的呼喊：不能、不可能這樣活下去。無路可走成了小說的主旋律。
法律系的大學生拉斯科利尼科夫被貧窮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無法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他被迫輟學，躲進那間與其說像房屋，不如說更像大櫥或棺材的斗室，房東已經不再供給他飲食，還威脅要把他趕出去……
於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產生了要殺人的「思想」，——因為「統治者們」、「拿破侖們」都是不擇手段的。然而這還僅僅是一種「思想」。從「思想」到「行動」，必須經過另一次「飛躍」。他第一次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那裡抵押東西以後，在一家小飯館裡聽到了一個大學生的議論。那個大學生也有類似的想法，然而他並不想真的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
現實卻迫使拉斯科利尼科夫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
拉斯科利尼科夫認識馬爾梅拉多夫的場面決定了整部小說的基調，立刻把小說的主題提高到了對人類命運進行淒惻深思的高度，使讀者立刻感覺到自己置身於千百萬人受苦受難的悲愴氣氛之中。讓父親講給人們聽，他的女兒怎樣和為什麼不得不淪為妓女。世界文學中很少有人能對人生的哀痛、苦難、羞辱與悲慘作如此深刻的暴露。只有深深同情顛沛無告的下層民眾的悲哀的藝術家，才能夠創造這樣震撼人心的形象和畫面。後來，拉斯科利尼科夫對索尼婭說：「投水自盡，一下子結束這一切，倒更正確些，正確一千倍，也明智一千倍！」索尼婭對他的話一點兒也不感到驚訝，而只是問了一聲：「那他們（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和三個孤兒）呢？」對於窮人來說，就連自殺也是不可多得的奢侈。也許，索尼婭也能投河自盡，可是即使她投河，還是無法把三十個盧布放在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面前的桌子上。生活裡的確有這樣一些情況，能使一個公正無私的觀察者相信，自殺是生活獲得保障的人才能得到的權利，才能享受的奢侈。而像索尼婭這樣的人卻連自殺都不可能。她們的處境誠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擺在她們面前的現實是：破壞道德，是犯罪；不破壞道德——在對待親人的關係上也是犯罪。索尼婭不出賣自己的肉體，孩子們就會餓死。馬爾梅拉多夫說：「得讓每個人至少有個可以去的地方」。可是馬爾梅拉多夫、索尼婭、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都無處可去。「上帝啊！難道就沒有公道了嗎！不來保護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人，你去保護誰呢？……世界上還有法律和正義，肯定有，我一定會找到！」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絕望地說。然而無情的現實卻是：「上帝」並不來「保護」他們；她至死也沒能找到她心目中的「公道」和「正義」。可見在她所生活的那個社會裡並沒有什麼「正義」，「上帝」也裝聾作啞，對窮人的悲慘命運視而不見，眼睜睜看著「這樣的事」（索尼婭的話）在他面前發生……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這個藝術形象是十分感人的。讀者彷彿看到了這個跌落到社會底層、被生活折磨「瘋」了的高傲的女人，彷彿看到了她臉上的紅暈，看到了她咯到手絹兒上的鮮血，聽到了她一陣陣的咳嗽聲，聽到了她那絕望的呼喊。「什麼？請神甫？……用不著……我沒有罪！……不用懺悔，上帝也會寬恕我……他知道我受了多少苦！……即使他不寬恕我，那也就算了！……」臨終前她這樣說。當然，她始終念念不忘自己「高貴」的出身，那張能證明她的身份和幸福過去的「獎狀」，始終伴隨著她，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然而這些並不讓人感到有損於這個悲劇性人物的形象，恰恰相反，倒使這個人物顯得更加飽滿，更加真實可信。
「人這種卑鄙的東西，什麼都會習慣的！」聽了馬爾梅拉多夫講的故事，拉斯科利尼科夫想。可是「如果我想得不對呢？如果，總的來說，整個人種，也就是說，全人類，當真不是卑鄙的東西，那麼就意味著，其他一切全都是偏見，只不過是心造的恐懼，任何障礙都不存在。」對一切都會習慣，對什麼全都順從，是卑鄙的；能夠進行反抗、能夠「跨越」過去的人，就不是卑鄙的了。從「思想」到行動，拉斯科利尼科夫已經跨出了第一步。
然而單是馬爾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慘遭遇，還不足以使主人公邁出決定性的一步。於是，就在第二天早上，立刻又接到了母親的信。
用他母親的話來說：他是她們（母親和妹妹）的「一切」，她們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指望」。為了他，母親甘願「犧牲」女兒，讓她嫁給一個談不上有什麼愛情的律師——盧任。等待著他妹妹杜尼婭的唯一現實道路，照他看，和索尼婭的命運毫無區別，只不過多了一件「合法婚姻」的外衣，實質上仍然是為了親人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後來，斯維德裡蓋洛夫用他自己的方式也說出了同樣的意思：嫁給盧任，還不是和接受他的「求婚」一樣，只不過拿的是另一個人的錢而已。杜涅奇卡、索涅奇卡，她們都是這個社會的犧牲品，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只要世界還存在，索涅奇卡就永遠不會消失！」
就在他這樣折磨著自己的時候，他又看到了一個被侮辱的少女。「噯！是您呀，斯維德裡蓋洛夫！您在這兒幹嗎？」他攥緊拳頭，撲向那個糾纏她的肥胖的花花公子。在他看來，這個坐在路邊長椅子上的少女，還有那個街頭賣唱的歌女，坐在酒店和娛樂場所門口的那些婦女，那個投河自盡的女人——這都是杜涅奇卡，都是他的妹妹，各式各樣的斯維德裡蓋洛夫和盧任們在肆意欺凌她們，——到處都是他的「妹妹」，他親愛的人……那些所謂的學者們用「科學」理論證明：「應該如此」，「每年應該有這麼百分之幾去……去什麼地方……去見鬼……」只不過是「百分之幾」而已，人們儘管放心好了！對於那些壓迫者、統治者來說，他們當然用不著擔心會落入這個「百分之幾」，他們自然是放心的。可是對於像馬爾梅拉多夫、拉斯科利尼科夫這樣的窮人，對於杜涅奇卡和索涅奇卡來說，「百分之幾」這個數字卻絕對無法讓他們放心。索涅奇卡已經落入了這「百分之幾」，杜涅奇卡也難免落到這「百分之幾」裡去……於是，杜涅奇卡的命運和索涅奇卡的命運，以及一切「妹妹」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同時浮現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眼前。
於是他作了一個可怕的夢。夢中那匹被殘酷打死的駑馬，就是一切被壓迫、被踐踏的人的象徵，在那匹可憐的馬身上，彷彿集中了所有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們的苦難。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臨終時絕望地呼喊：「駑馬已經給趕得精疲力盡！……再也沒有力氣了！」這幾句含著血和淚的話與拉斯科利尼科夫夢中那匹馬的形象遙相呼應。對於窮人來說，他們的一生就是這樣的一場噩夢。
那麼，怎麼辦？出路在哪裡？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意識的限度之內，對這個問題是無法回答的。然而現實卻要求他必須作出明確的回答：「一定得採取某種行動，立刻行動起來，越快越好。無論如何得作出決定，隨便什麼決定都行，或者……要不，就完全放棄生活！」
小說發表以後不久，評論家皮沙烈夫１在一篇題為《為生活鬥爭》的評論中就已經指出：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病」根「不是在頭腦裡，而是在口袋裡」。他頭腦裡所以會產生那個奇怪的「理論」，是因為他的處境的痛苦程度遠遠超過了「他的力量和勇氣所能承受的限度」。「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一理論看作他犯罪的原因，正像不能把病人的幻覺看作病因一樣。」他的「理論」只不過是他被迫與之進行鬥爭的那個環境的產物，「真正的唯一原因還是令人痛苦不堪的環境」。因此，不管小說的作者主觀上有什麼意圖，小說還是以驚人的力量反映了那個強權社會中非人生活的真實，真實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程度——
１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羅斯著名評論家，哲學家，革命民主主義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殺了人，然而他並沒有「跨越」過去，而是仍然留在了這一邊。事實證明，他不是「拿破侖」，他不屬於那些壓迫者和統治者，他不是「超人」。他殺死的不是那個老太婆，而是他自己。他感到可怕的孤獨，感到自己已經完全脫離了這個社會，不僅不能再對自己的親人說出心裡的話，而且永遠再也不能對任何人說什麼了。「他好像是用剪刀把他與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剪斷了。」然而他無法完全脫離人群。
「啊，如果我孑然一身，誰也不愛我，我永遠也不愛任何人，那該多好！那麼就不會有這一切了！」（也就是說，那樣的話，他就會「跨越」過去了！）然而有人愛他，他也愛別人。完全脫離人群，離開愛他的人，放棄愛的權利，這是他無法忍受的，所以他也無法「跨越」過去。人是不可征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需要回到人們中間來，所以他不可能完全喪失人性。
然而斯維德裡蓋洛夫和盧任都「跨越」過去了。當然，他們都沒有拿著斧頭去殺人，沒有觸犯那個社會的刑律。但是依仗自己的財勢，他們的確都在「為所欲為」。斯維德裡蓋洛夫對一切都毫不在乎，他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滿足自己的淫慾。他對拉斯科利尼科夫說：「我明白，您心裡在考慮什麼問題：道德問題，是嗎？……您把這些都丟到一邊去；現在還考慮這些幹什麼？嘿！嘿！因為您畢竟還是一個公民和人嗎？既然如此，那就不該亂闖；別去幹不該由您來幹的事。」斯維德裡蓋洛夫自己早「把這些都丟到一邊去」了，所以他能夠干他所幹的那些壞事。這樣的人比火災、瘟疫、饑饉還可怕。盧任公開宣揚「首先要愛自己」的「科學」理論，因為據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針見血地指出：「把您剛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開去，結論就是：殺人是可以的……」盧任當然對此提出強烈的抗議，因為他完全用不著拿著斧頭去殺人，完全用不著讓血污染他潔白的手，然而他可以用金錢來買一個美貌的妻子，可以不受懲罰地誣陷索尼婭，漠然地「跨越」過道德的法律，人性的法律，心安理得地經受住拉斯科利尼科夫無法忍受的一切，一句話，他可以，而且有權合法地殺人。
對小說該怎樣結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久拿不定主意。從他的筆記中可以看出，他曾設想幾種不同的結局：讓拉斯科利尼科夫逃跑，經過芬蘭，到美國去；自殺；悔過。但悔過是與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性格、與這一藝術形象的邏輯發展相矛盾的。最後，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自首了，可是並不認為自己有罪；他認為，他的罪只在於沒能堅持住，沒能「跨越」過去。
對於拉斯科利尼科夫，索尼婭是絕望的黑暗中的一線光明。拉斯科利尼科夫和索尼婭這兩個形象是理性與心靈、理智與感情的對照。索尼婭心裡充滿了對人的愛。她是人類苦難的象徵，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苦難和愛是合二為一的。人類的理性微弱而不可靠，而人類的苦難卻無邊無際；整個生活安排得如此不合理，如此駭人聽聞，如此殘酷，因此理性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大家都感覺到的苦難的愛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問索尼婭：「如果突然這一切現在都讓您來決定：……是讓盧任活著幹壞事呢，還是讓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去死？那麼您會怎樣決定呢？」索尼婭回答：「這怎麼會由我來決定呢？」不，索尼婭無論如何也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跨越過另一個人的屍體。她所能決定的只有一點：讓別人從自己身上跨越過去，把自己獻給別人。而為別人獻身，在當時的世界上，其實只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在小說中，索尼婭這個形象當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也是蒼白的。
於是作者又寫了《白癡》，希望用梅什金公爵這一藝術形象來進一步宣揚自己的這一理想。
最後，想稍稍談一談拉祖米欣。按照作者的意思，拉祖米欣應該是書中的正面人物，本來應該在小說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他具有鄉土主義的觀點，反對西方革命思想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玩意兒，與俄羅斯格格不入。他反對「環境決定論」，反對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在一系列問題上，他可以說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對他特別珍愛，然而就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這個人物而言，卻很難說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作者本想賦予他的使命。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文藝書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十卷集）第五卷譯出，並參照《俄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罪與罰》。對此書的時代背景以及書中一些難以理解的地方，作了必要的註釋。
非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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