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和平 01
    安德烈公爵在求娜塔莎為妻之後,皮埃爾並無任何明顯的理由,忽然覺得不能繼續過著從前的生活。無論他怎樣相信他的恩主向他啟示的真理,無論他怎樣充滿熱情為之獻身的內心修煉在開初使他心嚮神往的時日給予他多大的喜悅,——在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訂婚之後,在約瑟夫-阿列克謝耶維奇死去之後(他幾乎是同時獲悉這兩件事),從前的生活魅力對他來說忽已消失殆盡。生活只留下一個框架:他的那幢住宅、一個姿色迷人的妻子——她現已獲得某個要人的寵愛、他和彼得堡一切人士的結識以及枯燥乏味的、拘泥於形式的業務。皮埃爾忽然覺得從前的那種生活出乎意外地令人討厭。他停止寫日記了,避免與師兄師弟來往,又開始進入俱樂部,開始好酒貪杯,又與光棍朋友接近,他開始過著這種生活,以致伯爵夫人海倫-尼西裡耶夫娜認為有必要對他嚴加指責。皮埃爾覺得她的做法是對的,為了不使她聲名狼藉、皮埃爾動身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一走進他那棟高古的住宅(它裡面住著已經憔悴和正在憔悴的公爵小姐及許多家僕)的時候,在他駛過全城,剛剛看見那金鏤袈裟前面的無數燭光的伊韋爾小教堂,看見那積雪未被車子壓髒的克里姆林廣場,看見西夫采夫-弗拉若克貧民區的馬車伕和茅舍的時候,在他一看見那些無所希冀、足不出戶地虛度殘生的莫斯科老人的時候,在他一看見那些老太太,那些莫斯科的太太小姐、莫斯科的芭蕾舞和莫斯科的英國俱樂部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置身於家中,置身於平靜的安身之處。在莫斯科定居,就像穿著一種舊長衫似的,溫暖、舒適、不乾淨。

    整個莫斯科的上流社會,從老太太到小孩,迎接皮埃爾就像迎接一位翹盼已久的屍位以待的客人那樣。在莫斯科的上流社會人士的心目中,皮埃爾是個至為可愛、仁慈聰穎、愉快、寬宏大量的古怪人,是個心不在焉的誠實待人的舊派頭的俄國貴族。他的錢包總是空的,因為它對人人都是敞開著的。

    紀念演出、劣等彩色畫、塑像、慈善團體、茨岡人、學校、募捐宴會、縱酒、共濟會、教會、書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會遭到他的拒絕;假如不是有兩個向他借了許多錢的友人擔任監護的話,他真會把什麼都分給別人。俱樂部裡,無論是宴會,還是晚會,少不了他。他一喝完兩瓶馬爾高酒,隨便倒在他坐的沙發上,人們就把他圍住,議論紛紛,爭吵不休,笑話喧闐。無論在那裡發生爭吵,只要他露出和善的微笑,隨便打個諢,就和事了。共濟會分會的餐廳裡假如缺少他,就顯得煩悶,很不景氣。

    單身漢的晚餐結束之後,他帶著和善而甜蜜的微笑,屈從愉快的夥伴的請求,站立起來,和他們一同駛行,於是在青年人之間傳來了激動的歡呼。如果舞會上缺少一個舞伴,他就走來跳舞。年輕的夫人和小姐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不追求任何女人,他對人人都同樣慇勤,特別是在晚餐完畢後:Il est charmant,il n』a pas de sexe.1」大家都這樣談論他——

    1法語:他很有魅力,不像男性。

    皮埃爾是個退休的宮廷高級侍從,他很溫厚地在莫斯科度過自己的殘年,像他這樣的人,莫斯科有幾百個。

    如果說七年前,他剛從國外回來時候,若是有人對他說,他不必去尋覓什麼,不必去臆想什麼,他的軌道早已開闢,就永遠注定不變,無論他怎麼兜圈子,他將來不外乎是你所有處在他的地位的人那樣,他聽了之後真會膽戰心驚。他是決不會相信這番話的,他時而一心一意地期望在俄國締造共和,時而想當拿破侖,時而想當哲學家,時而想當戰術家,當一個打敗拿破侖的人嗎?難道不是他有先見之明而且熱烈地期望徹底改造缺德的人類,使他自己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嗎?難道不是他建立學校和醫院並且解放農民嗎?

    但是他未能實現這一切,他當了一個不貞潔的妻子的富有的丈夫,一個愛吃愛喝、敞開身上的衣服略微咒罵一下政府的退休高級侍從,一個莫斯科英國俱樂部的成員,而且他還是一個人人喜愛的莫斯科上流社會的成員。他長久地不能容忍那種思想,說他現在正是七年前他極端蔑視的那種退休的莫斯科宮廷高級侍從。

    有時候他用那種思想來安慰自己,說他只是暫且過著這種生活,但是後來另外一種思想使他膽戰心驚,有許多像他一樣的人在進入這個生活領域和這個俱樂部時,滿口是牙齒,滿頭是黑髮,後來從那兒走出來時,牙齒和頭髮全都落光了。

    當他感到高傲的時候,他想到自己的地位,他彷彿覺得,他和他以前蔑視的那些退休的宮廷高級侍從迥然不同,那些人鄙俗而愚蠢,一味自滿,安於現狀,「而我直至現在仍然感到不滿,仍然想為人類作一點貢獻。」當他感到高傲的時候,他自言自語地說。「也許我所有的同事也都像我一樣拚命地掙扎,尋找一條新的生活道路像我一樣,被那種環境的力量、社會和門第的力量,人類無力反抗的自然力量引導到我所走的道路上。」他在謙虛的時候說,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時日,他已不再藐視那些和他共命運的同事了,而開始喜愛並尊敬他們,而且像憐惜自己那樣憐惜他們了。

    皮埃爾不像從前那樣每時每刻都感到絕望、憂鬱而且厭惡人生,過去經常急劇地發作的疾病已侵入內心,每時每刻都在纏住他。「為什麼?為了什麼目的?這個世界上在發生什麼事?」在一日之內他就有幾次惶惑不安地問自己,情不自禁地開始縝密思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的涵義,但他憑經驗也知道,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於是他趕緊設法迴避它,他時常看書,或者趕著上俱樂部,或者到阿波隆-尼古拉耶維奇那裡去閒談市內的流言飛語。

    「海倫-瓦西裡耶夫娜除開愛自己的身段,她不愛任何東西,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皮埃爾想道,「但是人們都覺得她是智慧和風雅的頂峰並且崇拜她。拿破侖-波拿巴在沒有成為偉人前一直被世人藐視,自從他變成可憐的丑角之後,弗朗茨皇帝卻力求把自己的女兒許配他為非法的夫人。西班牙人用天主教神甫祈求上帝,深表感激之情,因為他們在六月十四日打敗了法國人,而法國人也用天主教神甫祈求上帝,為了他們在六月十四日打敗西班牙人而向上帝感恩。我的共濟會的師兄師弟們以鮮血發誓,他們願意誓為他人犧牲一切,可是他們不為貧民而捐獻出一個盧布,他們施耍陰謀,唆使阿斯特列亞分會去反對馬哪派的求道者,為一張道地的蘇格蘭地毯和一份連草擬人也不知道其內中涵義的、誰也不需要的文據而四出奔走。我們都信守基督教教規——恕罪、愛他人,為此在莫斯科建立了四十個教區的四十座教堂,可是昨天就有一名逃兵被鞭笞致死,在宣佈極刑前,那個愛與恕的教規的執行人——神甫,叫那名士兵親吻十字架。」皮埃爾這樣想道,這種普遍的、已被眾人公認的虛偽,不管他怎樣習以為常,但是它每次都像一件新鮮事物,使他覺得詫異。「我明瞭這種虛偽和雜亂無章,」他想道,「可是我怎樣才能把我明瞭的一切講給他們聽呢?我嘗試過了,總是發現他們在靈魂深處也像我一樣對一切瞭若指掌,只是想方設法不去看它罷了。這樣說來,就應該這樣!但是我藏到哪裡去呢?」皮埃爾想道。他體驗到他具有許多人的、尤其是俄國人的那種不幸者的能力:能夠看出並且相信善與真的可能性,可是對生活中的惡與偽卻看得過分清楚,以致不能認真地生活下去。在他的眼中,任何勞動領域均與罪惡和虛偽聯繫在一起。無論他想做一個什麼人,無論他著手做什麼事,罪惡與虛偽都把他推開,擋住他所活動的一切途徑。但同時應當活下去,應當從事某種活動。在這些懸而未決的生活問題的壓力下,真是太可怕了。為了忘懷這些問題,他浸沉於他所碰到的各種樂事。他經常進入形形色色的交際場所,縱情地飲酒,收購圖畫,建築亭台樓閣,主要是博覽群書。

    他經常讀書,手邊有一本什麼書,就讀什麼書,回到家裡以後,當僕人還在給他寬衣的時候,他已經拿起一本書來讀,讀書之後繼而睡眠,睡眠之後便在客廳和俱樂部閒談,閒談之後繼而狂飲,追求女人,狂飲之後繼而閒談、讀書和縱酒。飲酒對於他愈益成為生理上的需要,同時也是精神上的需要。雖然大夫們都對他說,他長得太胖,酒對他的危害性很大,但是他仍舊好酒貪杯。只有當他本人都沒有發覺他怎麼竟把幾杯酒倒進了他那張大嘴巴之後,他才覺得非常痛快,他才覺得他體內有一種舒適的溫暖,他才溫和地對待所有親近的人,才願意動動腦筋,對各種思想膚淺地發表意見,但卻未能深入其實質。他喝了一兩瓶葡萄酒以後,他才模糊地意識到,往昔使他不寒而慄的難以解決的生活難題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可怕了。在午餐和晚餐之後,他頭暈腦脹,一邊講些空話,一邊聽人家談話或者讀書的時候他才不斷地遇見自己身邊的這個生活上的難題。但是他只是在酒癮上來的時候,他才自言自語地說:「這沒有什麼。我會把它搞清楚的——怎麼解釋它呢,我已經有所準備。現在我可沒有空閒哩,——以後我來全面考慮吧!」但是這個以後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到來。

    早上餓著肚皮的時候,從前的一切問題彷彿又顯得難以解決,極為可怕了,於是皮埃爾急忙拿起一本書來讀,每當有人來找他的時候,他就感到非常高興。

    有時皮埃爾回憶起他所聽到的故事,故事中談到,士兵們作戰時處於槍林彈雨之下,他們躲在掩蔽體內,這時無事可做,為了經受起危險造成的威脅,他們盡可能給自己找點事情做。皮埃爾彷彿覺得所有的人都是逃避人生的士兵:有的人貪圖功名,有的人賭博成癖,有的人編寫法典,有的人玩弄女性,有的人貪愛玩物,有的人騎馬閒遊,有的人躋身於政壇,有的人從事狩獵,有的人好酒貪杯,有的人國務倥傯。「既沒有卑微人物,也沒有高官顯貴,橫豎一樣:只想巧妙地逃避人生!」皮埃爾想道,「只想不目睹人生,這種可怕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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