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是建國五十週年大慶。那一年國慶前夕，俄羅斯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注」即前蘇聯紅軍紅旗歌舞團）到中國各大城市巡迴演出，也到了武漢市。聞聽這個消息，我自然是激動萬分，馬上訂了一張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趕到武漢劇院，發現還沒有開場，就繞到劇院供演員進出的後門。台階上蹲了兩名三十多歲長得很帥氣的俄國人，用俄語交談著什麼。我走上前去，叫了一聲：「達瓦裡士！」（「注」，「同志」一詞的俄語發音）二名俄國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談看著我，回了一句：「達瓦裡士。」然後，他們二人分別指著自己，一個說：「瓦夏」，另一個則說：「羅欣」。然後他們又看著我，嘴裡用俄語咕噥著發問。我明白了，他們是在問我的名字，於是我回答到：「雅科夫。」兩名俄國人懷疑自己聽錯了，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於是我又重複了一遍。
除了幾個簡單的詞彙之外我不懂俄語，可那兩位俄國人也不懂漢語和英語，於是我敬給他們兩枝香煙後就跟他們告別，進了劇場。我先買的座位是位於二樓的，可我到了座位上發現這裡距離舞台實在是太遠了，看電影可以，看演出不行。於是我來到樓下一等票區域，找了個空座坐下，想著萬一有誰好說話就給人家百十塊錢跟我換一下。這是身旁來了一個戴著眼鏡、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後問：「你在這裡坐嗎？」我趕緊把情況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聽就笑了，說：「小伙子你運氣真好，這個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體不舒服，不能來，你就坐吧。」我一聽，又是感激，又是慶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專業的畢業生，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毫無疑問懷有對蘇聯和俄羅斯真摯的情感。乘著開場前等待的時間，老太太跟我談起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並且非常驚詫我竟然也這麼熱愛蘇聯。我們兩個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蘇聯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會唱的那些歌我都會唱，她一起頭我就跟著唱，有些歌詞她記不清了，可是我記得清楚。因此，老太太又興奮，又驚訝，激動地對我說：「沒想到你這麼年輕，竟然對蘇聯藝術這麼熟悉，現在的年輕人裡可真不多見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這方面，我跟你們屬於同一代人。」
亞歷山德羅夫紅旗歌舞團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者，經常義務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集會上演出。那天紅旗歌舞團的藝術家們給中國觀眾奉獻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亞歷山德羅夫親自所作的《神聖的戰爭》，給我以極深的印象。記得當年丘吉爾聽了這首歌以後曾說：「唱著這樣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而我聽了以後，感覺和丘吉爾一模一樣。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紀，也有一些年輕人。由於都是癡迷的俄羅斯藝術愛好者，會場氣氛十分熱烈，掌聲不斷。演出結束之後，應觀眾的熱烈要求，藝術家們又加演了兩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聲時發生了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結束，害怕人多擁擠趕緊搶著離開，人家在台上一邊唱，我一邊聽到後面有人離去時彈簧椅子發出的辟里啪啦聲。老太太皺了皺眉頭，說：這真是對人家的不尊重，真為這些人感到丟臉。
演出結束之後，老太太想去跟演員們見見面，於是我攙扶著她來到後台。見到正在卸妝換衣服的演員們，老太太用俄語熱情地跟他們交談著。後來，一位演員掏出了一盒紅旗歌舞團演出的磁帶，送給了老太太。紅旗歌舞團的團長也分別給老太太和我的節目單上簽名留念。從劇院出來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幾句俄語：Здравстбуйсе達拉斯維捷（你好）；Досвидания達斯維達尼亞（再見）；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謝謝）；Спокойнойночи（晚安）。當我跟著老太太讀「Досвидания」（再見）這個詞時，正好有兩個俄國人回下榻的飯店，走過我們身旁。聽到我們的話，他們停下來，微笑著輕輕地對我們說了一句：「達斯維達尼亞」。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國慶五十週年閱兵式。這次閱兵式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的背景下舉行的，因此具有一種格外的意義。被民族主義情緒鼓動起來的我，自然也非常關注這次閱兵，故而一點不落地從頭至尾看完了。不知為什麼，儘管這次閱兵花費頗高，士兵的裝備也改善了不少，但我總是覺得比一九八四年閱兵時缺少了些什麼。究竟是缺少了什麼呢？我思考了很久，發現大概是缺少了一種催人奮發的精神，以及人們臉上那種由衷的笑容。
國慶期間，前面提到的我幫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學，恰好被他當時供職的麗花絲寶集團派駐北京。後來他從北京回來到我家來玩，見到他以後我說：你小子有福氣，正好趕上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誰知那位同學卻苦笑著說：福氣？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東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樣。我連忙問是怎麼回事，原來國慶期間北京清理外來人員，警察見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沒有正當職業就強制遣返。因為工作需要，他們麗花絲寶集團招聘了一些促銷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場的櫃檯前搞促銷活動。國慶前夕遣返外地人員，警車往商場門口一停，下來好幾十個警察抓促銷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嚇得尖叫著四處逃跑。可是這些女孩子大都穿著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脫掉鞋子拚命跑，可還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後，幾個五大三粗的警察連拉帶拖，把那些孤立無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進悶罐車。
被遣返人員通常被悶罐警車拉到北京郊外一個叫沙河的地方篩沙子，篩一個禮拜攢夠了遣返費用後，是南方的就塞到一個悶罐車裡。男女老少擠到一起，一直拉到長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國慶節過後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學人長的比較文弱，又經常西裝革履的，因此雖遭到幾次盤問，但終究還是沒有被抓。但是俗話說兔死狐悲，看到身邊的同事這個那個被抓，他心裡也害怕極了，那些天盡量不出門；即便出門買點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過街一樣四處提防，見到警察趕緊躲著走。風聲最緊的那幾天，警察們可能分配了任務，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當職業，見著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盤問，要人家出示身份證，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沒有身份證的，立刻就塞進悶罐汽車送走。甚至有些「三證」齊全的出示給警察看，警察就當面撕了人家的證件，然後冷笑著說：「現在你是『三無』人員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學他們公司北京地區的一個經理，就是被這樣塞進悶罐車裡。幸虧他有手機，趕緊打電話給公司，公司派人營救，這才免於被送到沙河篩沙子。
聽了同學的這番敘述，我禁不住難受起來。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原來我們從電視裡看到的國慶盛典的背後，竟然是這樣的血淚斑斑。後來二○○三年三月廣州發生了在收容所裡打死無辜青年孫志剛的惡性事件，頓時全國輿論沸騰，也引起了新一代領導人的重視，廢除了那部名為《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惡法。其實，孫志剛還算幸運的，畢竟他還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難者就那麼無聲無息地死去了，家裡好幾年都不知道親人究竟是死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