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聲意味著不斷地彼人認出，意味著不斷地按到從傳媒打夾的電話，意味著個人歡樂的終結。名聲同時還意味著一個人投資生涯的死亡。
第一節 媒體觀念
在從事商業活動早期，喬治·索羅斯認為出名並不是什麼好事情，甚至可能會毀掉他。名聲意味著不斷地被人認出，意味著不斷地接到從傳媒打來的電話，意味著個人歡樂的終結。名聲同時還意味著一個人投資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華爾街，他避免拋頭露面，也就無足為怪了。
按照紐約《格蘭特利潤率觀察家》雜誌主編詹姆士·格蘭特的話說，索羅斯並不是獨自生活在陰影裡，華爾街地區的大多數人也如此。在華爾街流行的觀點是「像蘑菇一樣，或許財產只適於在黑暗中。華爾街的人們並不想有一天在《紐約時報》上去說明他們怎麼樣去賺錢。他們也不想讓世人知邁自己有多少錢，因為他們知道：「說不定哪一天，隨著政治風向的改變，尊敬就會變成嫉妒，人們會對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問。」
在早期，避開傳媒也很容易。報道商業活動和商界人物對於新聞記者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會的會議室裡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業家，在華爾街可能是巨頭，但是，傳媒卻認為他們缺乏鮮明個性、沒有吸引力，缺乏爭論性和引不起讀者的興趣。直到1984年，頗具爭論性的汽車大亨李·文柯卡的自傳出版，使大多數讀者對他的商業生涯有了大致瞭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為人們感興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書出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傳媒對商務活動及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羅斯似乎對新聞界的宣傳不感興趣。新聞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視了他。偶爾有一次，在1975年，《華爾街日報》登載了一篇報道，在頭版簡要地介紹了他的生涯。然而，這樣一個讓他自我表現，樹立公眾形象表現自己的機會，索羅斯還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辭。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電視台之邀參加了一系列公開討論會，進行股票分析。除了幾個固定場合外。索羅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對於索羅斯的朋友來說，圍繞投資者的這種沉默不是來自索羅斯，而是來自華爾街。有人認為，正是投資集團出於對他的輝煌成就的嫉妒，他們極少向記者們提及他，因此，據他的朋友們說，商業傳媒對索羅斯幾乎一無所知。這種狀態的缺陷在於：當索羅斯真正受到傳媒關注時，輿論完全是傾向於他的。
雖然以前出現過有關索羅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當索羅斯成為《公共機構投資者》雜誌的封面人物時，他才受到了公眾的廣泛注意。
在雜誌中介紹他的文章充滿了誇大其詞的話語和譁眾取寵的措詞，稱索羅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證券經營者」。這句話在人們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環。在讀者的印象中，索羅斯是一個難解之謎。「不管是他的個性，還是他的個人成就，索羅斯帶給人們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爾出席電台的公開討論外，在華爾街或者在證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這位隱居的公司經理，更別說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經歷。」
「他的經歷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這就在於：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索羅斯在什麼地方投資，或者從事一項投資活動他會持續多久。作為海外投資公司的經理，證券與匯兌委員會不要求去登記註冊。他避免同華爾街的行家們接觸。那些在商業活動中認識他的人都承認：他們從來沒有和這個人十分密切地交往過。至於聲譽，普遍認為他對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無疑問，《公共機構投資者》的報道是具有積極作用的，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卻讓索羅斯懷疑，受到新聞界的關注是否值得。這篇報道之後的接連數月，索羅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這是他商業生涯中唯一虧損的一年。1982年，在僱用詹姆士·馬奎之前。索羅斯很清楚地向他講述了他「走出證券市場」的整個經歷，那時心裡不是滋味。
「對於喬治來說，這（新聞界的宣傳之後緊接是證券市場的逆轉）幾乎是有因果聯繫的，」馬龜茲說，「喬治相信對自己報道的危險，他也懂得這可能使一個人坐在以前的榮譽上觀望，而不是參與。他認為他已經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樣通過新聞媒介與其他人投資，並注意他能從中得到的東西。不僅僅這些。在這個過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長期投資者和朋友，因此，他進入了一個非常秘密的階段。
1983年和1984年，作為索羅斯的得力助手，馬龜茲經歷了這個「秘密階段。
在那段時間，新聞記者經常打電話到量子基金會，想瞭解公司的運作情況，或者索羅斯和馬龜茲對某一消息如何影響華爾街的看法。在馬龜茲加入基金會時，索羅斯明確告訴他不要和新聞界接觸。「我和新聞界的最後一次聯繫，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喬治·索羅斯工作的那一天，」馬龜茲說。
馬龜茲是一個友善的人，儘管索羅斯這樣告誡他，他還是喜歡和記者們交談，接他們的電話。在馬龜茲看來，在公眾面前有一定的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確地告訴新聞記者，對他的講話的報道只能在隱蔽的位置。「我對記者們說：『我告訴你們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認為我知道的東西，但決不是要為它們找到歸屬。』」他和量子基金會都不能被引用，這是他的規定。
索羅斯或許感覺到了馬龜茲同記者們的談話，但是，他從來不過問。此事有時候，馬龜茲確信索羅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來源。「他經常以某種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種事情的後台，他會說：『哎呀，這篇文章聽起來好像就是你寫的。』當某一天，我從他那裡接受了什麼東西，接下來，可能就會出現在了報刊雜誌上。」
1984年，阿蘭·拉裴爾進入索羅斯基金會時，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聞界交往，他遵守了這一紀律。「我們索羅斯基金會被認為是秘密性的，我覺得這樣很好。通常，我們採取的策略是恰到好處的。只有到最後，你才能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會搶先起跑。如果你經營一個全球性的公司，那麼，你不希望人們很輕而易舉地追上你。如果人們知道你在做什麼，你想購買什麼東西，他們就會先於你去購買，這只會弄糟你的計劃。」
索羅斯的客戶都在國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戶按照拉裴爾的說法，「他們都不願意在報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羅斯的新聞政策就是排斥，他沒有代言人，也不搞新聞發佈會。「我們需要的，是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去。』「拉裴爾說。
1987年9月，索羅斯接受《幸福》雜誌的採訪，這次採訪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但卻造成了嚴重後果。雜誌封面標題為「股價太高了嗎？索羅斯預言美國股市將不能出現逆轉，日本市場也同樣如此。此後不久，華爾街股市暴跌。
「這正像你們在《體育畫報》封面的出現一樣，」拉裴爾說，「你們隊喜歡贏得世界盃，然後迅速地消失。我們稍稍開個玩笑：在雜誌封面上露露臉，卻造成了不好的後果。」
第二節 著書立說
為了達到他的其他一些目標，特別是扶持在東歐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團體，索羅斯不可能完全地保持隱秘狀態，因為他希望受人尊重。他希望那些憤世嫉俗的人把他視作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他知道，如果他有一個更良好的公眾形象並且為公眾利益說話的話，那麼，這對他在東歐所作的慈善事業大有神益。
他似乎是在和自己進行一場拔河比賽。一方面，從投資方面來看，要把自己拉向隱秘；另一方面，從慈善事業方面來看，要把自己拉向公開。他下面的一段話，是對這種拉伸力最形象的刻劃：「自我暴露是極具破壞性的，但是，我性格的一個缺點，這一點我還沒有完全看透，就是急於自我暴露。·他的反饋理論使他站到了投資市場的最上層，現在一1987年——他準備讓公眾更好地瞭解自己。他運用了他最強有力的資源，即他的思想。因為他確信：在世界思想中為自己找到位置的時機已經成熟。這個位置在過去曾經被否定過，那麼，現在怎麼樣了呢？
很久以前，他就想出版一本書，對人類的思想作點貢獻。但他知道他必須把自己的思想向公眾表達得更清楚。「人們沒有完全理解我，」他有一次說道，「因為我還不擅於表達這些複雜的思想，而且這些思想很複雜。
然而，對他來說，出版一本哲學書仍然是一個元從捉摸的夢想。他或許可以出版一本解釋他的金融理論的書。然而，在投入寫作之前，他猶豫了。他擔心：公開自己的金融理論，讓公眾來仔細審查，這似乎是在自吹自擂。如果這本書出版以後，他又遭遇一次更可怕的證券市場的逆轉，那慈善事業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到那時，公眾會怎麼說呢？他們又會怎樣來看待他的金融理論呢？
不管怎樣，他決定投身於寫作。
最終《點石成金》一書的草稿大體完成了。他開始為它的公開出版作準備。早在1969年，他就將這本書的部分章節給同事們看過。一些人吸收了這些思想但不發表意見，一些人認為它4卜常難懂，極少有人作過具體評述。他們知道索羅斯對他的作品喜歡聽表揚意見，而不喜歡批評。
看過這本書的最早版本一一一實際上是一些鬆散的手稿一一一的人是吉米·馬龜茲。「他把這些筆記給我看，這些東西非常難懂，非常難懂。對許多人來說，這是最好的安眠藥，」詹姆士·格蘭特是紐約《給予物利潤率觀察家》雜誌的主編，華爾街地區頭腦機靈的人物之一，他對《點石成金》評價極低：「我試圖去看（這本書），可是看完了仍然是兩手空空，或者說，頭腦裡一片空白。從中我找不到一個特別清楚的解釋。
另一個看過一些原始章節的人是阿蘭·拉裴爾。「這本書是給研究生讀的，不是一般的讀物。我們必須像他那樣讀每一章的每一部分。坦率他說，它不那麼刺激。從讀者的方面看，它不是告訴你怎樣在十天內賺一筆大錢。他前後跳躍性極強，他不讓任何人來修改這本書，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西蒙·斯庫斯特出版公司想讓一個職業的編輯去改寫這本書，使之達到出版水準，但索羅斯拒絕了。
說手稿缺少一個改稿人，這也不完全正確。柏榮·文是索羅斯的一個交往時間很長的朋友，是在摩根·斯但利地區的一位美國投資戰略家，對這本書他作過重大修改。「他寫出草稿，然後，我對重寫提出建議。並且我也作過重大地修改和潤色……有些人說這本書仍然無法閱讀，而我對他們說：『你們應該看看以前是什麼樣子。」
起初，索羅斯想把這本書命名為《繁榮與蕭條》，但柏榮·文告訴他不要用這個名字。「那早就是陳詞濫調了。這個名字似乎要求這本書什麼都包括進去。
索羅斯非常擔心讀者會誤解這本書的寫作意圖。他出版這本書，不是指導在華爾街的人們怎樣去賺更多的錢財。讀者可能會在書的每一頁去尋找投資秘密；但是，他並不是想去幫助別人賺錢。他寫作只有一個目的：向讀者介紹他的金融理論，這個理論是關於世界有機體怎樣運作這一系列整體理論的一部分。他說，他是在運用自己「在證券市場中的實踐經驗，提供了一種從整體上研究歷史過程，特別是現代歷史運動的方法。」
首先要意識到的是，要使公眾對他的觀點感興趣，索羅斯必須使自己能被別人理解。他必須以一種別人能理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理論；他也必須明確他說明，作為一個投資者，他是怎樣運用自己的理論來作決策的。
如果他能做到這些，他或許能打開一扇通向他人心靈的窗口，他期盼已久的被人尊敬也就會接區而至。如果他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就只能弄得人們摸不著頭腦，也就不可避免地讓大多數或全部那些焦急等待著的人們失望。然而，評論家們認為，這本書存在著嚴重問題：在金融界裡，並沒有為索羅斯贏得很高的聲譽。
原因很簡單。
索羅斯確信：他這種非凡的金融才幹，和已有的公眾名譽越來越不相稱，他可能會繼續生活在陰影中。他也確信，《點石成全》的出版，可能會提高他的聲譽，用不著更多地站在新聞界的鎂光燈下。
他打算找出自己的失誤所在。
1987年，當《點石成金》出版的時候，索羅斯希望金融界及其外圍會尊敬他。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感到被拋棄了。然而，這本書並沒有給他帶來光明，新聞界對他包含在這本書中的觀點漠不關心。當索羅斯意識到人們感興趣的是他的投資策略而不是他的理論的時候，他感到了一絲失望。
當西蒙·斯庫斯特出版公司與他談及提高這本書的影響的時候，索羅斯認為，他正行進在同新聞界進行理論探討的過程中，而不是把自己暴露在他商業生涯中已經避免了的各種問題上。
「你必須走出來公開宣傳這本書。」出版社的一位高級編審告訴他。
「不錯，我猜想只有如此。」索羅斯勉強地回答。「我應該做什麼呢？」
「哦，」出版社的人解釋說，「你應該讓《幸福》雜誌、
紐約時報》和其他報刊雜誌來採訪你，我們去為你聯繫。」
索羅斯以人們將會計對他這本書來採訪而安慰自己，這是一種相當天真的想法。他的幾個助手也給他作了分析：「不會的，他們不想跟你談你的書。他們想知道你最近購買了什麼，這是他們要問的東西，這也是他們想知道的東西。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索羅斯和幾個公司經理在開會。他突然宣佈他要去趕開往華盛頓的火車。
「我準備上『華爾街一周』節目，」他似乎有些自豪，「他們準備討論我的書。
阿蘭·拉裴爾是在場的一個經理，他知道索羅斯不看電視，但他試圖從電視台得到幫助。
「你知道這個節目是談什麼的嗎？」
「當然，他們想討論我的書。」索羅斯顯得很自信。拉裴爾再次說道：
「喬治，他們並不是想討論你的書。他們想知道你準備買什麼，你最喜歡的股票是什麼，他們會問你許多你不想理睬的問題。」
「不會，」索羅斯說，這次他的聲音不再那麼自信，「他們會討論我的書。」
那天晚上，索羅斯出現在電視節目中，果然兩分鐘的詼諧之後，問題就向他提出來了：
「你喜歡的股票是什麼？」
不管怎樣，索羅斯還是有所準備。
「我不想告訴你。」
結果他沒有告訴他。
不管怎麼說，這次採訪是他酋次進入公眾生活的世界。但是，對此他並不覺得很舒服。索羅斯又進入了一個讓他吃驚的圈子。
唐納德·卡茲寫情緒索羅斯，說想採訪他。但是，找到索羅斯是件很困難的事。這位作家似乎已使盡了渾身解數，直到他知道索羅斯寫了一本書，後來他對這本書這樣描述道，「這是一本十分費解的但有時卻使人吃驚的傑作。」。
卡茲給這位投資者寫了封長信，懇求給他一次採訪機會。他的請求表面上很令人高興，誰能拒絕一個讀者，拒絕一個聲稱讀過你的書的人呢？幾天後，索羅斯給予了卡茲僅10分鐘的時間。其實，他不完全相信卡茲讀過《點石成金》。
卡茲到達索羅斯公司辦公室後就被帶到一間滿是書籍的等候室裡，這裡有諸如《定量風險評價規則》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之類的書，他還發現了一本中文書和一本關於一個畫家的書。不久，索羅斯走了進來，身著一套很漂亮的灰色西裝，看起來很高興。他陪著卡茲走進他那間寬敞的辦公室。
然後，索羅斯開始提問，問題提出來更像是一種陳述，帶有犬儒主義或者懷疑的色彩。
「哦，你說你正好看了我的書？」
卡茲說他已經看過，但他感覺到索羅斯充滿疑心。
「你理解了嗎？
不管卡茲回答了些什麼——他不能提供任何線索——這使索羅斯確定了與這位作家談話的策略。他和在華盛頓電視講話中觀點一樣，他只關心哲學問題，對賺錢絲毫不感興趣。
「我真正的興趣在於真正的分析，」他對卡茲解釋說，「這是我關心的理論。我在市場中的成功，僅僅給我提供了一個基礎，因此，人們會重新看待我。我對找尋新的客戶沒有任何興趣。，，
然後，索羅斯咧嘴一笑：「而且，我確實沒有打算通過這本書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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