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如果他是一點一點地追問，這是什麼針劑，它有什麼作用，是不是確實需要，從道德的角度來說該不該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釋這種新療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後果，那他很有可能會徹底造反了。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論據拋完了的時刻屈服了。
她則趁此機會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彷彿是在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為她已被這種解釋弄得疲憊不堪），而心裡卻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單純愛克斯光的效驗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向腫瘤發動一次新的打擊的時刻到來了，這是當代的一些權威人士所竭力推薦的治療這種類型的癌症措施。在對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療過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豈能遷就他的頑固態度而完全放棄對他採用她所相信的各種方法。誠然，缺少原發病灶的標本玻片，但他的直覺，觀察和記憶，無不向他提示，他的腫瘤正是那種類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關於這種類型的腫瘤，正是關於這種腫瘤的轉移，東佐娃在寫一篇副博士論文。就是說，她不是一直在寫，而是曾經開了個頭，後來時斷時續，她的朋友們鼓勵她，要她相信一定能獲得圓滿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種各樣的事情纏住，壓得透不過氣來，已經不指望哪年哪月還能通過論文答辯了。倒不是因為她缺乏經驗或資料，而是因為這兩者都太豐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時而到螢光屏前，時而到化驗室，時而到病床邊，要把諸多愛克斯光片加以選擇、描述，形成自己的見解，並使其系統化，還有，答辯前的幾門必須通過的考試——這一切實在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本來是有半年的假期從事科研的，但醫院裡從來沒有這種易治的病人好讓醫生脫身，也不可能從哪一天開始停止給她帶的3個年輕的主治醫生質疑而離開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聽人說過，似乎列夫-托爾斯泰曾這樣談論過自己的一個兄弟：他具備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其為作家的缺點。大概，她也缺少將人造就成科學副博士的那些缺點。總的來說，她可不需要去聽別人在她背後竊竊私議：「她不單單是個醫生，她還是醫學副博士哩。」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寫的文章前面（她已發表過十幾篇了，文章雖短，但都質量很高）加上被排成小號字體、但頗有份量的頭銜。誠然，錢多來一點，決不會是多餘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沒什麼。
即使不寫學位論文，那種被稱為學術性的社會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過來。在她們醫院裡，經常舉行臨床剖析會，分析診斷和治療方面的錯誤，提出新措施的報告——這樣的會必須出席，而且必須積極參加（儘管放射科醫生和外科醫生本來每天也都進行商討，分析錯誤，採取新的措施，然而這些會還是照樣要開）。而市裡還有一個愛克斯光學會，也經常舉行報告會，展出愛克斯光片子。前不久還成立了一個腫瘤學會，東佐娃不僅是會員，還擔任秘書，那裡跟一切新開創的事業一樣，工作忙到了極點。還有醫生進修學院。還要跟愛克斯光學報、腫瘤學報、醫學科學院和情報中心通信，結果，大學問雖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而她們只需在這裡給人治病，但卻沒有一天只是治病而不為科學忙碌。
今天也是這樣。她得給愛克斯光學會主席打電話，談她即將去做的報告。還得馬上把雜誌上的兩篇短文看完。再就是給莫斯科寫一封回信。另外還得答覆一個偏僻地區腫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來信。
再過一會兒，一位外科的女主任醫師做完一天的手術之後，就要按約定的時間讓東佐娃為她的一名婦科病人會診。而在門診結束之前，還得跟自己帶的一個主治醫生一起，去看一下來自塔抄烏茲的那個很有可能是患小腸腫瘤的病人。她自己今天還約好了跟愛克斯光技術員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設備利用率，以便給更多的病人照射。給魯薩諾夫打恩比興針劑的事也不能忘了，應該上去看看；這類病人他們只是不久前才開始接手治療，先前都是轉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卻在跟頑固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胡攪蠻纏的爭吵上浪費了時間！這種工作方法真有點可笑。還是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負責給你馬射線機安裝附屬設備的技工們就兩次從門縫裡張望過。他們想向東佐娃證明採用一些沒有列入預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給他們簽發施工單和說服院長。此時他們正拉著她去院長那裡，但在走廊上沒走多遠護士就遞給她一份電報。電報是安娜對士齊爾科從新切爾卡斯克打來的。她們已有15年沒有見面和通信，但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還是在進醫學院之前的1924年，她倆就在薩拉托夫的一所助產學校同過學。安娜來電說，她的長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將從地質勘探隊轉到柳霞１醫院裡來，要求對他多多關照，並把他的病情如實寫信告訴她。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心情激動，撇下技工，直接去找護士長，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準備給瓦季姆鞏齊爾科。護士長米塔，像往常一樣，總是在醫院裡到處奔波，找她並不是那麼容易。後來總算找到了，她答應把床位留給瓦季姆，可是卻給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出了個難題：放射科最好的護士奧林皮阿達佛拉季斯拉沃夫娜要被調去參加市工會金庫司庫學習班學習周天，這10天的工夫得找個人頂替她。這件事簡直不可思議，而且也是沒法辦到的，東佐娃當即和米塔一起邁著堅定的步子，穿過好幾個房間到掛號處去給區工會委員會打電話回絕他們。但是，電話先是這邊有人打，後是那邊又佔線，最後總算打通了，對方一推了事，叫她們往州工會委員會打電話，而那裡的人對她們這種政治上持漠不關心的態度表示驚訝，莫非她們認為工會的財務工作可以放任自流。看來，無論是區委會的人還是州委會的人，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們的家屬，誰也沒有領教過腫瘤的厲害，而且他們以為腫瘤決不會光顧他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順便給愛克斯光學會掛了個電話之後，就急忙去找院長求援，可是院長正跟一些陌生人坐在那裡商量按預算計劃中修繕他們的側樓的事情。就這樣，一切都懸而未決，於是她穿過今天不在那裡工作的愛克斯光診室，回到了器械室。此時那裡正是間歇時刻，護士在紅燈下記錄結果，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回來了，馬上向她匯報，說經過盤點，底片庫存按目前的用量頂多能維持3個星期，而這就意味著必出事故，因為申請底片的報告打上去，少於一個月的時間是兌不了現的。東佐娃由此而明確認識到，今天或明天就得找藥劑師和院長（可這並不容易），一定要讓他們把申請單發出去。
隨後，伽馬裝置的技工們在半路上把她攔住，她也就在施工單上簽了字。此時她正好順路到愛克斯光技術員那裡去一趟。她坐了下來，開始跟他們一起計算。根據歷來的技術規定，器械工作一小時之後應當休息半小時，但這一點早已被人遺忘，未被遵守，所有的器械都是連續9小時運轉，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時間。然而，儘管在機器負荷這樣重的情況下，儘管在熟練的技術員能把機器下面的病人迅速更換的情況下，依然來不及做需要做的那麼多次數。應當給門診病人每天照一次，而住院病人每天照兩次（就像從今天起給科斯托格洛托夫規定的那樣），以便加強對腫瘤的打擊，而且也可以加快病床的周轉。為此，他們瞞著技術監督人員，偷偷把電流從10毫安改為20毫安。結果，速度倒是提高了一倍，但射線管子的壽命顯然也會縮短得快些。然而，還是周轉不過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今天來這裡，就是為了在名單上標出記號，同意對哪些病人做多少次不用加保護皮膚的一毫米厚銅濾器的直接照射（這也能把每次照射的時間縮短一半），對哪些病人則加上半毫米厚的銅濾器。
隨後她登上二樓，去看著魯薩諾夫打過針之後有什麼反應。接著她回到又在繼續給病人照射的短焦距器械室，想著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這時葉麗扎滾塔-阿納托利耶夫娜很有禮貌地敲門求見了。
葉麗扎該塔-阿納托利耶夫娜只不過是放射科干雜活的一位「保姆」，但誰也不好意思對她稱「你」、稱「麗扎」，或者就像年輕醫生對年老工友那樣稱呼「麗扎阿姨」。這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婦女，值夜班時的空閒時間裡她總是坐在那裡看法文書籍。可不知為什麼她竟在腫瘤醫院裡當清潔工，而且工作十分認真負責。不錯，她在這裡可以領到一個半定額的工資，有時這裡還發給10％的津貼，為的是補償愛克斯光對健康的危害，可是對工友的補貼卻減少到15％，然而葉麗扎該塔始終沒有離開這裡。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她說時微微彎著腰表示歉意，就像特別注重禮貌的人那樣。「為一點水事來打攪您，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我真不知該怎麼辦！要知道，抹布沒有了，全用完了！拿什麼去擦灰塵呢？」
這倒也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部裡規定給腫瘤醫院提供鐳針、伽馬炮、「穩壓」設備、最新式的輸血儀器、近期的合成藥品，然而在這樣一份堂皇的清單上是不會有開列普通抹布和普通刷子的位置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維奇回答說：既然部裡沒有規定，難道要我自己掏錢給你們買？有一個時期把破床單撕成抹布用，但是總務部門發覺之後便禁止這樣做，懷疑會貪污新的床單。現在，要求把破舊的床單送交指定的地點，由權威驗收人員註銷之後才能撕掉。
「我想，」葉麗扎該塔-阿納托利耶夫娜說，「為了擺脫困難，如果要求我們放射科的全體工作人員每人從家裡帶一塊抹布來，您看好不好？」
「倒也是個主意，」東佐娃歎了口氣，「恐怕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同意。請您把這個建議跟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說一下……，
對了！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本人也需要設法幫她解脫出來。讓一個最有經驗的護士脫離工作10天——這簡直是太荒唐了。
於是她去打電話。還是毫無結果。隨後她馬上去看從塔沙烏茲來的病人。她先在黑暗中坐著，讓眼睛適應一下。然後察看病人小腸裡的鋇餐造影，她一會兒站著，一會兒把桌面似的防護屏放低，讓病人朝一邊側臥，又朝另一邊側臥，以便拍片。她戴著橡皮手套輕輕揉壓病人的腹部，根據他叫「疼」的部位察看那些模糊的斑點和陰影，隨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把片子轉到診斷室去。
就連她的午飯年息時間也會在處理這些事情的過程中錯過去，只是她從來沒有覺得罷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見她拿著兩片夾肉的麵包到小花園裡去坐會兒。
馬上又有人來叫她到換藥室去會診。在那裡，外科主任醫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介紹了一下病史，然後把女病人叫來看了一會兒。東佐娃得出結論：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宮。剛剛有40歲的這個病人哭了起來。醫生們讓她哭了幾分鐘。「這樣一來，生活豈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會把我拋棄的……」
「您就別對丈夫說做了什麼手術！」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給她出主意。「他怎會知道呢？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您可以把這事瞞起來。」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總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為病人到了她們醫院裡，事情幾乎總是性命攸關而不是無關緊要的；她一向認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殘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醫院怎麼忙得團團轉，某種東西整天都妨礙著她的信心、責任和威嚴。
這是不是由於她自己的胃明顯感到疼痛？有幾天她沒感覺到疼，有幾天稍稍有點兒疼，今天則疼得比較厲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腫瘤專家，那她對這種疼痛決不會在意，或者相反，會毫無顧忌地去檢查。但她對這根線實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繞上第一圈——告訴家裡、告訴同事——意味著什麼。她自己暗暗懷著俄羅斯人的那種僥倖心理：也許能應付過去？也許只不過是神經上的一種感覺？
不，整無妨礙著她，使她彷彿感到刺痛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另外的事情。這種感覺雖然模糊，但卻使她堅信不疑。直到現在，當她回到自己角落裡的桌子跟前，觸及到被目光敏銳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夾著《射線病》原稿的厚紙夾，她才明白，整天不僅使她不安而且還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關於治病權利問題的那場爭論。
她還聽見他說過這樣的話：「您20年前就給某個這樣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過，那人曾竭力拒絕，害怕這種治療，而您一再讓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為您還不知道有射線病！」
的確，她不久就要到愛克斯光學會去做一次報告，題目是：《倍於遲發性射線病病變》。內容跟科斯托格絡托夫指責她的那一點幾乎一樣。
還在不久以前，不過一兩年，她和其他一些愛克斯光專家（這裡的，莫斯科的，還有巴庫的）開始遇到這些起初無法解釋的病例。腦子裡出現了疑問。後來便是猜測。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相互之間通起信來，交換意見，暫時不在報告中涉及，而在報告會的中間休息時交換意見。這時有人從美國雜誌上讀到一篇文摘——美國人那裡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而病例不斷增多，病人陸續前來訴苦，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個名稱：「遲發性射線病病變」。這樣一來，該從講台上去談這類病例並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刻也就到了。
這種病變指的是，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經過大照射量的愛克斯光治療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輝煌的療效，而現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現壞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為了治療惡性腫瘤，那就無怨可訴，至少說是迫不得已。即使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也是出於無奈：拯救病人免於必死的厄運，惟一的方法就是採用大照射量，因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帶著殘疾找上門來的病人應該明白，這是他為自己已經額外度過的歲月以及尚可度過的餘年所付出的代價。
然而當時，10年、15年乃至明年以前還不曾有「射線病」這一名稱的時候，愛克斯光照射被認為是最見效的、絕對可靠的治療方式，是現代醫學技術取得的輝煌成就，假如給勞動者治病不採用這種技術而另找別種相應的或迂迴的途徑，那簡直就會被認為是思想落後，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壞。當時只擔心組織和骨頭的早期嚴重損傷，但那時當即掌握了如何避免這種損傷的措施。於是也就照個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對良性腫瘤也照。對小孩子也是如此。
現在，這些孩子已長大了，變成男女青年，有的還給了婚，但卻帶著無法挽回的殘疾來求醫，患處正是當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來了一個病人，不是到癌症樓這裡來，而是到外科樓，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得知之後，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個15歲的少年，身子一側的手和腳比另一側發育差，甚至顱骨也是如此，因而他從下到上看上去有點兒呈弧形，跟漫畫裡不成比例的人一樣。
對照了病歷檔案之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確定，此人就是當年由母親帶到醫院裡來的那個兩歲半的男孩，骨頭有多處病因不明的損傷，但完全不是腫瘤性質，代謝功能出現嚴重破壞，外科醫生當即把他轉到東佐娃那裡，指望碰碰運氣，說不定愛克斯光能奏效。這樣，東佐娃就給他照射，愛克斯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麼好，母親高興得哭了，說永遠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現在他是一個人來的——母親已經去世，誰也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幫助他，誰也無法從他的骨頭裡把過去照的射線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經是1月底，一位年輕的母親來訴說乳房裡沒有奶水。她不是直接來到這裡的，而是從一所醫院轉到另一所醫院，最後才轉到腫瘤醫院。東佐娃不記得她了，但由於她們醫院裡的病歷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檔案的小倉庫裡去翻了一陣，找到她1941年的病歷卡，從中得到證實，她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曾經來過，並且很聽話地躺在射線管下照一個良性腫瘤，要是現在，那誰也不會用愛克斯光來治這種腫瘤的。
東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繼續往下寫：軟組織萎縮，種種跡象表明這是遲發性射線病病變。
當然，無論對這個畸形的少年，還是對這個不幸的年輕母親，誰也不會解釋說，他們小時候接受的治療有問題，因為說明這一點對個人無益，對公家也不利，只會妨害在居民中間進行醫療衛生方面的宣傳工作。
但是，這些病例卻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的震動，她痛心地感到一種無法賠償和糾正的罪過，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擊中了這一點。
她兩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間裡兩台已經關掉的機器之間那狹窄的通道上從門口走到窗前，又從窗前走到門口。
但老是提出醫生給病人治病的權利問題能行嗎？如果老是那麼去想，如果對每一種今天在科學上得到認可的療法都總是懷疑，擔心它將來會不會被否定或推翻，那麼，鬼才知道這會導致什麼結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記載的：有人生平頭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樣的話，就根本沒法治病！根本無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傷。
大概，這條規律帶有普遍性：任何一個做事情的人做的結果總是包含兩個方面——既有益處，又有害處。只不過有的益處多些，有的害處多些。
然而，無論她怎樣安慰自己，也無論她怎樣清楚地知道，這些不幸的病例連同診斷錯誤、措施不當或治療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許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還佔不到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馬路上走，在空中飛，在攀電桿、收棉花、掃街道、站櫃檯、坐在辦公室或茶館裡，在陸軍和在海軍中服役，人數成千上萬，他們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會忘記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們忘記，忘記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記自己的那些極為艱苦的勝利，可是至死也會記得那幾個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這是她的記憶的特點。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準備那篇報告了，況且下班的時間快到了。（難道還要把稿子帶回家去？大概帶回去也是白搭，在這之前帶來帶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還應該做完的事，就是把《醫療放射學》上的幾篇短文讀完。再就是給塔赫塔一庫佩爾的那位醫師覆信，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晦暗的窗外透進來的亮光愈來愈弱，她打開檯燈坐了下來。一個已經脫去了白長衫的女醫生從門縫著了一眼，問道：「您還不走嗎，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藏拉-漢加爾特也進來問：
「您還不走嗎？」
「魯薩諾夫怎麼樣？」
「睡著了。沒有嘔吐。多少有點發燒。」蔽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脫去不開襟的白長衫，露出身上的灰綠色塔夫綢連彩裙，這衣服上班時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麼隨便穿您不覺得可惜嗎？」東住娃點頭示意她的衣裳。
「有什麼可惜的？……幹嗎壓箱底呢？……」漢加爾特本想微微一笑，但結果卻弄得有點可憐的樣子。
「好吧，該羅奇卡，既然是這樣，那麼下次就給他全劑量，10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遇到談話只會浪費時間的時候，總是以她素有的麻利作風快刀斬亂麻，並接著給那位醫師寫信。
「那麼科斯托格洛托夫呢？」漢加爾特輕聲問道，此時她已到了門口。
「交過一戰，但他吃了敗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冷冷一笑，這一笑又使她感覺到胃部一陣刺痛。此時她甚至想把這種病症告訴盛拉，讓她第一個知道，但在房間幽暗的深處她瞇縫著眼睛望著額拉，看到她像是要去看戲似的打扮一身穿漂亮的外出連彩裙，足登高跟鞋。
於是她決定等下次再說。
大家都走了，可她還坐著。在這幾間每天都受到照射的屋子裡多待上半個小時，對她來說一點益處也沒有，但這樣那樣的事情總使她脫不了身。每到休假的時候，她總是面色灰白，整年都是白血球連續下降，跌到了兩千。要是把一個病人弄到這般地步，那簡直就是犯罪。對一個放射科醫生來說，每天按規定只能看3個胃病患者，可她每天看10個，而戰時，甚至看到25個。度假之前，她總是到了需要輸血的地步。靠休假也恢復不了一年之中的損失。
然而，非做不可的工作習慣每每不肯輕易放她走。每天快到下班的時候，她總是遺憾地看到，又沒來得及把事情做完。即使是現在，她在考慮眾多事情當中，也再次為西布加托夫的厄運陷入了沉思，記下了在學會見到奧列先科夫醫生時所要請教的問題。就像她帶領自己指導的三名主治醫生走上獨立工作道路那樣，戰前，奧列先科夫醫生也曾經親自指導過她，極其細心地向她傳授多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柳多奇卡，千萬不要一頭紮到專業化裡面去！」他告誡她。「即使全世界都傾向於專業化，您也要堅持自己的做法——一手抓愛克斯光診斷，一手抓愛克斯射線治療！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個這樣的醫生，那您就做這最後一個好了！」至今他還健在，就住在這個城市裡。
她已經把燈關了，可是又從門口回來記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藍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還折向院長辦公室，但那裡的門已經上了鎖。
最後，她從掩映在白楊樹中間的台階下來，沿著醫療中心的林蔭路走去，但思想還整個兒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從中擺脫出來。天氣不知是好是壞——她根本沒有在意。不過，還沒到黃昏時分。在林前路上遇到許多陌生的面孔，但這在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那裡也沒引起女性的那種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間誰身穿什麼，頭戴什麼，足登什麼。她一路眉頭緊皺，銳利地注視著所有這些人，彷彿是在給這些人身上今天還感覺不到但明天就會出現的腫瘤定位。
她就這樣走著，從醫療中心的一個內部小茶館旁邊和一個經常在這裡賣漏斗狀報紙包的扁桃仁的烏茲別克男孩身旁走過，一直來到大門口。
守大門的是個警覺而又愛訓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門，病人到了這裡則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走出這座大門，似乎應當從工作環境轉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卻不是這樣，她的時間和精力並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時間花在醫療中心，而出了大門以後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種種想法還像蜜蜂似的在她頭腦周圍盤旋。
她把寄往塔赫塔一庫佩爾的信投進了郵筒。穿過馬路走向電車終點站。她要乘的那路電車響著噹噹的鈴聲調過頭未。人們從前門和後門湧了進去。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急忙去佔了一個座位——這就是她離開醫院之後的第一個小小的希望，她由此開始從主宰病人命運的醫生變成任人擠來擠去的普通電車乘客。
但不論是在電車沿著年代已久的單線軌道隆隆行駛還是在錯車站久久停靠的過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一直是無意識地望著窗外，時而思考著穆爾薩利莫夫肺部出現的轉移，時而思考著打針對魯薩諾夫可能發生的影響。今天巡診的時候他說話的那種訓人的腔調和威脅的口吻，從上午起被一大堆別的事情沖淡了，此時，下班以後，又顯現出令人心情壓抑的積澱：晚上和夜裡折磨她。
電車上的許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那樣，隨身帶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進一頭活豬仔或4個大麵包的那種大拎包。電車每過一站，窗外每掠過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來愈被有關家庭和家務的事所控制。這一切都壓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擔，因為能指望男人幹什麼家務呢？她的丈夫和兒子都是這樣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開會，他們整整一個星期連碗也沒有洗過：倒不是故意留給她洗，而是認為這種週而復始老是重複的工作毫無意義。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還有一個女兒，已經出嫁了，並且有了一個小孩，可她跟沒有丈夫差不多，因為正在鬧離婚。一天來這時才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兒，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並未感到高興。
今天是星期五。這個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一定得大規模地洗一次衣服，因為積下的太多了。這就是說，下一周前半期的菜無論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週做兩次菜）。而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衣服泡上，不管多晚睡覺。這會兒，也只有這會兒，儘管已經晚了，還得去一趟中心市場，那裡到了晚上也能買到東西。
她在需要換乘另一路電車的地方下了車，但她向鄰近的食品店櫥窗看了一眼，決定進去看看。肉食部空空如也，售貨員也走了。魚類櫃檯那裡沒什麼可買，只有小鮮魚、鹹比目魚和魚罐頭。她從五光十色的金字塔式的一排排瓶酒和褐色的（跟香腸的顏色幾乎完全一樣）圓滾滾的乾酪眼前走過，想在雜品櫃檯那裡買兩瓶葵花子油（在這之前只有棉籽油）和一袋壓縮大麥片。於是她穿過安靜的店堂，在收款處付了錢，回到雜品櫃檯來取貨。
可是正當她站在兩個人後面等候取貨的時候，商店裡突然起了一陣鬧嚷嚷的聲音，人們從街上蜂擁而至，都在熟食櫃檯和收款處排隊。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哆嗦了一下，不等雜品櫃檯把東西給她，就急急忙忙也去排隊，在售貨處和付款處各佔了位置。在彎曲的有機玻璃櫃檯裡邊還什麼東西也沒有，不過緊緊挨在一起的排隊婦女肯定地說，將有火腿香腸出售，每人可買一公斤。
她的運氣不錯，稍晚一點再排第二次隊也許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