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臭肉不僅表面發臭，而且四周還包裹著一層發臭的分子雲。群島的每一個島嶼也是這樣，它在自己四周造成並保持著一個發臭的地區。這個地區比群島本身的範圍更廣，它是每一個島嶼的小營區和全國的大營區之間的媒介區、傳送區。
在群島上產生的人與人的關係、風習、觀點和語言等方面一切最有傳染性的東西，按照世界上植物和動物組織滲透的普遍規律，首先滲出到這個傳送區，然後擴散到全國。勞改營思想和文化中的那些值得進入全國文化的成份正是在這個傳送區裡自動地受到檢驗和挑選。當莫斯科大學新樓的走廊裡哇哩哇啦地傳出了勞改營裡的用語，當一位首都的自食其力的婦女對生活的實質說出和勞改犯完全一致的見解，請你不要奇怪：這是通過傳送區、通過營旁世界到達這裡的。
在當局試圖（也許並不試圖）通過口號、文教科、郵件檢查部門和行動特派員改造犯人的思想的時候，犯人們卻更快地通過營分世界改造著全國的思想。盜賊們的世界觀首先征服了群島，毫不費力地向外推移，佔領了缺乏更有力的思想意識的一片空白的全蘇思想市場。勞改營式的狠毒手段、人和人關係的殘酷、撥人心上的冷漠的鎧甲、對任何誠實勞動的敵視——所有這一切輕而易舉地征服了營旁世界，隨後又在整個的獄外世界中深刻地反映出來。
群島就是這樣對造成了它的蘇聯進行復仇。
任何一種殘酷行為都不會白白過去而不給我們留下後果。
我們追求便宜的東西，而結果總是付出高昂的代價。
把這些地區、小鎮、新村—一列舉出來，差不多就等於複述一遍群島的地理。任何一個勞改營區也不能獨自存在，在它附近一定有一個自由人的居民點。有時候這個新村伴隨著某個臨時的伐木勞改點存在若干年，然後和勞改點一起消失。有時候它在這裡生下根，得到一個名字、一個村蘇維埃、一條鐵路支線——於是它永遠留下了。有時候由這些新村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如馬加丹、杜金卡、伊加爾卡、傑米爾套、巴爾哈什、傑茲卡茲甘、安格連、泰謝特、布拉茨克、蘇維埃港之類、這類新村並不僅僅是在荒蠻的邊陲地帶潰爛流膿，而且直接長在俄羅斯的軀體上，在頓涅茨和圖拉的礦井旁邊，在泥炭採掘場附近，在勞改農場附近。有時候整個區，如坦沙耶夫區，都受到感染，都屬於營旁世界。當勞改營被注射進了一個大城市的身體，甚至是莫斯科本身——營旁世界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以新村的形式，而是體現在那些每晚乘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從營裡散出而每早又集合到這兒來的那些個別人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傳染病的向外傳播的速度更快。）
還有一些像吉澤爾（在彼爾姆礦山支線上）這樣的小城鎮；它們早在任何群島出現之前就開始存在了，但是後來卻被大量的勞改營包圍在當中——從而變成了群島的省會。在這樣的城市上空瀰漫著周圍勞改營的空氣。滿街是步行或乘車來往的勞改營軍官、一隊隊的警衛隊士兵，好像佔領軍一樣；勞改營管理局是本城的主要機關；電話網不是屬於市，而是屬於勞改營；公共汽車線路全是從市中心通往各個勞改營；所有的居民都是靠勞改營吃飯的。
群島的這些省會當中最大的要算卡拉干達。這個城市是由流放者和前犯人建造的，並且住滿了這些人。所以一個老犯人在街上走一段路，要不遇到幾個熟人是不可能的。在市內有好幾個勞改營管理局。勞改點像海邊的沙子一樣遍佈在城市的四周。
在營旁世界裡住著什麼人呢？1．原來的本地人（也可能沒有這種人）；2．軍事化警衛隊；3．勞改營軍官及其家屬；4.帶家屬的看守員（看守人員和警衛隊不同，總是過著住家的生活，即使是在擔任軍職）；5．前犯人（從本營或附近的勞改營釋放的）；6．各種受到限制的人——「半專政的」、身份證「不乾淨」的（和前犯人一樣，他們住在這裡不是出於自願，而是由於貼在他們身上的符咒：即使並沒有像對流放者似地具體指定他們必須住在這個地方，但他們在任何其他地方在工作和居住方面都會遭到更壞的待遇，也許根本不會讓他們在那裡住。）；7生產行政官員。這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在一個龐大的新村裡只有幾個人（有時候也可能沒有這一類人）；8．再就是狹義上說的所謂「自由民」即僱傭人員了。這全是一些遊民無賴———各種到處鬼混的、窮途末路的、想發洋財的人。要知道在這些偏遠的死亡的屬地裡，工作可以做得比在宗主國裡差三倍，而工資可以拿得比在那裡高四倍：北極補貼、遠地補貼、條件困難補貼，還可以竊取犯人的勞動成果。此外，許多人是招募來的，按合同來的，他們還能領到差旅費。誰要會從生產報表裡淘金，營旁世界就是克隆台克。帶著假文憑的人們拚命往這裡鑽，冒險家、流氓、謀利者紛紛來到這裡。那種需要無償地利用別人的頭腦的人到這裡來是很有利的（犯人地質工作者們替半瓶醋的地質學家進行野外考察、整理資料、做好結論，然後他只需要到宗主國去進行博士論文答辯就行了）。各種失意人物以及普通的潦倒酒鬼都被命運甩到這個地方。到這裡來的人有的因家庭破裂或者是為了逃避支付贍養費。這裡有時還有一些分配工作時沒有爭取到好地方的中技畢業生。但是他們從來到的頭一天起就開始為回到文明世界而奮鬥了，有誰一年達不到目的，兩年以後一定能達到。在自由民當中還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類人：他們已經上了年紀，已經在營旁世界生活了幾十年，吸慣了它的空氣，以至於不再需要另一個更甜蜜的世界。如果他們的勞改營撤銷了，或者上級不再付給他們所要求的工資了——他們就離開這裡，但必定是轉移到另一個同樣的營旁地帶，他們不能過別樣的生活。瓦西裡-阿克先吉耶維奇-弗羅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個大酒鬼，騙子手，「著名的鑄造能手」，要不是我對他已經做過一番描寫，我在這裡還可以談很多關於他的事。他沒有任何文憑，他那點手藝也早被他連酒一塊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個月沒有拿過少於五千（赫魯曉夫以前的）盧布的錢。
「自由民」這個字最廣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個自由人，即還沒有被關進監獄或者已經放出來的蘇聯公民，因而也應指營旁世界的任何一個公民。但是這個字在群島上更經常地是用於狹隘的意義：自由民——這是和犯人們在一個生產區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裡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種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來擔任施工員、領班、工長、倉庫主任、定額員。有些職務，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難，也僱傭他們來擔任：司機、馬車伕、發貨員、拖拉機手、挖土機手、鏟土機手、線路電工、夜班鍋爐工。
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樣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們馬上就能很隨便地和我們交上朋友，勞改營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們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郵筒；把犯人們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賣來的錢留在自己手裡，而給犯人們帶去一些解饞的東西；和犯人們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竊活動；把燒酒帶進或運進生產區（當門口搜查得緊的時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進汽車的油箱）。
如果在那裡面也被門崗發現了——仍然不會有人報告上司；共青團員警衛戰士們認為那樣做倒不如自己把繳獲的燒酒喝到肚裡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寫到自由人的帳上的地方（領班和工長也不會討厭記到自己的帳上的），他們一定會這樣做。要知道，記在犯人帳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會付錢，只給一份麵包口糧。所以在取消了配給制以後的時代裡比較合理的作法是給犯人隨便填寫一張工作日報單，只要不出大問題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記到自由人的帳上。自由民領到這筆錢，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給他手下的犯人們一點吃的。
在莫斯科勞改營裡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營旁世界裡工作的極大好處。一九四六年在我們的卡盧加關卡有兩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們算是我們這個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幾乎一點也不幹。因為這項工程給不了他們大價錢：這裡沒有附加工資，工作面積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給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間房子的平方米數多寫兩倍都絕對不可能。但是第一，我們的自由民可以從工地上往外夾帶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時工作時間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門左道的私活，靠它來把錢撈足。抹同樣的一千米牆壁，灰泥匠從私人手裡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盧布。這樣一天晚上就能掙到兩百盧布！
普羅霍羅夫不是說過嗎：「錢——現在它是雙層的。」哪個西方人能懂得「雙層的錢」是什麼？在戰時，一個車工每月經過扣除後能拿到八百盧布，而市場上的麵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盧布。這就是說他一個月除了配給的麵包口糧之外，連買六公斤麵包的錢都掙不到——也就是說他每一天不能給全家帶回兩百克麵包！然而他卻能活著……公家明擺著蠻不講理地付給工人不現實的工資，讓他們去尋找「第二層錢」的來路。那個付給我們的灰泥匠高得發瘋的干夜活的報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麼事上、在什麼地方撈取自己的「第二層」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這樣取得了勝利，可惜只是在紙面上。原先那個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頑強的，很靈活的，無論是詛咒，無論是檢察長的追究，都沒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關係一般地不能說是敵對的，反倒可以說是友好的。此外，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喪家失業的人們對別人的痛苦比較容易感受，對於犯人的災難及其冤獄的情況能夠聽得進去。對於軍官、看守和警衛由於職務的關係閉眼不看的事情，一個沒有成見的人的眼睛是睜開的。
犯人和領班及工長之間的關係就比較複雜。這些作為「生產指揮員」的人是被放在壓制和驅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產本身的進程也要他們負責任，而如果和犯人們處於直接敵對的狀態，並不總是能把生產進行下去：並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飢餓達到目的，有些東西還要靠好言相商，摸準手下人的愛好和脾氣。只有那些和作業班長及手藝最好的犯人師傅關係搞得好的領班們才能百事順利。領班們本人往往不單是酒鬼、不單由於經常使用奴隸勞動而變得四肢無力，戰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還是沒有知識的，對自己從事的生產工作一竅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賴著作業班長。
俄國人的命運有時候是多麼有趣地糾結在一起！在一個節目前，木工領班費多爾-伊萬諾維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來到我們這裡，他對已經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業班長西涅布留霍夫——一個手藝高超的匠人，嚴肅而堅毅的青年——說出了心裡話：
「什麼？你坐牢只因為是富農的兒子？你爹一個勁兒地耕地，買牛，以為能帶到陰間去。他現在在哪裡？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關進來了？不，我爹比他聰明：他打小就把什麼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間空屋子，連一隻母雞都沒有交給集體農莊。因為是窮光蛋——馬上當了生產隊長。我現在照他的樣子成天喝酒，無憂無愁。」
結果是他說對了：西漢布留霍夫刑滿之後接著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當了該項工程的工會地方委員會主席。
固然，他這個工會地方委員會主席兼領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麼辦才能擺脫的人物（不可能擺脫：這些人是由幹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僱傭的。幹部科從好感出發常常挑選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對於所有的材料和工資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錢包負責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時候由於無知，有時候由於太老實（他心腸一點也不壞，作業班長們為了這一點又特意奉承他），亂花這個基金，簽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報單（由作業班長自己填寫），接受質量惡劣的交活，然後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願意用一個正在掄大鎬的犯人工程師來替換這個領班，但是幹部科出於警惕性而不准許這樣做。
「好吧，現在你告訴我：目前你們這項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長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歎口氣：
「我暫時難以準確地告訴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說話就越放肆。這時候
工地主任決定用書面辦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時間，開始把對
他的一切命令都用書面寫出來（副本訂在卷宗裡）。這些命令自然
是沒有執行，一個可怕的案件正在積累起來。但是地方委員會主
席也沒有慌了手腳。他找到了半張揉皺了的練習本紙，花了半小
時時間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寫出了這麼幾行字：
「茲向您報告木工所有的機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壞了
完全不能用了。」
工地主任已經屬於另一級的生產領導。對於犯人們來說，他
是永遠的壓迫者和永遠的敵人。工地主任已經既不限作業班長們；交朋友也不和他們做交易。他經常打回他們的工作日報單，揭穿
他們虛報成績（根據他頭腦靈活的程度），並且可以隨時通過勞改
營領導懲罰作業班長和任何一個犯人：
勞改點點長……中尉同志：
混凝土作業班長犯人佐祖利和領班犯人奧拉切夫斯
基澆制的預制板超過規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費。為
此，請您對上述二人給予最嚴厲處分（希為關禁閉，但
需每日帶出勞動）。
同時向您報告，犯人作業班長阿列克謝耶夫今日為
工作日報單中工作量記錄問題找我談話時，把領班圖馬
爾金同志稱為驢，以此對他進行了侮辱。我認為犯人阿
列克謝耶夫這種破壞自由僱員領導威信的行為極為不良
甚至具有危險性。特請採取最堅決的措施直至押解出營。
工地主任布斯洛夫
布斯洛夫在適當的時刻自己也常把這個圖馬爾金稱做驢，但
是犯人作業班長由於自己的身價不同所以罪該押解出營。
像這樣的條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給勞改營長官送幾張。他認為最高的生產刺激手段是勞改營內的處分。布斯洛夫是那種對古拉格制度已經融會貫通、適應了其中的活動方式的生產長官之一。他在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長期經驗。他們威脅說要用磚頭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遺憾地說，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經過戰爭和到過歐洲以後再到勞改營裡來的人們都變得不那麼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們知道嗎，簡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說，一個自由僱員進來，犯人們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對於如何欺騙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險的地方，是很內行的。他從來不憐惜他們的體力和他們的肚皮，更不用說他們的自尊心。這個長鼻子、長腿、穿著一雙通過聯合國救濟總署捐贈給困苦的蘇聯公民的美國黃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樓的各層竄來竄去。因為他知道，不這麼辦，那些叫作「犯人」的懶惰骯髒的生物就會在大樓的各個拐角和旮旯裡坐著、躺著、取暖、找虱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時工作日的最緊張的時刻於不顧。而作業班長們則聚集在定額辦公室裡，在工作日報單上填寫虛報數字。
所有的領班當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賴一個叫費多爾-瓦西裡耶維奇-戈爾什科夫的人。這是一個有兩撇叉開的白鬍子的乾瘦的老頭。他精通建築施工的業務，也熟悉自己的和與自己相關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當中顯得不尋常的主要特徵是他真誠地關心著施工的結果：不是從錢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樣（上司會罰款還是會給獎？會罵還是會誇？），而是從內心裡，好像他是在為自己建設這座大樓並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決不把工程忘在腦後。但是他身上也有一個大缺點：和群島配合不上，不習慣讓犯人們永遠戰戰兢兢。他也喜歡在工地上走動，靠自己的眼力到處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樣竄來竄去，不是乘其不備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歡和木匠們在梁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牆上、和灰泥匠在灰斗邊坐一坐，聊一聊。有時候訪犯人們吃幾塊糖，這在我們這兒是希罕事。有一種活兒他到老也不肯丟下——拉玻璃。他口袋裡隨時都裝著一把金剛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馬上就開始嚷嚷拉得不對，說著就把玻璃匠推到一邊，自己動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個月，由費多爾-瓦西裡耶維奇代理。但他斷然拒絕坐進他的辦公室，仍然留在領班們的大屋子裡。
戈爾什科夫一冬都穿著一件俄國舊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領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卻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談起他這件緊腰外套時說，戈爾什科夫已經穿了三十二年沒換下來過，在這以前他的父親每逢過節還穿了好多年呢。接著說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親瓦西裡-戈爾什科夫當年是個官家領班。從而就明白了費多爾-瓦西裡耶維奇這麼喜歡石頭、木頭、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從小就是在施工現場上長大的。雖然領班當時稱為「官家的」，而現在不這麼稱呼——但正是現在他們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當時他們是——藝匠。
費多爾-、瓦西裡耶維奇現在還誇獎舊秩序：
「現在的工地主任算什麼？他連一個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會兒，包工頭禮拜六來找工人：『喂，小伙子們，進澡堂子以前談買賣還是以後？』人們說：『以後，以後，大叔！』『好吧，給你們洗澡錢，洗完了到某某酒館。』小伙子們出了澡堂子，結幫成伙地來了。而那人已經準備好了燒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館裡等著了……像這樣，在禮拜一能不好好幹嗎？」
今天什麼事都有了名稱，樣樣都給我們說得一清二楚：這叫做血汗制度，喪盡天良的剝削，利用人的低級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價值，低於下個禮拜從工人身上搾取的東西。
可是口糧麵包，由冷漠的手從切麵包房間的窗口扔出來的那一份夾生的麵包——莫非值更多的東西嗎？
上述八類自由居民就這樣人挨人地擠在勞改營旁的狹小的空間：從勞改營到森林，從勞改營到沼澤地，從勞改營到礦山之間的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幾個不同類別、等級、階級的人們全都得擠在這個惡臭狹小的新村裡，他們全都互稱同志，他們全都把孩子送進同一所學校。
他們是這樣的「同志」：好像高踞雲端的聖人一樣，在所有其他人頭頂上飄浮著兩三個本地的大頭目，在埃克巴斯圖茲是托拉斯經理黑休克「和總工程師卡拉休克「（這樣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來！）。以下則是勞改營長、押解隊長、托拉斯官員、勞改營軍官、押解隊軍官、某些地方還有工人供應處長、某些地方還有學校校長（但不包括教師）。等級分明，界限森嚴。越到上面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絲不苟，對於誰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誰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這種事情看得越重（正因為她們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們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著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這麼一個狹窄的世界裡，遠離其他生活在舒適寬敞的城市裡的高貴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這裡每一個人都知道你，你隨隨便便到電影院去看電影都會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會親自去商店買東西（何況最好的和最新鮮的東西他們會給你送到家裡來）。連自己養一口小豬似乎也不成體統：某某人的夫人親手餵豬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從勞改營裡要來女用人。）在新村醫院的某些病房裡要想和那些癟三、窮鬼們分開，單獨和體面的病友們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還得把自己的小寶貝送去和天曉得什麼人的孩子同坐一個課桌。
但是再往下面，這些分界線很快就失去了它們的清晰度和意義，已經沒有什麼喜歡找麻煩的人出來維護它們了。等而下之的各類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攙混經常見面，你買我賣，一起跑著去站隊，為工會發的新年樅樹禮物爭吵，在電影院裡雜亂地坐在一起——不管是真正的蘇維埃人還是根本配不上這個稱號的人。
這些新村的精神中心是設在一間快要朽倒的工棚裡的主要「茶館」。在它附近停著成排的卡車。醉鬼們哭嚎似地唱著、打著響嗝、踉踉蹌蹌地從裡面出來，散向全村；在同樣的水坑和爛泥中間還有第二個精神中心——「俱樂部」。那裡瓜子殼吐得滿地，大皮靴踩得到處是泥，貼著被蒼蠅拉滿深的去年的壁報，門頂上掛著成天嗚嚕嗚嚕的廣播喇叭，舞會上罵娘的髒話充斥於耳，電影散場後動刀子打群架。本地的風氣是——「天晚別出門」，帶著姑娘去參加舞會，最牢靠的辦法是在手套裡面交一塊馬蹄鐵。（不過這兒的姑娘們也不是好惹的。有的一個人能把七個小伙子打得屁滾尿流。）
這個俱樂部是軍官們心裡的一塊病。軍官們到這樣的草棚子裡和這樣的一類人一起參加舞會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到這兒來的是那些拿了假條的警衛隊士兵。但是麻煩就在於年輕的沒有孩子的軍官太太們也迷著到這兒來，而且沒有丈夫陪伴。其結果就會是和當兵的在一起跳舞！列兵們今晚接過軍官夫人的腰，明天還想要他們絕對服從嗎？這不等於和軍官平起平坐嗎？哪一支軍隊像這樣干都維持不下去！軍官們無力阻止老婆去跳舞，於是全力禁止當兵的去參加舞會（就讓隨便什麼骯髒的自由民去摟抱自己的老婆吧！）。但是這樣一來，向士兵進行的政治教育的嚴整體系——我們全是蘇維埃國家的幸福而平等的公民，我們的敵人全在鐵絲網裡面！——就不免受到損傷。
在營分世界裡，深藏著許多這類複雜而緊張的關係以及八類人員之間的許多矛盾。平時和被專政及「半專政」的人員攙混在一起的忠誠的蘇維埃公民們，總是不放過機會訓斥他們幾句，叫他們知道自己的身份，特別是事關分配新建營房裡的房子問題。看守員們憑那身內務部制服，也自認比普通自由人高出一等。此外，還一定有一些為解救單身男人苦難、因而遭人白眼的女子。還有一些女子，她們巴望找到一個固定的男人，每當聽說要釋放犯人，就走到勞改營門口，拉住不相識的男人的袖子說：「跟我去吧！我有住的地方，能讓你暖和。我給你買一套衣服！唉，你還能到哪兒去？他們還會把你抓進來的！」
新村裡也存在著安全部門的監視系統，有自己的「教父」，有自己的眼線，他們成天忙於打聽：誰替犯人帶信出來投遞？誰在營房牆角後面販賣勞改營裡的服裝？
營分世界居民的法制感以及「我的營房就是我的城堡」的感覺自然比蘇聯其他地方更差些。有些人的身份證「不乾淨」，另一些人根本沒有身份證，第三種人本身勞改過，第四種人是「反屬」。所有這些獨立的免除了看管的公民們對於背步槍的人的命令比犯人更順從，在挎手槍的人的面前比犯人更溫順。他們遇到這些人，決不會昂起驕傲的頭宣稱：「你們無權這樣做！」而是縮成一團，低頭哈腰，巴不得悄悄溜過去。
這種刺刀與制服的無限權力的感覺，如此安穩地翱翔在包括整個營分世界的廣安無垠的群島的上空，如此強烈地傳染給每一個跨進了這個國土的人，以至一位帶著小女兒乘坐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線班機到勞改營探視丈夫的自由人婦女（普-奇娜）在飛機上聽到內務部人員的第一聲要求，就讓他們在自己身上胡摸亂搜，並且任憑他們把小女孩的衣服脫光。咱那以後，小女孩一見到藍箍帽們就哭。）
但是如果現在有人說，沒有比這種勞改營的郊區更可悲的地方，營旁世界是骯髒的下水道，我們的回答將是：各人情況不同。
比如雅庫梯人科洛傑茲尼科夫，他因為把別人的馴鹿趕進水加森林，被判了三年。依照意義深遠的移徙政策，把他從老家科雷馬遣送到列寧格勒服刑。刑也服完了，列寧格勒也逛過了，還給家裡帶回來顏色鮮亮的布匹、但是以後很多年，他還總是對鄉親們以及從列寧格勒遣送來的犯人們頻頻抱怨：
「唉，你們那邊太悶氣了！噢，不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