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歐亞大陸的一項有效政策必須具有一隻遠東的錨。然而，如果美國被他人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亞洲大陸之外，那麼這一需要就將無法實現。就美國的全球政策而言，同海上的日本建立密切關係固然必要，但要貫徹美國的歐亞地緣戰略，就必須同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必須正視這一現實的影響，因為目前美、中、日三個主要大國在遠東的相互作用，在該地區造成了一個潛在的帶有危險性的難題，這幾乎肯定將導致地緣政治的結構變化。
就中國而言，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應該是一個天然盟友，因為美國對亞洲大陸不抱圖謀，而且美國在歷史上曾反對日本和俄國對孱弱的中國的蠶食。中國人把日本視為最近一個世紀的主要敵人。長期以來中國人就不信任俄國，在中文裡，俄國即「餓鄉」。現在印度也成為潛在對手。這樣一來，「我的鄰居的鄰居是我的盟友」這一原則就適用於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和歷史關係了。
然而，現在美國已不再是日本在大洋彼岸的對手，美國同日本建立了緊密的聯盟關係。美國同台灣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關係也很緊密。美國對目前中國政權的內部性質在理論上持保留態度，中國人對此十分敏感。因此，中國不僅在尋求全球的舉足輕重地位方面，甚至在只尋求地區的主導地位方面，都視美國為主要障礙。那麼，美中是否必然迎頭相撞呢？
對日本來說，美國一直如同是一把保護傘。在這把保護傘之下，日本得以平安地從毀滅性的戰敗中恢復過來，重獲其經濟發展的勢頭，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取得了世界首要國家之一的地位。但也恰恰是這把保護傘強行限制了日本的行動自由，造成了日本既是世界級大國同時也是被保護國的矛盾狀況。在日本要充當世界領袖的努力中，美國將繼續是其重要的夥伴，但同時美國的作用也是日本在安全領域繼續缺乏民族自主能力的主要原因。這種局面還能持續多久？
換言之，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個最重要且又直接發生相互作用的地緣政治問題將界定美國在歐亞大陸遠東地區的作用：
1．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在中國發展成主導的地區大國的可能性以及其尋求全球大國地位的日益增長的願望方面，可行的定義和可接受的範圍是什麼？
2．在日本力圖界定其全球作用之時，它對作為美國保護國地位的默認程度必然減小，美國應怎樣應付由此而在本地區產生的後果？
目前東亞地緣舞台的特點是，大國關係處於亞穩定狀態。亞穩定是一種外部僵硬而僅有相對較小的靈活性的狀況。在這方面更像鐵而不像鋼。這種狀態易於受到因不和諧的力量衝擊而造成的破壞性連鎖反應的損害。今天的遠東既有非同尋常的經濟活力，又有越來越大的政治不確定性。事實上，亞洲的經濟增長甚至可能是造成這種不確定性的原因之一，因為繁榮掩蓋了該地區的政治脆弱性，儘管繁榮提高了民族的雄心並加大了社會的期望值。
毋庸置疑，亞洲在經濟上獲得的成功在人類發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僅舉幾個基本統計數字就可鮮明地說明這一現實。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只佔世界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的約4％，而北美則以約35％－40％的比例領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這兩個地區所佔比重則已大體相同，都是25％左右。此外，亞洲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是史無前例的。經濟學家們指出，在工業化的起飛階段，英國用了五十多年，美國用了略少於五十年的時間，才分別使它們的人均產值翻了一番，而中國、韓國則僅用了約十年的時間就做到了這一點。除非在該地區發生某種大規模的動亂，否則的話，亞洲有可能在25年的時間裡在國民生產總值上超過北美和歐洲。
然而，除了成為世界經濟重心之外，亞洲還是世界的潛在政治火山。亞洲雖然在經濟發展方面會超過歐洲，但是在地區的政治發展方面卻存在著突出的缺陷。亞洲缺乏歐洲已有的合作性多邊結構。這種結構在歐洲的政治形勢中佔著主導地位，並對歐洲那些較為傳統的領土、種族和民族衝突加以談化、緩解和遏制。亞洲沒有類似歐洲聯盟或北約的組織。亞洲的三個區域性組織，無論是東南亞國家聯盟，還是東盟國家進行政治安全對話的亞洲地區論壇，抑或亞太經合組織，都根本無法同將歐洲聯成一片的多邊區域合作聯繫網絡相比擬，
與此相反的是，今天的亞洲是世界上新近覺醒且日益發展的群眾性民族主義最主要的集中地。這種民族主義之所以被煽動起來，是因為亞洲國家突然可以接觸大眾通訊工具。而使這種民族主義更加活躍的是日益增長的經濟繁榮和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日益加大的社會期望值。人口和城市化的爆炸性增長和發展則使得這種民族主義更加易於發展成為政治性的湧動。亞洲國家擴充軍備的規模使得上述情況變得更加不祥。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統計，1995年這一地區超過歐洲和中東，成為世界上進口武器最多的地區。
簡而言之，東亞地區充滿了活力，迄今為止該地區經濟的迅速增長正將這種活力引導到和平的方向。但是到某個時候，一旦某些突發事件，哪怕是相對來說比較小的事件引起政治激情的釋放，安全閥就有可能被衝垮。在許多有爭議的問題上都存在著出現突發事件的可能，每一個問題都很容易被人煽動和利用，從而可能是爆炸性的：
●隨著中國實力的加強，以及日益繁榮的台灣開始玩弄一個民族國家正式
的分離地位，中國對台灣這種勢態的不滿日趨強烈。
●圍繞著南中國海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由於中國將南中國海視為其合
法的國家世襲遺產，中國和幾個東南亞國家為佔有潛在的寶貴的海床能源資源
有發生衝突的危險。
●日本和中國就釣魚島存在爭議（互為對手的台灣和中國大陸對此問題看
法卻非常一致），而日中之間在該地區尋求主導地位的歷史之爭，使得這一問
題更具有象徵意義的重要性。
●朝鮮的分裂以及北朝鮮內在的不穩定——北朝鮮尋求擁有核能力的努力
使形勢變得更加危險——構成了朝鮮半島被突然爆發的戰爭吞沒的危險。這場
戰爭將把美國也捲進去，並使日本間接地介入。
●蘇聯在1945年單方面佔領了千島群島的最南端部分。這一問題使俄
羅斯同日本的關係繼續處於癱瘓狀態，並繼續毒化兩國關係。
●其他潛在的領土和種族衝突涉及到俄中、中越、日韓及中印之間的邊界
問題；以及中國同印度尼西亞關於海洋邊界的爭議。
在這一地區，各國力量的分佈也不均衡。中國擁有核武庫和一支人數眾多的武裝部隊。它顯然是主導的軍事大國。中國的海軍已經採納了「近海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同時設法在今後十五年內擁有遠洋作戰的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島嶼鏈以內海域」。這一海域是指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可以肯定，日本的軍事能力也在增長。就日本的軍備質量而言，這一地區沒有一個國家能與日本相匹敵。然而，目前日本的武裝部隊並非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而是在較大程度上被視為美國在這一地區軍事存在的延伸。
中國的崛起已促使其東南亞鄰國愈益對中國所關注的問題採取敬服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初在台灣問題上發生小小的危機期間（當時中國進行帶有某種威脅性的軍事演習，封鎖了台灣附近的海空通道，促使美國調動海軍，顯示其力量），泰國外交部長匆忙表示，這種封鎖是正常的，而印度尼西亞外長則表示，這完全是中國的事情。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宣佈對此問題採取中立的政策。
近些年來，這一地區缺乏力量均勢的狀況已促使原本相互提防的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進行越來越多的軍事協調。這兩個國家毫不掩飾它們對於中國成為地區軍事主宰的較長遠前景以及對於美國作為這一地區安全保證者的持久力的擔憂。這一擔憂也使得新加坡著手同這些國家進行更為密切的安全合作。事實上，在整個地區，戰略家們面臨的關鍵問題，同時也是沒有答案的問題是：「十萬美軍在一個世界人口最為密集並日益擁有最多軍備的地區裡能夠確保和平多久，美軍究竟還可能在這一地區呆多久？」
民族主義的日益加劇、人口的不斷增長、持續發展的經濟繁榮、愈來愈膨脹的期望值、還有相互交叉的權勢慾望——就是在這種動盪不定的背景中，東亞的地緣政治環境出現了真正的結構性變化：
●中國，不論其具體前景如何，是一個日益崛起的潛在的主導性大國。
●美國在安全方面的作用正越來越依賴於同日本的合作。
●日本正在探索著發揮一種更為明確的自主的政治作用。
●俄羅斯的作用已經大大削弱，與此同時原本由俄羅斯主宰的中亞已成為國際爭奪的對象。
●朝鮮半島的分裂狀況恐難持續，這使得朝鮮今後的發展方向成為其主要鄰國日益關注的地緣戰略問題。
這些結構性變化使本章開始時提出的兩個主要問題變得更為突出。
中國：並非全球性而是地區性的國家
中國歷史是一部民族輝煌的歷史。目前中國人民強烈的民族主義與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滲透於全社會之中，因為它吸引的人數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和情感。這不再是一種基本上僅限於學生的現象。在本世紀初，成為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的都是學生。中國的民族主義現在已成為一種群眾性現象，正在決定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思想方式。
這種思想方式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歷史使中國的精英傾向於認為中國是世界的理所當然的中心。事實上，中文的「中國」兩字就是「中央王國」的意思，表達了中國在世界事務中處於中心地位的觀念，並強調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這種觀念也意味著其影響力分成不同的等級從中心向周邊輻射。因此，作為中心的中國希望他人對它敬服。
而且，自遠古以來，人口眾多的中國一直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極為先進的：哲學、文化、藝術、社會管理技巧、技術發明和政治權力。中國人不能忘懷的是，到約公元1600年以前，中國一直在農業生產率、工業發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同撫育了約七十五個國家的歐洲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不同的是，中國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是一個單一國家。在美國發表獨立宣言之時，它已經擁有兩億多人口，而且還是世界上主要的製造業大國。
從這一觀點出發，那麼，中國從輝煌的地位上跌落下來，在過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種種屈辱，是一種畸變，是對中國特性的褻瀆，也是對每一個中國人個人的羞辱。這種屈辱必須洗雪，作惡者應該受到應有的懲罰。主要的作惡者是英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它們的作惡程度不一：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以及事後還厚顏無恥地貶低中國；日本在過去漫長的一個世紀裡發動了掠奪性的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苦難，但日本對此仍無悔悟；俄羅斯不斷地侵吞中國北方領土，斯大林又頤指氣使，完全無視中國人的自尊心；最後還有美國通過其在亞洲的存在和對日本的支持，成為中國實現對外抱負的障礙。
中國認為，上述四大國中已有兩個受到了歷史的懲罰。英國已不再是個帝國，米宇旗在香港永久地降落，結束了那令人特別痛苦的一章。俄羅斯雖仍是鄰國，但其地位和聲譽已經銳降，領土也大為縮小。因此，對中國構成最嚴重問題的只有美國和日本。中國將根據與這兩個國家的相互作用，來最大限度地界定自己的地區作用和全球作用。
然而，這種界定首先取決於中國本身如何演變，以及中國實際上會變成一個多麼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大國。在這方面，對中國的預測，總的來說是有希望的，雖然並不是不存在某些重大的不確定性和制約因素。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外國在華投資的規模，都屬全世界最高之列。根據這兩方面的統計數字作出的通常預測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將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其實力大約與美國和歐洲（假定歐洲既深化又擴大了）持平。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現在已經大幅度超過俄羅斯，到那時很可能大大超過日本。這種經濟發展勢頭將使中國有能力獲得強大的軍事實力，其規模將使其所有的鄰國擔驚受伯，就連那些地理上相距甚遠、但卻反對中國發展的國家也會感到害伯。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以及台灣或許最終與大陸重新統一，這一切將進一步使中國得以加強，隨之出現的大中華，將不僅成為遠東的主導國家，而且成為第一流的世界大國。
但是，任何諸如此類關於「中央王國」必然復興而成為主要的全球性大國的預測都存在種種缺陷。最明顯的缺陷是機械地依靠統計數字作預測。有人不久前就犯過這種錯誤。他們預言日本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並預言日本必將成為新的超級大國。這種看法沒有考慮日本經濟的脆弱性因素和政治缺乏連續性的問題。現在，那些聲稱並害怕中國必然會成為世界大國的人正在犯著同樣的錯誤。
首先，中國爆炸性的增長速度是否能在今後二十年內得以保持，是個極難肯定的問題。經濟減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這種情況本身就會使通常的預測變得不可信。事實上，要使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得以保持，需要的是多種因素的絕妙結合，其中包括有效的全國性領導、政治局勢穩定、良好的國內社會秩序、高儲蓄率、大量外資持續不斷的流入，以及地區的穩定等等。所有這些積極因素是否會長時期地結合在一起是有疑問的。
再者，中國的高速增長很可能產生政治上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將會限制其行動自由。中國能源消耗的增長速度早已大大超過了國內能源生產的增長。這種增幅的差別還會擴大，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繼續保持很高速度的話，就更是如此。糧食的情況也是如此。即使中國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絕對數字仍然很大。在這種情況下，糧食進口對於國內民生和政治穩定變得更為重要。糧食依賴進口，將不僅因成本較高而給中國的經濟資源造成緊張，而且也會使中國更容易受到外部壓力的打擊。
從軍事上說，中國可能部分地有資格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因為中國經濟的規模及其高增長速度，可使它的統治者把國內生產總值相當大的一部分轉用於支持中國武裝力量的大擴充和現代化，包括進一步發展戰略核武庫。但是，如果這種努力太過分的話（據西方某些人的估計，在九十年代中，中國的軍費已經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0％），可能對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就如同蘇聯試圖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而失敗對蘇聯經濟造成的影響那樣。除此之外，中國在擴軍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很可能促使日本也相應地走上擴軍之路，這就抵消了中國逐步增長的軍事力量帶來的部分政治好處。人們一定不要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除了核力量，中國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很可能無力向其地區範圍之外投送軍事力量。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勢必會造成不平衡，而肆無忌憚地攫取最太好處的慾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這種不平衡的出現。中國沿海的南方和東部以及主要的城市中心，由於它們更易於吸收外資和開展對外貿易，是迄今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形成對照的是，廣大內地的農村和某些邊遠地區已經落後了。在農村已有一億多的失業人口。
人們對地區差異產生的不滿，會開始同對社會不平等的憤怒情緒發生相互作用。中國的快速發展正在加大財富分配方面的社會差異。在某個時候，或是因為政府可能要設法限制這種差異，或是由於基層出現的社會不滿，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和財富差距可以反過來影響國家的政治穩定。
現在普遍預測中國將在今後二十五年中成為全球事務中的支配性大國。對這種看法持謹慎懷疑態度的第二個原因，確實是中國的政治前景。
因此，民主化的問題是不能無限期地迴避的，除非中國突然作出其在1474年曾作出的同樣的決定：像現在的朝鮮那樣與世隔絕。這樣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召回目前在美國學習的七萬多留學生，驅趕外商，關閉所有的電腦，並拆除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家庭安裝的衛星天線。這將是一種瘋狂的行為，使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或許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裡，由於國內的權力鬥爭，掌權的但其力量又是日趨衰落的中共教條主義派可能會試圖倣傚朝鮮，但那也只能是昌花一現。更可能的是，這會導致經濟停滯，然後引發政治爆炸。
無論如何，自我孤立將意味著，不僅是中國真想成為全球性大國的願望會成為泡影，就連在地區坐大也辦不到。而且，同世界接觸，對中國來說利益太重大了。與1474年時的世界不同的是，現在的這個世界滲透性太大，以至於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有效地排除世界的影響。因此，中國除了繼續向世界開放以外，別無其他經濟上有效的，政治上可行的現實選擇。
民主化會越來越纏繞著中國。這個問題以及與此有關的人權問題都不可能長期迴避。中國未來的進步以及它作為一個主要大國的崛起，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中國執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處理兩個相關的問題：即目前一代統治者向年輕班子的權力交接，以及處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
最後，還有第三個理由對中國可能在今後20年左右的時間裡成為真正的主要全球性大國——對一些美國人來說，中國已經具有威脅性——的說法持懷疑態度。即使中國能避免嚴重的政治動亂，即使中國能設法在25年裡維持其異常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國相對說來也仍將是很貧窮的國家，況且中國是否能做到這兩點還大有疑問。即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兩倍，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國仍然排在全世界各國中較低的位置，更不用說中國人相當大的一部分實際上仍然很窮〔1〕。中國人均佔有電話、汽車和電腦的相對排位非常靠後，人均佔有消費品的情況就更差了。
總的說來，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中國也不太可能在全球性大國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競爭力。然而，儘管如此，中國正在成為在東亞的佔有優勢的地區大國。在亞洲大陸，它已經在地緣政治方面佔有主導地位。除了印度以外，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使其鄰國相形見細。因此，中國在該地區內越來越自信，以便與其歷史、地理和經濟的內在要求相稱，這是十分自然的。
研究本國歷史的中國學者知道，直到1840年，中國的帝國影響的範圍仍然遍及整個東南亞，一直延伸至馬六甲海峽，還包括緬甸、今天的孟加拉的部分地區和尼泊爾、今天的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整個蒙古，還有流入太平洋前的阿穆爾河以北大片今天被稱為俄羅斯遠東省的地區（見第一章的地圖3）。這些地區要麼是在中國某種形式的控制之下，要麼對中國俯首稱臣。1885年至1895年間，法－英的殖民擴張把中國的影響逐出了東南亞，而俄羅斯在1858年和1864年把兩項條約強加給中國，使中國在東北和西北喪失了領土。1895年，中國在中日戰爭中又喪失了台灣。
幾乎可以肯定，歷史和地理將使中國人越來越堅持——甚至是充滿強烈感情地堅持——台灣最終必須與大陸重新統一。但那只能是在中國成功地保持經濟進步並進行重大的民主化改革之後。否則，即便一個在地區中起主導作用的中國仍然可能缺乏軍事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特別是當它面對美國反對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問題必將繼續激勵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同時使中美關係變得麻煩起來。
地理也是驅使中國有興趣與巴基斯坦結盟並在緬甸建立軍事存在的一個主要因素。這兩個舉措都把印度作為地緣戰略的目標。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密切軍事合作將增加印度的安全困境，並限制印度在南亞建立地區霸權從而成為中國的地緣政治對手的能力。與緬甸的軍事合作使中國能夠使用印度洋上緬甸幾個近海島嶼上的海軍設施，因而使中國在整個東南亞，特別是馬六甲海峽具有某種更大的戰略影響。如果中國有朝一日控制了馬六甲海峽以及位於新加坡的地緣戰略咽喉，它就將把日本獲得中東石油和進入歐洲市場的通道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歷史因素而更為有力的地理因素，也決定了中國對朝鮮的興趣。一個重新統一的朝鮮成為美國（以及間接成為日本）影響的延伸，這將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中國最起碼也會堅持一個重新統一的朝鮮成為中國和日本之間一個不結盟的緩衝地帶。中國還希望朝鮮對日本的歷史積怨會自然而然地把朝鮮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但是，目前一個分裂的朝鮮半島對中國最有利。
經濟考慮也必將影響中國地區雄心的施展。在這方面，對新能源資源快速增長的需求已經促使中國堅持在南中國海海底資源的地區性開發活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樣，中國已經開始對能源豐富的中亞國家的獨立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1999年4月，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簽署了一項邊界和安全問題聯合協議；同年7月江澤民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據說中方保證中國支持「哈薩克斯坦捍衛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努力」。這些清楚地表明，中國越來越捲入中亞的地緣政治。
歷史以及經濟這兩種因素的結合，還促使一個在地區內更為強大的中國對俄羅斯的遠東地區興趣加濃。自從中俄有了一條正式的共同邊界以來，中國第一次成為經濟上更具活力、政治上更強大的一方。中國的移民和商人已經大量滲入俄羅斯地區，中國正更加積極地推進日本和朝鮮也參與的東北亞經濟合作。在這一合作中，俄羅斯現在手中的牌要弱得多，而俄羅斯遠東地區在經濟上則越來越依賴同中國東北地區的密切聯繫。在中國同蒙古的關係中，類似的經濟力量也在發生作用。
由此可見，中國的地區性勢力範圍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不應把勢力範圍與排他性的地區政治主宰（如前蘇聯在東歐實施的那樣）混為一談。從社會經濟意義上說，這種勢力範圍更具滲透力，而從政治上說則較少壟斷性。然而勢力範圍涵蓋一個地理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各個國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時，要特別尊重地區性主導國家的利益、看法及其可能的反應。簡而言之，中國的勢力範圍——也許更為準確的說法是受敬服的範圍——可以界定為：在這個範圍內各國首都在處理任何特定問題時首先要問的問題是：「北京對此持何看法？」
儘管有已經提到的那些內外障礙，但是，如果中國確實成了一個地區性主導國家和全球性大國的話，那麼它將在今後四分之一的世紀裡，在地區內起主導作用並發揮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的潛在影響。在地區內起主導作用的大中華會將散居在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馬尼拉和雅加達的極其富有而經濟上又強大的華人政治支持調動起來（參見本章註釋中所列的一些令人吃驚的數據）〔2〕，還會滲透到中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從而使其勢力大致可恢復到150年前中華帝國開始衰落時的範圍。通過與巴基斯坦結盟，中國的地緣政治範圍甚至還會擴大。隨著中國的力量和威信的上升，富有的海外華人可能會越來越認同中國的雄心壯志。東南亞國家可能會認為，對中國的政治敏感問題和經濟利益敬而重之是明智之舉，而且它們正在越來越這樣做。〔3〕同樣，新的中亞國家越來越視中國為一個大國，而且它們的獨立以及它們在中俄之間的緩衝作用對中國的利益極為重要。
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範圍最可能向南部縱深大大擴張，於是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不得不適應中國海軍成為南中國海上的一支主導力量這一現實。這樣的中國將更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而不顧美國的態度。在西部，烏茲別克斯坦是最堅決抵禦俄羅斯侵吞其原帝國領地的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可能會贊同與中國建立抵消俄羅斯影響的聯盟關係，土庫曼斯坦可能也會那樣；中國或許會在因內部民族分裂而使國家十分脆弱的哈薩克斯坦採取更加進取的態勢。真正成了政治和經濟巨人的中國也許還會對俄羅斯的遠東地區施加更為公開的政治影響。與此同時，中國會支持在它主導下的朝鮮的統一。
但是，這樣一個得意洋洋的中國，也很可能會遇到外部力量的強烈反對。在西部，俄羅斯和印度有充分的地緣政治理由結成聯盟，來共同抵擋中國的挑戰。俄印之間的合作可能會主要集中於它們的利益受中國威脅最大的中亞地區和巴基斯坦。在南部，最強烈的反對來自越南和印度尼西亞（或許是在澳大利亞的支持之下）。在東部，對於中國一切想在朝鮮半島占主導地位和用武力收復台灣的努力，美國都可能在日本的支持下作出針鋒相對的反應。因為這些行動將使美國在遠東的政治存在降格為只在日本的一個潛在不穩定的地區單獨棲息。
兩種情景完全成為現實的可能性，最終不僅取決於中國本身將如何發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美國的行為和存在。如果美國脫離這一地區，那麼第二種情景實現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是即使第一種情景全面實現，那也需要美國採取某種遷就態度和自我克制。中國人明白這一點，因而中國的政治不得不首先集中於影響美國的行動，特別是影響美日間的關鍵性關係。中國在策略上處理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時也都會考慮到這一戰略上的關注。
中國對美國的主要異議，同美國的實際所作所為關係不大，中國反對的是美國目前是什麼和在什麼地方。在中國看來，美國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國以其在日本的主導地位為基礎而在本地區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國的影響。中國外交部研究機構的一位分析家說：「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在全世界尋求霸權，它不能容忍在歐亞大陸出現任何大國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4〕。因此，僅僅由於美國的地位以及美國呆在什麼地方，美國無意中就成為了中國的對手，而不是中國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國政策的任務是要利用美國的力量去和平地挫敗美國的霸權，同時還不要引發日本對地區的潛在慾望。這種政策符合中國古代孫子的戰略思想。為此，正如鄧小平在1994年8月拐彎抹角地說過的那樣，中國的地緣戰略須同時尋求兩大目標：「首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第一個目標顯然是針對美國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但同時小心地避免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那將斷送中國尋求成為經濟強國的努力；第二個目標是要改變全球實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國家中對目前世界上的權勢等級制度的不滿。美國在這個等級制度中排在首位，並且在歐亞大陸的最西邊和最東邊分別得到歐洲（或德國）和日本的支持。
中國的第二個目標促使北京尋求一種力求避免同與它接壤的鄰國發生任何嚴重衝突的地區地緣戰略，雖然中國在繼續謀求地區的主導地位。中俄關係的策略性改善尤為適時，特別是因為目前俄羅斯已弱於中國。1997年4月，中俄兩國一起譴責「霸權主義」，並宣稱北約的擴大是「不能允許的」。然而，中國不可能認真考慮同俄羅斯結成長期、全面的聯盟來對付美國，因為那會導致美日聯盟的深化和擴大。中國希望美日聯盟慢慢地淡化。同俄羅斯結盟還會使中國與極其重要的現代技術和資金來源隔絕。
正如中俄關係那樣，即使繼續保持與巴基斯坦及緬甸密切的軍事合作，中國也應避免同印度發生直接衝突。這種做法符合中國的利益。如果實施一種公開的敵視政策，將帶來消極後果，不僅會使中國在戰術上與俄羅斯妥協的權宜之計更為複雜化，而且會把印度推向與美國建立更為合作的關係。鑒於印度針對現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懷有某種反西方意向，減少中印之間的緊張也是符合中國更為廣泛的地緣戰略的重點。
同樣的考慮，一般而言，也適用於目前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儘管中國人單方面聲稱南中國海屬於中國，但同時他們又加強同東南亞各國領導人的關係（除了歷史上敵對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領導人在西方價值觀和人權問題上表達出來的更加直言不諱的反西方情緒。中國人尤為歡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不時發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論。1996年5月在東京的一個論壇上，馬哈蒂爾公開對美日安全條約的必要性提出質疑，他提出要瞭解到底誰是美日聯盟準備防禦的敵人，並聲稱馬來西亞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國人顯然認為，美國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會加強中國對本地區的影響。
一個類似的情況是，施加堅韌的壓力看來是目前中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特點。儘管中國對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為了表示中國在此問題上的嚴肅性甚至不借有意引發國際緊張局勢（如1996年3月），但是中國領導人大概也認識到他們暫時仍然缺乏強行取得滿意結局的實力。他們認識到，在條件不成熟時依賴武力解決只會加速同美國發生使自己失敗的衝突，並加強美國在本地區確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國人自己還認識到，中國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中華崛起的前景。
中國同韓國關係中已出現的相互協調，也是鞏固側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實現主要目標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慮到朝鮮半島的歷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緒，中韓媾和本身就有助於削減日本在這一地區的潛在作用，同時也為在中國和朝鮮半島（或許是統一的或許仍處分裂狀態的）之間重新建立傳統關係奠定了基礎。
最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強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地位將有助於中國尋求實現也許是由古代戰略家孫子早已確立的主要目標，即：削弱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以至於力量銳降的美國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區內發揮主導作用的中國作為其盟友，並且最終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實力的中國當作其夥伴。中國將會尋求並實現這一目標，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擴大安全聯盟的防務範圍，或者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被日本的實力所取代。
為了實現這一主要目標，在短期內，中國將設法防止美日加強和擴大它們之間的安全合作。中國對於1996年初美日暗中將安全合作的範圍從狹義的「遠東」擴大到更大範圍的「亞太」尤為警惕。中國認為這不僅是對中國利益的直接威脅，並且會由此發展成一個由美國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國的亞洲安全體系。（在這一安全體系中，日本將成為至關重要的關鍵〔5〕，發揮著冷戰時德國在北約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認為，美日之間的協議有助於日本最終成為主要的軍事大國，也許會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單獨依靠武力來解決懸而未決的經濟或海洋爭端。因此，中國有可能下大氣力煽動亞洲國家中仍然存在的對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重要軍事作用的強烈害怕情緒，以便牽制美國和恐嚇日本。
然而，中國的戰略分析認為，美國的霸權不可能持久。雖然一些中國人，特別是軍方人士，往往把美國視為中國的死敵，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於美國過分地依賴日本，美國在亞太地區將會更加孤立，結果是美國對日本的依賴將進一步深化，但同時美日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擔心也會加深。這將使中國有可能在美日之間縱橫捭闔，如同中國早些時候在美蘇之間所作的那樣。在北京看來，這樣的時候將會到來。到那時美國將意識到，要繼續作亞太地區有影響力的大國，美國別無選擇，只能轉向它在亞洲大陸的天然夥伴中國。
日本：並非地區性而是國際性的國家
因此，美日關係如何演變是中國地緣政治前途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遠東的政策一直以日本為基礎。起初日本只是美國佔領軍的駐地。後來，日本變成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政治和軍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國最重要的全球盟國。然而，日本又是一個在安全上接受美國保護的國家。中國的興起確實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地區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美日密切關係是否能夠持久和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在一個反華聯盟中，日本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國的崛起甚至在導致降低美國的地區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仍得到某種形式的容納的話，那麼日本的作用又將如何呢？
日本同中國一樣，是一個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獨一無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國家。日本的島國歷史，甚至帝國的神話，使勤勞而遵守紀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來就是與眾不同和卓越無比的。對於這一生活方式，日本開始時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來的辦法加以維護。後來，在十九世紀受到世界衝擊時，日本又向歐洲的各個帝國學習，力圖在亞洲大陸創建一個自己的帝國，並以此來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復經濟這個單一的目標之上，但這樣做使日本人對自己國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
美國目前對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對日本的偏執狂。恐華症現在取代了恐日症。僅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斷言，日本將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級國家」的面貌出現在世界上，日本不僅會把美國拉下馬（甚至把美國買下來！），而且會把某種「日本治下的和平」強加於全世界。這樣的預言曾經成為美國評論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業產品。但是，從事這種家庭手工業的，不僅僅限於美國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熱心地模仿起來，在日本炮製了一系列暢銷書。他們提出種種理論，日本將在高科技競爭中戰勝美國，不久後日本將成為全球「信息帝國」的中心，而美國則據說由於歷史疲勞症和社會的自我放蕩而正走向衰落。
這些信口開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很脆弱的國家這一事實。只要在全球的資源和貿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現最輕微的混亂，日本就會遭受傷害，更不用去說全球的總體穩定遭到衝擊時日本將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經受日益暴露出來的人口、社會和政治方面國內弱點的困擾。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氣蓬勃和經濟上強大的，但同時在本地區又是孤立的。由於在安全上依賴強大的盟國，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個強大的盟國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賴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維護者又是日本在經濟上的主要對手。
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經濟動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國力量在地緣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這種地位不大可能繼續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們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造成的精神創傷和恥辱感。由於歷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個不完全滿足於目前全球現狀的國家，雖然日本的表達方式比中國更為克制。日本不無理由地感到它有資格被正式承認為世界大國。但它也意識到，在地區範圍內有用的（而對它的亞洲鄰國來說則是令人寬慰的）對美安全依賴，阻礙了對它的世界大國地位的承認。
此外，中國在亞洲大陸上力量的增長以及中國的影響不久後可能輻射到對日本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對自己地緣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著與中國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強烈認同感，以及作為亞洲人的共同潛意識。有些日本人還可能感到，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出現，具有提高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的權宜效果，因為美國在本地區至高無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中國是傳統的對手、昔日的敵人和對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這使日本同美國的安全聯繫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重要。誠然，由於對日本政治和軍事獨立的令人煩惱的制約，一些民族主義情緒更加強烈的日本人的不滿情緒在增長。
處於歐亞大陸遠東的日本的形勢與處於歐亞大陸遠西的德國的形勢，在表面上有類似之處。兩國都是美國主要的地區盟國。說實在的，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力量也直接來源於與這兩個國家的緊密結盟。兩國都有相當可觀的軍事力量，但是兩國在下述方面卻又都不能獨立自主。德國因在軍事上被納入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而受制約，而日本要受自己的（雖是美國設計的）憲法條款和美日安保條約的限制。日本和德國都是貿易和財政上的動力源，都在本地區處於主導地位，在全球範圍內也都是舉足輕重的。兩國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國，而兩國都為由於沒有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而焦躁不安。
但是，日本和德國各自地緣政治條件的不同，孕育著可能是重大的後果。德國同北約的實際關係使其同主要的歐洲盟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根據北約，德國與美國承擔著正式的對等的防務義務。美日安保條約則規定，美國對日本負有防衛的義務，但並未規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軍事力量來保衛美國。這一條約實際上規定了一種保護性的關係。
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德國早已成為歐盟和北約的成員，過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鄰國現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脅，反而把它看作是經濟和政治上值得歡迎的夥伴。有些鄰國甚至還把德國看作善良的地區大國，而歡迎可能出現的一個由德國領導的中歐集團。日本的亞洲鄰國對日本的看法則遠非如此。它們仍懷有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的敵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鄰國對日本不滿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僅引起強烈的抱怨，而且還阻礙了日本與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甚至與中國的和解，它們對日本的巨額長期債務中有30％是以日元結算的。
日本在亞洲不像德國在歐洲有法國那樣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區夥伴國。毋庸諱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國的強烈吸引，或許還夾雜著某種負咎感。但是，這種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為雙方互不信任，也都不準備接受對方的地區領導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國有波蘭那樣的雖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緣政治上卻頗為重要的鄰國，而且同這一鄰國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為現實。韓國，尤其在它最終實現了和北朝鮮的統一之後，或許能成為日本的波蘭。但是，韓國人對昔日遭受的統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優越記憶猶新，這阻礙了任何社會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韓關係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6〕最後，日本同俄羅斯的關係一直比德俄關係冷淡得多。俄國仍然以武力佔領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奪取的千島群島的南部，從而凍結了俄日關係。簡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區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國則並不孤立。
此外，德國同鄰國之間存在著共同的民主原則，歐洲還廣泛存在著基督教傳統。德國還謀求在一個比自身更大的實體和事業即「歐羅巴」中獲得認同，甚至使自己得到昇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並不存在可與之相比擬的「亞細亞」。說實在的，儘管近些年來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亞洲國家裡出現，日本過去的島國狀況，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與本地區的其他國家相分離。許多亞洲國家認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義的，而且過分地模仿西方，且不願和亞洲國家一起對西方的人權觀以及個人主義的重要性提出質疑。因此，儘管西方有時懷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許多亞洲人卻認為日本不是真正的亞洲國家。
從實際情況看，雖然地處亞洲，日本卻不能安然自在地成為一個亞洲國家。這種情況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緣戰略上的選擇。由於實實在在的歷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個真正的地區性抉擇，即日本在地區內勝過中國而居於優勢地位，且其基礎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導下而是在日本的寬厚領導下的地區合作，看來也不可行。尤為甚者，日本仍然依賴美國的軍事庇護和國際支持。廢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條約將立即使日本在地區或全球動盪造成的混亂中處於極易受傷害的地位。那時，日本唯一的出路將是，或者接受中國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或者訴諸大規模的重新武裝計劃。這後一選擇不但要花很多錢而且十分危險。
不難理解，許多日本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個准全球性大國，同時在安全上卻又是個被保護國。但是，能夠取代現存安排的戲劇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說，儘管中國戰略家們在具體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同見解，中國的國家目標卻是相當清楚的，中國地緣政治抱負在本地區的指向也相對地可以預測，那麼，日本的地緣政治觀則比較朦朧，日本公眾的情緒也更加難以捉摸。
大多數日本人都認識到，對路線作重大而突然的戰略性改變可能是危險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對象而中國正作為地區的舉足輕重大國崛起的地區裡，日本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地區大國嗎？日本應該乾脆默認中國的這種地位嗎？日本能夠（在各個方面）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國而不影響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區內激起對日本的更大敵對情緒嗎？美國會在任何情況下長期地留駐亞洲嗎？如果會的話，美國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作出的反應又將如何影響迄今為止給予美日關係的優先地位？在冷戰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從來沒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而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突出的戰略問題，並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熱烈的爭論。
自從50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戰後首相吉田茂所公佈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之下。吉田主義規定：１日本的主要目標應是發展經濟；２日本的武裝應該是低水平的，應避免捲入國際衝突；３日本接受美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保護；４日本的外交應該摒除意識形態而致力於國際合作。可是，由於許多日本人對日本捲入冷戰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時還虛構了半中立的概念。遲至1981年，伊東正義外相還因為在描述美日關係時使用了「同盟」一詞而被迫辭職。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當時日本正在恢復，中國搞自我孤立，而歐亞大陸則發生了兩極分化。與此形成對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現已意識到，一個在經濟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為國家的主要目標而又不引起國際上的反感。再說，一個經濟上強大的日本，特別是一個同美國相競爭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時又迴避任何國際政治責任。一個政治上有更大影響的日本，特別是謀求國際承認（例如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響世界和平的更關鍵的安全問題或者地緣政治問題上迴避表明自己的立場。
結果，近些年來，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機構撰寫的種種專門研究文章和報告，紛紛出籠。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們闡述日本在後冷戰時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爭論，但大量出版而氾濫於世。〔7〕這些文章和書籍中許多對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進行了推測，並主張日本應該奉行更加積極的外交，特別是對華外交，或者在地區內發揮更加有力的軍事作用。如果從政府間對話的情況來判斷美日關係狀況的話，那麼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兩國關係到90年代中期已進入了一個危機階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經過認真討論提出的建議，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清醒、有分寸和溫和的。極端的選擇方案——徹頭徹尾的和平主義（帶有反美味道）或者單方面大規模地重新武裝（必須對憲法進行修改，井置美國和地區內的不利反應於不顧）的方案沒有贏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來，公開的和平主義的呼籲，如果還有的話，也是越來越少了。單邊主義和軍國主義儘管有一些口若懸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贏得多少公眾的支持。大部分公眾，當然還有有影響的實業界精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這兩種辦法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政策選擇，而只能在實際上給日本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危害。
以政治為主導的公眾討論，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國際態勢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重點，其次在地緣政治的優先次序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次要的差異。粗略地說來，可以看出有三種主要的取向，也許還有第四種較為次要的取向。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稱：不知羞恥的「美國第一」派；全球重商主義派．趨向積極的現實主義派以及國際空想派。可是，歸根到底，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個相同的總目標和同樣的主要憂慮：利用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去爭取全球對日本的承認，與此同時避免亞洲對日本產生敵意，並在條件尚不成熟時避免使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受損。
第一派取向的出發點是，仍應把維護目前存在的（被確認並不對等的）美日關係作為日本地緣戰略的主要核心。持這一派觀點的人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日本在國際上贏得更大的承認並在聯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宮澤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說過的那樣，他們的第一信條是「正在步入21世紀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日本和美國……是否能夠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礎上提供協調的領導」。這一觀點在國際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來掌握外交決策權的機構裡一直占主導地位。在中國的地區作用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這樣的關鍵性地緣戰略問題上，這一領導集團一直是支持美國的，但是他們也把自己的作用視為制約美國對中國採取任何對抗姿態的傾向的一個源泉。事實上，即使是這一派人士也日益傾向於強調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關係。他們認為，日中關係的重要性僅次於日美關係。
第二派取向並不反對日本地緣戰略政策與美國一致，但是，他們認為坦率地承認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個經濟大國這一事實，對日本最為有利。這一派的觀點往往同傳統上勢力很大的通商產業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貿易和出口商有聯繫。根據這一派觀點，日本的相對非軍事化是一種值得保留的資產。在美國確保日本安全的條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經濟介入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將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裡，這第二派取向贊成奉行至少是事實上的中立主義政策，讓美國去平衡中國在地區內的實力並由此去保護台灣和韓國。這樣，日本能夠不受牽制地進一步發展同大陸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可是，在現有的政治現實中，全球重商主義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種必要的安排，包括為武裝部隊提供並不大的預算開支（仍然不過多超過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是他們並不熱心於使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區性含義。
第三派是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緣政治思想家。他們認為，日本作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國家，既有機會也有義務使冷戰後的世界與以前確實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贏得全球的承認。日本有資格得到這種承認，因為它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歷史性地躋身於世界少數幾個真正偉大的國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經預言這樣一種更強有力的日本態勢將會出現。但是，在預言這一前景方面更為人所知的或許要首推1994年發表的頗多爭議的小澤委員會報告。該委員會報告的標題頗能說明問題：《新日本的藍圖：一個民族的反思》。
該委員會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間派政治領袖小澤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該報告主張，應該對日本等級森嚴的政治文化實行民主化，並對日本的國際態勢進行反思。報告要求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建議在保持日美安全關係的同時，日本應摒棄在國際上的消極被動姿態而積極地參與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應該在國際維和努力中起帶頭的作用。為此，該報告建議撤銷日本憲法中對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裝部隊所作的限制。
對於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強調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卻內含這樣一種想法，即日本應在更重要的地緣政治方面從美國對安全事務的包辦下解放出來。鼓吹這一觀點的人往往爭辯說，在有全球重要意義的問題上，日本應該毫不猶豫地代表亞洲說話，而不是自動地追隨美國的領導。可是，他們在諸如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作用和朝鮮前途等敏感問題上卻仍然保持那種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詞，同他們更傳統的同僚們並無多大差別。因此，在有關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他們都持有迄今依然強烈的那種日本傾向，即在這兩個問題上仍舊讓美國去承擔首要的責任，而日本僅在美國做得過頭時發揮一點降溫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後半期，這種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派傾向開始在公眾思潮中佔據主導地位，並且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影響。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開始談論日本的「獨立自主外交」，歷來謹小慎微的日本外務省煞費苦心地把這個詞翻譯成為意思較含糊的（看起來也就不那麼針對美國的）「偏於積極的外交」。
主張第四派取向的國際空想主義者的影響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給日本的觀點注入更為理想化的言辭。這一派往往公開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類的傑出人士聯繫在一起。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對道義上可取的全球目標作出明確承諾對日本的重要性。正因為日本不必承擔地緣政治責任，這些空想主義者常常乞靈於「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號召日本在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動一項真正的人道主義議程方面充當領袖。
所有上述四種取向，在一個關鍵性的地區問題上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更加多邊化的亞太合作的出現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合作將產生三種積極的效果：有助於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國；有助於把美國拖在亞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將會逐漸地削弱；有助於減輕對日本的不滿情緒，因而有助於加強日本的影響力。雖然在地區內形成一個日本的勢力範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區內，特別是在那些對中國力量的日益增長感到不安的沿海國家裡，日本獲得某種程度的敬服或許還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種觀點也一致地認為，小心謹慎地培養同中國的友情遠比對中國實行在美國領導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實上，美國領導下遏制中國的戰略設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賓、文萊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結成抗衡中國的非正式聯合體的主意，對於日本外交政策機構來說也並無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來，任何類似努力不僅要求美國在日本和韓國無限期地大規模駐軍，而且由於製造了中國的地區利益和美日的地區利益之間容易起火的地緣政治重疊，可能成為會自動實現的關於將同中國發生衝突的預言。〔8〕其結果勢必阻礙日本漸進式的解放和威脅遠東的經濟繁榮。
由於同樣的原因，很少有人贊同採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國之間大妥協。這樣一種古典式的聯盟關係大逆轉的地區後果將是形勢更加不穩定：美國將從本地區撤走；朝鮮半島將立即被置於從屬於中國的地位；日本將不得不聽憑中國擺佈。除了也許有少數極端主義者會歡迎以外，這不是一種誘人的前景。由於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邊緣化和在歷史上受到鄙視，已無其他東西可以取代這樣一個基本共識：即同美國的聯繫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線。失去了同美國的聯繫，日本既不可能確保穩定的石油供應，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核彈（也許不久後還有朝鮮的核彈）面前保護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最恰當地運用同美國的關係推進日本的利益。
相應地，日本人根據美國的願望一直在加強美日軍事合作，包括看起來是把合作的範圍從較為具體的「遠東」擴大到更為廣泛的「亞太方案」。1996年初，在複審所謂的美日防務指導方針時，日本政府也把這一方針的適用範圍作了擴大，可能使用日本防衛力量的範圍從「遠東有事」擴大到「日本周圍地區有事」。日本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向美國讓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驅使：越來越懷疑美國長期駐留亞洲的能力；擔心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這一點看起來所懷的憂慮）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仍可能把一種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選擇強加於日本：要末站在美國一邊去反對中國，要末沒有美國而與中國結盟。
對日本來說，這一根本性的兩難處境也包含著一種歷史的必然性：由於爭取成為地區性主導大國的目標行不通，而在沒有地區基礎的情況下要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國又不現實，那麼，自然的結論是，日本獲得全球性領袖地位的最好辦法是積極參與世界範圍的維和活動和經濟發展。通過利用美日軍事同盟保障遠東穩定而又不讓自己捲入反華聯盟的辦法，日本能夠穩妥地為自己確立一種獨特而又有影響的全球性使命，成為推動真正國際性的、更加有效地機制化的合作的大國。這樣，日本將取得類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強大和更具全球性影響：成為一個由於建設性地運用自己的財富和力量而得到人們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國家。
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
美國政策的任務應為：確保日本作出上述選擇，中國崛起而在本地區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致妨礙東亞力量的穩定三角平衡關係。努力處理好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和維持包括美國在內的穩定的三方間相互作用關係，這對於美國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像力將是嚴峻的考驗。消除過去那種認為日本的經濟上升會導致所謂威脅的成見和消除對中國的政治能量的恐懼心理，有助於給必須奠基於仔細的戰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靜的現實主義。這種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納入國際方向和如何把中國的力量引入區域性妥協。
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在歐亞大陸的東部形成相當於歐洲在歐亞西端的一個協調的地緣政治結構，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地區力量結構。可是，同歐洲情況不同的是，在東部大陸不會很快出現民主的橋頭堡。相反，美國同日本重新確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須成為美國同在該地區舉足輕重的中國之間實行妥協的基礎。
從本章前兩節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對美國來說是重要的地緣戰略結論：
有關中國是下一個全球性大國這樣一種流行的看法孕育著反對中國的偏執狂，並在中國內部培育著妄自尊大的思想。對於中國將肯定成為下一個全球性大國的恐懼，往好處說是為時過早，往壞處說，則可能會成為自行實現的預言。因此組織一個旨在遏制中國上升為全球性大國的聯盟會產生消極的後果。那樣做只會確保一個在地區內有影響的中國變得敵對。同時，任何這種努力都會使美日關係趨於緊張，因為大多數日本人可能會反對這樣一個聯盟。根據這一情況，美國應該不再壓日本在亞太地區承擔更大的防務責任。這種努力只會妨礙穩定的日中關係的出現，同時還會使日本在本地區進一步陷於孤立。
但是，正因為中國事實上不可能很快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也正因為如此，對中國實行地區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國作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來對待才可取。把中國拉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之中並賦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鈍化中國民族雄心的尖利鋒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吸收中國參加世界主要國家七國集團的每年一度的首腦會議，特別是既然俄羅斯已被邀請參加，就更應讓中國參加。
不管表面現象如何，實際上中國井無很大的戰略選擇餘地。中國持續的經濟成功嚴重依賴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流入和外國市場的准入。正是這一點嚴重地限制了中國的選擇。中國同一個不穩定而且貧困的俄羅斯結盟，是不可能拓寬自己的經濟或地緣政治前景的（而對俄羅斯來說，這將意味著從屬於中國）。即使玩這種主意對中、俄雙方都有點兒策略上的誘惑力，但這畢竟不是一項可行的地緣戰略選擇。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對中國來說具有更直接的地區和地緣政治上的意義，但也不可能以此作為認真謀取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出發點。如果中國感覺到，美國（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撓其實現民族的或地區的抱負的話，那麼組織「反霸」聯盟可能成為最後的抉擇。但是，那將是個窮困國家的聯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它們將繼續一起貧困下去。
大中華作為地區主導大國正在崛起。既然如此，這個大中華可能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鄰國，而這可能導致地區的不穩定；或者大中華也許會沿襲昔日中華帝國的歷史傳統而滿足於較為間接地施展其影響。將來出現的是霸權主義的勢力範圍還是較模糊的受敬服的範圍，部分地要取決於中國政權專斷的程度，也部分地取決於起關鍵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對大中華的出現作出反應的方式。簡單的綏靖政策會慫恿中國採取更加過分自信的姿態，但僅僅採取阻攔大中華出現的政策，也可能導致類似的結果。在某些問題上採取審慎的讓步政策，在另一些問題上則採取（對中國的行動）劃出準確界限的政策，或許能夠避免發生上述兩種極端的情況。
無論如何，在歐亞大陸的一些地區，大中華可能發揮同美國在一個穩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歐亞大陸方面的大地緣戰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緣政治影響。例如，中國對中亞日益增加的興趣，勢必會限制俄羅斯謀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實現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體化的行動自由。與此相關，在有關波斯灣的問題上，中國對能源日益增長的需求，決定了中國將在保持自由進入產油地區以及產油地區的政治穩定方面與美國具有共同利益。同樣，中國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圖使巴基斯坦從屬於印度的野心，並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亞問題上同俄羅斯合作的意向。最後，中國和日本參與東西伯利亞的開發也同樣有助於促進地區的穩定。應該通過持續的戰略對話來探索這些共同利益〔9〕。
也有一些中國的雄心可能同美國的（還有日本的）利益發生衝突的地區，尤其是中國如果將使用歷史上更慣用的強硬策略去實現這些雄心的話。這點特別適用於東南亞、台灣和朝鮮。
東南亞從其潛力來看，是太富有了，地理上也太遼闊了，總而言之是太大了，因此，即使是一個強大的中國也不易使東南亞屈從於己。但是，東南亞又太軟弱、政治上也過於四分五裂，因此，不能不成為一個至少是敬服中國的地區。隨著中國力量的壯大，中國的地區性影響勢必增長。雖然許多事情取決於中國如何運用它的力量，但直接反對中國或者捲入像南中國海爭端一類的問題是否符合美國的特殊利益尚不清楚。中國人在微妙地處理不對稱的關係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歷史經驗。進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區的恐懼肯定是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的。那種恐懼心理可能導致產生一個地區性的反華聯盟（在印尼和澳大利亞間剛開始的軍事合作中，這種傾向已經初露端倪），而這種聯盟很可能向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尋求支持。
一個大中華，特別在收復了香港之後，幾乎可以肯定會更加起勁地尋求實現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充分認識這樣一個事實是十分重要的：中國從來沒有默認過台灣的無限期分離。因此，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這個問題會釀成美國同中國迎頭相撞的衝突。其後果對有關各方面都將是非常有破壞性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將受挫；美日關係將十分緊張；美國在歐亞大陸東部建立穩定的力量均勢的努力將翻車。
相應地，在這個問題上對等地取得並維持最大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可能還缺乏有效脅迫台灣的手段，北京仍然必須懂得並信服，美國如果默認使用軍事力量強行統一台灣的嘗試，那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將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因此，如果台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
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但那並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台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一個分離的台灣本身對美國來說並無任何特殊利益。事實上，美國官方的立場一直是，而且應該繼續是，只有一個中國。但是，中國統一台灣的方式可能觸犯美國的根本利益，中國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台灣問題也給美國在同中國打交道時提出人權問題提供了合法理由，中國沒有道理指控美國干涉其內政。完全可以向北京重申，只有在中國更加繁榮發達和更加民主之後才能實現統一。不管如何，為了台灣而更加尊重人權是符合中國利益的。美國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人權問題也是恰當的。
與此同時，美國必須信守對中國的許諾，避免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任何在國際上提高台灣地位的行動。在九十年代，美台間的某些官方接觸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美國在心照不宣地開始把台灣當作一個單獨的國家來對待。中國對此表示憤慨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對台灣官員加緊爭取國際上承認台灣分離地位的活動表示不滿，也同樣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美國不必羞羞答答，而應該明確地表示，如果台灣人試圖改變早已確定和有意含糊對待的海峽兩岸關係，將使美國對台態度受到有害影響。再者，如果中國確實繁榮發達起來而且實現了民主化的話，如果中國收復香港之後沒有出現在公民權利方面的倒退的話，那麼，美國鼓勵海峽兩岸就最後統一的條件進行認真的對話，也將有助於在中國國內製造擴大民主化的壓力，同時將促進美國和大中華之間實現更加廣泛的戰略妥協。
地處東北亞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韓國，有可能再一次成為中美爭執的根源，而且它的前途也將直接影響美日關係。只要朝鮮半島繼續分裂下去，而且在不穩定的北方和日益富裕的南方之間繼續存在著爆發新的戰爭的可能性，美軍就必須繼續留駐在朝鮮半島。美國單方面撤軍不僅可能引發新的戰爭，而且很可能標誌著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的結束。在美國拋棄了韓國之後，很難設想日本人會繼續依靠部署在日本領土上的美軍。最可能的後果將是，日本將迅速地重新武裝，並因此導致整個地區的廣泛動盪。
不過朝鮮的重新統一也可能會造成地緣政治上的嚴重困境。如果美軍將繼續留駐在統一後的朝鮮，就不可避免地會被中國人看作是針對中國的。事實上，中國人是否會默認這種情況下的朝鮮統一是個大疑問。如果統一分階段進行的話，包括所謂的軟著陸，中國會從政治上進行阻撓並支持朝鮮那些仍然反對統一的人。如果朝鮮是在北方「強行著陸」的情況下通過暴力統一的，那麼，甚至不能排除中國進行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在中國人看來，只有在統一不同時成為美國力量（由日本在背後作為跳板）的直接延伸這種情況下，朝鮮的統一才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一個統一的、沒有美軍駐紮在其領土之上的朝鮮很可能首先在中、日之間搞某種形式的中立，然後，部分地受雖是殘存卻仍強烈的反日情緒的驅動而逐漸地傾向中國，或者被置於中國的政治影響範圍之下，或者進入某種更加微妙的敬服中國的範圍。到那時將出現這樣的問題：日本是否仍然願意充當美國力量在亞洲的唯一基地。至少這個問題將在日本國內政治中引起最嚴重的分裂。因此而造成的美國遠東軍事活動範圍的任何收縮，都將使維持穩定的歐亞大陸力量均勢更加困難。上述種種考慮，加強了美日在朝鮮維持現狀的利益（誠然各自出發點略有不同）。若現狀就是得改變，也得非常緩慢地分階段前進，最好是在深化美中地區妥協的環境下進行。
與此同時，日韓間的真正和解，將為朝鮮的任何最終統一提供更為穩定的地區環境而作出重要貢獻。日韓間的真正和解將緩解由於朝鮮重新一體化所帶來的種種複雜的國際問題，並導致在兩國間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質和約束力的政治關係。美國在促進這一和解方面能夠發揮關鍵性的作用。許多首先被用於推進德－法和解，後來又被用於推進德國和波蘭和解的具體步驟（例如，從提出聯合大學方案直到建立聯合軍團）也可在這裡適用。全面且有利於地區穩定的日韓夥伴關係，反過來也許使美國甚至在朝鮮統一之後也更容易在遠東繼續存在下去。
同日本保持密切的政治關係符合美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利益，這一點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是否成為美國的附庸、對手或者夥伴，則取決於美國人和日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能力，即更加明確地闡述兩國應尋求的共同國際目標，和更加清楚地劃分美國在遠東的地緣戰略使命和日本所希望扮演的全球角色之間的界線。對於日本來說，儘管國內對日本的外交政策有爭論，但同美國的關係依然是主導它的國際方向感的主要燈塔。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裝的道路，或者單獨同中國搞妥協，都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壽終正寢，並將排除美、日、中在地區內穩定的三角安排出現的可能性。這也將排除在整個歐亞大陸建立由美國安排的政治均勢的可能性。
簡而言之，一個迷失方向的日本，猶如一條在沙灘上擱淺的鯨魚：無助地四處拍打，十分危險。這將破壞亞洲的穩定，卻不能提供可以取代所需的美日中穩定均勢的另一種可行的選擇。美國只有通過同日本的密切聯盟才能適應中國的地區抱負，並制約其表現。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構築一種錯綜複雜的三方相互適應的關係。這種關係涉及美國的全球力量，中國在地區裡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日本的國際領導地位。
根據前述情況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削減美軍在日本（並由此延伸到韓國）存在的現有水平是不可取的。可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任何在重要意義上擴大日本軍事努力的地緣政治範圍和實際規模，也是不可取的。在令人不安地迷失戰略方向的情況下，美國大規模撤軍很可能引起日本推出大規模武裝計劃，而美國壓日本擔當更大的軍事作用只能損害地區穩定的前景，阻礙在更廣泛的區域範圍同大中華達成妥協，導致日本不再承擔更具建設性的國際使命，並因此使得在整個歐亞大陸推進穩定的地緣政治多元化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
還有一條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如果日本不再面向亞洲而是面向全世界的話，必須給它有意義的鼓勵和某種特殊的地位，以較好地照顧日本的民族利益。中國可以首先成為地區大國，而後再謀求成為全球性大國。日本則與中國不同，它可以用迴避追求地區大國地位的辦法來贏得全球性影響。但是，這使日本更有必要認識到，日本是美國在全球使命中的特殊夥伴。而這一全球使命使日本在政治上感到滿足，在經濟上有利可圖。為此目的，美國應考慮締結一項美日自由貿易協定，以開創美日的共同經濟空間。這一步驟把美日之間日益增長的經濟聯繫正式固定下來，並為美國在遠東的繼續存在和日本建設性地參與全球事務提供地緣政治基礎〔10〕。
結論：對美國來說，在建立日益具有合作性和滲透性的全球合作體制中，日本應該成為美國的第一位重要夥伴；而在以向中國舉足輕重的地區地位挑戰為目標的任何地區安排中，不是主要依靠日本作為美國的軍事同盟國發揮作用。實際上，日本應該是美國在處理世界事務新議程中的全球性夥伴，地區內舉足輕重的中國則應該成為美國的遠東之錨，由此促使歐亞大陸出現一種力量均勢。在這個方面歐亞大陸東部的大中華與歐亞大陸西部日益擴大的歐洲，作用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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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據中國計量經濟和技術研究所1996年發表的題為《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的較樂觀的報告估計，201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將達約737美元，或比世界銀行界定的低收入國家高出30美元不到一點。
〔2〕據1994年9月25日的《亞洲週刊》，東南亞500家最大的華人擁有
的公司的資產合計約為5400億美元。其他的估計數更高：1996年11／12月號《國際經濟》報道說，5000萬海外華人的年收入約與上述數字相同，因而，大約與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大體相當。據說，海外華人控制了90％的印尼經濟，75％泰國經濟，50％－60％的馬來西亞經濟，以及新加坡的全部經濟，有人對這種情況表示擔憂。一個前印尼駐日本大使甚至因此公開警告說，「中國正在本地區進行經濟干預」，這不僅可能利用中國在本地區的存在，而且甚至會導致出現中國出資支持的「傀儡政府」（見1996年9月23日（東京）《朝日新聞》）。
〔3〕1997年3月31日曼谷的英文報紙《民族報》發表的有關差瓦立總理訪問北京的報道反映了這方面的苗頭。這次訪問的目的被稱為是與「大中華」建立牢固的戰略同盟。據稱，泰國領導已「承認中國是一個具有全球性作用的超級大國」，並表示泰國願意成為「中國和東盟之間的橋樑」。新加坡在強調與中國認同方面走得更遠。
〔4〕見宋以敏發表在北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國際問題研究》（英文版－譯注）1996年第6－8期的文章《對冷戰後世界力量分化組合的討論》第10頁。她對美國的這一分析代表了中國最高領導的看法。發行量很大的共產黨的正式機關報《人民日報》1996年4月29日發表了這一分析的簡述。
〔5〕王純殷於1996年2月在《國際展望》上發表的文章《展望21世紀之初的亞太》，對美國據稱欲建立這種反華亞洲體系的意圖作出詳盡的分析。
中國的另一位評論家爭辯說，美日安全安排已經從遏制蘇聯勢力的「防禦之盾」變為針對中國的「進攻之矛」（見1996年6月20日《現代國際關係》雜誌楊伯江的文章《「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意味著什麼》）。1997年1月31日，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性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加強軍事聯盟不符合時代潮流》的文章。文章把美日軍事合作範圍的再定義斥為「危險的舉動」。
〔6〕1997年2月25日《日本文摘》報道，根據一次政府主辦的民意測驗，只有36％的日本人對韓國懷有友好感情。
〔7〕比如，首相顧問班子通口委員會1994年夏天發表的報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強調美日安保關係的首要性，也主張進行亞洲多邊安全對話；1994年的小澤委員會報告「新日本的藍圖」；1995年5月《讀賣新聞》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點，其中提出要在海外為維和使用日本的軍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經理協會在富士銀行思想庫的協助下撰寫的報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務體制應該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國際事務論壇向首相提出的題為「亞太地區安全體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報告；還有在過去幾年裡出版的許多書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爭辯，提出的建議也更加極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報告得到西方傳媒更廣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將軍編的書竟敢推斷在某些情況下，美國會無力庇護日本，因此日本應該擴大自己的國防能力。此書引起報刊廣泛評論。（見康廣森野將軍編的「下一代的地面自衛部隊」和1996年3月4日《產經新聞》的評論「美國來援救我們的神話」)
〔8〕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灣特殊關係設想的誘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議員協會，以推進這個目標。中國對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敵對反應。
〔9〕我在1996年同中國國家安全和防務方面的最高級官員會晤中，認清了如下一些作為這種對話基礎的共同的戰略利益（有時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１一個和平的東南亞；２在解決近海問題中不使用武力；３和平統一中國；４朝鮮的穩定；５中亞的獨立自主；６印巴間之均勢；７經濟上充滿活力和國際上善良的日本；８一個穩定但是不太強大的俄羅斯。
〔10〕庫爾特·董發表在1996－1997年冬季號《外交政策》季刊的文章《使美國對日政策革命化》為這一計劃作出了有力的論述，其中指出了這一計劃在經濟上的互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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