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的幾年，我每學期放假都要坐火車回家。由於我是鐵路子弟，所以都是父親單位開出鐵路免票，乘火車不花錢，非常方便。因為路途比較遠，火車上人又比較雜，所以為了安全起見，頭兩年我總是在坐火車時穿著父親的鐵路制服，帶著大蓋帽，一般人總以為我是鐵路上的人，也就相對安全一些。
剛上大學那兩年，武漢到太原沒有直達列車，只是每年春運期間有一趟廣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臨時旅客列車。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這趟臨時客車回家。那時，民工潮已經初露倪端，列車上坐滿了從廣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別說坐的地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我上了火車以後，一見是這個景象，想著這麼遠的路，要是總這麼擠著也挺恐怖的，就趕緊想辦法找地方坐。於是，我擠到列車員休息室門前，裝作問他事情，實際上是想跟列車員套套近乎，在列車員休息室坐一會兒。那個列車員是個比我大幾歲的年輕人，長得有點像陳佩斯。他一看門外站著個穿鐵路制服的人，回答了我的問題，就開始跟我攀談起來。談著談著，竟然發現我們是太谷老鄉，他家是火車站的，於是頓時親熱起來，我也就坐進了列車員休息室，算是一路坐著到了太原。
不過，這個列車員雖然屬於工人階級，但對那些沿途上火車的農民兄弟卻一點也沒有「工農聯盟」的情感。當火車走到漢口車站時，又有一大批民工扛著大包小包往火車上擠。當時我站在車門往外看，天哪，這個時候才感覺中國人可真多：站台上如同海洋一般，人群一波一波地往車門湧；車門口幾個扛著大包的擠作一團，都想先上車，各不相讓。這個時候開車鈴響了，列車員要關門，而車門口那些還沒上車的人抓住車門不肯下去。列車員高聲厲喝著，一邊抬起穿釘了掌的高筒皮靴的腳向那些手狠狠地踩下去，一邊用力關上車門。等車門關上以後，我往車門上剛才列車員腳踩的部位看去，上面似乎有些暗紅的血跡。看到這個景象，我的心中不知為什麼湧起一陣悲哀。
等到寒假放完，我又乘坐這次臨時客車返校。從太原開車時車廂裡空蕩蕩的，一到河南安陽，呼啦啦地上來一大幫人，立刻全都滿了。隨著列車在河南境內南行，人越來越多。每一個車站，等待上車的民工都是人山人海；武警手裡拿著皮帶，抽打著不守秩序的人。河南民工多，而且不少人行為粗野、不講禮貌，扛著大包小包在車廂裡橫衝直撞，碰了別人、踩了別人也不說一句「對不起」。後來，很多民工沒有位置，就坐到行李架上，腳就神在下面坐著的旅客的頭頂，車廂裡瀰漫著一股汗酸味、腳氣味和劣質煙草味混合起來的臭氣。等到了武昌車站，由於人太多，列車員連車門都不開。我只得翻窗戶下車，結果下車時耳朵被車窗狠狠刮了一下，很疼了一些日子。
火車上人多，魚龍混雜，各種各樣的怪事都有。有一次我旁邊有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矮胖的農村小妞沒有座位，就要我們擠一擠，在我所坐的三人座位邊上坐了一角。當時我坐在*窗戶位置上，這算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個了。我正在座位上看書，那個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後對我說：「我有些暈車，你能不能跟我換個位子？」我一聽是暈車嘛，那就方便別人好了，於是就跟她換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個人，我坐在最外邊就只能坐上半個屁股。結果那個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後，就趴在桌子上睡著了，還直打鼾呢。過了一會醒過來，又往地上吐了幾口痰，開始吃起零食來。這時我身邊一位阿姨看不過去了，悄悄對我說：「這女的根本就不像是暈車的樣子，暈車的人都恨不得把膽汁都吐出來，怎麼還吃得下去東西？」我以前沒見過暈車的人，就說：「可是我見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說：「暈車的人都是大口吐，她這是在吐痰，肯定是裝的。」我一想，媽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這個人給耍了，頓時氣不打一處來，就跟那小妞說要換過來。誰知那個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訓起我了，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說了我暈車嗎？」我一聽更是勃然大怒，也懶得跟她廢話，眼一瞪說：「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開你就給我讓開！」我一凶，她就軟了，很不情願地讓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漢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達旅客列車開通，我回家也終於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車路過河南境內時，突然有幾個穿著列車員制服的人抓了一個背著編織袋的人，打了他幾下，然後「列車員」佔到座位上，義正詞嚴地說：「旅客同志們！我們今天抓獲了一個私自販賣香煙的違法犯罪分子，查獲了一批高檔香煙紅塔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法》的有關規定，我們決定當場以每條三十元的價格把這批香煙處理給旅客，歡迎大家購買。」話音未落，就有一個人高喊：「我買五條！」我一看這個陣勢，斷定這幫人肯定是騙子，《鐵道法》中哪有這種規定？玩這種騙術的人，都是和列車員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車員的親朋好友，就是要給列車員回扣。
俗話說*山吃山，*水吃水，*鐵路就吃鐵路。當時的二八六次列車，有很多列車員、乘警從事臥鋪舖位倒賣工作。到了大學三年級以後，鐵路免票逐漸管嚴了，我就用學生證買半票回家。而且那時也不再喜歡擠硬座了，總是想弄個臥鋪睡一覺。按照鐵路規定，學生半票是硬座，想坐臥鋪只有上車以後再去補臥鋪票。然而由於乘務員倒賣臥鋪，到列車長辦公席通過正規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車員或者乘警，這樣錢就直接流進他們的腰包了。後來我逐漸瞭解了這其中的奧妙，就找到一個乘警，跟他說我想弄個臥鋪。那個乘警姓李，約莫四十歲年紀，就讓我在餐車門口等著。過了一會兒，他出來領我進了臥鋪車廂，跟那個列車員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沒有給我票。那個臥鋪車廂還有很多空鋪，我剛在自己的舖位上休息了一會兒，李乘警就叫我到車廂接口處一下。我知道這是來要錢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規」給了他三十塊錢。李乘警接過三張十元的鈔票，數了數，衝我一笑，說：「我就喜歡跟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下崗失業大潮席捲中國。一些鐵路工人的家屬，或者是下崗的鐵路工人為了謀生，就批發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車上賣。而列車上本身也設有售貨車，這樣雙方經常因為搶生意而產生矛盾。到了後來，那些下崗工人和家屬就不被允許上火車賣東西了。但是，他們要生存，要吃飯，就冒著風險裝成旅客，把貨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車廂裡沒有乘務員，就趕緊偷著賣一點。列車員和乘警抓到這樣的人，有的是打一頓，有的是連貨帶錢洗劫一空，還有的是抓住這些人干諸如掃廁所、掃垃圾之類的髒活。除了來自車乘人員的威脅，這些賣貨的之間還互相劃分地盤，誰要是越界就要招徠毆打。我在上大學期間，就曾多次在列車上遇見這類情況。看到同是生活在社會最下層之間人們也這樣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難過。
一九九二年我父親到商丘辦理完退休手續，就坐火車從商丘經由鄭州回山西。那時火車上人特別多，人擠人。好在父親那時身體還健康，商丘到鄭州也不算遠，就一路站到鄭州。到開封車站，車廂裡上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扶著一個更老的婦人。他們上車以後沒有座位，滿車廂裡坐著的年輕人見狀都熟視無睹，竟然沒有一個主動讓座的。那個老婦人還是個小腳，站在車廂裡顫顫巍巍的。那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走到一對坐著的年輕人面前，鞠了個躬，說道：「我是從台灣回來的老兵，這是俺娘，已經九十多歲了，拜託您行行好給俺娘讓個座吧！」那幾個年輕人眼睛直朝上翻，誰也不讓座。老兵無奈，又扶著他老母親走到前面一個座位，又給人家鞠了一個躬，又說了同樣的話，依舊沒有人讓座。就這麼著，老兵從車廂這頭一路作揖到那頭，竟然沒有一個人讓座。我父親雖也是退休的老人，但還想幫幫他們。但無奈我父親自己也沒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從行李架上取下來，讓那個老太太坐下。老兵給父親鞠了一個躬，哭了起來，說：「真沒想到，幾十年沒回來，中國人咋都變成了這樣？以後俺再也不會回來了。」我父親聽了，心裡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幾句。
不過，坐火車也並非全是看到如此陰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記憶。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車我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站務員，就問她：阿姨，到太谷的車在哪個站台坐呀？當時我胸前還別著Z大學的校徽，那位阿姨見我是大學生，頓時很親切地回答我說：「在三站台，孩子。」說完，還用手幫我把羽絨服上沾著的一根鴨絨給撣了下來，那情景就像母親為兒子整理衣服一樣，充滿了慈愛與關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這麼大一個兒子在外地上學。
還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車時帶了一個大可口可樂瓶子，裡面裝了茶葉水路上喝。火車走了一會兒，我去了一趟衛生間，結果回來以後，發現原來只剩半瓶的水竟然變成滿瓶的了。正在納悶時，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農村小伙子衝我笑著說，我剛才口渴，又沒帶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幫你灌了一點。聽了他的解釋，我雖然覺得這個小伙子挺可愛，但那瓶子裡的水卻實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節我在石家莊轉車，候車時身邊坐著一位年輕的解放軍軍官，大概是中尉軍銜。當時我閒著無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郵冊欣賞剛買的一些蘇聯和東歐的郵票。恰好那個解放軍也是個集郵愛好者，也把他的郵票拿出來。我們倆互相欣賞了對方的郵票，又交換了幾張，彼此留下了通訊地址就各奔東西了。後來，我們還互相通了一陣子信，那個解放軍還到我們學校找了我一次，送給我幾張郵票；而我則送給他一本書，還請他吃了一頓牛肉麵。如今，我和那個解放軍已經十二年沒有見面了，也不知他過得怎樣。
我上大學那幾年恰好是全國經濟過熱，各地都在不顧實際地盲目上馬開發區。我乘火車路過山西省壽陽縣境內的時候，也在一個荒涼的黃土梁子上看到一個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經濟技術開發區歡迎您來投資！」我當時就挺納悶，誰會來這個這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連棵樹都不長的荒郊野嶺投資，真不知道當地的父母官們是怎麼想的？後來幾年每次來來往往，我都會看到這個孤零零日漸破敗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回家過春節又路過這裡時，卻發現招牌已經不在了。四周依舊是荒山野嶺，連棵樹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