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令人驚奇的不是勞改營裡沒有發生過騷亂和暴動，而是騷亂和暴動畢竟還是發生過。
這些騷亂和暴動，也像我們歷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東西那樣，也就是說，像佔全部歷史真實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樣，已經被人們仔細而巧妙地閹割、縫合、修飾、加工過了；騷亂的參加者早已被消滅，聰明的見證人們都嚇破了膽，而鎮壓者寫給上級的報告也已被焚燬或隱藏在二十層的保險櫃裡了。因此，發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這些暴動如今已經變成了神話。（人們說：根本沒有存在過什麼耶穌、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這種說法難道還令人奇怪嗎？那已經是幾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這些事件已經不再會使任何一個活人激動的時候，就有可能允許歷史學家們去研究那剩下來的一點點文件了；於是，考古學家們在某個地方用鐵鍬挖兩下，在化驗室裡燒一點什麼東西，到那時，這些暴動的日期、地點、經過概況及其領導人的姓名就會漸漸地清楚了。
那裡面也會包括最早爆發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烏斯特烏薩附近的奧施庫裡耶施工場地發生的雷丘寧事件。據說，雷丘寧原是個自由僱傭人員，還是這個施工場地的主要負責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和犯第七條35款的社會異己分子們發出號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願者，解除了由自衛隊員組成的警衛隊的武裝，奪取了一些馬匹，逃進森林去打游擊。後來他們逐漸被消滅。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當局還在借口與「雷丘寧事件」有牽連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不，那時已經不是我們了！）會瞭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亞瑪斯卡—薩列哈爾德鐵路的工程）工地上發生的神話般的暴動。那次暴動之所以像神話，是因為各個勞改營的人暗地裡都談論它，可誰也說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另外，還因為它不是發生在有這種群眾基礎和情緒的特種勞改營，而是發生在普通勞改營，那裡的人是被眼線們所離間、被刑事犯們壓倒了的，連他們作為政治犯的權利都受到唾棄，他們甚至不相信囚犯還可能暴動。
據傳說，整個事件都是原來的（不久前的）軍人發動的。按理，也只能是這樣。如果沒有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就等於一群沒有血肉、沒有信念的烏合之眾，而這批年輕人（幾乎全不到三十歲）是些什麼人呢？他時曾是蘇軍野戰部隊的軍官和士兵；被敵人俘虜過的軍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隊、克拉斯諾夫部隊或其他民族部隊裡幹過的原被俘人員；當年這些人曾在戰壕的兩邊對峙，互相作戰，而今，在這勞改營裡，他們被共同遭受的壓迫聯結在一起。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轉戰於各條戰線的青年人能夠很好地運用現代步兵戰術，懂得怎樣掩蔽和消滅巡邏隊，他們到勞改營後還沒有被分散開，而且在一九四八年當時他們仍然處在戰爭的全部慣性支配下，並且保持著自信心。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為什麼像他們這樣一些年輕人應該整營整營地馴順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們眼裡也是一種不徹底的妥協辦法，有點像單個人的開小差。他們認為應該共同鬥爭．
一切都考慮好了。由某一個囚犯作業隊首先開始了行動。據說為首的叫沃羅寧，他從前是個上校，只有一隻眼睛（也有人說他剛沃羅諾夫）。人們還提到一個叫薩庫連科的坦克兵上尉。他們打死了警衛人員（當時的警衛人員和現在的恰恰相反，他們不是正規部隊士兵，而是後備隊，預備兵）。接著便去解放其他幾個囚犯作業隊。他們攻佔了警衛部隊駐紮的小村莊，從外部向本勞改營營區發起攻擊，解除了瞭望塔衛兵的武裝，打開了整個隔離區的大門。（這時立即發生了必然的分裂：隔離區的大門全打開了，但大部囚犯並不向門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長，他們根本沒有打算暴動；也有根據所謂「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們也不想受到適用第五十八條的判處。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條的，但有些人寧願忠心耿耿地跪著死去。也不想站起來救人。而那些衝出大門的人也不全是想幫助起義者的；還有一些刑事慣犯，他們立即高高興興地跑到自由工人村莊搶劫用物去了。）
起義者們用自衛人員的武器武裝了自己（被消滅的警衛人員後來全埋葬在科契馬斯基地），他們又攻佔了鄰近的一個勞改點。然後決定聯合起來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爾庫塔市。但是，談何容易！空降傘兵部隊切斷了去沃爾庫塔的道路，超低空飛行的強擊機向起義者猛烈掃射，他們只有四散清逸。
接後便是審判、槍斃、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順便也給許多沒有參加行動而留在勞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
十分明顯，從軍事上看，他們的起義是毫無希望的。但是，誰能說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
其後不久就建立了特種勞改營。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條的囚犯被挑選出來了。但是，這又怎麼樣呢？
一九四九年在別爾拉格特種勞改營的下河圖裡亞赫分部發生過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衛人員的武裝，繳到七八支衝鋒鎗，從外部向勞改營展開進攻，擊潰警衛隊，切斷電話線，打開勞改營大門。這一次，勞改營裡可全是身上佩帶號碼的、帶有烙印的、注定要毀滅而毫無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結果呢？
囚犯們也沒有衝向大門……
帶頭暴動的人固然已經無可丟失，他們變起義為逃跑，分批向梅爾加方向逃去。他們在埃裡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隊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揮戰役的是謝苗諾夫將軍）。
暴動者全被打死。
記得有個謎語：世界上什麼最快？謎底是：思想！
這是對的，但又不對。思想，它有時也很慢，啊！簡直慢得很呢！人，人們，社會，對於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對於自己的真正處境，往往要經過艱難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認識。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條的人趕往特種勞改營的時候，他幾乎是在得意地顯示自己的權力。本來這些人已經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來了，但他卻還要施展詭計，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種勞改營會使這些人更害怕。結果適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時制定的整個鎮壓制度的基礎，是將心懷不滿的人們隔離齊；不讓這些人彼此見面；不讓人們知道總共有多少這樣的人；使全體人民（包括心懷不滿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心懷不滿的人，有的只是極個別的心靈空虛、懷恨在心、注定要滅亡的孤獨的個人而已。
但是，在特種勞改營裡這些心懷不滿的人卻成千上萬地集在一起了。他們數了數，而且他們明白了：我們這些人的心靈遠遠不是空虛的，而是具有對生活的崇高認識；這些人對生活的認識遠比那些看管和出賣他們的人高尚得多，遠比那些極力證明這些人為什麼應該爛死在勞改營裡的「理論家」們高尚得多。
特種勞改營的這個新情況起初幾乎並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勞改營的繼續。不錯，一向構成勞改營體制和管理當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漸漸不那麼神氣了。但是，看守們的加倍兇惡和強管棚面積的不斷擴大卻似乎又補足了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隨著刑事犯之有所收斂，失盜現象消失了。如今人們已不再用懷疑的目光，而是用親切的目光看著身旁的人了。我說，朋友們，我們也許確實夠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麼，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隊的火爐旁時，我們之間的談話不是可以更隨便些嗎。當然。得瞧瞧周圍，看看旁邊站的是誰。其實，管他呢；讓他聽著好啦，反正已經判了二十五年，還能怎麼樣？
從前，整個勞改營的心理狀態是：今天你死吧，我還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義和公理；過去如此，將來還會如此……而現在，這種心理狀態開始消失了。為什麼找不到？為什麼將來還會如此？……
囚犯作業隊裡的竊竊私語的內容開始改變了：人們不再談每人的口糧多少，不再議論爛菜湯，而是談論一些在外界無法聽到的事情，而且這些議論越來越隨便，越自由，越大膽了！這時，隊長們也突然意識到他的拳頭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隊長的拳頭根本就搶不起來了，另外一些隊長搶拳頭的情況也越來越少，不那麼有力了。有時候隊長也會放下架子，坐到旁邊來聽一聽，跟著說上幾句。這樣，隊裡的人便開始把隊長也看作自己的夥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隊長們經常要為各種小問題去生產計劃處或會計室：商量給誰減不減口糧，把誰派到什麼地方幹活等等。他們自然而然地把這種新空氣、某種朦朧的嚴肅性、責任感和某種新的意義傳染給了在那裡工作的雜役們。
那些雜役們（儘管還遠遠不是全部）也受到這種氣氛的影響。當年他們到特種勞改營來的時候，曾強烈地希望在這裡搶到一個雜役的職位，現在終於搶到手了。那怎麼反而不像在普通勞改營那樣過得舒服了呢？現在他們不是可以關在小屋裡做油燜土豆吃、和其他雜役住在一起、離開那些幹活的人嗎？不！現在他們認識到：這些並不是主要的。為什麼？那麼什麼是主要的？……他們已經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勞改費那樣誇耀自己怎樣吸別人的血，怎樣靠別人過活了。雜役——這些看守的幫手們也開始在幹活的人們中間交幾個朋友，有時竟會把自己的乾淨新棉衣和別人的髒衣服構在一起，愉快地同幹活的人們躺在一起聊天，度過星期日。
從前，普通勞改營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為幾大類；雜役和幹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條的人。現在卻不同，分類更複雜、更有趣了：同鄉，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飽經世事的人，有學問的人等等。
勞改營當局是不可能很快發現並理解這種情況的。可是派工員們已經不再帶著那一米長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從前那樣吼叫了。他們現在是和和氣氣地同隊長們講話，例如：喂，科莫夫，該叫人們上工了吧！（並不是派工員的心靈上起了什麼變化，而是因為空氣中似乎出現了某種令人不安的新東西。）
但這一切都只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一點點變化要經過多少歲月，多少歲月啊！它比季節的更替還要緩慢。而且這些變化並未波及所有隊長和雜役，它只影響了心靈深處多少還保留著一點蓋滿了灰土的良心和友愛的那一部分人。而甘心當壞蛋的人仍舊可以順利地當他的壞蛋。認識上的真正進步，思想上的震動，英勇的向前邁進，還都沒有發生。勞改營依然是勞改營，我們照舊受壓迫行無可奈何。一我們的出路仍舊只有鑽過層層鐵絲網朝草原逃跑、而他們則是用衝鋒鎗掃射我們，放出軍犬咬我們。
勇敢的思想，不顧一切的思想，逐步前進的思想，這就是要考慮：怎樣才能做到不是我們從他們那裡逃跑，而是讓他們從我們這裡逃跑呢？
這個問題一旦被提了出來，一旦有多少人想到了這個問題並把它提了出來，有多少人聽到了它，勞改營的逃跑時代也就從此結束，一個騷亂的時代便宣告開始了。
但是，怎樣來開始這個時代？從哪裡開始？我們已被束縛住，被許多觸鬚纏住，沒有行動自由呀！到底該從哪裡入手呢？
看來像最簡單的事情，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很不簡單的。早在普通勞改營的時候似乎就．已經有人想到過應該把眼線們幹掉。那時候也曾有人安排過：從木材垛上滾下一報原木把眼線砸到漲了水的河裡去、這類事在這裡也不難想到呼！那麼，該首先剁掉哪些觸鬚呢？好像大家都知道，但卻誰也不真正知道。
實然，有人自殺了。在「第二號」懲戒工棚發現一個人上吊了。（我是根據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情形敘述這個過程的各個階段的。在其他特種勞改營裡，經過情形也大致一樣。）勞改營當局並沒有感到什麼麻煩，把死人從圈套裡卸下來，拉出去扔掉完事。
隊裡的人們卻互相傳說著。那人是個眼線，不是自己上吊的，是把他吊死的。
警告！
勞改營裡有很多卑鄙的傢伙，其中吃得最飽、最粗暴、最無恥的要算食堂管理員季莫費-斯某。（我不是要隱瞞他的姓氏，實在是忘記了。）他甚至有自己的衛隊——一夥吃得肥頭大耳的炊事員，還豢養了一批家奴，打手，是那些經常在食堂打零工的人。他和這批打手對囚犯們拳打腳踢已是家常便飯了。有一次，他毫無道理地打了一個矮小黝黑的「小鬼」。平常，他打的是誰，他向來是不放在心上的。可是，在特種勞改營裡長大的、受到近年來新氣氛熏陶的這個「小鬼」可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個穆斯林。勞改營裡有很多穆斯林。這些人可不比普通刑事犯。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在日落前在營區西部把額頭貼在地上或高舉雙手作祈禱（普通勞改營還有人嘲笑他們，這裡卻沒有人笑）。這些伊斯蘭教徒有自己的領袖，而且在近來的新氣氛中彷彿也組成了自己的代表會議。於是，教徒們作出了決議：報復！
星期日大清早，當那些傢伙還賴在熱被窩裡的時候，被打的「小鬼」和另一個北高加索的印古什族人悄悄潛入了雜役們住的工棚，找到斯某住的房間，兩刀子就迅速結果了這個體重足有九十多公斤的傢伙。
但是，當時人們還多麼不成熟啊！這兩個人竟沒有企圖遮蓋一下自己的臉，也根本沒想逃跑，而是離開屍體，拿著帶血的刀子，懷著已經盡到義務的滿意心情，坦然走去向看守自首了。他們將要受到審判。
這都是摸索前進中的探索。這一切在普通勞改營或許也還是可能發生的。但是，堂堂正正的公民卻在繼續向前探索：這是不是那需要抓住的主要一環啊？是不是就應該通過這一環打斷整個鎖鏈？
「打死眼線！」對，就是它，就是這一環！把刀子捅進眼線的心窩！製作刀子，殺死眼線——對，就是它！
現在，當我寫到這一章的時候，牆上書櫥裡的一排排人道主義書籍正在威嚴地注視著我，它們那灰暗無光的陳舊書脊，像透過薄雲閃爍的星光一樣，不住地向我投來責難的閃光，似乎在說：世界上一切東西都不應該用暴力獲取！一旦我們拿起劍、刀、槍，我們便會很快地同那些殺害我們的劊子手和暴虐者同流合污了。那就會沒有止境……
會沒有止境！現在，在這裡，在溫暖而潔淨的屋裡，我坐在夏邑的寫字檯旁，我也完全同意這一點。
但是，應該自己試試無辜地被判上二十五年刑，身上縫上四塊號碼布，兩手經常要背在身後，早晚兩次受到搜身，在勞動中累得筋疲力盡，由於別人的小匯報而被拖進強管制工棚，永遠地被踩進泥坑裡，……試過這一切之後，從那裡，從那個泥坑裡，你才會感覺到所有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全部說教統統是那些腦滿腸肥的大閒人們的廢話！
會沒有止境！？……那麼會不會有開端？我們的生活會不會因此產生一線希望呢？
被壓迫人民得出的結論是：仁慈是無法根絕兇惡的。
眼線們也是人？？……勞改營看守們向每個工棚宣讀了必須傳達到整個彼斯強拉格所有囚犯的恐嚇命令：關押女囚犯的某勞改點有兩個姑娘（其出生年月表明她們都很年輕）進行了反蘇談話，因此，經過由……組成的法庭判處……
這兩個姑娘都是已經判了十年刑的，她們曾躺在床上小聲談心。是哪個死畜失去給她們告密的呢？這個告密的畜生不也是被判了刑的嗎？眼線們還算得上什麼人？！
沒有懷疑了。可是，要開始最初幾次打擊畢竟不那麼容易。
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怎樣開始的。（所有特種勞改營裡都開始殺人了，甚至關押殘廢的斯帕斯克營分部也開始了。）我們這裡是從杜波夫卡押來一批犯人之後開始的。這批囚犯基本上是西烏克蘭人，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分子」。他們在各地對整個運動作出了很大貢獻，是他們推動了這輛大車。是這批杜波夫卡來的囚犯給我們帶來了騷亂的桿菌。
從游擊隊員的小路上直接被抓到勞改營的這些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關在杜波夫卡的時候就已經認清了環境。在押囚犯們的冬眠狀態和奴隸般馴順的態度使他們感到驚奇，他們決心自己拿起刀來。
在杜波夫卡，他們）的覺醒帶來了騷亂、火災和勞改營的解散。但是，過於自信的、瞎了眼的勞改營主人們（這也難怪，他們已有三十年未曾遇到過任何反抗，已經習慣於無人反抗他們了。）甚至沒有想到該把轉押到這裡來的騷亂者同我們隔離開。他們反而把這批人分編進全營的各個隊了。這是普通勞改營採用的辦法。把人分散開就可以使抗議的聲音湮沒掉。但是，在我們這個已經開始自我淨化的環境中這種辦法卻只能有助於火舌盡快地吞噬整個勞改營。
新來的人們跟著各個作業班一起出工，但是他們根本不幹活或者只是做做樣子，他們躺在有陽光的地方（正是夏天I）小聲談天。這時候、從旁看去，他們很像那些合法地這樣做的刑事犯：他們也同樣年輕、養得很好、身體健壯。
但是有一條法規越來越清楚了，不過這是一條新的、令人吃驚的法規：「誰混滅了天良，誰今夜去見閻王！」
如今，殺人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比逃跑最多時期的逃跑還要頻繁。這些謀殺事件的作案者都很有把握，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曉：誰也不拿著帶血的刀子去自首。人們保存著自己的生命和刀子還要去做別的事呢！他們最喜歡的時刻是清晨五點鐘。每天這時候看守們便來打開工棚的大門，打開之後走去開下一個工棚，這時囚犯們幾乎還全在睡覺。於是戴著面具的復仇者便悄悄溜進早已看準的房間，走近那張早已看好的床，準確而萬無一失地殺死那個已經醒來並尖聲嚎叫的或者尚在睡夢中的告密者。在確信他已經死去之後。復仇者們才在重大方地離去。
他們是戴著面具的。看不見他們在眼上的號碼，號碼布撕掉
或者蓋起來了。但是，即使被殺者旁邊床上的人根據體形或面部
輪廓認出了是誰，他們非但不會急於主動去報告，而且在審訊時，
甚至在監獄「教父」的威脅之下，也不會投降，他們會堅持說：
「不，不，我不知道，我沒看見！」而且這已經不單純是根據那條
為一切被壓迫人民所掌握的古老真理——「一問三不知。神仙怪
不得」——在行事了，這也是在保全自己！因為誰要是說出來，誰
也就會在下一個早晨五點鐘去見閻王；行動特派員對他表示的好
感絲毫也幫不了他的忙。
這樣．殺人（雖然才發生了不到十起）便成了一種常規，成
了一種通常現象。囚犯們早晨去洗臉和領早飯時往往互相打聽：今
天又幹掉了誰？在這個令人不寒而采的體育項目中，囚犯的耳朵
聽到了在地下後起的正義的戰鼓聲。
這事是完全秘密進行的。只要某個人（一個公認的權威人
士）在某處向某人提出一個名字：幹掉這個傢伙！至於由誰去幹，
哪一天干，從哪裡弄到刀子，這些他就不必管了。至於管這些事
的戰鬥隊員們，他們也只知道自己必須執行法官的判決，但不知
道法官是誰．
必須承認，在眼線們並無正式文件任命的情況下，這個沒有
建制的、不合法的、無形法院所作出的判決卻遠比我們所知道的
一切法庭、三人小組、軍事審判庭和特別庭所作的判決要準確得
多，錯誤少得多。
囚犯們把這種殺人叫作「屠宰」。這種屠宰準確無誤，後來甚
至發展到白天干，幾乎是當眾進行了。從前在羅斯托夫市擔任過
相當高級的內務部職務的一個大壞蛋，一個身材不高、滿臉雀斑
的傢伙，現在是囚犯工棚的「棚長」，他就是星期天白天在「馬桶
間」被殺死的。人們已經變野了，大家都擠到馬桶間去觀看那血
淋淋的屍體。
後來，人們開始尋找那個出賣了第八號懲戒棚挖地道計劃的告密者。（勞改營當局察覺此事後，急忙把從杜波夫卡押來的主要人物統統關進了八號工棚懲戒室。但是，沒有這些人，屠宰照常進行。）復仇者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在營區內追趕那個告密的眼線，眼線朝著管理處的工棚猛跑，復仇者在後面緊迫，眼線一頭。鑽進勞改營分部主任、大胖子馬克西緬科少校的辦公室，復仇者也緊跟進去了。這時少校正坐在圈椅裡，勞改營的理發員在給他刮臉。根據勞改營的規章，少校在營區內是不得帶武器的。猛然看到闖進來幾個持刀的人，少校嚇得魂不附體，推開剃刀從圈椅上跑下來，連呼饒命。他以為人們是要宰他。看到人們當面殺死了那個眼線，他這才鬆了一口氣（沒有一個人企圖殺害少校。剛剛開始的這個運動有一條規定：只殺眼線，不觸動看守和勞改營頭頭們）。但是，少校還是趁機從窗戶跳了出去。臉刮了一半，還繫著白圍裙，他就徑直朝崗樓跑去，拚命地叫喊：「瞭望塔！開槍！瞭望塔，開槍啊！」但是瞭望塔上並沒有開槍……
還有一次，眼線沒有被當場殺死，他掙脫掉，帶著刀傷跑進醫院。醫院裡給他作了縫合包紮。但是既然少校都嚇得求饒，醫院能救得了他嗎？兩三天之後眼線被殺死在醫院的病床上……
五千人的大勞改營裡只殺死十幾個人。可是，刀子每砍下一次，纏在我們身上的觸鬚就脫落一批。感覺到像是吹來了一股爽人肺腑的清新空氣！表面上，我們似乎仍舊是囚犯，還關在勞改營裡，但實際上我們自由了。我們自由了，因為我們自從有記憶以來現在才平生第一次能夠公開地大聲說出自己所想的一切了！沒有經歷過這一轉變的人是想像不出這種自由的！
如今眼線們「有眼無線」了！……
在這之前，行動處的人向來就可以隨意把某個囚犯白天留在營區，幾小時幾小時地同他談話。誰知道談什麼呢？！是要他匯報？給他新的指示？從他那裡摸清那些還沒有作什麼、但可能作些什麼的與眾不同的囚犯？瞭解那些將來可能成為反抗中心的人物？
過去，每到晚間，全隊的人下工回來後自然會向這個人提出問題：「今天為什麼把你留下了？」而被留的人總是回答說：「就是給我一些照片看，叫我認認人……」不知他說的是實話，還是拿這種謊話作掩護。
戰後這些年，確實常常把一些人的照片拿給囚犯看，讓囚犯辨認出戰爭時期遇到過的人。但是，總不可能給所有的人都是著照片吧，也沒有這種必要啊。可是誰回來都這麼說，自己人和告密者都這麼回答。於是囚犯之間便產生了相互猜疑，這猜疑也就迫使每個人不敢再同別人講話和來往了。
如今，猜疑消除，空氣淨化了！如今，契卡行動人員如果命令誰不出工，想把他留下來，這個人竟會不留下來。這不可能！從肅反委員會成立，到政治保衛局，到內務部，幾十年來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他們召喚去的人竟不是懷著一顆激烈跳動的心急忙湊到跟前去，竟不是擺出一副諂媚的面孔邁著碎步緊跟在他們後面走去，而是傲慢地（因為本隊的人們都在看著他呀！）拒絕去！這不可能！如今，彷彿在派工地點上空有一台看不見的天平在擺動：天平一頭的小盤裡放滿了各種熟悉的怪影：偵訊室、拳頭、棍棒、整夜罰站、站籠隔離室、陰冷潮濕的禁閉室、老鼠、臭蟲、軍事法庭、加判第二次刑期、第三次刑期。但所有這些都不是一瞬間的事，這只是一盤慢慢磨碎骨頭的大磨，它不會在一瞬間把你全部吞噬掉，經過這一切之後，人還有可能活下來，這裡所有的人不是都經歷過這些嗎？
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盤裡的東西很簡單，只是一把刀。但這把刀就是為你這個退讓的人準備的！這把刀就準備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將來某個時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憑它什麼「契卡格勃」都沒有力量救你這一命！這把刀並不長，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連個正經的刀把也沒有，只是用絕緣膠布把沒有刃的一頭纏了起來，但這樣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從手裡滑出去！
歸根結底，還是這後一個充滿活力的威脅更有份量！它給予一切軟弱者們以力量，幫他們擺脫螞蟥的糾纏，使他們跟著班集體走。（它也給予這些人以辯護的口實：我是想留下來的呀，首長；可我怕挨一刀……您當然沒有受到這種威脅，所以修不能想像……）
還不止這些。如今不僅行動特派員和勞改營其他主人召喚人的時候人們不敢去了，而且人們也不再敢隨隨便便往營區郵商或上級設的申訴意見箱裡投個信封或一張寫了字的紙了。每當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麼申訴書時，人們總要先拿給別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檢查一下，這可不是告密信．來，跟我一起投進去吧！」
現在，勞改營當局變得既聾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羅科菲耶夫大尉（也是個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舊自由地在營區走來走去，毫未受到威脅，照舊在我們中間走，盯著我們。但他們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因為如果這裡沒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麼也看不見、聽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們就不說話了，轉過身去，藏起來或者走開了……也可能旁邊就有渴望著出賣同伴的忠實情報員在那裡著急，可是他們中間沒有人敢於發出任何一個暗號。
幾十年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機關賴以建立其成信和榮譽的那個情報機器現在失靈了。
表面上，還是那些作業班組，囚犯們還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勞動。（我們這時已經商量好要對抗押送的衛兵。我們不允許他們調整我們五人一排的隊伍，不讓他們在中途點數。我們達到了目的。一旦我們中間沒有了眼線，連衝鋒鎗手也顯得無力了。）我們也勞動，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務。回生活區的時候像從前一樣讓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卻從來未被發現過！）。實際上，現在把人們維繫在一起的已經不是勞改營當局硬性拼湊的勞動班組，而是別的人類聯合體，首先是民族。產生了眼線們無可奈何的民族中心：烏克蘭人的、穆斯林的、愛沙尼亞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這些中心得到了鞏固。這些中心沒有人選舉，但是它們按照年齡、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們車間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顯然。也成立了各個中心的聯合機構，類似所謂「民族協商會議」之類的東西。
這裡應該及時說明：並非一切都像勾畫主流時所看到的那樣純淨而順利、也有過一些所謂「溫和派」和、「極端派」之類互相競爭的集團已自然，這裡也有個人之間的好惡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個別想當「領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輕的「牛犢子戰鬥員」還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養，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於這份」差事」，就應該吃得好些，他們為此就直接去威脅衛生所的炊事員，要求給他們開額外的病號飯，如果炊事員拒絕，他們就把炊事員殺死，不顧什麼道義標準——已經幹慣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總之。在這個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開始滋生蛀蟲了——它幾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運動中司空見慣的、不足為奇的。必然會有的附屬品！
也發生過一次單純的差錯。一個詭計多端的眼線不知怎麼嗅到了氣氛。因此，他睡覺時再三懇求一個愛勞動的老實人和他換換床位、老實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個老實人被殺死在床上。
儘管有這一類偏差．但大方向始終十分明確而清楚，並且也取得了預期的社會效果。一勞動的作業班組還維持原樣，數目還是那麼多，可是，奇怪，勞改營裡感到缺少班長了！這對古拉格群島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起初。這種「人員流失」現象是自然的：有人住進了醫院，有的人刑期快滿、被調進總務大院了。但過去派工員周圍總是有一群貪婪地想撈到這個職位的人在等待著：為取得班長職位還要送一塊黃油，送一件絨線衫呢！現在，不但沒有人再貪圖班長職位，反而是有些班長每天跑到政工處去磨，請求盡快撤掉他。
如今，隊長們從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壓制、強迫——已經失靈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來的。班長的人選越來越成問題，以至於派工員不得不親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煙，聊聊天，順便向大家請求。「小伙子們，作業班總不能沒有個頭頭吧。這可不像話呀！嗯？你們隨便選一個吧，選出來，我們馬上批准！」
後來，這種情況更嚴重了，因為一些班長開始往加強管制棚裡逃跑，好在石砌的監獄裡找個藏身之處1不只是班長，還有象阿達斯金之類的施工員吸血鬼，還有一些眼線，他們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單就該輪到自己的時候，也會大吃一驚，急忙逃跑到加強管制工棚裡去！這些人直到昨天還在人群中裝好人，還在言語和行動上表示自己贊成正在發生的一切變化（囚犯中間誰敢不這麼說！），昨天晚上他們還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裡（其實，昨晚睡著了嗎？是不是在那裡緊張地思考對策，隨時準備著閃開刺過來的刀子，並在暗中發誓這是最後一晚住在這裡了呢！？），可是今天卻突然不見了。於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東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強管制工棚去！
這是特種勞改營生活中的一個新時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現在不是我們逃跑，而是他們從我們這裡跑掉；從而使我們這裡淨化！這是這個世界上一個空前的、不可想像的時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裡不能安安穩穩地睡覺了。報應已經不再等到來世，不等待歷史作出判決，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會使你得到報應，這報應是可以感覺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腳下的營區土地柔軟而溫暖，叛徒則感到腳下的土地像針氈，像在燃燒！這種情況只有在童話裡可以想像得出，而對於營區以外的空間，對於我們的外界自由社會來說，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過去從未看到過，或許將來也不可能看到的。
陰森森的石砌加強管制工棚早已經擴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裝著罩鬥。它陰冷、潮濕、黑暗。周圍是大厚木板築接起的堅固圍牆。勞改營主人為了關押那些不聽話的、逃跑的、頑固不化的、牢騷滿腹的勇士們而精心建造了這加強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線、吸血鬼和兇惡的打手來休息養老了！
應該說，第一個想到去找契卡人員的人，想到憑著自己長期忠實的效勞而請求他允許自己躲進石頭房子。從而逃避人民那憤怒懲罰的人，還是相當聰明的。人們自己要求住進更嚴格的監獄，不是逃出監獄，而是逃進監獄，自願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鮮空氣、不再見到陽光，——這種情況似乎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呢！
勞改營首長和行動人員對於最初逃進來的幾個人表示了同情，倍加愛護地把他們收留起來；畢竟是自己人嘛！給他們在加強管制工棚裡挑選了最好的房間（一些說話刻薄的人把這種地方叫作「儲藏室」），給他們發了床墊子，命令把他們屋裡的爐子燒暖和點，允許他們每天出來散步一小時。
但是，「繼第一批聰明人之後，不那麼聰明但卻同樣渴望活下去的人們也跟上來了。（某些人逃跑時還沒法替他保留面子：誰知道呢，說不定將來還得回來同囚犯們住在一起？大輔祭魯德丘克逃進加強管制棚之前就有過一場表演；晚上熄燈號之後，幾個看守突然來到他的房間表演了一場嚴格搜查的戲，甚至連床墊子都撕開了，然後就「逮捕」了魯德丘克並把他帶走了。不過，囚犯們很快就確切地得知，這位喜愛繪畫和吉他琴的驕傲的大輔祭也住在擁擠的「儲藏室」裡）眼看這種人已經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們用勞改營長官的姓給他們命名為「馬切霍夫斯基班」。）於是，不得不壓縮有效面積而開闢第二個「儲藏室」。
不過，眼線只有當他們混在群眾中間而沒有被發現的時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線一旦被發現就一錢不值了，他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勞改營裡起作用。因此，現在只好讓他們在加強管制工棚白吃飯。他們又不去參加勞動，毫無益處。不行，就算內務部對他們慈善吧，也總有個限度吧！
於是，當局就制止了這股求救的水流。來遲了的。對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著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擺渡的船夫：這時需要你，事後不相識。
勞改營當局關心的是對應措施，是怎樣才能制止囚犯們這可怕的運動，並且挫敗它。他們習慣於做的，也是他們實際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這些掌握著我們的身心的人們最不願意承認我們的運動是政治運動。因此，在那些氣勢洶洶的命令中他們把已經開始的這個運動統統稱之為匪徒活動（這些命令由看守們到每個工棚裡來宣讀）；，大概他們覺得這樣稱呼比較簡單、容易理解，也更親切吧。不久前，他們把真正脫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們中間來當「眼線」，現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為政治犯的人——卻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裡只是籠統地宣佈：一這些匪徒必定會被發現（眼下還一個也沒有發現！），而且（更沒有把握地說）這些人將會被處決！命令裡甚至號召囚犯們起來譴責匪徒們並同他們進行鬥爭！……
囚犯聽完傳達之後，各自暗笑著散去。「勞改營軍官們不敢把政治性的東西稱為政治性的（雖然三十年來一向是不管偵查什麼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這使我們感到了他們的虛弱。
這確實是虛弱！把運動稱為匪徒行為，這實際上是他們的一個詭計。這樣一說，勞改營當局就沒有責任了。否則，它怎麼竟然使得勞改營裡發生了政治運動呢！？這樣說的好處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開始使用這種提法了：從州內務局和勞改營管理局到勞改營管理總局和內務部本身都是這麼說。一個非常害怕公開報道消息的制度必然會喜歡同樣地欺騙自己。如果被殺死的是看守或軍官，那他們就無法迴避適用第五十八條第8分條《恐怖行動》，不過，那他們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處槍決了。現在，他們看到另一種誘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種勞改營裡正在發生的事情描繪成「狗咬狗的戰爭」（「母狗戰爭」），這是震撼過整個普通勞改營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島的領導當局自己發動起來的戰爭。
「狗咬狗的戰爭」值得在本書中單獨寫一章，但為此還需要收集許多材料。我只好請讀者去閱讀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報告《罪惡世界隨筆》，雖然那裡面寫得也不夠全面。
簡單地談談吧。「狗咬狗的戰爭」（「母狗戰爭」）大約爆發於一九四九年（經常發生的小偷與「母狗」〔狗腿子〕之間個別人的互相殘殺又當別論）．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間曾大打特打。那時，盜賊世界分化為各色人物的小集團：除了純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還有：不擇手段派（「不擇手段的竊賊」）、所謂「馬赫諾分子」、大撈派、釀酒派、「小紅帽」、魔手派、帶棍派以及其他種種。
到了五十年代那個時期，勞改營的領導蘇門已經不大相信那絕對正確的理論所教導的改造刑事犯的辦法了。因此，它似乎下決心要擺脫這一負擔，於是它便開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別的刀子去幹掉另外一些人。這種屠殺曾公開地、大規模地進行。
後來刑事慣犯中的兇手們也學會了對付辦法：他們或者借他人之手殺人，或者親自出馬，事後強迫別人承擔罪責．一些年輕的普通犯人和當過兵或者當過軍官的人，在可能被殺的威脅下，不得不把別人的殺人罪承擔下來，從而按第五十九條第3分條「匪徒行兇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盜賊團伙的頭頭們卻在一九五三年依據「伏羅希洛夫」大赦令像沒事人一樣釋放了。（不過我們也不必進住：後來他們又一次次地進了監獄．）
當我們的報刊上又掀起一陣風，並且刊登一些奢談改造的多情故事時，字裡行間偶爾也會透露一些關於勞改營殘殺事件的消息（當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實的）。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為了對歷史進行隱瞞）把「狗戰」和特種勞改營裡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殺人混為一談。勞改營題材是大家所感興趣的，人們都貪婪地閱讀這類文章，但是從這些文章裡卻什麼也弄不懂（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寫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報》上就發表過一篇疑點百出的所謂記實性中篇小說，出自記者加利奇之手。裡面說，主人翁科西赫從勞改營裡寫了一封長達八十頁打字紙的申訴信，感動了最高蘇維埃。（第一，請問，科西赫哪裡來的打字機？是從行動人員那裡借來的嗎？第二，誰會去讀這長達八十頁的東西？還沒有看完第一頁就該打呵欠了。）並且說這個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於在勞改營裡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麼究竟是由於勞改營裡的什麼案件？為了什麼增加刑期的？說到這裡時作者加利奇表現了我國新聞記者的一般特點：含糊其辭，叫人摸不著頭腦。讀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鬥爭中殺了人，還是犯了殺死眼線的政治性殺人？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裡了：如今在回顧歷史的時候，人們把一切殺人都混為一談，統統稱之為匪徒行為。請看這家中央報刊是如何科學地解釋這一點的吧：「貝利亞的走狗們（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總不會錯，大灰狼什麼都能承擔下來！）當時在勞改營裡掌握著權力。（當時？那麼在這之前呢？現在呢？）那些本來應該認真執法的人卻用自己的肆意妄為代替了嚴明的法律。（怎麼回事？違背唯一的指令？誰敢這樣做？）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囚犯之間排技山間，製造仇恨（著重點是我加的，這句話倒是實話。———作者注）（利用眼線的辦法當然也包括在這個提法之內了）。那是一種畸蠻的、無情的、人為地煽動起來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辦法來制止勞改營裡的殺人事件，自然是辦不到的，因為殺人者本來就已經被判二十五年了。於是，－九六一年又頒布了新命令：在勞改營裡殺人者處死刑，當然也包括殺死眼線的人在內。赫魯曉夫發佈的這條命令倒是斯大林時期的特種勞改營所需要的。
他們就是這樣給自己塗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槍斃勞改營內的兇手的權利，也就是說，不可能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了。他們無法制止這場越演越烈的運動。
發佈的命令沒有奏效。囚犯們並沒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進行譴責和鬥爭。因而勞改營當局便採取了第二項措施：對整個勞改營實行懲戒管理制度！這意味著，所有日常的自由時間，即除開勞動之外的全部時間，包括星期天，我們都必須像在監獄裡一樣被鎮在屋裡，必要時使用馬桶，飯也在工棚裡吃。人們用大桶把粥和爛菜湯送到工棚裡來，食堂裡空無一人。
這個辦法使人很難忍受，不過，它沒有繼續多久。我們在工地上完全變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來。更主要的是這給看守們增加了一項額外負擔：他們現在不得不經常在勞改營裡拿著鑰匙從這頭跑到那一頭，一會兒要給倒馬桶的衛生值日開門關門，一會兒要開飯，一會兒又要把病人押送到衛生所去，再從衛生所押回來……
勞改營當局原來指望我們受不住這種嚴格的制度，因而會恨那些殺人者，把他們招供出來。但是我們大家都有精神準備，認為忍受一下還是值得的。當局的另一目的是：現在每個工棚總是關著，這樣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別的工棚去殺人，而本工棚裡的人總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又是一個兇手也沒有找到，大家還是都「沒看見」，「不知道」。接著又在工地上把一個人的腦袋打了個窟窿。這就更是關閉工棚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了。
懲戒制度廢除了。又想出另一個辦法：修建一道「萬里長城」——一道大牆。這道牆的厚度是兩塊土坯長，高四米，就修在勞改營區中部，用它把營區分割為兩部分，但暫時先留下一個豁口。（這個計劃適用於全部特種勞改營。其他許多營已經把整個營區部分割成若干小區了。）這道牆對於外部的村莊毫無防護意義，因而托拉斯不會支付這筆建築費用，所以整個建築的擔子全落在我們這些囚犯身上：製作土坯．翻曬土坯，搬運、糊牆等全部工作都要我們在星期天和下工回來之後的時間（夏天天長）完成。我們十分討厭這道牆，明知當局叉在準備某種卑鄙勾當，可是不能不幹。我們得到解放的程度還很小啊，只是頭腦和嘴巴解放了，從肩膀直到月間整個身手仍舊和從前一樣陷在奴隸的泥潭中。
發佈恐嚇命令、實行懲戒室制度、修境——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監獄裡的思維方式。可是，突然，怎麼啦？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想到的事：開始把一個又一個作業稅則到攝影室去，給每個人拍照片，態度客氣，而且不是讓你戴著那個狗脖套一般的號碼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頭擺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請你隨便坐下，隨便擺個什麼姿勢，願意怎麼照就怎麼照。那些愛勞動的人們還聽到了文化教育科長「不小心」據出來的一句話：照像是「為了辦理證件」。
辦理什麼證件？囚犯需要什麼證件？……一種興奮的心情在囚犯們中間傳開了：會不會是為了解除看管在準備出入證？會不會是……？也許……？
有一個回家度假的看守回營了。他（當著兇犯們的兩）大聲對別的看守說，旅途中他看見過好幾列火車，滿載著釋放回家的人，被釋放的人們用標語和綠樹枝把列車裝飾起來，高高興興回去了。
天啊！心臟在激烈地跳動！是自，早該如此嘛！戰爭結束後本來應該先從這件事做起的！莫非終於開始做了嗎？
還聽說有人收到了家信，說他的鄰居已被釋放，現已回到家裡！
忽然，有一個已經拍過照片的班被某個委員會傳去談話。要求一個人一個人地進去談。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擺著鋪了紅布的桌子，桌旁坐著幾位勞改營軍官。但不僅是他們，另外還有兩個在勞改營從未見過的陌生入，一個哈薩克人，一個俄羅斯人。這些人莊重地坐在桌旁，面帶微笑，在填寫著什麼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經習慣回答的觸犯刑法多少條、判刑多少年和刑滿日期，而是詳細的家庭狀況。妻子、父母、有無子女、子女的年齡、現住何處、住在一起還是分居。所有這些全都記下來了！……（委員會的成員還時而提醒記錄人員：把這點記下來！把這個情況也寫下來！）、訊問的問題很奇怪，觸及人的痛處，但又令人愉快！聽到這些問題，連那些已變成鐵石心腸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聽到的一直是那不連貫的嚎叫聲：犯哪一條？利期？判決機關！？突然，這麼一些和顏悅色、嚴肅認真、通情達理的軍官坐在你面前，慢條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詢問你隱藏在心靈深處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連自己都不敢去觸動它，有時躺在床上和鄰床的人說上一，兩句，或者一兩句也不敢說，……這些軍官（對呀，去年十月革命節前夕不就是這個軍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沒收掉，給你撕得粉碎嗎！你忘了？現在原諒他了？），這些軍官現在聽到你說妻子已經改嫁，父親已經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兒子時，對你深表同情地歎著嘴，他們互相交換一下眼色，搖搖頭。
是啊，這些軍官不是壞人，他們也是人，只是因為他們擔負的這種狗差事才……各個項目都已填完，最後對每個人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嗯，那麼你B已希望住在什麼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還是你從前住的地方？……」
「什麼？我……就住在第七號工棚呀……」囚犯睜大眼睛回答說。
「這我們當然知道！」軍官們笑了。「我們是問。你希望住在什麼地方？比方說吧，假如把你釋放了，那麼給你的證件上該填你要在哪兒落戶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轉，眼前是陽光、彩霞……他的頭腦懂得，這是夢，是童話，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麼也沒有改變，他滿身泥土，明天還要被趕到工地去勞動。但是幾個軍官，包括兩名少校，卻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繼續在問：
「你到底想上哪兒去，上哪兒？你倒說一個地方呀。」
囚犯的心臟跳得更快了，一種感激的暖流流遍週身。於是他就像個羞紅了臉的男孩要說出自己心愛姑娘的名字似的，說出了內心中的秘密，說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帶四塊號碼的、可詛咒的囚犯的話，他希望在什麼地方度過自己的餘年。
軍官們把這個地點也記下來了！命令叫下一個人進來。而頭一個人便瘋人似地跑到走廊裡，急不可待地把剛才的事情講給同伴們聽。
隊裡的人一個接一個被叫進屋裡，回答友善的軍官們提出的問題。五十個人中間只有一兩個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說：
「呆在這個西伯利亞一切都很好，只是氣候熱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極圈內去？」
或者說：
「請您這樣寫上：我生在勞改營，也要死在勞改營，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
軍官們就這樣同兩三個班談了話（全勞改營共有二百個作業班）。勞改營的囚犯興奮了好幾天：他們有的還爭論呢！儘管一半人從未相信這一套。這種時候過去了！委員會後來再也沒有找人談話。其實，給囚犯「照像」並不花費什麼錢，只是用沒裝膠卷的照像機卡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組軍官坐在那裡親切地向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問話，他們實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麼這一無恥的欺騙手段當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過，還得承認，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這類嚴格管制的勞改營時，當然有過永久性計劃。但是，曾幾何時，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們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這類親切的把戲了。還需要有什麼樣的成功呢？為什麼在普通勞改營時代他們沒有被迫作這類表演呢？）
於是，刀子又開始閃光了。
於是，主人們決定：抓人。沒有眼線，他們摸不準應該抓誰，但是，大概總有些懷疑對像和想法吧（說不定還是有人秘密地給他們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後兩個看守來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對某個囚犯說：
「喂，把你的東西收拾一下，跟我們走！」
這個囚犯看了看周圍的同伴，回答說：
「我不去。」
可不是嘛！對於這種極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們是從來沒有反抗過的，我們已經習慣於認為這是命運的安排。原來，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啊：我不去！我們這已經得到解放的頭腦現在終於懂得這一點了！
「為什麼不去？」兩個看守走到眼前來了。
「就是不去！我在這裡呆著滿好。」囚犯堅定地回答。
「他應該去哪兒？……為什麼必須去？……我們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們走開！」工棚裡四面八方都說話了。
看守們躊躇了一會兒，走開了。
他們又在其他工棚裡試了試同樣的辦法。結果一樣。
豺狼們明白了：我們已經不是從前的綿羊。現在他們抓人必須借助於欺騙手段，或者在崗樓裡干，或者為了一個人而抓全班。想從群眾中把一個人拆走，那是辦不到的。
我們清除了污穢，我們擺脫了監視和偷聽，我們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們的人成千上萬！我們是政治犯！我們能夠抵抗！
我們選定了眼線、告來者、叛徒這個環節開刀，抓住這個環節拉斷整個鎖鏈．這選擇該是多麼正確風過去就是我們中間的人在妨礙我們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壇上一樣，他們的血流出來了，我們消解了沉重的詛咒。
革命在高漲。原來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風，如今像颶風一般吹進了我們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