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是我外公去世三週年忌日。本來按照滑縣的規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參加祭奠的。但是，我想念外公，於是自己買了張火車票趕回去。那天晚上我乘坐武昌開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在鄭州下車再轉乘汽車去滑縣。
那時社會上已經被急功近利的氛圍所籠罩，到處呈現出見利忘義、見錢眼開的現象。到了鄭州以後，我到汽車站坐上一輛鄭州開往道口的中巴車。上車時，那個中巴車主對我賭咒發誓說馬上就開車，於是我就相信了他買了票。結果那中巴竟然從中午十二點晃到下午兩點半才開車，到了鄭州郊區的一個批發市場時又說還要進去拉貨。我在車上等得實在不耐煩了，要求退票下車。那個車主把錢攥到手裡了，就不願意退票。於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後中巴車主少給了我五塊錢讓我下車了。
下車後，我又打了一輛面的回到長途車站，找了一個國營班車坐上，此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國營班車守時間，準時發車了。等汽車走過黃河大橋，上來幾個扛著大麻袋的人，麻袋裡散發出動物屍體腐爛的氣味，令人作嘔。其中一個人還坐在了我的旁邊，一身的腥臭味。我厭惡地看了他一眼，無奈出門在外最好少惹事，也不好說什麼，只好把頭伸到車窗外躲避那股臭味。
等汽車走到滑縣境內天已經完全黑了，我不認得路，就起身對售票員說：等到了小鋪公社的時候請叫我一聲。我說完這話坐下以後，那個坐在我身邊的人推了推我，問：「你到小鋪弄啥咧？」我沒好氣地回答道：「回家唄。」那人又問：「啊？我也是小鋪的，你是哪個村的？」我一聽是同鄉，態度就稍微好轉了一些，說是哪個哪個村。他聽後盯著我看了半晌，然後試探著問：「你是不是明堂叔家的？」我一聽他居然知道外公的名字，也覺得很驚訝，就說，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人露出了驚喜的神色，叫我道：「哎呀，你是小亞吧，我是你多妞舅呀。」他這麼一說，這我才想起來有這麼個還沒出五服的親戚，小時侯還抱過我呢。三年前外公生病的時候，他也常來家裡照料。農村親戚多，我只記得名字，不記得長相。他本來記得我的長相，只是我這上大學的幾年瘦得厲害，已經完全脫了相，所以他坐在我身邊大半天，愣是沒認出我來。
一認出我，多妞舅就熱情起來，跟我講了好多家鄉的事情。他講到現在種地不掙錢，負擔又重。他自己的職業就是每天到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轉悠收羅瘟雞死雞，然後再賣給道口那些做燒雞的個體戶，一隻死雞一兩毛錢收，五毛錢賣。發生雞瘟生意好的時候，他們一天可以收羅四、五百隻死雞，除去成本賺一百多塊錢；生意不好時，他們就弄點毒鼠強拌在糧食裡，趁黑夜撒在各個村的路上，等到白天雞子吃了中毒死亡後，他們就騎著自行車去收購。有些時候，有些雞子死了以後都被埋了好幾天了，他們還挖出來賣。那個麻袋裡散發出的腐臭味，就是他收羅的死雞散發出來的。
多妞舅認出了我，就勸我說現在劫路的多，晚上我一個人回去不安全，最好跟他到道口把死雞賣了再一塊搭伴回去。我一聽，也就同意了。等汽車到了道口，我隨著他一起來到一個家做「道口燒雞」的個體戶家裡。那家人院子很大，地上堆著一片一片的死雞。藉著燈光，我看到有些死雞的肉已經呈現出黑色，有的還露出骨頭，顯然已經高度腐爛了。院子裡支了一口燒瀝青的大鍋，裡面是沸騰的滷水，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燒雞的香味。多妞舅還告訴我，為了讓燒雞快點熟以增加產量，這些做燒雞的還往鍋裡放火鹼（「注」學名氫氧化鈉，具有強烈腐蝕性）。先輩們千辛萬苦、兢兢業業地打造出來的「道口燒雞」，幾百年時間裡一直名揚天下、有口皆碑；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是這樣被這些為了錢而不擇手段的不肖子孫們肆意妄為地糟蹋著。
多妞舅接過了個體戶給的死雞錢，數了兩遍，就跟我說，咱們先去吃飯吧。於是我們二人來到外面一個下等餐館，一人點了一大碗麵條。吃飯時我問，那些商場超市裡擺的「道口燒雞」是不是也是這麼做的？多妞舅一邊呼嚕呼嚕地吃麵條，一邊回答我說，現在哪裡不是這樣，越是商場超市，越是拿包裝騙人，這些包裝在做燒雞的人家裡都有，以後自己不要買「道口燒雞」吃就是了。我聽了以後，頓時覺得一陣噁心反胃，因為就在前一年我和同學們到雞公山旅遊時，我還專門買了一隻「道口燒雞」嘗嘗家鄉的風味。一想到這裡，一口飯也吃不下去了。
從道口到老家有將近二十里路，多妞舅就騎個破自行車帶著我。路上他又跟我講了一些農村的事情。說到鄰村有個國民黨老兵，四九年離家到台灣，一走就是快五十年，到九四年上半年輾轉找回了家。那個老兵父母已經在文革前後去世，還有兩個兄弟健在。這兩兄弟得知他回來的消息後，第一次見面就帶著兩大家子人去道口的縣台辦的賓館裡，每家都拎了一個大編織袋，是打算裝錢用的。分別五十年的兄弟一見面，那個老兵是老淚縱橫，可他的那兩個兄弟和他們的家人卻連一點久別重逢的感覺都沒有，張嘴就問老兵帶來的錢在哪？怎麼個分法？是按人頭分還是按一家一半分？把這個老兵問得莫名其妙。老兵在台灣混得還真比較成功，回來時本來是帶了不少錢，但是一問明白後，就如同當頭被澆了一盆冷水，呆若木雞。後來老兵花錢給他的父母重新修葺了墳墓，立了個大碑，請了戲班子給父母唱了幾天戲以後就走了，一分錢也沒有給那兩個拿著編織袋等著分錢的兄弟留下。臨走那天，老兵趴在父母墳頭痛哭了一場，說，叔，嬸，你倆保重，兒以後再也不能回來看你們了。那兩個兄弟和家人都不識趣，等老兵臨上車時還屁股後面追著人家問，錢究竟在哪兒？
等到了舅舅家裡，已經是晚上快十點了。舅舅一見我來，很是吃驚，說外公的三週年祭祀已經搞過了，我母親和大姨都已經回去了。我一聽，頓時覺得非常懊悔：因為我愚蠢地把外公三週年記成了陽曆，卻沒有想到農村是按照陰曆來過的，我自然是來晚了。於是我一個人來到了外公、外婆的墳頭上，過三週年時那些紙錢、白幡都還在。當時，外公已經去世三年，外婆已經去世九年，但我來到他們墳前，抱著他們的墓碑，摸著墓碑上所刻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想起以前跟他們在一起的情景，眼淚依然止不住地刷刷往外流。舅舅在家等了我兩個多鐘頭不見回來，怕天黑我一個人出事，就和他小兒子一起打著手電筒找我。到了墳地看見我還趴在外公外婆墳上痛哭，就連拉帶勸地把我拽回家去了。臨走，我擦乾眼淚，恭恭敬敬地給二位善良慈祥的老人磕了四個頭。
回家後一看表，發現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多，於是我洗了臉以後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起來，我就問了舅舅一些農村的情況。舅舅說，農村現在總的來說日子比以前強多了，都能吃飽；衛生條件也改善了不少，虱子已經絕跡了，但跳蚤還有；幾乎家家戶戶都蓋了新房子。但是也有問題，種地越來越不掙錢了，化肥、種子、農藥價格都在漲，可農產品收購價不漲，一畝地辛苦一年，除掉成本掙個二百塊錢就不錯了。攤派也越來越多，前一段縣裡要修公路，自己都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是個殘廢，也還要服一個月的徭役，連乾糧都是自己帶的。現在村子裡能掙到錢的，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就是類似你多妞舅那樣，收羅死雞子搞歪門邪道的。
我又問了計劃生育的情況。舅舅說農村計劃生育搞的很猛，查到超生就抓人，媳婦逃走了就抓丈夫，丈夫逃走了就抓公婆，公婆逃走了就拆房扒屋奪東西。現在計劃生育工作隊的口號是「上吊不解繩，喝藥不奪瓶」，意思是你想死就死，人家不管。搞計劃生育的幹部一來，就跟當年鬼子進村一樣，村子裡以敲鑼為號，孕婦紛紛逃命。有些家裡害怕扒房子，年輕人逃走，老年人留下。於是計劃生育幹部就把老年人抓到公社，關到倉庫裡，男男女女吃喝拉撒睡都在裡面，臭氣熏天。有一段時間，計劃生育幹部開著大卡車，上面就有手術台，見到孕婦也不管是不是頭生，當場就引產。有些胎兒都八九個月了，也要引產，剛引產下來人都還是活的，不一會兒就死了。我又問，那計劃生育的成果怎麼樣？舅舅回答說，沒用，該生還是生，農村人沒事就喜歡生孩子。現在村裡有兩個孩子的都算少的，一般都是三個，多的還有五六個的。
我還問了問村裡教育的情況。舅舅說，我當年就讀的村小學已經撤了，全部並到落莊學校去了；公社的高中也撤了，只剩下初中。現在一般的農村孩子都只上到初中畢業，而且教育質量很差，老師也不好好教，跟自己當年上初中相比水平差多了。我這個人一向最關心教育，希望通過教育來提高我國國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質，此時聽了舅舅的話，心裡非常不是滋味。
至於村子裡的社會風氣，舅舅則說：村子裡一直有不孝敬老人的壞傳統，當年虐待老人的那些人現在也老了，輪到下一輩虐待他們，就這麼一代一代傳下去，惡性循環。村裡的年輕人都學會享受了，抽煙喝酒都會，而且喜歡抽高級煙，喝高級酒。年輕人多半好逸惡勞，沒錢了就結伴到外面劫道。至於文化娛樂，不是看香港的武打片，就是看黃色錄像。
此外，舅舅還跟我講，有一個文革時期整了我外公外婆的「親自家」，曾經跑來找舅舅要求「分客」。什麼是「分客」？我不明白，經舅舅解釋我才知道，由於大姨和我們家都在城市，回鄉時經常帶一些禮物和錢給舅舅，那個人沒有親戚在城市，於是理直氣壯地跟舅舅說要把我們家分給他，以後我們回鄉要給那個人帶禮物。聽了舅舅的描述，我簡直不能理解這是一個神智健全的人說出的話。只有一個解釋：窮瘋了。
跟舅舅談了這麼半天，再聯想起返鄉路上所見所聞，我心裡一陣難受。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好的變化有目共睹，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卻日益發生了這樣可怕的異化，當官的魚肉百姓，老百姓道德淪喪。舅舅講完農村的這些事情以後，就對我說，農村也沒啥好東西，我給你炒一點花生帶回學校吃吧，說完起身到廂房裡取出滿滿一塑料袋花生來。那些花生粒粒飽滿，都是舅舅從收穫的花生中精心挑選出來的。舅舅和我來到廚房，把柴火生著，往做飯的大鐵鍋裡倒進沙土，再把花生攙進沙土裡，用鐵鍬不斷地翻，我則默默地坐在灶台前往爐火裡添柴火。舅舅有一隻眼睛因為工傷致盲，另外一隻眼睛也只有0.1的視力。看著蒼老的舅舅費力地翻著沙土為我炒花生，一種溫暖的感覺在我心頭湧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