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的父親接到一封信，原來是一位在部隊的老戰友陳××寫來的，信上說他出差路過山西榆次，從別的戰友那裡獲知父親在太谷，想來看看。父親剛當兵時，不過十六七歲，而這位陳××大概只有十四五歲。兩人分別三十多年，期間世事滄桑，如今老友即將相見，父親動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湧上心頭，頓時眼淚滂沱。接著，父母按照信上約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陳××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學回家，一進門就看到一個衣著體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頎長，頭髮雖然禿頂了，但從五官看得出來，年輕時他是一個非常英俊的人。據陳××自我介紹，他在文革期間慘遭迫害，文革結束後平反，擔任了北京《扶貧報》主編，混得很好，認識許多大首長。說罷，遞上了印製精美的名片。我父親很重情感，有了「老戰友」這一層關係，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親人心善，聽到他的悲慘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於是那一陣子家裡每天都是滿桌好菜，滿桌好酒，只是把我母親忙壞了，一頓飯要做十幾個菜，還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乾乾淨淨，熨的整整齊齊。
本來陳××來時只說在家裡住上幾天，但是住了將近二十天，和父親敘舊敘得沒什麼話好說了，也還是沒有要走的意思。此時我母親有些疑惑，總感覺這人說話時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圖謀。我母親在商海裡沉浮了幾年，也比較善於察言觀色，聽他跟我父親談話，談自己的經歷和現狀，經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於是更加疑惑了。
那時我父母工資一個月加起來也不過一百來塊，可是光招待陳××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還要天天請假招呼他。長此以往，沒誰能陪得起，再加上母親對他心存疑惑，就更不願意他久住了。於是就借陳××說自己馬上要去廣州開會的機會，為陳××收拾好行裝，又買好車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車站，火車來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車。母親見狀，連忙幫著他把行李送到車上，這樣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陳××走後沒幾天，就發來電報，說自己手頭很緊，要求速匯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個名字「陳×」。因為我母親曾說過現在賣彩電特賺錢，他就在電報上最後畫蛇添足地說了一句：「彩電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騙子的誘餌，因為當時中國尚處於短缺經濟時期，高檔消費品特別是彩電十分緊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來，一個報社編輯哪有這麼大能量？連父親也覺得這人肯定是騙子了。
但父親念及往日戰友情誼，說，混到這個份上挺可憐的，乾脆只匯五百好了。母親最討厭的，就是不*勤勞而*坑蒙拐騙弄錢的人，於是堅決不同意，說家裡的錢都是咱們一塊一塊掙來的血汗錢，憑什麼給一個騙子？既然他來騙我們，就說明他根本就不念什麼戰友情誼，我們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難，開口講我們也不會不幫他，但想騙我們，那一個子也得不到。父親也就不再堅持了，陳××也再沒來聯繫過。
後來，我父親到開封見老戰友時，老戰友們告訴他，陳××也來過開封，每一個老戰友都找到了，說的是一樣的話，合計只騙走六百塊錢。他還曾經不知道從哪裡領了個呆頭呆腦的小孩，竟然騙人們說這是袁寶華的兒子（「注」袁寶華，河南南召縣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曾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職務）。有個老戰友還調查過陳××的經歷，發現他在文革期間是某市一個造反派組織「夜鶯隊」的，幹過不少壞事，後來被作為有罪行的抓起來判了大刑，此前剛剛刑滿釋放。聞聽此事，父親回家後很是感歎了一陣子。
其實，陳××完全用錯了方法。我的父親母親都是願意救危扶困的人，幫助過不少困難工友。如果陳××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窘境，想踏踏實實地做個小買賣，那麼父母借給他一千、兩千的作為本錢是絕對沒問題的。特別是我的母親，非常理解父親和他之間從小在一起結下的情誼，更是一向同情弱者。因此，如果他誠實一點，那麼即使別人不幫他，我們家也會慷慨解囊的。但欺騙我們所珍視的情感，愚弄我們，那麼肯定是一無所得。這個陳××，也是那個不幸時代造就的不幸產物，既可憐，又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