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怎樣理解呢——監室怎麼忽然和愛連在一起了？……噢，想必是這麼回事：你是在列寧格勒圍困時期被關進了「大樓」的吧？那就明白了，因為把你塞到了那裡，你才揀了一條命。這是列寧格勒最好的地方——這不僅對住在那裡、有防炮轟的地下辦公室的偵查人員而言。不是開玩笑，當時在列寧格勒人們不洗臉，臉上都結了一層嘎渣，而在「大樓」裡，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熱水淋浴。不錯，暖氣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監室木供暖，但在監室裡卻也有可用的自來水管，也有廁所——這在列寧格勒哪裡有呢？麵包和外邊一樣，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還有一頓死馬肉熬的場！還有一頓粥！
貓兒羨慕起狗的生活來了！那——禁閉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為這個。
不是因為這個……
坐下來閉上眼睛仔細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間一共蹲過多少間監室呀！數都數不清呀！而在每一間裡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監室裡是兩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鐘，有的——呆了一個漫長的夏天。
但所有的監室當中，在你的記憶中佔第一位的永遠是你蹲過的第一間，在那裡你遇到了自己的同類，和自己的絕望的命運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將懷著大約只有回憶初戀才有的那種激動心情去回憶它。當你用新的眼光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你想起和你在這石頭棺材裡同睡一塊地面、同吸一種空氣的那些人們，如同回憶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裡，也只有他們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後的全部生活中，絕找不出與你在第一個偵查監室中的感受相類似的東西。就算監獄在你之前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在你之後還會存在多少年（但願少些……）——但你在受偵查期間蹲過的那個監室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許它對活生生的人來說是可怕的。爬滿虱子臭蟲的看押所，沒有窗戶，沒有通風裝置，沒有板鋪——只有骯髒的地面。村蘇維埃、民警所、車站或港口附設的叫做羈押室的鉅子（羈押室和羈押所——它們在我國地面上分佈最廣，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裡）。阿爾漢格爾斯克監獄的「單身監室」，那裡的窗玻璃都塗著鉛丹，好使被糟蹋了的白晝的光亮只有變為血紅色才能進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燈泡永遠在天花板下發光。或者喬巴山市的「單身監室」，那裡你們十四個人一連幾個月人貼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動一下蜷縮起來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監室，如三號，整個漆成黑色，也是晝夜亮著一支二十瓦的燈泡，其餘的則與列福托沃的每間監室一樣：瀝青地；暖氣開關在走廊裡，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連好多小時的撕裂人心的嘯吼聲（來自鄰近的中央空氣流體動力研究所的空氣動力管，但這並不是故意安排的，儘管難以置信），它使放著水杯的缽子顫振著從桌面上滑下去，在這種嘯聲下說話是白費勁，但可以放聲歌唱，看守是聽不見的——嘯聲一停，那真是進入了勝於自由的極樂境界。
你愛上的當然不是那骯髒的地面，不是那陰沉的牆壁，不是那便桶的氣味，而是那些與你接口令一起挪動腿腳的人們：是你們心靈中共同跳動過的東西；是他們有時說出的令人驚異的話；是你心中只有在那裡才能產生的無拘無束遨遊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無論怎樣跳騰，無論怎樣攀援，都達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達這個最初的監室以前，曾需要闖過多少關口啊！你被關押在地洞裡，或者隔離室裡，或者地下室裡。誰也不對你說一句人話，誰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鐵像從你的腦子和心臟裡往外掏東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們卻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個月之內。你孤零零地處在敵人中間，你已經同理智與生命訣別，你已經恨不得站到暖氣片上頭衝下跳下來在鐵鑄的排水口上把腦袋碰個粉碎，——沒想到你竟然活了下來，而且被帶到自己的朋友中間。於是你又恢復了理智。
這就叫做第一個監室！
你期待過這個監室，你幾乎像憧憬釋放那樣憧憬過它，——可是那些監獄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論是列福托沃，還是傳奇般的魔窟蘇哈諾夫卡。
蘇哈諾夫卡——這是只有國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監獄。偵查員發著凶險的絲絲聲說出它的名字，用來恐嚇我們這種人（從蹲過這個監獄的人嘴裡打聽不出什麼來：或者是說一堆語無倫次的夢囈，或者是已經不在人世）。
蘇哈諾夫卡——原先是葉卡德林寧荒郊修道院，有兩座樓房——一定期服刑樓和偵查樓，共六十八間小室。「烏鴉車」去那裡需兩個小時，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監獄是在離列寧的戈爾基和季娜伊達-沃爾康斯卡啞「往日的領地幾公里的地方。那一帶風景很優美。
囚犯一進獄，先用站立禁閉室給你來個下馬威——它是那麼狹窄，如果你已無力站著，那就只好用膝蓋頂住牆是在那裡，別無他法。在這樣的禁閉室裡有關上一晝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來。蘇哈諾夫卡的伙食精細好吃，國家安全部門別處的監獄裡都吃不到，因為這裡沒有單獨辦製造豬飼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築人員休養所打飯，但是供一個建築師吃的一份飯食——無論是炸土豆，還是一小塊炸肉餅，這裡要分給十二個人吃。因為這個緣故，你不僅像在別處一樣永遠挨餓，而且胃口被調得更難受。
那裡的監室全是按兩人一間設置的，但往往把受偵查人一個人關在那裡。監室的面積是一米半乘兩米。兩個像樹墩那樣的小圓凳擰死在石頭地面上，如果看守打開牆裡的英國鎖，從牆裡便會放下兩塊鋪板和兩條適合嬰兒用的填草的床墊，各搭在「樹墩」上，只供夜間七個小時使用（就是說，只供偵查時間使用，那裡白天是根本不進行偵查的）。白天小圓凳騰出來，但不准坐在上面。還有支在四根豎管上的象燙衣板似的桌面。通風小窗總是關著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鉤子把它打開十分鐘。小窗戶的玻璃加了鋼筋。從來不放風，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點鐘。這時候誰的肚子都還沒有這個需要，晚上卻不讓出去。每七間監室劃為一個單元，每單元就有兩名看守。所以一個看守只需要在三個房門前走動，每經過兩個房門以後就可以通過監視孔向你屋裡觀察一次。這就是無聲的蘇哈諾夫卡的目的：不讓你有一分鐘睡眠的時間，不讓你有一刻偷偷用來處理私人生活的時間，你永遠在監視下，你永遠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過了與發瘋的搏鬥，經受了孤獨的考驗並站定了腳跟——你就贏得了自己的第一個監室！現在你可以在那裡治癒精神上的創傷。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讓步，並出賣了所有的人——現在你也具備了走進自己第一個監室的條件，雖然你倒不如不活到這個幸福的時刻，而是一張紙上也不簽字，以勝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裡。
現在你將第一次看到不是敵人的人。現在你將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們與你走的是一條道，你可以用「我們」這個歡樂的詞把他們和自己聯結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許蔑視過這個詞，當時人們用它代替了你的個性（「我們全體像一個人那樣！……我們強烈地憤慨！……我們要求！……我們發誓！……」）——現在卻使你產生一種甜蜜的感覺：你在世上不是一人！還存在著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們！！
我同偵查員進行了四晝夜的決鬥以後，剛剛在電燈光刺眼的隔離室裡按規定的熄燈時間躺下，看守便開始打開我的門。我都聽到了，但在他說出「起來！提審！」之前，我還想有百分之三秒鐘的時間把腦袋放在枕頭上，想像我是在睡覺。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話說漏了嘴：「起來！收拾鋪蓋！」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遺憾，因為這是最寶貴的時間，我裹上了包腳布，穿上了靴子、軍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墊，看守踢起腳跟，不斷向我做手勢叫我不要弄出響聲，帶著我通過盧賓卡四層樓的死寂的走廊，經過監樓長的桌旁，經過像鏡面一樣光滑的監室號牌和在監視孔上放下的橄欖色的小擋板，他給我打開了六十七號監室，我一進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後鎖上了門。
雖然熄燈時間只過了一刻來鐘，但受偵查人的睡眠時間是那麼靠不住和那麼少，所以六十七號監室的房客在我來到之前就已經在鐵床上睡下，把一隻手放在被子外面。
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各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監牢裡，逐步發明了各種管束辦法來補充舊獄規。二十年代初在這裡蹲過的人還不知道有這種辦法，那時燈光在夜裡也是熄滅的，像人們過日子那樣。但後來開始不滅燈，這是有邏輯根據的：為了在夜裡的任何時刻都可看得見犯人（但如果每次檢查時臨時開燈，那就更糟）。讓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從而逃脫公正的偵查。經過試驗性的檢查後發現，人在冬天總是想把手藏起來，好暖和些——於是這個辦法便最後確定下來。
聽到開門的聲音，屋裡的三個人都哆嗉了一下，剎那間抬起了頭。他們也等待著提審。
這三個驚恐地抬起的頭，這三張沒有刮臉的、委頓不堪的、蒼白的面孔，在我看來是多麼有人性，多麼可愛，以致我抱著床墊站在那裡，幸福地微笑起來。他們也都露出了笑容。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已經遺忘了的表情呀！——一雖然總共才過了一個星期！
「從外面來？」——問我（這是對新來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回答說：「不是。」（這是新來的人通常作的第一個回答）。
他們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從外面來的。我則經過了九十六小時的偵查以後，無論如何也不認為我是從「外面」來的，難道我還算不得一個經過考驗的囚犯嗎？……但我畢竟是從外面來的！於是，一個長著一雙很生動的黑眉毛的、不留鬍子的小老頭當時就向我打聽軍事和政治新聞。真令人吃驚！——雖然已經是二月末了。但關於雅爾塔會議，關於東普魯士的包抄，以及關於我軍從一月中旬開始的華沙攻勢，甚至關於盟軍的十二月慘退，他們都一無所知。根據條令，受偵查人不應當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況——所以他們也就什麼都不知道。
我願意用半個晚上的時間把這些全告訴他們——我懷著那樣的自豪感，好像一切勝利和包圍都是我親手幹的事情。但是這時看守把我的床拿了進來，應當沒有聲響地把它放好。給我幫忙的是一個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個軍人：他的飛行員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掛在床欄杆上。他還在小老頭以前就向我問過話，只是不是問戰事，而是問有沒有煙草。但是，不管我對我的新朋友們怎樣敞開心胸，不管在幾分鐘內所說的話是多麼少——我的這個同齡人及前線戰友卻使我感到有某種格格不入的東西，於是我就對他立即並永遠關上了門。
（我還不知道有「耳目」這個詞，也不知道在每個監室裡都應當有這種「耳目」，一般說我還沒有來得及考慮好並說出來我不喜歡格奧爾吉-克拉馬連科這個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繼電器、探測繼電器就已經發生了作用，於是我便對這個人永遠關閉起來了。這種情形如果是絕無僅有的，我就不會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懷著驚奇、興奮和不安的心情感覺到，我身子裡面的那個探測繼電器的功能變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歲月流逝，我同幾千幾百個人在一專板鋪上躺過，在一個隊列裡走過，在一個小隊裡工作過，這個絲毫不是我創造出來的神秘的探測繼電器總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發生作用，在一見到人的臉孔、眼睛，一聽到最初的聲音時就發生作用——它叫我向這個人敞開大門，或者只開一條縫，或者關得死死的。這總是那麼準確無誤，以致我開始覺得行動特派員們為安排眼線而費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為誰充當了叛徒的角色，總會在臉上、聲音裡顯出來，有的似乎假裝得很巧妙——但不乾淨。反過來，探測器還幫助我識別出對什麼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腦袋的隱情和秘密向他公開。我度過了八年的監禁，三年的流放，還有六年風險絲毫不小於前者的地下寫作生涯，——在這十七年裡我冒失地對好幾十人開誠相見——卻一次也沒有失誤！——這類事情我未見有人寫過，在這裡寫出來僅供心理學愛好者們參考。我覺得，這樣的精神裝置在我們中間的許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們這些過分推崇技術和理智的時代的人，都忽視這種奇跡，不讓它在我們身上發展起來）。
我的床已經放好——這時我本應開始講述（當然是躺著低聲講，免得馬上被人從這舒適地方送進禁閉室），但我們的第三個同監難友，中年人，剃頭的頭頂上已經長出白色的頭髮楂子，不很滿意地瞧著我，帶著那種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嚴峻神氣說：
「明天再說。夜晚是為了睡覺的。」
這是最明智的意見。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審訊並在那裡一直呆到早晨六點鐘，那時偵查員要去睡覺了，而這裡卻已經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擾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為重要！
我一開口向他們介紹外面的情況，便感覺到一種使我為難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東西，當時就把它明確地說出來我還沒有那個能力：（從我們每個人被捕時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轉過來了，或者說一切概念都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我那麼陶醉地開始講述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根本不是值得高興的。
他們轉過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兩百瓦的燈光，用毛巾纏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凍的手臂，像小偷似地把另一隻手臂藏起來，於是就睡著了。
我卻躺著，充滿與人們在一起歡度節目的感覺。一小時前我還不能指望他們會把我和什麼人帶到一起。我可能什麼人也見不到就在後腦門挨上一顆子彈而結束生命（偵查員老是這樣向我許願）。我頭上依舊懸著偵查的重壓，但是它已經遠遠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將講述（當然不是關於自己的案子），他們明天也將講述——明天將是一個多麼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個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識到：監獄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無底深淵，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轉折）。
監室裡的每個細節都使我發生興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當監視孔中沒有人瞧著的時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來。瞧，在一面牆的上邊，有一個三磚寬的不大的凹處，上面掛著藍色紙簾。我已經打聽出來：這是窗子，啊！——在監室裡有窗子！——而紙簾則是防空的偽裝。明天將有微弱的白晝亮光進來，在白天將有幾分鐘的時間關掉刺眼的電燈。這是多麼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晝的亮光下！
監室裡還有一張桌子。桌子上，在最顯眼的地方，放著茶壺、象棋、一疊書（我還木知道為什麼要放在最顯眼的地方。原來又是依照盧賓卡的規矩：時時刻刻地通過監視孔窺看時，看守應當確信，沒有人濫用行政當局的這些恩賜：沒有人用茶壺來鑿牆，沒有人甘冒自絕於人民、當不成蘇聯公民的危險，把棋子吞進肚裡；沒有人想法點著書籍企圖把監獄燒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鏡被認為是那麼危險的武器，所以夜裡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們收去到早晨再發還）。
多麼舒適的生活呀！——象棋，書籍，彈簧床，厚厚的墊子，乾淨的被單。是呀，我不記得整個戰爭中哪天這樣睡過。擦得亮亮的鑲木地板。從窗到門幾乎可以走四步路。這不枉是中心政治監獄——純粹的療養院。
也沒有炮彈掉下來……我一會兒記起它們在頭上高高飛過時的呼呼的聲音，一會兒記起越來越強的尖嘯聲和爆炸的轟隆聲。迫擊炮彈的嗖嗖聲是多麼溫柔。而天牛產下的四個卵震得周圍天搖地動。我記起伏爾姆迪特城下的爛泥，我就是從那裡被抓走的，我們的人現在還在那裡踩著爛泥和濕雪，不讓德軍從大包圍圈中逃出去。
見你們的鬼去嗎，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許多尺度中，我們還失去了這樣一個，那就是在我們之前用俄語說過話和寫作過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堅定性。奇怪的是，在我們革命前的著作中，對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描寫。我們描寫的，要不就是多餘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適應能力的幻想家。單憑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幾乎沒法理解：俄羅斯靠什麼人維持了十個世紀，是靠什麼人支撐著的？而且它最近這半個世紀，還不是靠他們過來的嗎？而且是更加要靠它們了。另外還有這些幻想家們。他們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選定一種。他們對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強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車。在每一個社會衰亡之前，總會出現那麼一個明智的思想者的階層—一思想者，僅此而已。而他們受到怎樣的嘲笑啊！受到怎樣的戲弄啊！他們只能得到害群之馬的外號。因為這些人是香味過分幽雅的早開的花朵，所以他們就落到了刈草機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們特別沒有辦法：既不會卑躬屈膝，又不會裝模作樣，也不會搞好關係，動不動就是意見、激動、抗議。這樣的人正好是對草機收割的對象。這樣的人正好被鍘草機粉碎。
這些正是他們住過的監室。但監室的牆壁——從那時起糊牆紙已幾經撕掉，不止一次地抹過灰泥，粉刷過，油漆過——已經不能向我們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跡（相反，它們通過竊聽器凝神地聽著我們入關於這些監室的老住戶，關於在這裡進行過的談話，關於從這裡押上刑場、走向索洛維茨的那些思想，什麼地方也沒有寫下來，說出來。一卷這樣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車廂我國當代的著作，但是大約已經不會出現了。
那些還活著的，只能告訴我們一些雞毛蒜皮：這裡過去是木床，床墊裡裝的是麥草。還在二十年代，在給窗戶戴上籠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頂上都已經塗了白堊。而籠口在一九二三年確確實實就已經有了（我們卻一致以為是貝利亞平的事）。對於敲牆打暗號對話，據說這裡在二十年代還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那時還莫名其妙地保存著沙皇監獄的荒唐傳統：一個犯人如果不和鄰室敲敲打打，那他還有什麼可幹呢？還有：整個二十年代這裡的看守都是拉脫維亞人（有從拉脫維亞步兵中來的，有的不是），送飯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脫維亞女人。
固然是雞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進這個蘇聯的主要政治監獄，謝謝把我帶到了這裡：我關於布哈林想過很多，我想體會一下當時的情景。然而，有一種感覺，好像我們已經忘乎所以了，把我們關進任何一個省的內部監牢裡也夠抬舉的了。而這個地方——是太大的榮幸。
同我在這裡邂逅相遇的人們在一起，是不會感到無聊的。有可以聽一聽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個有著一雙生動的眉毛的小老頭（在六十三歲的年紀，他顯得完全不像個老頭）叫阿納托裡-伊裡奇-法斯堅科。他，作為舊俄羅斯監獄傳統的保存者和俄國歷次革命的活歷史，使我們的盧賓卡監室大為生色。他保存在記憶裡的東西，好似衡量一切過去發生的事情和現在發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這樣的人不僅在監室中是可貴的，而且在整個社會裡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這裡，在監室裡，在一本偶然落到我們手中的關於一九0五年革命的書中，我們就讀到了法斯堅科的姓名。法斯堅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像是這樣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個刑期時，還是個年輕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據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釋放了。
我們中間誰沒有從中學歷史課本和《簡明教程》中知道並且背得滾瓜爛熟，說這個卑鄙挑釁的「宣言」是對自由的嘲弄，說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進牢監」呢？但這句俏皮話是騙人的。根據這個宣言，允許一切政治黨派的存在，召開了杜馬，並且實行了誠實的極端廣泛的大赦（至於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據大赦令，無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種，不多不少地釋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還留下來繼續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誠然，它不是被迫的）則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來繼續坐牢。
（他講的關於那次大赦的情況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監獄的窗上當然還沒有任何籠口，因此，在法斯堅科所坐的別洛采爾科夫監獄裡，囚犯們可以從窗中自由觀看監獄的院子、收進和離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從電訊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們宣佈了這個新聞。政治犯開始高興地大吵大鬧起來，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門戶，要求典獄長立即釋放他們。他們中有人當場挨了拳打腳踢嗎？被關進禁閉室了嗎？罰禁某個監室閱讀書籍或購買東西了嗎？根本沒有！手足失措的典獄長從一個監室跑到另一個監室說好話：「先生們，我懇求你們——要通情達理！我無權根據電訊消息釋放你們。我應當從基輔我的上司那裡得到直接指示。我請求你們湊合再過上一夜。」——果真把他們蠻橫地又扣留了一晝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發佈後，如後面還將講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兩三個月，照舊強迫他們干重活，而對此誰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獲得了自由後，法斯堅科和他的同志們當即投入了革命活動。在一九0六年，法斯堅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鐐銬和四年流放。頭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中心監獄服刑，那裡，在他目睹之下，正好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越獄，這次越獄是各革命政黨——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從外面組織的。用炸彈在監獄牆壁上爆破開一個可供一名騎馬者出入的缺口，於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誰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黨批准越獄的人才能出去，他們事先在監獄中就通過某些看守配備了手槍），蜂擁至缺口處，除了一個以外都逃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示阿納托裡-法斯堅科不越獄，而是去轉移看守的注意力，並製造混亂。
可是在葉尼塞的流放中他沒有呆多久。把他所講的（還有其他倖存者所講的）情形，和我國革命者曾經成百成百地從流放地逃跑並且更多地是跑到國外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擺在一起，便可得出一個結論，只有懶漢才不從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為這是那麼簡單。法斯堅科「逃跑了」，就是說。沒有身份證隨隨便便離開了流放地點。他到了海參崴，指望通過某個熟人關係在那裡坐上輪船。但不知為什麼沒有成功。於是，他照舊沒有身份證，放心地坐火車穿過整個俄羅斯母親到了烏克蘭，在那裡成了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在那裡他又被捕入獄。從外面給他送來了一張別人的護照，於是他便向奧地利邊界出發。這個圖謀是那麼不受威脅，而法斯堅科又是那麼不感到自己後面有追捕的氣息，以致他表現出了驚人的疏忽大意：到達了邊境並且已經向警察官員交出了護照以後，他突然發現，沒有記住自己的新姓名！怎麼辦呢？旅客約有四十來人，官員已經開始喊姓名了。法斯堅科靈機一動：裝成睡覺的樣子。他聽到，所有的護照都已經分發完了，已經有幾次喊到馬卡羅夫這個姓名，但這時還不能斷定馬卡羅夫就是他。最後，帝制的保衛者向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禮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說：「馬卡羅夫先生！馬卡羅夫先生！您的護照，請拿走！」
法斯堅科到了巴黎。他在那裡認識了列寧、盧那察爾斯基，在隆瑞莫的黨校裡擔任了總務工作。同時他學法語，熟悉環境—一這時產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這個世界的念頭。在大戰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裡當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國住過。這些國家自由自在的穩定生活使法斯堅科感到吃驚：他得出結論，那裡永遠也不會發生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甚至推論出，那裡也未必需要這種革命。
而這裡，在俄國，卻發生了——比預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於是大家都回來了，接著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堅科內心已經感覺不到先前的對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從著那個驅使候鳥遷飛的規律，他仍是回來了。
在法斯堅科之後，他在加拿大的一個熟人—一逃到加拿大並在那裡成了富裕農場主的前波將金號水手，隨即也回到了祖國。這個波將金號水手賣光了自己的農場和牲口，帶著錢，帶著一部嶄新的拖拉機到了故鄉，幫助建設那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他參加了最早的一個公社，交出了拖拉機。這部拖拉機，誰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很快就搞壞了。至於波將金號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來所想像的。發號施令的是一些本不應有權發號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對一個勤勉的農場主來說是荒誕不經的。而且，他身體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換成盧布紙幣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無幾了。他懇求放他全家出國去。他越過國境時不比當初從「波將金號」上逃出去時富一些。他依然像當年那樣作為一名水手橫渡了大洋（沒有錢買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為一名雇工開始了生活。
法斯堅科身上的許多東西我這時還不能理解。對我說來，他這個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過於他本人認識列寧，而他自己回憶起這事來卻頗為冷淡（我當時的情緒是這樣的：如果監室中某人對法斯堅科只稱父名而不同時稱名，譬如隨隨便便說：「伊裡奇，今天該你倒馬桶吧！」我便激怒、生氣，我感到這是一種褻瀆行為，而且問題還不僅在於把這句話連在一起說，一般地說，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個人以外，無論把什麼人稱為伊裡奇，都是大不敬的行為！）。因為這種緣故，法斯堅科也還不能像他願意地那樣向我說明很多東西。
他明明白白地對我說：「不要給自己製造偶像！」而我卻不理解。
看到我那種興奮情緒，他執意地反覆對我說：「你是個搞數學的。你不該忘了笛卡兒的話：『懷疑一切！懷疑一切！』」「一切？」——一這怎麼行呢？總不能是一切吧！我覺得我本來就已經懷疑得夠了，夠多了！
他還說：「老政治苦役犯幾乎已經沒有剩下的了。我是屬於最後的幾個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滅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們的協會。」「為什麼呢？」「為了使我們不能聚會，不能討論。」雖然這些用平靜的語調說出來的普通的言詞本應具有感天動地的力量，而我卻把它們理解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實，但是——沒有根源。
我們耳朵聽到的東西並不能都進入意識，這是毫無疑問的。太不合乎我們情緒的東西就會消失——或是在聽的時候，或是在聽了以後，但總是會消失。雖然我對法斯堅科所講的許多故事記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議論在我的記憶中卻模糊不清。他告訴我一些書名，懇切地勸我出去以後找來讀讀。他自己因為年齡和健康的緣故已經不指望活著出去了，希望我將來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滿意了。當時不可能做記錄，要憑腦子記，可是監獄生活中要記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當時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記住了：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想法》（我當時很推崇高爾基！因為他是一個無產階級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國古典作家）和普列漢諾夫的《在祖國的一年》。
當他回到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時候，出於對地下工作的舊功勞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佔據重要職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報》出版社裡擔任了一個小小的職務，後來又擔任了一個更小的職務，調到「莫斯科市容設計」托拉斯，在那裡做著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為什麼要走這條躲躲閃閃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經養不成套鏈條的習慣。」
法斯堅科明白已經不可能有所所為，便只求能像個人那樣苟全性命。他已經退休領取微薄的養老金（完全不是個人特定養老金，因為那會引人想起他同許多被處決者關係接近）——他本可這樣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個鄰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蕩作家工-索洛維約夫一起被捕了，因為他喝碎了酒在某處誇口說有手槍。有手槍就足以構成恐怖行為，而這個具有老社會民主黨經歷的法斯堅科就已然是一個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偵查員現在果然給他鉚上恐怖行為，當然，一併捎帶上為法國和加拿大的特務機關服務等罪名，自然還充當過沙皇保安局的情報員。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飽飽的偵查員，拿著充裕的工資，完全鄭重其事地翻閱了各省憲兵局的檔案，並寫了關於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號、接頭地點和會議的完全鄭重其事的審訊筆錄。
老伴兒（他們沒有子女）按許可每隔十天給阿納托裡一，伊裡奇遞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塊三百克重的黑麵包（它是在集市上買的，每公斤價值一百盧布！）加上十來個煮熟了剝了皮的（在搜查時還被錐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這些貧乏的——真正是神聖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這就是一個人的正直和懷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報償。
我們監室裡有四張床，中間留下了一條放著桌子的窄過道。但在我進來後過了幾天，又給我們添進第五個人，橫放了一張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時帶進來的，這是最甜蜜的休息腦子的時刻，因此我們中間的三個人都沒有抬起頭來，只有克拉馬連科下了床，想弄到點煙葉子（也許還能給偵查員弄到點材料）。他們開始耳語起來，我們努力不去聽他們，但要不把新來者的耳語分別出來是木可能的：它是那麼響、驚惶、緊張，甚至接近於號哭，可以明白，一樁不尋常的痛苦進入了我們的監室。新來人問，被槍決的人多嗎？我沒有轉過頭去，但終究還是噓了噓他們，叫他們聲音放低點。
當我們按起床時間一齊跳起來的時候（睡過頭有關禁閉室的危險），我們看到了——個將軍。就是說，他並沒有任何等級標誌，甚至沒有撕下或擰下的痕跡，也沒有領章——但高級料子的制服，柔軟的軍大衣，還有整個體態和面孔！——不，這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將軍，標準的將軍，甚至必定是一個大將軍，而不是什麼少將之類。他個子不高，身材結實，軀體很寬，肩膀也寬，臉則相當胖，但這種飽食所致的肥胖，沒有賦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溫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屬於高級階層的特徵。他的臉部的前端——誠然，不是臉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個叭喇狗式的下頜，這裡集中表現著他的毅力、意志和權力慾，這些特性使他剛到中年就已升到了這樣的官位。
開始互相介紹，原來澤-夫實際上比看上去還要年輕，他今年剛要滿三十六歲（「如果不被槍斃掉」）。而更加令人驚奇的是，他並不是什麼將軍，甚至也不是上校，並且根本不是軍人，而是個工程師！
工程師？！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環境裡教育出來的，我清楚記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師：他們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們信手拈來無傷大雅的幽默，他們思想的靈活和寬廣，能夠毫不費力地從一種工程專業進入另一專業，或者一般地從技術領域轉入社會，轉入藝術。然後——是有教養的舉止、趣味的細膩；沒有穢語的條理分明的流暢動聽的辭令；一個——稍稍搞點音樂；另一個—一稍稍搞點繪畫；他們所有的人的臉上總是帶著精神豐富的印記。
從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這個環境的聯繫，後來就是戰爭。現在我面前站著一個工程師。他是接替被消滅掉的工程師的那些人中的一個。
他有一個優越性是不能否認的：他比那些要強壯得多，實感得多。他保持了結實的肩膀和雙手，雖然早就用不到它們了。他擺脫了繁文縟節的束縛，眼色嚴峻，說話不容爭辯，甚至想不到會有反對意見。他的成長過程與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親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義上的莊稼人。遼尼亞-澤-夫是那些蓬頭垢面、愚昧無知的農家孩子中的一個，對於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沒，別林斯基和托爾斯泰都曾為之痛心g他不是個羅蒙諾索夫，也不會自己去進科學院，但卻有才能—一如果不是發生了革命的話，他便會去種地，成為一個富裕的農民，因為他是靈活精明的，也許還會成為個小商人。
照蘇維埃時代的規矩，他加入了共青團，而這種共青團員的身份。便趕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從默默無聞中、從下層、從農村拉了出來，像火箭一樣帶他經過工農速成中學，上升到工業學院。他是一九二九年進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師們成群地趕到古拉格去的時候。迫切需要培養出自己的——有覺悟的、忠誠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專業而是掌管生產大權的人，直言之，就是蘇維埃實業家。當時是這樣的時機，還沒有建立起來的工業的著名制高點都空在那裡。他這一批新人的任務就是要去佔領這些制高點。
澤-夫的生活成了一連串向頂峰上升的成功的鏈條。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時國內戰爭已經不是使用「塔強卡」，而是使用警犬來進行了，那時，成群結隊的快要餓死的人掙扎著走向鐵路車站，希望坐車到「長糧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讓他們買票，他們也沒有本事上車——這些穿著農民上衣和樹皮鞋的饑民乖乖地倒斃在車站的柵欄下，——一這時候澤一夫不僅不知道城裡人吃的麵包是憑證配給的，而且還拿著九十盧布的大學生助學金（當時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盧布）。對於已經完全斷絕了聯繫的農村，他是無動於衷的。他的生活已經在這裡，在勝利者和領導人中間紮下根了。
他沒有來得及當普通的工長：馬上就有幾十個工程師、幾千名工人歸他指揮，他當了莫斯科郊區大建築工程的總工程師。從戰爭一開始他當然就有免服兵役證明。他同自己的總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圖，在這裡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過現今在他手下幹活的是犯人。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樣子很少使他感興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對於他所奔赴的燦爛前程來說，重要的只是他們完成計劃的數字，澤-夫只須指定項目、宿營地點、工地主任就夠了——他們會自己想辦法完成定額；至於每天的工作時間、口糧標準——這些細節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後方度過的戰爭年代是澤-夫生活中最好的時光。戰爭有一個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極上，另一極上釋放出的歡樂越多。澤一夫不僅有叭喇狗的下頜，而且還有敏捷的辦事才幹。他立即熟練地適應了國民經濟的新的戰時節律：一切為了勝利，管他工人死活，戰爭會把一切都勾銷！他只對戰爭作了一個讓步：放棄了西服和領帶，為了徐一層保護色，給自己做了一雙鞣革馬靴，套上了將軍制服——就是到這兒來時穿的那身。這樣既時髦又大眾化，不致引起殘廢軍人的氣忿或招來婦女們的責備眼光。
但女人們更經常是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他；她們上他那裡去是為了搞點吃的、暖和暖和、尋尋開心。大批大批的錢經過他的手，他的錢包像酒桶一樣起著泡沫，十盧布的票子他當成戈比用，幾千塊錢當成幾盧布用。澤-夫不吝惜錢，不攢錢，不記帳。他只對那些經他過手的女人，特別是「開包」的女人，才記帳，這成了他的一種體育活動。他在監室裡向我們擔保說，在二百九十幾的數上被他的逮捕給打斷了，很可惜沒有達到三百的數字。因為是戰爭時期，女人是孤獨的，而他除了權力和金錢外，還有拉斯普京那種男人的力氣，這點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錯，他很樂意一樁艷事接一樁艷事講給大家聽，只是我們的耳朵不是為此而敞開的。雖然他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但他最近幾年急急忙忙把這些女人們抓到手，玩過了就甩掉。好像從盤子裡抓蝦吃一樣，嚼開，吮空，又拿起下一個。
他那麼習慣於物體的可塑性，慣於像結實的野豬那樣在大地上亂跑！（他在特別激動的時刻在監室裡跑起來正像一隻強健的野豬，它飛奔起來恐怕連橡樹也撞得斷吧？）他慣於認為當頭頭的都是自己人，什麼事都好通融、都能脫身、都能遮蓋！他忘記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來的嫉妒也就越多。現在他在受偵查時才知道，還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隨便說的一則笑話，已經進了檔案跟著他了。以後還添加進了一些告密材料，還有情報員的證明材料（需要帶女人上飯店，那裡誰會看不見你呢！）。而且還有一條揭發，說他一九四一年沒有趕緊離開莫斯科，是為了等德國人來（他好像為了哪個女人確實耽擱了一下）。澤-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經濟上的勾當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記考慮還有五十八條。本來這塊大石頭很久也不會落到他的頭上，但他自高自大起來，有次拒絕給某個檢察長修造別墅用的建築材料。這樣一來，他的案子便甦醒了，晃動了，從山頭上滾下來了（藍箍帽為私心而辦案之又一例……）。
澤-夫的知識範圍是這樣的；他認為存在著一種美國語；在監室裡兩個月內沒有讀完一本書，甚至沒有從頭到尾讀完過一頁，如
果總算讀了一段，那只是為了撇開關於偵查的沉重念頭。從談話中可以清楚瞭解，他在外面讀得還要少。關於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穢笑話的主人翁，關於托爾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個百分之百的蘇維埃實業家呢？他是不是為替代帕爾欽斯基和馮-梅克而特意培養的那種最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工程師呢？令人吃驚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與他討論整個戰爭的進程，我說，從戰爭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沒有懷疑過我們定將取得對德國人的勝利。他不客氣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這是當真嗎？」—一他雙手抱住腦袋——「哎，薩沙-薩沙，我卻相信德國人一定會得勝！我就為這事倒了霉！」原來如此！—一他是「勝利的組織者」之中的一個，卻每天相信德國人必勝並且一個心眼地等待著他們！——倒不是因為喜歡他們，而只是因為太清醒地瞭解我們的經濟（我當然是不瞭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們大家在監室裡心情都很沉重，但誰也沒有像澤-夫那樣垂頭喪氣，沒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麼淒慘。他在同我們一起時就已經瞭解到，等待著他的不會多於十年，在這些年中他在勞改營裡必然是個工地主任，並且不會嘗到什麼痛苦，像過去沒有嘗過痛苦一棒。但這絲毫也沒有給他安慰。如此美滿生活的破滅給他的震動太大了：因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對人間的這樣的生活感興趣，別樣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著桌子，用自己的一隻短短的胖手撐住那長著一張胖臉的腦袋，帶著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聲唱了起來：
自從幼年的時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拋棄被人忘……永遠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號陶大哭起來。他把那從他身上衝決出來的、但不能幫助他打穿牆壁的全部力量，變成了對自己的憐憫。
還有對妻子的憐憫。早就失歡的妻子現在每隔十天（不允許更經常）給他送來豐富的牢飯——潔白的麵包、奶油、紅魚子、小牛肉、鯉魚肉。他分給我們每人一片夾肉的麵包，一根捲好的葉子煙，俯視著放在桌上的食物（與老地下工作者那些發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淚又加倍地流了起來。他嗚嗚咽咽地回憶起妻子的淚水，淌了整整幾年的淚水：一會兒是因為在他褲兜裡發現了情書；一會兒是由於在大衣袋裡找出了他在汽車裡倉猝液在那兒忘了的不知哪個女人的褲衩。當那使人變得溫和的自我憐憫撕裂著他的時候，當代表兇惡力量的鎖子甲卸下的時候，在我們面前便出現了一個落魄的無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麼能那樣放聲痛哭。我們的同監難友，那個長著白頭髮楂子的愛沙尼亞人阿爾諾德-蘇濟向我解釋說：「殘忍必定要用傷感來作襯墊。這是—一互補定律。例如，在德國人身上，這種結合甚至變成了民族性。」
法斯堅科恰恰相反，在監室裡是最生氣勃勃的，雖然，以年齡而論，他是唯一已經不能指望熬過一切而重獲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說：
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麼！
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犧牲，
在牢獄和潮濕的礦井——
我們的事業永遠會得到
後代人的響應！
我相信！但願這些篇章有助於實現他的信念！
我們監室十六小時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卻是那麼有意思，譬如拿我來說，等十六分鐘的無軌電車要比這十六小時無聊得多。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卻會長歎一聲，覺得時間又是不夠，一天又飛快過去了。事件是細小的，但你第一次學會把它們放在放大鏡下來觀察。
一天中最難過的時刻是最初兩個小時：一聽到鑰匙開鎖的聲音（在盧賓卡還沒有「送飯口」，所以喊「起床」號令也需要開門），我們毫不遲緩地跳起來，鋪好床，無聊地、無望地在電燈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點鐘強迫起床，這時候，腦子睡得懶洋洋的，覺得整個世界都可厭，整個一生都完蛋了，監室裡一口新鮮空氣都沒有，特別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間受審訊剛瞇糊了一會兒的人。但是別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個瞌睡試試，稍稍把身子靠在牆上，或者手托腦袋撐在桌上裝做下象棋，或者臉對著放在膝上裝模作樣打開的書本渾身放鬆——那就會發出用鑰匙敲門的警告聲，或者更糟糕些：用有響聲的鎖鎖上的門突然無聲地打開（盧賓卡的看守受過專門訓練），一個下士像無聲的影子，像穿牆破壁的精靈，迅速走進監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記，你也許會進禁閉室，也許會拿走全監室的書籍或者取消放風，這是對全監室的殘酷的不公正的懲罰，還有寫在獄規上的一條條罰則——你讀去吧！它就掛在每個監室的牆上。順便說說，你如果看東西要戴眼鏡，那你在這困乏人的兩小時內，無論書籍還是神聖的獄規都讀不了：因為眼鏡到夜間是收走的，在這兩小時內讓你有眼鏡仍然認為是危險的。在這兩小時內，決不會有人往監室送什麼東西；誰也不會來這裡，誰也不會問什麼，誰也不會被傳去——偵查員們正睡得香，監獄的長官們才醒——不眠的只有「維爾都海」，他時時撥開監視孔的小檔板往裡窺望聲
但有一項程序是在這兩個小時內辦理的：早解手。還在起床時，看守就要作一項重要宣佈：任命你們監室裡的某人今天負責端馬桶（在那些各自為政的不出名的監獄裡，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和自治權恰好足以自行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總政治監獄裡，這種事件是不能聽任自發的）。於是你們就迅速一個挨一個地排好隊，前面是那位馬桶負責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帶蓋的洋鐵桶抱在胸前。到達目的地，又把你們鎖在裡面，鎖門以前，你們有多少人就發給你們多少有兩張火車票大小的紙片（在盧賓卡沒有多大意思：白的紙。有這樣一些吸引人的監獄，那裡發的是書本的碎頁——這是一種多有意思的閱讀呀！猜測是從哪兒來的，把兩面從頭到尾讀完，領會內容，評價風格——在斷章殘句中去評量吧！——與同伴交換閱讀。那裡有時發給一度曾是進步的《格拉納特》百科全書的殘頁，而有時說起來都害怕，是經地作家的書頁，那可根本不是文藝方面的啊……。上廁所成了獲得知識的行動）。
但可樂的事不多。這項粗俗的需要在文學作品裡是不作興提及的（儘管這裡也只是輕巧地說出了一個萬古不變的道理：「清早出恭，其樂無窮……」），獄中一日的這種似乎是自然的開場，已經為囚犯的一整天設下了圈套——同時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氣人的地方就在這兒。在監獄的不活動和食物貧乏的情況下，在虛弱的昏睡後，你怎麼也不能一起床就打發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並鎖起來，——直到晚上六點鐘（而在有的監獄裡則到第二天早晨）。現在你一想起白天審訊時間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麼多事情，心裡就發毛，還要往肚裡填進口糧、水和爛菜湯，可是誰也不再放你上那個美好的場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輕易進入這種場所的價值。難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復一日地在你身上產生，並且在早解手後很快產生，然後整天折磨你，壓迫你，使你不能暢快談話、閱讀、思想，甚至吞不進一點食物。
有時在監室裡討論：盧賓卡的獄規，以及一般的任何獄規是怎樣產生的——是一種故意設計的暴行或者就是這樣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這當然是出於惡意的打算，而其他許多東西起初是完全機械地形成的（同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暴行一樣），後來上頭看出有好處，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點鐘，因此帶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間一個個單獨放出去——那就需要多餘的操心和預防措施，這些活兒是拿不到報酬的）。在眼鏡問題上也是這樣：何必一起床就操這個心？夜班交班前還給他們就行了。
現在已經聽得到在分發眼鏡——門打開了。可以判斷，鄰室有沒有戴眼鏡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鏡嗎？當然我們不敢敲牆對話，對待這種事情是很嚴厲的）。瞧，也給我們監室裡的人拿眼鏡來了。法斯堅科只在讀東西的時候才戴眼鏡，而蘇濟則經常戴著。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瞇縫了。一戴上角質框眼鏡—一眼上的框邊是直線，他的臉馬上就變得嚴厲了，有洞察力了，像我們所能想像的本世紀有教養人的臉。還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學院學習，愛沙尼亞獨立後二十年間保持了不帶一點口音的純粹俄語。後來在塔爾圖學完了法律專科。除了愛沙尼亞國語外，他還通曉英語和德語，所有這些年代他經常注視著倫敦的《經濟學家》雜誌，注視著綜合性的各種德國《學報》，研究各國的憲法和法典。在我們的監室裡他當之無愧而又含蓄地代表著歐洲。他還是一個愛沙尼亞的知名律師．人們稱他為「KuIdsuu」（金口）。
在走廊裡有了新的動靜：穿著灰色長罩衫的寄生蟲———一個躲在後方的壯健的小伙子用托盤給我們送來我們的五份LI糧和十塊方糖。我們的「耳目」圍著食物團團轉：雖然現在免不了要用抓鬮來決定一切，麵包頭和添頭的多少、麵包皮脫落的程度都要考慮在內，一切讓命運來決定吧（哪裡沒有這種情形呢？這是我們多年全民挨餓的產物。在軍隊裡分一切東西也是這樣做的。德國兵在自己的戰壕裡聽的多了，便學著逗樂說：「給誰？——給指導員！』』）——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東西拿一下，便會在手掌裡留下麵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層。
這些四百五十克的沒有發起來的半生不熟的麵包內瓤跟稀泥一樣，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們的「枴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開始了！一天開始了，這才是真正開始了！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的問題要解決：他昨天把口糧處理得是否正確？用細線把它拉成小塊？或者貪心地掰著吃？或者一塊塊掐下來慢慢吃？等到茶來再吃或者現在就動手幹？留到晚飯時，或者只留到午飯時？留多少？
但除了這些內容貧乏的猶豫外，手裡這塊水分多於糧食的一磅重的東西（法斯堅科說，現在莫斯科的勞動者吃的也是這樣的麵包），還能引起多麼廣泛的辯論啊！（我們的舌頭現在也好用一些了，手裡有了麵包，我們已經是正常人了！）這種麵包裡到底有沒有糧食呀！這裡面都是什麼摻合物啊？（在每個監室裡總有個把對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為在這幾十年內誰沒有吃過這些東西？）開始了議論和回憶。二十年代烤的還是多好的白麵包呀？——大圓麵包、鬆軟、多孔，上面的皮是紅褐色的，塗了油，下面帶著點爐灰和爐底的稜角。一去不復返的麵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麵包！朋友們，這已經是禁區了！我們約定好一句話也不談吃的。
走廊裡又有了活動。送茶水來了。另一個穿著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著水桶來了。我們把自己的茶壺拿到走廊裡，湊近著他放好，他便從沒有漏嘴的桶裡倒到茶壺裡，同時撥到道上。而整個走廊是擦得珵亮的，像在一級旅館裡那樣。
很快就要把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生物學家季莫費耶夫-列索夫斯基從柏林送到這裡。在盧賓卡好像給他印象最壞的莫過於把水潑到地上這件事了。他認為這是監獄管理人員（以及我們全體）玩忽職守的一個明顯標誌。他把盧賓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個監室——結果發現：二百一十八萬八千次把開水灑在地上，加上同樣的次數拿抹布來擦掉，要比做一些帶漏嘴的桶容易些，他為這件事還要生很久的氣呢。
這就是全部乾糧。至於稀的，是兩頓接連著來，下午一點和四點，然後是二十一小時的回憶（也不是有意作惡：廚房需要快點煮完下班八
九點鐘。早點名。老早就聽得見特別響的鑰匙轉動聲，特別清楚的敲門聲——前來接班的本層樓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樣站得筆挺，跨進監室兩步，嚴厲地瞧著我們這些站起來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來的，但這一點我們都不敢想）。把我們數一下對他並不費事，眼光一掃就行了，但這一瞬間是對我們的權利的考驗——要知道我們也是有著某些權利的，但我們不知道這些權利。我們不知道，他也必須對我們隱瞞起來。他們在盧賓卡學到的看家本領就在於完全的機械性：沒有表情，沒有語氣，沒有多餘的話。
我們所知道的權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醫生那裡——你別高興，在那裡，這種盧賓卡的機械性會特別使你感到驚奇。醫生的目光中不僅沒有關切，甚至連普通的注意都沒有。他不是問：「你哪裡不舒服？」，因為字太多，而且說這個句子不能不帶語氣，所以他就斬釘截鐵地說：「不舒服？」，如果你開始過分詳細地說起病情來，他便打斷你。清楚了。牙齒？拔掉。可以上點砷制劑。治療？我們這裡不治療。（因為這會增加瞧病的人次並會造成好像有點人情味的環境）。
獄醫是偵查員和劊子手的最好幫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甦醒過來便聽到醫生的聲音：「可以接著干，脈搏正常。」關了五晝夜的冷禁閉室後，醫生瞧著凍僵了的赤裸身體說：「可以接著關。」毒打致死——他簽署筆錄：因肝硬變、血管梗塞死亡。緊急叫去搶救監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誰要表現得不一樣，我們的監獄就不要。哈茲醫師在我們這裡是掙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們的「耳目」，對權利知道得比較清楚。（據他說，他受偵查已經有十一個月了；把他叫去審訊都在白天。）瞧，他又出來請求記下他的名字——要見典獄長。怎麼，要見全盧賓卡監獄的長官？是的。於是記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燈後，偵查員們已經就位的時候，便會把他叫去，他回來時將帶著馬合煙。）當然，做法很粗拙，但暫時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來。完全改用竊聽器開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間監室總不能整天都竊聽。那怎麼行！安插「耳目」比較省錢，今後還會長時期利用他們。但克拉馬連科很難對付我們。有時他使勁聽我們談話，急得出了汗，但從臉上看出來什麼也沒有聽懂。
還有一個權利——呈遞申訴的自由（代替我們從外面進來以後失去的出版、集會和投票表決的自由）！每月兩次，值早班的問：「誰要寫申訴？」於是有求必應地把所有要寫的人都登記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間隔離室去關在那裡。你想給誰寫就可以給誰寫——可以寫給各族人民的父親，中央委員會、最高蘇維埃、貝利亞部長、阿巴庫莫夫部長、總檢察署、軍事檢察總署、監獄管理局、偵查處，可以對逮捕、對偵查員、對典獄長提出控訴！——在所有的情況下，你的申訴都不會有什麼效果，它不會附入任何案卷，而讀到它的最高級的人物就是你的偵查員，但你卻證明不了這一點。而且多年連他也不會讀到，因為根本誰也不可能讀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塊紙上，比早上給你上廁所的稍大一些，當你用筆尖開了花的或者彎成小鉤的鋼筆，往泡著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剛剛劃上「申……」——字母已經在那可惡的紙上化了開來，於是「訴」字已經寫不到行裡，而紙的另一面也都已經滲透了。
也許你還有另外一些什麼權利，但值日官閉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這些權利也不會有多大損失。
點名過去了，一天開始了。偵查員已經就位。維爾圖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傳喚你：他只說出頭一個字母（是這樣叫法：「誰是C開頭的？」「誰是Q開頭的？」有時還說成「誰是AM開頭的？」），而你卻應當表現出機智，馬上把自己貢獻出來。採取這種辦法是為了防止看守出差錯：喊出的姓名不是在這個監室裡，這樣我們就會知道還有誰也在蹲監牢。但是，我們雖然同整個監獄隔離，卻並沒有失去監室間的信息。為了盡量多塞人，犯人經常倒換。而每一個倒換的人就把原來監室積累的全部經驗帶到新監室去。例如，我們只蹲在四樓，卻知道地下監室的情形，知道一樓的隔離間，知道集中關著婦女的二樓的黑暗，知道五樓的雙層結構，知道五樓最大的號子——百十一號。在我之前，這個監室裡關過一個兒童文學作家邦達林，在此以前他在關女犯的那一層裡和一個波蘭記者一起蹲過一陣，而這個波蘭記者更早以前曾經同保盧斯陸軍元帥一起蹲過一陣，於是我們也都知道了關於保盧斯的一切詳細情況。
傳訊時間過去了——留在監室裡的人們的漫長而愉快的一天便開始了。它因有著許多好機會而生輝，卻並不因有許多義務而變得過分黯淡。屬於義務之列的有每月兩次用噴燈燒鐵床（火柴在盧賓卡是絕對禁用的，要想點火抽煙，我們必須在門上的旋轉口打開時耐心地舉起一根手指，請求看守給火——而噴燈卻放心地委託給我們使用）。——還有一件好像是權利但又搞成很像義務的事：每星期一次單個地叫到走廊裡去用鈍推子推鬍子，——還有一項義務，是擦亮監室裡的鑲木地板（澤-夫總是逃避幹這種活，因為它像任何勞力活一樣貶低他的身份）。我們由於飢餓很快就端起氣來，不然倒是可以把這項義務算成是一種權利——它是那麼愉快而有助於健康的工作：光著一隻腳踩著板刷向前——而身子則往後仰，然後相反，一前一後，一前一後，別苦惱，別發愁！光滑如鏡的鑲木地板！波將金公爵蹲的監獄！
而且我們已經不再擠在以前的六十七號裡了。在三月中旬又給我們增加了第六個人，因為本監獄既沒有緊挨著的板鋪，又沒有睡在地板上的習慣，所以就把我們全體成員轉到五十三號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誠勸告；誰沒有在那裡住過——就去住一住！）這不是監室！這是給高貴的旅行家當臥室用的宮廷內室！「俄羅斯」保險公司在建築大樓的這一側時不顧造價，把一層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軍反間諜機關的首長就會在這裡叮叮鐺鐺搭造四層的板鋪，保證可以容納下一百個人），還有那窗戶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幾乎夠不到上面的通風小窗，光是這種窗戶的一扇就頂得上居住房間的整個窗戶。只有那擋住窗戶五分之四的寵口的鉚接鋼板，才使我們想到我們不是住在宮殿裡。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盧賓卡大樓內院的六層或七層樓的某一塊玻璃，仍然能把一團慘淡的次生的太陽光班反射到我們窗戶籠口以上的部分。對我們說來，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個可愛的生物。我們溫情地注視著它在牆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滿著含義，它預告放風時間的到來，它報告到午飯時間還有幾個半小時，到吃午飯的時候它就從我們這裡消失了。
總的說我們的好機會是：去放風！讀書！彼此暢談往事！傾聽與學習！爭論與受教育！而且作為獎勵還將吃到有兩個菜的午飯！真是不可思議！
盧賓卡下面三層樓的放風是不愉快的：把他們放到底下潮濕的小院子裡——監獄樓房之間狹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層樓的囚犯們卻被放到雄鷹棲息的高台——五層樓的屋頂。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牆，我們旁邊是一個不帶武器的看守，還有一個站在瞭望台上的持自動步槍的哨兵，——但空氣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來！兩人並排走！不許說話！不許停留！」——但忘了禁止仰頭！而你當然會時時地把頭往後仰。這裡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陽！永生不滅的太陽！或者是它透過春雲灑下來的金光。
春天給所有人以幸福的許諾，而對囚犯的許諾更是勝過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現在身陷囹圄，這沒有什麼關係。我，看來不會被槍斃。然而我將在這裡變得更聰明。我將在這裡懂得許多事情，蒼天呀！我還會糾正自己的錯誤——不是在他們面前，而是在你——蒼天的面前！我在這裡明白了這些錯誤——我定會加以糾正！
像從深坑裡，從遙遠的低層，從捷爾任斯基廣場那裡，向我們傳來塵世的汽車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啞的鳴笛聲。對於那些在鳴笛聲中奔馳而過的人來說，汽車喇叭像是勝利的號角——而從我們這裡卻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渺小。
放風總共只有二十分鐘，但圍繞著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趕緊做呀！
首先，利用放風的往返機會，摸清整個監獄的佈局和這些屋頂小院的方位，以便將來出去以後，從下面的廣場經過時，知道哪兒是哪兒，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們要拐好多彎，我想出了一套這樣的辦法：從監室起開始記數，每向右拐一個彎加一，每向左拐減一。不管帶著我怎樣飛快地繞圈子，腦子裡不要急著去想像，只要抓緊時間算出加減的結果。如果途中你還在某個樓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著高聳在廣場上空的柱塔上的盧賓卡女河神塑像背部，並且還能記住這時的數字，那以後你在監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會知道你們的窗子是往哪裡開的。
再者，放風時要做的事就是呼吸——盡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裡，在孤獨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來的光明的、問心無愧的、無錯誤的生活。
但那裡也是談論最尖銳的題目最方便的地方。雖然放風時禁止談話，沒關係，只要會想辦法——而且只有這兒你們的話才保險不會被「耳目」和竊聽器偷聽了去。
去放風時，我同蘇濟竭力湊成一對——我們在監室裡也談，但主要的東西喜歡在這裡說。我們不是一見面就接近的，我們是慢慢接近起來的，但他已經來得及向我講了許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學到一種新的特性：對於我過去從不打算瞭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經明確了的生活道路毫無關係的事情，能夠耐心而認真地聽取。從童年時代起，我不知從哪裡得知，我的目標就是要去研究俄國的革命史，其餘的與我完全無關。為了理解革命，除了馬克思主義外，我早就什麼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纏身的東西，我一概棄之不顧。而現在命運使我同蘇濟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領域與我完全不同，現在他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述自己的種種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愛沙尼亞和民主。雖然我以往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去關心愛沙尼亞，更不用說資產階級民主，但是我現在卻在長久地聆聽著他一往情深地講述這個安詳而勤勞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歲月，在那裡有強壯的男人們，他們有著慢條斯理、腳踏實地的風習；傾聽著從歐洲的最好的經驗中提取出來的愛沙尼亞憲法原則，一百人組成的一院制議會怎樣根據這些原則進行工作；不知為什麼，但這一切開始使我喜歡起來，所有這些也開始淹留在我的經驗中。（蘇濟後來回憶我時，說我是馬克思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當時在俄身上的確存在古怪的結合。）我樂意去瞭解他們的不幸歷史：自古以來就被拋在條頓人和斯拉夫人兩把鐵錘之間的一塊小小的愛沙尼亞砧鐵。從東方和西方輪番向它打擊——而且看不到這種輪番打擊的盡頭，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結。我們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間拿下他們的國家。但是他們沒有屈服。這段歷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後來尤登尼奇蔑視他們有芬蘭人的血統，而我們則罵他們是白匪分子，愛沙尼亞的中學生們卻志願報名參加自己的軍隊。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擊過它，一批子弟被俄國軍隊抓走，另一批被德國軍隊抓走，第三批逃進了森林。上年紀的塔林知識分子議論說，但願他們能從這可惡的輪子裡掙脫出來，分立出去過自己的生活（做一個假設：他們的總理將是吉甫，而國民教育部長將由蘇濟來擔任）。但是，無論邱吉爾或羅斯福都不管他們的事，而「約叔叔」（約瑟夫）倒是關心他們的。我們的軍隊剛一開進，最初幾夜就把所有這些幻想家們統統從他們的塔林寓所裡抓走。現在他們有十五個人關在莫斯科的盧賓卡，單個地分散在不同監室裡，並依照五十八條2被指控有實行自決的犯罪意圖。
從放風回到監室，每次都等於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們的宏偉壯麗的監室裡，在放風以後空氣也變得好像沉悶起來。要是在放風後能稍稍吃點東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這事！如果什麼人接到外面送進來的牢飯，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時候地攤在面前並動嘴吃起來，那他就要倒霉。沒有關係，磨練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書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講起吃食來——趕快把這本書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訶夫——也扔掉！——講吃講得太多了！「他不想吃東西，但他還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還唱了啤酒。」讀點精神方面的東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正是囚犯們該讀的！但是對不起，這是他寫的吧：「孩子們挨著餓，已經有好幾天他們除了麵包和臘腸外什麼都沒有見到。」
盧賓卡的圖書館是它的光彩。誠然。圖書館女管理員叫人噁心——一個淡黃頭髮的身材稍具馬形的女郎，她盡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臉搽粉摸得像是玩偶的不動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過的眉毛則是黑顏色的（一般說，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現一個俊俏姑娘，我們就會愉快些——也許盧賓卡的長官已經考慮到了這一切？）。真是好極了：她每十天一次來取書的時候，還聽取我們的預約！——帶著那種沒人味的盧賓卡的機械性聽著，你弄不清楚——她聽到這些作者名字沒有？聽到這些書名沒有？甚至不知道，她聽見我們的話沒有？走了。我們經歷了幾小時又不安又高興的時刻。他們在這幾小時內一頁頁地翻閱和檢查我們交出的書：找尋我們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點（有這樣的獄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歡的地方劃上記號。我們忐忑不安，雖然我們並沒有幹這種事，可是突然會來人說，發現了圈點。而且他們總是對的，而且總是不需要有什麼證據的，於是我們就會被剝奪三個月的讀書權，弄不好全監室還會轉入禁閉待遇。這是我們還沒有掉進勞改營的深坑以前，在獄中度過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沒有書看，真是太遺憾了！是呀，我們不僅是擔心，我們心裡還突突直跳，好像年青的時候發出一封情書後等待著回答：會不會有回答？將是什麼樣的回答？
最後，書來了，它們決定著以後十天的日子如何過：是把更多的勁使在讀書上，還是因為送來了一堆無聊的東西，我們多談談話。監室裡有多少人就給送來多少本書——這是切麵包人的計算法而不是圖書館管理員的計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監室就佔便宜了。
有時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來我們預約的書！但即使把預約置之不顧，結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為大盧賓卡的圖書館本身就是稀見之珍。它的館藏大約是沒收來的私人藏書；它們的收藏者已經見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國家安全機關挨個地檢查和閹割國內所有圖書館，一連搞了幾十年，可是卻忘了翻翻自己的懷裡——所以在這裡，在這個老窩裡，倒可讀到扎米亞金、皮利尼亞克、潘捷列伊蒙-羅曼諾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開玩笑說：我們被稱作死人，所以才讓看禁書。我則想，盧賓卡的圖書館管理員根本不懂得給我們看的是些什麼東西——懶惰加無知）。
午飯前的這幾小時讀得特別起勁。但書裡的一句話就足以使你跳起來，把你從窗口趕到（邊，從門邊趕到窗口。想告訴別人你讀到的內容和你的看法，於是爭論就開始了。這正是想尖銳地爭論的時候！
我們常常同尤里-葉夫圖霍維奇發生爭論。
我們五個人被轉移到宮殿般的五十三號的那個三月的早晨，我們屋裡送進了第六個人。
他進來了——像一個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沒有聲音。他進來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門框上。監室裡的燈已經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來的人並不睜大眼睛，他瞇著眼。他沉默著。
看他軍衣和褲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當成蘇聯軍人，又不能當成德國軍人，也不能當成波蘭或英國軍人。臉型是長的，很少俄國氣質。瞧他有多麼瘦呀！因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們用俄語問他——他不作聲。蘇濟用德語問他——他也不作聲。法斯堅科用法語、英語問他——他還是不作聲。只是逐漸地在他那疲憊不堪的發黃的沒有生氣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這樣的笑容！
「人們」……他微弱地說出這個字，像是從昏迷中剛剛甦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著槍決。他伸出了一隻軟弱枯瘦的手。手裡拿著一個破布小包袱。我們的「耳目」已經明白這是什麼東西，就奔過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開——那裡有二百克的清淡煙葉，馬上給自己捲了一支四倍大的煙卷。
這樣，尤里-尼古拉耶維奇-葉夫圖霍維奇蹲過了三星期的地下隔離室後，出現在我們面前。
從一九二九年中東鐵路衝突時期起，國內流行著一支歌曲：
「挺起鋼鐵般的胸膛把敵人掃蕩，
二十七師守衛著邊防！」
國內戰爭時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師炮兵團長是前沙皇軍官尼古拉-葉夫圖霍維奇（我記起了這個姓名，我在我們的炮兵教科書的作者中看到過它）。他同形影不離的妻子坐在宿營車裡越過伏爾加和烏拉爾，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在這個宿營車裡，他的兒子尤里，生於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齡人，度過了自己最初的幾年。
從那遙遠的時候起，他的父親在列寧格勒定居下來，在軍事學院教書，生活條件優裕，又有名氣，兒子也在指揮人員學校畢丁業。芬蘭戰爭時期，尤里爭著要去為祖國打仗，但父親的朋友們把他安插在集團軍司令部裡當副官。尤里儘管沒有爬向芬蘭的地堡群、沒有在偵察中陷入包圍、沒有在狙擊手的子彈下趴在雪地裡挨凍，但紅旗勳章——不是別的什麼東西！——端端正正地別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這樣結束了芬蘭戰爭，認為它是正義的，認為自己也在戰爭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個戰爭中他就沒能這麼順利了。尤里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讓他穿上被俘德國軍官的制服，帶上他的證件，派去進行偵察。他完成了任務，為返回部隊而換上了蘇軍制服（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可這時自己又當了德軍的俘虜。他被送到了維爾紐斯郊區的軍官集中營。
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一個對他整個的人——他的命運，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決定作用的事件。這個集中營裡的兩年生活使尤里裡裡外外變了樣。這個集中營的實況，既不能用現成字眼編造，也不能用三段論法搪塞—一在這個集中營裡是應當死去的，如果沒有死，就應當從中做出結論。
可以活下來的有營警——從俘虜中選任的營內警察。當然尤里沒有去當營警。活下來的還有炊事員。翻譯員也能活下來——德方搜羅這類人才。尤里的德語說得很好，但他沒有露底。他懂得，當翻譯就不得不出賣自己人。還可以去幹挖墳的活兒來延緩自己的死亡，但那裡用的是比他更結實更靈活的人。尤里自稱是個美術家。確實，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繪畫課。尤里油畫畫得不壞，只是因為想倣傚他引以自豪的父親，他才沒有進美術專科學校。
在工棚裡撥給了他與另一個老年畫家（可惜不記得姓名）一個小單間，在那裡，尤里為德國管理人員無償地畫畫——「尼祿的盛宴」、「埃爾弗神的環舞」，給他送來吃的作為酬勞。被俘軍官們從早上六點鐘起就帶著小飯鍋站隊等候領取一碗渾湯，營警用棍棒打他們，廚子用長柄勺子打他們——而這碗渾湯是不足以維持人的生命的。尤里從他們那個小單間的窗裡每天黃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畫筆應當描繪的唯一的畫面：傍晚的薄霧籠罩在沼澤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帶刺的鐵絲網圍起來，上面燃著許多篝火，篝火周圍——過去是俄國軍官現在是野獸的生物們在啃著死馬骨頭，烤著土豆皮做的餅子，拿馬糞當煙抽，被虱子咬得不斷地扭動身子。這些兩足動物還沒有都死光。他們也還沒有都失掉了講話的能力，從篝火的深紅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為時已晚的徹悟怎樣透過他們那些向著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臉。
難嚥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對他已無足珍惜。他不是一個輕易同意忘卻的人。不，他僥倖活下來了—一他就應當作出結論。
他們已經知道，各國俘虜中只有蘇聯俘虜這樣活著，這樣死去，——誰也沒有比蘇聯俘虜遭遇更壞的，問題並不在於德國人，或者不光是在於德國人。甚至波蘭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說英國人、挪威人了——他們身邊堆滿了國際紅十字會寄來的東西、家裡寄來的東西，他們乾脆不去領取德國的口糧。在幾個集中營挨著的地方，盟軍戰俘出於善心把施捨物扔過鐵絲網送給我們的人，我們的人一哄而上，像一群狗撲去搶骨頭。
俄國人撐持了整個戰爭——而俄國人卻得到這種命運。為什麼會這樣？
從不同的方面逐漸地得到了解釋：蘇聯不承認舊俄在海牙戰俘公約上的簽字，那就是說，在戰俘待遇方面不承擔任何義務，也不要求保護被俘的本國人。蘇聯不承認國際紅十字會。蘇聯不承認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們當了俘虜後給予支持，對蘇聯沒有什麼好處。
於是，熱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齡人的心冷下來了。在工棚的小屋子裡，他同那老年畫家交鋒、爭吵（尤里很難理解，進行抵抗，而老頭兒則一層一層地揭開）。這是怎麼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個人帳上、算在他那兩隻短手的帳上不太多了嗎？結論只做一半——等於沒有做。那其餘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國各地的——總的說祖國允許用她的名義講話的那些人們呢？
如果母親把我們賣給了吉普賽人，或者更壞些，扔給了野狗，那該怎麼辦才對呢？難道依然把她當母親嗎？如果妻子上窯子去賣淫——難道我們還忠貞不渝地同她結合在一起嗎？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國——難道這還是祖國嗎？……尤里徹頭徹尾地變了！他曾非常欽佩父親——而現在卻詛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親實質上背叛了自己對培育了他的那個軍隊的誓詞，——背叛了，為了去建立現在這個出賣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為什麼要以誓詞同這個出賣人的制度相聯繫呢？
當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羅斯「兵團」的招募人員到集中營來的時候，——有的人為了免於餓死應募去了，而葉夫圖霍維奇則是抱著堅定的決心和明確的認識去的。但他在，團裡沒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現在已經不隱瞞他通曉德語了，不久來了一個頭頭——一個奉命建立一所軍事間諜速成學校的家住卡塞爾市郊的德國人，任用了尤里為自己的主要助手。這樣就開始了尤里未預見到的墮落，開始違背初衷。尤里滿懷解放祖國的熱望——卻被派去訓練間諜——德國人有自己的計劃。而界限在什麼地方呢？……到哪兒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軍的中尉。他現在穿著德國制服在德國往來，他到過柏林，訪問過俄國的流亡者，讀到了從前讀不到的布寧、納博科夫、阿爾丹諾夫、安菲捷阿特羅夫的作品……尤里滿以為所有這些人的作品、滿以為布寧的作品每頁都是俄羅斯今日的創傷。但他們是怎麼啦？他們把自己享有的無可估價的自由浪費到什麼上頭了？又是女人的肉體、情慾的爆發、落日的餘輝、貴族頭部的美、陳年的笑話。看他們寫出的東西，好像俄國從未發生過革命或者他們太沒有能力談這件事。他們讓俄國的青年們自己去找尋生活的方位。尤里就這樣上下求索，急於看到，急於知道，同時照俄國的老傳統越來越經常越來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們的間諜學校是怎麼回事呢？當然根本不能算個正式的間諜學校。在六個月裡只能教會學員跳傘技術、爆破作業和使用電台。對他們也並不太相信。把他們派遣出去是為了張揚對俄國人的信任。而對於那些奄奄待斃無人問津的俄國戰俘來說，這些學校，照尤里的意見，倒是一條很好的出路：小伙子們在這裡可以吃飽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裡還裝滿蘇聯貨幣。學員們（以及教員們）做出一切將如此這般的樣子：他們將在蘇聯後方制探情報，炸毀指定目標，用無線電密碼進行聯繫，然後回來。而他們經過一下這個學校只是為了逃脫死亡和俘虜生活，他們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線向自己人開槍作為代價。
我們的偵查機關當然不接受這種理由。有了大寫字母罪名的家屬在蘇聯後方本來就活得夠好，他們還有什麼權利想活下去呢？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國卡賓槍這個事實，也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意義。他們玩的一場間諜遊戲，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條6，還加上進行破壞的圖謀。這就是說：一直關到斷氣。
他們通過戰線之後，他們的自由選擇就取決於他們的習性與認識。梯思梯和無線電台，他們全都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當局投誠（像我在集團軍反間諜機關裡所見到的那個翹鼻頭的「間諜」那樣），或者先用白得的錢來吃喝玩樂一番。只是誰也沒有經過戰線再回到德國人那裡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個勇敢的小伙子回來了，並報告說任務已經完成（你去核實吧！）。這是不尋常的。頭頭確信他是「死滅爾施」打發回來的，決定把他斃了。（忠於職守的間諜的命運！）但尤里堅持說，相反地應當獎勵他並在學員面前抬高他的地位。歸來的間諜請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臉通紅，隔著桌子彎過身來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維奇！蘇聯指揮部答應原諒您，如果您自己馬上投到我們那邊去、」
尤里渾身戰慄起來。一股暖流化開了已經硬如鐵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國？該詛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麼親愛的祖國呀！原諒？還可以回到家裡去？漫步石島大街」？這有什麼奇怪，我們畢竟是俄國人呀！你們原諒我們，我們回去，而且還將是了不起的好人！……離開集中營後的一年半沒有給尤里帶來幸福。他沒有後悔。但也沒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樣惶惶不可終目的俄國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時候，清楚地感到：腳底下沒有支撐地方，反正這不是正經生活。德國人按自己的目的隨意支使他們。現在，當德國人顯然已經打輸了戰爭的時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條出路；頭頭喜歡他，曾吐露真情說，在西班牙他有一個留做退路的莊園，帝國完蛋時兩人可以一起躲到那裡去。可是桌對面坐著一個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腦袋地向他進行勸誘：「尤里-尼古拉耶維奇！蘇聯指揮部重視您的經驗和知識，想通過您學習德國情報機關的組織經驗……」
葉夫圖霍維奇猶豫不決了兩個星期。但當蘇軍在維斯拉河彼岸發動進攻時，在把學校撤退到後方的途中，他下令隊伍拐進一個僻靜的波蘭小莊園，在那裡叫全校站隊集合，他宣佈：「我決定投到蘇聯方面，每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於是這些又可憐又可笑的乳臭未乾的間諜們，一小時以前還裝作忠於德意志帝國的樣子，現在興高采烈地歡呼起來「烏拉！我們一起去！」（他們向著自己未來的苦役喊「烏拉！」……）
於是，他們的間諜學校便全體隱藏起來，直到蘇軍坦克的到來，然後是「死滅爾施」的到來。尤里再也沒有看見自己的夥伴們。把他單獨隔離，要他在十天之內把學校的全部歷史、教學大綱、破壞任務都寫出來，而他也真的以為是需要「他的經驗和知識……」甚至已經討論了回家探望親人的問題。
只是在盧賓卡他才明白過來：甚至在薩拉曼卡，離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現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槍決或者怎麼也不會少於二十年。
祖國的炊煙對於人的誘惑就是這樣不可抗拒。牙齒的神經沒有殺死以前，總會有感覺，大約我們在吞下砒霜以前也總會響應祖國的召喚。為了治這個毛病，《奧德賽》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種蓮子……
尤里在我們的監室裡總共只住了三個星期。在這三個星期裡我們一直同他爭論。我說我們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義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帶著遺憾的神色瞧著我，抿了抿神經質的嘴唇說：在著手去搞革命以前，先應當在國內把臭蟲弄乾淨！（他與法斯堅科殊途，但在某一點上卻奇怪地同歸了）。我說，在很長時期內我國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懷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人。他說——同斯大林是一根籐上結的瓜，從一開頭就是（至於說斯大林是個匪徒，我與他沒有分歧）。我推崇高爾基：多麼聰明的人！多麼正確的觀點！多麼偉大的藝術家！他反駁說：一個渺小的乏味透頂的人物！虛構出一個自我，又為自我虛構出一些英雄，所有的書也都是徹頭徹尾的臆造。列夫-托爾斯泰——才真是我們的文學之王！
由於這些每日的爭論，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爭論，我同他沒有能夠進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於彼此的理解。
他被從我們監室帶走了，從那個時候起，不管我打聽了多少次，也沒有聽說誰在布蒂爾卡同他一起坐過車，誰在遞解站看見過他。連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們也都無影無蹤地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多半是進了土，有些人至今還領不到離開北方荒僻地區的許可證。尤里-葉夫圖霍維奇的命運在他們中間也不是平常的。
這裡和下面的「弗拉索夫分子」這個詞，是在它在蘇聯語言中出現和確立時就具有的那種模糊的但牢固的含義上使用的，對它無法加以準確地定義，尋找這個定義對於非官方人士是危險的，對於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這場戰爭中拿著武器站到敵人方面去的蘇聯人。還需要歲月和著作，以便能對這個概念加以分析，劃分出不同的類別，那時剩下將是本來意義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將軍自被德國俘虜並使反布爾什維克運動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時起的擁護者或下屬。在戰爭的某些月份，這類擁護者總共不過數百人，而具有統一指揮系統的弗拉索夫軍本身實質上並未來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國人搞了一場宣傳把戲：發表了在斯摩稜斯克舉行了（從來沒有舉行過的）「俄國委員會」「成立會議」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為類似俄國政府的東西，又好像不是，消息說得含混不清，——只把弗拉索夫中將和馬雷什金少將的姓名拿了出來。德國人自然可以玩這樣的遊戲：先宣佈，然後取消，然後作出與此相反的行動，——但是傳單從飛機上飄下來了，落在我們前方的地面上了，落在我們的記憶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員會自然就帶上了一個運動的概念，一支武裝力量的概念，而當德軍中開始出現拿著武器的我國同胞——俄國的或者民族的部隊時，我們唯一知道的那個詞「弗拉索夫分子」就貼到了他們頭上，我們的政治指導員們並不阻止我們這樣做。整個運動就這樣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聯在一道了。
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祖國的這類武裝的我國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於八十萬蘇聯公民加入了以反對蘇維埃國家為目的的戰鬥組織」——一位研究者（Thorwaid——「Wensieverderbenwoii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說。另一些人的估計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Wiassow－Verrat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準確數字的困難，部分是因為德國行政當局和軍事指揮部門的各派之間有鬥爭，對戰爭進程抱現實主義態度的下層機構要求縮小這個數字，免得上層對反布爾什維克卻非親德的勢力的增長而感到害怕。所有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組建獨立的「俄國解放軍」之前很久很久的事。
盧賓卡吃午飯的時刻終於來到了。老早我們就聽見走廊裡盤碗叮鐺的快樂音響，然後，像在飯館似地用托盤端著給每人送來兩個鋁盤子（不是缽子）：一勺湯和一勺稀極的無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狀態中，受偵查的人什麼也嚥不下去，有的幾晝夜不碰麵包，不知該把它往哪裡放。但漸漸地恢復了胃口，然後是經常的飢餓狀態，甚至達到貪饞的程度。以後，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縮小了，適應於少食——這裡的可憐的飲食甚至成為恰到好處。為此需要進行自我教育，丟掉斜視多吃一點的人的習慣，絕對不搞孕育著危險後果的那種獄中的精神會餐。盡可能地上升到高級領域去。在盧賓卡這點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允許午飯後躺兩小時——這也是極妙的療養院規則。我們背向門上的旋轉口躺著，裝樣子放上一本打開的書，便打起盹來。睡覺本來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動的書本，但在這兩小時內通常不敲門。（這種人道態度的原因是，不該睡覺的人在這時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審訊。對於不肯在筆錄上簽名的頑固分子，這種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強烈的對比：受審訊回來，而這裡午睡時間已經結束。）
睡眠——這是克服飢餓和憂愁的良藥：機體也不消耗熱量，腦子也不再反覆思考你犯下的錯誤。
隨即就來了晚飯——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於把一切贈賜在你面前擺出來。現在，熄燈前的五六個小時，你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放進嘴裡去，但這已經不可怕了，晚上易於習慣不想吃東西——軍事醫學上早就知道這一條，在後備團裡晚上也是不開價的。
隨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時間，這個時刻你多半已經戰慄地等待了一整天。整個世界一下子變得多麼輕鬆了呀！世界上一切大問題一下子變得單純起來了——你感覺到了嗎？
輕飄飄的盧賓卡的黃昏啊！（不過，只有你不等待著夜間提審的時候，它才是輕飄的。）輕飄飄的肉體，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滿足到使靈魂感覺不到它的壓迫的程度。多麼輕鬆自由的思想呀！我們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巔，這裡，真理從火焰中向我們顯露了真身。普希金嚮往的是否就是這種境界呢：
「我要活，為了思索和受難！」
我們正是在受難，在思索，我們的生活中再沒有別的東西。而抵達這個理想境界卻原來是那麼容易啊……
我們當然在晚上也爭論，丟下同蘇濟的棋局，扔下書籍。衝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為問題都是爆炸性的，例如——關於戰爭的結局。瞧，看守不說話、沒有表情地走了進來，放下了窗上的藍色偽裝簾子。現在，在第二層簾子的後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禮炮來。我們既看不見禮花齊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歐洲地圖，但試圖在腦子裡繪出一幅詳圖並猜測哪些城市已經拿下。這些禮炮特別使尤里感到不自在。像是在召喚命運來改正他所犯下的錯誤，他堅持說戰爭決不是正在結束，現在紅軍馬上就要和英美軍互相衝突，只有那時才開始真正的戰爭。監室裡的人對這種預言非常感興趣。結局是什麼呢？尤里擔保說，結局是紅軍輕而易舉地被擊潰（它意味著我們被解放？或被槍斃？）。我對此堅決不同意，於是我們就特別激烈地爭論起來。他的理由——我們的軍隊已經疲憊不堪、失血過多、裝備不良，而主要的是，對盟軍作戰已經不會那樣堅決。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隊為例堅持說，與其說軍隊已疲憊不堪，不如說它已積累起了經驗，現在是又強大又兇猛，因而在這種場合會比打德國人還要乾脆地把盟軍打個落花流水。「永遠不會！」尤里喊起來（但用低嗓門）。「那麼阿登呢？」我也喊起來（低嗓門）。法斯堅科插了進來並嘲笑我們，說我們兩人都不理解西方，現在根本沒有什麼人能夠迫使盟軍對我們作戰。
但晚上畢竟不那麼想爭論，倒想聽點什麼有趣的東西，甚至調和的東西，大家和睦地說說話。
監獄中最心愛的話題之一，就是談論監獄的傳統，談論以前是怎麼坐牢的。我們有法斯堅科，因此我們聽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們感動的是，從前當政治犯是一種驕傲，不僅真的親屬不和他們脫離關係，而且還有一些素不相識的姑娘裝作未婚妻前來探監。從前那種每逢節日給囚犯們送物品的普遍傳統呢？在俄國，不先給無名囚犯們送點東西去供他們共同享用，哪家也不會開齋。送會聖誕節的火腿、大餡餅、烤餅、甜麵包。一個貧窮的老太婆也會拿去十個上色的雞蛋，她的心裡才覺得鬆快。這種俄羅斯的仁慈之心丟到哪裡去了呢？它被自覺性所代替了！我們的人民被嚇得那麼厲害，那麼不可救藥，已經不會關心那些受苦受難的人。現在這已經成為奇聞。現在你要在某個機關裡建議為本地監獄的犯人舉辦一次節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將會被認為幾乎是反蘇的暴動！瞧我們野獸化到了什麼程度！
這些節日禮物對囚犯們意味著什麼呀！難道這只是美味的食物嗎？它們使人感到溫暖，感到外面在想著你，關心你。
法斯堅科告訴我們，在蘇維埃時期也存在過一個政治紅十學會，——對這件事，我們不是不相信他說的話，而是有點難以設想。他說，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國去，在那裡募錢（在我們這裡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後在國內購買食品送給沒有親屬的政治犯。給一切政治犯嗎？馬上說明白：不是，不結反革命分子（譬如，這意思就是不給工程師們，不給牧師們），而只給過去的政黨的成員。原來如此，那就乾脆直說吧！……不過，政治紅十字會的成員，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個個給關進去了……
晚上不等待審訊時還有一個樂意談的題目——關於釋放。是呀，據說，竟有釋放犯人這等怪事。澤一夫拿著東西從我們這裡給帶走了——說不定是釋放？偵查不可能終結得這麼快。（過了十天，他又回來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來他在那裡很快就簽了名，於是又把他送回這裡）喂，聽著，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說你的案子是雞毛蒜皮嗎？——一定要上我老婆那裡去一趟，見到以後，讓她在送來的牢飯裡頭做個暗號，譬如說放上兩個蘋果……——現在蘋果哪裡也沒有——那就三個麵包圈吧——說不定在莫斯科麵包圈也買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個土豆（這樣約定好了。後來果真叫H拿著東西走了，而M也在牢飯裡頭得到了四個土豆。驚人！絕妙！他被釋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嚴重得多——那末說我也可能快了？……實際上只不過是第五個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裡，而H已經被關在輪船的底艙裡運往科雷馬去了）。
我們就這樣東拉西扯地閒聊，回憶某件可笑的事情——在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裡的，完全不是你經驗範圍內的有意思的人中間，你感到又愉快又愜意——而與此同時，已經度過了不聲不響的晚點名，眼鏡也收去了——電燈眨了三次服。這就是說——過五分鐘就到睡覺時間！
趕快，趕快，鑽進被子！好像在前線，不知道炮彈會不會馬上、一分鐘之後將狂風暴雨般地落在你身邊一樣——我OJ在這裡也不能預料自己是否面！閒著一個決定命運的審訊之夜。我們躺下，把一隻手放在被子上面，我們努力把各種念頭從腦子裡趕出去。睡覺！
在四月的一個晚上，在我們送走了葉夫圖霍維奇以後不久，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門鎖響了。心收縮了起來：叫誰呀？現在看守就會用絲絲的聲音傳呼：「C開頭的！」，「3開頭的！」。可是看守沒有發出絲聲。門打開了。我們抬起頭。門旁站著一個新來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著一身簡陋的藍色衣服，戴著一頂藍色的鴨舌帽。他沒有任何東西。他仍然若失地環視四周。
他不安地問：「哪一號監室？」
「五十三號。」
他戰慄了一下。
我們問：「從外面來？」
他痛苦地搖搖頭說：「不——是……」
「什麼時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們哈哈大笑起來。他有著一張稍帶傻氣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幾乎完全是白的。
「為了什麼？」
（這是一個不誠實的問題，不能期待對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這樣，為了點小事……」
人人都這樣回答，人人都是為了點小事坐牢。特別是受偵查人本人總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為了什麼？」
「我。……寫了個號召書。致俄國人民的。」
「什——麼？？？」（這樣的「小事」我們從來還沒有碰到過！）
「會槍斃嗎？」——他的臉拉長了。他拿住那一直沒有脫下的鴨舌帽簷揪來揪去。
我們安慰說；「大概不會吧；現在誰也不槍斃。十年是准的。」
我們那位忠於階級原則的社會民主黨人問他：「你是工人？職員？」
「工人。」
法斯堅科伸出了一隻手，勝利地對我感歎說：
「瞧見了吧，工人階級的情緒！」
說完便回過身去睡了，以為到此為止再也沒有什麼可聽的了。
但他錯了。
「怎麼會這樣——無緣無故來個號召書？用誰的名義？」
「用我自己的名義。」
「你是什麼人呀？」
新來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後說：
「米哈伊爾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燒穿了我們的皮肉。我們在床上坐起身來，仔細瞧瞧。他那靦腆的瘦臉絲毫也不像米哈伊爾-羅曼諾夫。年齡也……
「明天再說，明天再說，睡覺吧！」——蘇濟嚴厲地說。
我們朦朧入睡了，預感到明天早上吃乾糧前的兩小時是不會寂寞的。
給皇上也拿進了一張床和被褥，於是他便悄悄地在馬桶近旁躺下了。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車司機別洛夫家裡，進來了一個長著淡褐色鬍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頭兒，對司機的篤信上帝的妻子說：「佩拉格婭！你有個一歲的兒子。為上帝好好保護他。時間一到，我會再來。」說完就走了。
這個老頭是誰——佩拉格婭不知道，但他說得那麼清楚，那麼威嚴，他的話征服了母親的心。於是她對這個孩子疼得比保護眼睛還厲害。維克多長成了一個安靜的、聽話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見天使和聖母的幻影。後來少了些。老頭兒再也沒有出現。維克多學會了開汽車，一九三六年他應徵入伍，分配到比羅比詹，在汽車連服役。他完全不是一個放肆的人，也許正是這種不像司機的文靜性格把一個在部隊裡當僱員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擋了追求這個姑娘的自己排長的道。在這個時候，布柳赫爾元帥前來視察他們的演習，他的司機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爾命令汽車連長給他派去一個連裡最好的司機，連長把排長叫來，這個排長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敵別洛夫塞給元帥（在軍隊裡常常這樣：提拔的並不是有條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況別洛夫是一個不喝酒的、幹活賣力的人，不會捅漏子的。
別洛夫中了布柳赫爾的意，便留在他那裡了。不久，布柳赫爾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這個辦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爾和聽他話的遠東地區分開了），他把自己的司機也帶到了那裡。別洛夫失去了頭頭以後，進了克里姆林宮的汽車隊，有時給米哈伊洛夫（共青團）開車，有時給洛佐夫斯基開車，還給什麼人開過，最後是給赫魯曉夫開車。在這裡別洛夫看夠了（給我們講了好多）那些宴會、風習、警戒措施。作為普通的莫斯科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在工會大廈旁聽過對布哈林的審判。說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對赫魯曉夫一個表示了一點好感：只有在他家裡，讓司機與全家同桌吃飯，而不是在廚房裡單獨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裡還保留了工人的樸實作風。樂觀愉快的赫魯曉夫也喜歡上了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一九三八年調到烏克蘭去的時候很想帶他一起走。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早知這樣一輩子也不會離開赫魯曉夫。」但有點什麼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來。
在一九四一年，戰爭快開始的時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間斷，他不在政府汽車隊裡工作了。於是兵役局馬上把他這個失去後台的人徵召入伍。他由於體質弱沒有上前線，而分到了工人營——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裡挖掘戰壕，修築道路。在最近幾年無憂無慮的溫飽生活後——這日子使他簡直吃不消。他嘗夠了窮困和痛苦，他在周圍看到，人民在戰爭發生前不僅沒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窮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這裡又找到了差事：給謝爾巴科夫開車，後來給石油人民委員謝金開車。但謝金侵吞了公款（總共三千五百萬）被悄悄地撤了，而別洛夫不知什麼原因又失去了在領導人身邊的工作。於是他就上汽車場當司機，空閒的時間在莫斯科與紅巴赫拉之間撈點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經在考慮別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親那裡，一天她正洗著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龍頭那裡接水。這時，門開了，屋裡走進一個長著白鬍鬚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頭。他對著聖像劃了十字，威嚴地看了別洛夫一眼說：「你好，米哈伊爾，上帝祝福你。」別洛夫回答：「我是維克多。」老頭兒堅持說：「你將成為米哈伊爾——神聖俄羅斯的皇帝！」這時母親送來了，一見就嚇軟了，把桶裡的水濺了一地：這就是那個二十七年前來過的老頭兒，鬚髮白了，但正是他。老頭兒說：「讓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婭，你把兒子保全了。」說畢就同未來的皇帝撇開旁人去密談，像總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樣。他告訴這個驚震不已的年輕人說，一九五三年將要改朝換代，他將成為全俄羅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號監獄那麼使他吃驚！）為此在一九四八年應當開始積聚力量。老頭子沒有接著教他怎樣積聚力量就走了，而維克多也沒有來得及問。
現在已經沒有安生日子過了！換個別人也許早就丟開了這種力不勝任的意圖，但恰好維克多在那種地方，在最高層人士中間廝混過，常見到這些米哈伊洛夫們、謝爾巴科夫們、謝金們，從別的司機那裡聽過好多事，並且弄明白了，這裡完全不需要什麼不同尋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剛行過登基塗油禮的皇帝是安詳的，有良心的，富於同情心的，像留裡克朝最後一個皇帝費多爾-伊凡諾維奇那樣，感到皇冠沉重地緊箍在自己頭上。周圍是貧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負責的——現在卻壓在他的雙肩上，這種狀況繼續一日，他便應負其咎。他感到奇怪——為什麼要等到一九四八年，於是在那個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寫了自己的第一個告俄國人民的宣言，並念給了石油人民委員部汽車隊的四名工作人員聽…………我們從早上起就把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圍了起來，他態度謙和地告訴了我們一切。我們過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沒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輕信態度，因此——出於我們的過錯！—一沒有來得及防備「耳目」。而且我們腦子裡也沒有想到，他在這裡對我們做的樸質的陳述，還會包含著一些偵查員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講完以後，克拉馬連科不知是要「上典獄長那裡去拿煙葉」，還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總之很快就把他傳去了。他到上頭去把石油人民委員部的這四個人給兜了出來，這本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別洛夫提審回來，表示奇怪，偵查員是從哪裡得知了這些人的。這才把我們驚醒了……）……石油人民委員都這幾個人讀了宣言，都表示贊同——而且誰也沒有告發皇上！但他自己感到，這——過早了！過早了！於是就把宣言燒了。
過了一年。維克多在汽車場車庫當機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寫了一個宣言，給十個人——司機和鉗工讀了。大家都贊同！而且誰也沒有出賣！（十個人裡沒有一個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時代——真是罕見的現象！法斯堅科關於「工人階級的情緒」的結論沒有錯。）誠然，皇上同時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裡有得力的靠山；答應給自己的擁護者們出差的機會，以便去團結地方上的保皇勢力。
過了幾個月。皇上把機密又透露給車庫裡的兩個姑娘。這可就走了火——姑娘們原來都是有高度覺悟的！維克多的心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災禍臨頭。在報喜節「後的星期天，他在市場上走，身上帶著宣言。一個同謀的老工人碰到他，對他說：「維克多！你最好先燒了那張紙吧！怎麼樣？」維克多也尖銳地感到：是呀，寫早了！該燒掉！「不錯，現在就去燒掉。」於是他便回家去燒。但是，市場上立刻有兩個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叫住了他：「維克多-阿列克謝耶維奇！跟我們坐車走一趟吧！」他們用小汽車把他帶到了盧賓卡。這裡是那麼緊張忙亂，以至忘了按常規搜身，因而提供了一個時機——皇上差點兒沒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廁所裡銷毀，但一想，他們會更加糾纏：藏到哪裡去了？藏到哪兒去了？便作罷了。直接帶他乘電梯上樓到了將軍和上校那裡，將軍親手從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了宣言書。
然而，大盧賓卡只作了一次審訊就放了心；原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汽車場車庫裡抓了十個。石油人民委員部裡抓了四個。接著就把偵查任務交給了一個中校，這個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著號召書的內容：
「陛下：您這裡寫著：『我將諭令我的農業大臣開春以前解散集體農莊』——但是怎樣分配農具呢？您在這裡沒有明確規定……然後您寫道：『我要加強住宅建設，讓每個人住到他工作地點附近，提高工人工資……』陛下，您哪兒來的本錢？票子全靠在機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債廢除了！……還有：『把克里姆林宮全部平毀。』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頓在什麼地方呢？譬如說，大盧賓卡的房子您還滿意嗎？想不想去瞧瞧？……」
年輕的偵查員們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們除了可笑的東西外，什麼也沒有察覺。
我們在監室裡也不是總能克制住微笑。澤一夫向我們擠眉弄眼說：「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會忘記我們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氣的、雙手長滿老繭的維克多-阿列克謝維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親佩拉格啞送來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請我們吃：「吃吧，吃吧，同志們……」
他靦腆地微笑。他很清楚，這是多麼不合時宜和可笑——當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如果上帝的選擇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從我們的監室裡帶走了嚴
快到五一的時候，從窗上取下了燈火偽裝。戰爭眼見得要結束了。
那天傍晚，盧賓卡是從未有過的寧靜。正好碰上是復活節的第二天，節日交錯在一起了。偵查員們都在莫斯科遊逛，誰也沒有被叫去受偵查。在寂靜中聽得見有一個什麼人在抗議什麼事情。把他從監室裡拉出來送進了隔離室（我們憑聽覺可以感覺到所有門的位置），隔離室的門開著，在那裡打了他很長時間。在一片寂靜中，清清楚楚地聽得見打在身上和急得說不出話來的嘴巴上的每一擊。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響禮炮，這意味著——又拿下了歐洲的一個首都。還沒拿下的首都只剩下兩個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從這兩個中間去猜測。
五月九日，午飯與晚飯一起送來，在盧賓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這樣做。
只是根據這一點，我們才猜到戰爭已經結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響的禮炮。沒有拿下的首都一個也不剩了。當晚又放了一次禮炮——好像是四十響的——這已經是最終的結局了。
通過我們的窗戶和盧賓卡其他監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監獄窗戶的籠口上面的空間，我們這些過去的俘虜和過去的前線軍人，也望著那焰火紛飛的、被一道道探照燈光劃破的莫斯科天空。
鮑裡斯-加麥羅夫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反坦克手，他因為重殘（肺部受了不能治癒的傷）而退伍復員，現在和一批大學生一起被捕入獄。這天傍晚，他蹲在一間人數眾多的布蒂爾卡監室裡，那間屋裡有一半人是當過俘虜的人和前線軍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詩，用最日常的語句，描寫了這最後的一次禮炮：詩裡講他們如何已經在板鋪上躺下，蓋上了軍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頭來，瞇著眼睛望了望籠口：噢，放禮炮，便又躺下了。
「又蓋上了軍大衣。」
就是那些沾滿了戰壕泥土、青火灰燼、被德國彈片撕破的軍大衣。
那個勝利不是我們的。那個春天不是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