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時，印度文明已經強烈地顯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紀以來，雅利安入侵者將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語言強加給印度北部，並把他們的制度傳遍整個印度次大陸。但他們沒有逃脫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樣的命運也擊倒了一個又一個從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躪了孔雀帝國斷壁殘垣的希臘人，以及兇猛地擊潰笈多帝國的匈奴人。有些希臘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則由於加入了剎帝利種姓而並入了印度社會。在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對大陸東南亞和印度尼西亞進行文化征服的競賽中，印度文明幾乎整個佔領了這片廣大的地區，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這兩種文明於公元7世紀上半期對西藏進行文化征服的競爭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勝方。由於一種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傳入中國本上，並通過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偉大的文化勝利。
穆斯林是第一個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蘭教，但沒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蘭教在印度次大陸作為政治上的統治者站穩了腳跟，但由於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種異己勢力。外族入侵產生的這種新的後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這樣一來就改變了印度歷史的進穆。的確，印度教與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統治下顯示了更強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蘭教的現象只發生在那些當地居民大多是無種姓者的地區，穆斯林征服者則發現，儘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論者，就是一元論者，他們必須把不皈依伊斯蘭教的印度人當作「有經人」來對待。因此，根據嚴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寬容的，但這種律法卻無法實行，因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數眾多，頗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對朱木拿河－恆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區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許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們在這些年間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紀征服西南亞的步伐還要快。而印度在12世紀末蒙受軍事和政治災難是不足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陸大部分地區居然在這麼長的時間內沒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經提到，在戒日王死後，一個中國使臣曾從西藏興師遠征，擊敗了一個篡奪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軍事上的虛弱程度可想而知。從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陸東南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區一直處於分裂之中，曇花一現的地區小國鱗次櫛比，沒完沒了地相互混戰，加劇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亂狀況，分散了它們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戰的各國也確曾聯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這種聯合行動都為時過晚，難以避免失敗的命運。印度諸國從未建立過永久性的政治聯盟，哪怕是地區性的聯盟來抵禦穆斯林的不斷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像中國使臣在戒日王死後興師遠征那樣過於輕而易舉，這似乎是個不祥之兆。
711年，統一的倭馬亞伊斯蘭國家征服併吞並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爾坦的地方。印度人發起了猛烈反攻，伊斯蘭國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這塊孤立無助的飛地似乎難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這個地萬。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爾賽布克特金在991年戰勝印度諸王的暫時聯合以後，在開伯爾山口以東白沙瓦地區取得一個立足點。1001年賽布克特金的繼承者馬哈茂德獲得勝利後，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領地以東直到拉合爾的地區。馬哈茂德還吞併了印度河流域從木爾坦向南直到海濱的已經成為伊斯蘭國家飛地的領土，1001－1024年間，他還越過其永久征服地的東部邊界，遠征朱木拿河－恆河流域和古吉拉特。這是北印度其他地區裡1192－1202年間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爾人征服的前奏，他們是來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蠻族，伽色尼的馬哈茂德在1010年剛才征服過他們，並使他們皈依了伊斯蘭教。
由於印度人之間常常互相發生衝突，穆斯林對印度領土的漸次征服就變得更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繼承者是拉傑普特人（「眾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紀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個部族。大約從750年起，拉傑普特人和建國於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對朱木拿河－恆河流域展開爭奪，直到雙方都被穆斯林古爾人推翻。在德干地區，620年曾經阻止過戒日王南征的遮婁其王朝與位於半島東南部泰米爾地區的帕那瓦人展開鬥爭，直到757年遮婁其人被拉什特拉庫塔人暫時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則被朱羅人永遠取代為止。
朱羅人在983－1035年間達到頂蜂。他們比647－1202年間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於完成對印度世界的統一。在其國力強盛的半個世紀中，朱羅人確實統一了印度大陸的整個東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達瓦裡河下游一線。他們吞併了東北部更遠的羯陵加，甚至對孟加拉的巴拉人領土發起襲擊。朱羅人還向海外擴張。他們吞併了錫蘭和馬爾代夫、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1025年襲擊了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王國，1068－1069年襲擊馬來半島。儘管如此，遮婁其人於973年推翻了曾經推翻他們的拉什特拉庫塔人，然後與朱羅人展開爭奪，就像當年第一遮婁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開爭奪一樣。這一爭奪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競爭雙方筋疲力竭時為止。遮婁其帝國於1190年垮臺，朱羅王朝在1216年垮臺。朱羅人在鼎盛時期曾經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羅帝國垮臺的時候。1216年以後，南印度為穆斯林的入侵敞開了大門。從1202年起，他們就已經成為整個北印度的主人。
在蘇門答臘，建立於7世紀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國取得了對馬六甲海峽兩岸的控制權。室利佛逝政權從g世紀末開始達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羅人的遠征削弱。在爪哇，建立於8世紀後半期的夏連特帝國統治了柬埔寨，襲擊占婆，並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將其變成夏連特王朝的分枝。夏連特王朝於9世紀末衰落，但這個爪哇人的國家和它在當地的繼承者阻止了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帝國對印度尼西亞的統一，儘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從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國海之間通道的兩個關鍵地帶。
大陸東南亞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語族的孟－高棉語支諸語言（現在柬埔寨和緬甸部分地區仍講這些語言），印度的蒙達諸語言也屬於這個語族。占婆地區（現在的越南中部）的佔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羅尼西亞（馬來）語族中的一種語言。但自公元2世紀，即有記載的東南亞歷史的最早年代以來，東南亞在文化上受到來自西部的宗教和藝術影響的入侵，在人種上受到來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錫蘭是西部文化影響（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來源。北方的移民是講東亞大陸單音節語族諸語言的人。這些移民和被他們驅往南部的操南方諸語和澳斯特羅尼西亞諸語的居民一樣，受到印度文化影響的強烈感染，只有越南人採納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式的大乘佛教，儘管他們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與中國的永久合併。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國吞併後，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獲得了政治獨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現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該國第一次被中國吞併。越語屬於單音節語族的漢泰語支。緬甸人的語言屬於這一語族的藏－緬語支，他們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間某個時候從西部移入現在的緬甸地區。在現屬上緬甸的蒲甘王國的緬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間（1044－1047年），緬甸人征服了緬甸的其他地區。這裡的居民是孟人，孟語和印度宗教與文化的孟語譯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該國北部流行。在那裡，一支操緬語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從975年開始，占婆與越南不斷交戰；從1145年起，又與柬埔寨不斷交戰。大陸東南亞的這些戰爭是印度尼西亞的室利佛逝和夏連特帝國之間、印度的朱羅和遮婁其人之間、巴拉和拉傑普特人之間的鬥爭的翻版。大陸東南亞與印度一樣，地區小國之間沒完沒了的戰爭是由於來自外部的軍事干涉才告結束的。13世紀東南亞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時，一部分地區被來自南詔（今中國雲南省）的泰人佔領。
7世紀後半期到13世紀前半期，印度文明的軍事和政治史讀起來就像是一個傻瓜講的故事。其實在大多數時間和地方，戰爭與政治的歷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這些活動，特別是這一時期的這些活動顯然是毫無意義的。意義重大的領域是宗教和造形藝術。在印度社會，宗教除了包括儀式和精神體驗外，還包括了社會組織和習慣法。
我們如果從軍事和政治方面轉向宗教方面，就會發現這一時期印度文明的歷史是有意義的。這一方面的頭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陸上的逐漸退卻。在這裡，佛教的最後堡壘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國，孟加拉於1199或1202年遭到古爾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這裡，他們有意摧毀佛寺。其實，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過去的六七百年間已經處於衰落狀態，也許它還是可以經受這次打擊，免遭滅頂之災的。耆那教的命運正與佛教相反。耆那教從未擴展到東亞或東南亞，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從未遭到滅絕，儘管它從未超出一個小教派的規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與耆那教相同，雖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與大乘佛教相爭，但當大乘教派進入中國後它就退出了競爭。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陸——不是次大陸本土，而是錫蘭——保持了一個立足點。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訪問錫蘭，並將僧伽羅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緬甸。對東南亞來說，這一事件的意義與10年之後穆斯林的軍事征服對北印度來說同樣重大。占統治地位的少數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於當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強，它使印度第一次處在他們無法進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統治之下。
在宗教和藝術方面，印度與東南亞互相交戰的地方小國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義和價值的結果。
巴拉王國不僅把大乘佛教在7世紀傳入西藏，而且在8世紀傳到更遠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沒有存在多長時間，但它留下人類最美麗的藝術作品之一婆羅浮屠這座永久性的豐碑。772年，夏連特王朝的創建者在這裡把一座小山丘圍建成一座卒堵波。裝飾在盤旋上升的台階上的淺浮雕，描繪了大乘佛教整個神話和玄學世界的圖景。這一精美的藝術作品的自然背景與它的建築和雕刻同樣美麗。聳立在一邊的陡峭的山脈，與另一邊一望無際的翠綠稻田遙相輝映。婆羅浮屠使創立了這個豐碑的短命的夏連特帝國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國創建於公元6世紀，並一直存在到20世紀70年代。它在吳哥有機會給後代留下了大量傑出的建築作品。其中的傑作是吳哥窟，這是國王蘇耶跋摩二世（1113－約1145年）建造的一座廟宇，不論是從建築設計的對稱性，還是從使樑柱顯得活潑的圖案的生動性來說，都堪與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納·比爾戈拉，耆那教徒也創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羅浮屠創造的那種業績。他們都使大自然向人類的藝術俯首稱臣。在婆羅浮圖，大自然是被耐心處理的；在斯拉瓦納·比爾戈拉，大自然則是被壓服的。983年，他們將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後的兩座山峰剷去一座，使它成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這座巨像就是山體的一部分，周圍的山體都被剝離開來。山巖堅硬、陡峭、酷熱，巖面燒焦了攀援者的腳底。這座耆那教的紀念碑毫無美感可言，但它的莊嚴雄偉卻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這一方面，無論吳哥窟還是婆羅浮屠都無法與之相比。
朱羅人未能建立一個永久的帝國，但他們留下了永久的紀念碑。在朱羅王朝的鼎盛時期，印度寺廟建築的南部風格達到了頂峰。
647－1202年間的印度，最有影響的兩個人物不是戰士，不是統治者，甚至不是建築師或雕刻家，而是兩位哲學家：商羯羅（約788－838年）和羅摩奴闍（約生於1028年，活到12世紀）。這兩位偉大的導師都是南印度人，商閹羅的家鄉在半島東南端的喀拉拉，羅摩奴闍出生於泰米爾地區，但整個次大陸都是他們的傳道場。當時的印度各種姓間存在著社會屏障，但對聖賢來說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們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語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羅和羅摩奴闍都很關心一個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有人討論的問題：自然現象之中和背後的「終極精神實在」的本質是什麼？這種「精神實在」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商羯羅是一個不妥協的一元論者。他認為人類不同於最終的客觀實在，自然現象的世界是虛幻的。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麼個人以及個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虛幻的自然現象之一。在作為整體的客觀實在中，無法容納一個個人的神祇或一個個人神祇的個人信徒。羅摩奴闍批評了商羯羅的哲學。他主張一種「修正的一元論」，這可以使作為人類的羅摩奴闍感覺到對毗濕奴神的個人忠誠。
羅摩奴闍指責商羯羅是一個秘密的佛教徒。他說得不錯。商羯羅的哲學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學為前提的，這種形而上學是大乘佛教無視佛陀對形而上學思辨的反對而想像出來的。羅摩奴闍對商羯羅的批評又是以商羯羅的命題為前提的。羅摩奴闍和商羯羅都支持印度教對佛教的反動，在這一點上兩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沒有佛教向他們提供思想武器，這兩位新印度教的哲學家就不可能發起他們對佛教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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