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春節賣花燈生意的失敗，沒有讓我的母親退縮與氣餒。她從第一次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到處請教老師傅，把花色品種增加到了十個。為了增加產量、節約成本，父母二人沒有僱傭別人，自己每天勞作十五、六個小時，也從不休星期天。糊花燈時，經常滿手粘的都是膠水，也沒時間做飯，二人就天天弄點青菜，下點掛面或者方便面吃。當時，父親已經五十七歲了，每天趴在電焊機上這麼長時間，導致肩周活動不便，我放假回家時，看到父親在院子裡那棵白楊樹上釘了一個螺絲刀，肩膀疼的時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後來，我參加工作的頭一年回家，就給父親買了一個按摩棒，父親後來說那個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親所在的鐵Z局開始走進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後期，伴隨著百萬大裁軍，十幾個鐵道兵師轉業為鐵路工程局。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強的轉業兵組成，技術過硬，戰鬥力強，離退休人員少。此時我國已轉向市場經濟，企業要參與競爭自己找活幹，鐵Z局和人家一比，哪樣也不佔優勢，在競爭中漸漸敗下陣來。
除此之外，由於鐵Z局建局時間長，很多老職工退休以後，都是其子弟「接班」參加工作。鐵Z局是大單位，「鐵老大」，在計劃經濟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國有企業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從小就養成一種優越感，也不好好唸書，就等著父輩退休自己頂班。上了班以後，新一輩很少有老工人那麼肯吃苦耐勞的，缺乏責任心，幹活時拈輕怕重、互相推委，馬馬虎虎、敷衍了事，故工作中重大事故接連不斷。九十年代初，鐵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蠻施工，推土機一下子鏟斷了華東地區通信總電纜，造成整個華東地區包括上海通訊中斷好幾個小時；在上海浦東碼頭施工時，打樁機翻倒，造成一場特大傷亡事故。這兩個大事故，在當年全都成為中央和地方媒體的關注焦點。從那以後，鐵Z局惡名遠揚，招標時別人一聽是鐵Z局都敬而遠之。招不來工程，完全*國家照顧性質的一點任務過日子，單位常常開不出工資，四萬五千名職工大部分下崗在家。這些職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兩代幾口人都在鐵Z局工作，生活極度艱難。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專畢業，學校裡分配的就業崗位非常差勁，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區小縣。當時，我叔叔剛從東北調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親就有意讓叔叔托托門子在廊坊找一個工作。只是當時叔叔自己也是剛剛調去，還不認識幾個人，因此一下子找不來好工作。我母親到學校一打聽，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區小縣，那麼將來從當地人事局調動就很困難了；如果此時不服從分配，則檔案仍然可以暫時保留在學校裡，第二年可以再以畢業分配的名義派遣。權衡再三，母親給學校管分配的領導送了一些禮以後，就讓姐姐再等一年。在這一年裡，姐姐就留在家裡和父母一起做燈籠。
到一九九三年春節我放假回家時，一進門就看到屋裡堆滿了燈籠，父親、母親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開始幹活。正月初七，我們在太原鐘樓街*西端的小白樓商場門口租了一個臨街的窗口，開始上貨。
鐘樓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業區，每天人來人往的。因此，為了交通順暢，鐘樓街自早晨七點就不許汽車通行了。我們家的燈籠，全要*租太谷跑太原的營運麵包車運輸，每天早晨必須在六點半之前到達鐘樓街卸貨，否則警察抓住要罰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車要開上整整一個半小時才能抵達，再此之前還要裝車。花燈這東西比較嬌貴，碰不得擠不得壓不得，為了節約運費還要盡量多裝，因此每天我們家凌晨四點鐘就要起來裝貨。
山西地處北方黃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氣溫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達到零下二十五度。我們家到太原賣貨時，一般都是我和母親兩人一起去，姐姐和父親看家裝車。那時也沒有電話，有時候需要取什麼零部件，都要專門跑一趟。頭天晚上坐火車十一點到家，第二天凌晨四點跟著送貨的車到太原。有幾次我坐在車上，雖然非常困，但車裡溫度實在太低了，怎麼也睡不著。到了太原下車卸貨以後，我凍得雙臉發麻，光會張嘴，就是說不出話來。母親比我還要辛苦，這樣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飯。
一九九三年的春節山西特別冷，最低氣溫總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們租的小白樓商場是早晨八點半開門，因此從卸貨到開門中間的一個半小時，成了我們最難捱的時間。又冷、又餓、又困，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還片刻不能離開貨物：一怕犯法的盜賊偷，二怕執法的城管奪。寒冷的北風，刮在臉上如同刀割。我母親心疼我，總是讓我到背風的地方站著暖和一下。當時我已經懂得心疼母親，就跟她換著班去背風的地方站。
賣燈籠時需要把燈籠掛到戶外人們才能看到，因此這就成了城管敲詐的一個理由。中國的城管真是一個怪胎，無孔不入、無所不至，見了多可憐的人都要去敲詐勒索。就我們賣燈籠這種小買賣，也要給他們買煙、塞錢，才能得以幹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執法，我們家剛從車上卸了貨，小白樓商場又沒開門，那幫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沒收我們的貨物不可。好在母親這個人善於跟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話也說的好聽，塞了點錢以後，那幫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過，太原這個地方空氣污染嚴重。當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們這些外地來的賣燈的就沒有這個條件了。為了省錢，我和母親住五塊錢一天的小旅社，裡面自然沒條件洗頭洗澡，只好就那麼髒著。平時吃飯，就隨便在街上吃點涼皮或者泡方便麵對付。有一天，姐姐來替我，晚上收了攤，母親一看今天賣了兩千多塊，挺高興，就說咱們吃點好的吧。於是她倆來到一家「加州牛肉麵大王」，想吃點牛肉麵。可人家門童一看母女倆蓬頭垢面的以為是叫花子，就說已經關門了，不讓進。其實母親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們理論的時候，飯店裡依舊人來人往的。不過母親也沒跟他們爭吵，扭頭領著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麵去了。
不過，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那年我們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把我們那個櫃檯佈置得琳琅滿目、奼紫嫣紅，招徠了很多顧客。其中有一個古交來的煤炭老闆，到了我們的攤子前面，這種要兩個，那種要一對，一個人就買走一千五百多塊錢的貨，連價都不還，還直誇我們家的貨好。最後一結帳，那年我們一共賣了八千塊錢的貨。元宵節賣完燈籠回家數錢時，一家人把從一塊兩塊到一百元的鈔票都攤在床上按面額分類，鋪了好大一片。最後我算完賬，報出「八千」這個數字時，全家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