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1991年末的解體，在歐亞大陸正中心造成了一個「黑洞」。這就如同地緣政治學家所描述的「心臟地帶」突然從世界地圖上被挖走了一樣。
這一複雜的地緣政治新形勢給美國帶來嚴峻的挑戰。可以理解，美國的緊迫任務當然是減小這個正在分崩離析卻仍擁有強大核武庫的國家陷入政治混亂或重新成為敵對的專制政權的可能性。然而美國的長期任務則依然是：如何促進俄國的民主改革和經濟復興；同時避免重新出現一個歐亞帝國，阻礙美國實現建立一個能把俄國穩定安全地聯在一起的更大的歐洲－大西洋體系這一地緣戰略目標。
俄國的新地緣政治環境
蘇聯的垮臺是龐大的中蘇共產主義集團逐步分裂過程的最後階段。這個集團曾在短時間內與成吉思汗帝國的地域相當，在某些領域甚至超過了後者。但這個存在年代較近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集團，壽命卻很短。鐵托的南斯拉夫反水和毛的中國不聽號令，早就顯示出共產主義陣營在比意識形態的約束更有力的民族主義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蘇集團持續了大約10年，蘇聯持續了大約70年。
但更具地緣政治意義的是長達幾個世紀的莫斯科統治下的大俄羅斯帝國的滅亡。這個帝國的解體緣於蘇聯體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總失敗，雖然由於其一貫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許多弊端幾乎到最後垮臺時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蘇聯看起來十分迅速的自我滅亡驚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兩個星期內，蘇聯先是由俄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首腦們公然宣佈解散，然後正式被一個除波羅的海各共和國以外包括原蘇聯的所有共和國在內的稱作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的含糊不清的實體所取代。蘇聯總統無可奈何地辭職引退，蘇聯國旗最後一次從克里姆林宮降落。最後，一個主要由俄羅斯人組成的有1．5億人口的俄羅斯聯邦成為前蘇聯事實上的繼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億人口的其他共和國則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獨立的主權。
前蘇聯的解體在地緣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亂。僅僅在半個月的時間內，俄國人民突然發現他們不再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的主人，總體說來他們對蘇聯的解體比外界更無思想準備。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邊界退回到了19世紀；在中亞則是退回到了19世紀中葉。更有戲劇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邊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統治之後不久。高加索的丟失重新喚起了對土耳其影響捲土重來在戰略上的擔心。失去了中亞，使人感到丟掉了這一地區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也對伊斯蘭的潛在挑戰憂心仲仲。烏克蘭的獨立則動搖了俄國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這一說法的根本。
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由沙皇帝國佔據、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則由俄羅斯主導的蘇聯佔據的地盤上，現在出現了12個國家。除俄國外，大多數國家對真正的主權毫無準備。這些國家從有5290萬人口的烏克蘭到僅有350萬人口的亞美尼亞，大小不等。它們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確定，莫斯科是否願意永遠接受這一新的現實同樣不可預測。2000萬左右說俄語的人現在成了外國居民，更加重了俄國人受到的歷史震撼。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義越來越強的精英們統治。在經受了幾十年來或多或少帶有強制性的「俄羅斯化」後，他們決心要表現出它們各自的特性。
俄羅斯帝國的垮臺使歐亞大陸的中心出現了一個力量真空。不僅新獨立國家虛弱不堪，十分混亂，俄國本身也因為動盪，特別是因為在政治動盪的同時企圖拋棄舊的蘇聯社會經濟模式，發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機。俄國因擔心穆斯林在新獨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進行了軍事介入，使民族問題更趨嚴重。對車臣政治經濟上付出高昂代價的可悲的殘酷干預，更使問題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國的國際地位大幅下降。雖然仍擁有龐大但越來越陳舊的核武庫，曾是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俄國現在卻被許多人視為只不過是第三世界的一個地區性大國而已。
俄國嚴重的社會危機擴大了地緣政治真空。四分之三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給俄國人民帶來了傷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幹勁最足的人被殺害或死於古拉格勞動營，人數達數百萬。另外，在本世紀內，俄國還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躁齲、一場長期內戰中的死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和破壞。俄國政權推行壓制性的教條主義的正統思想，斷絕了俄國與世界的聯繫。俄國經濟政策對生態問題完全漠然視之，環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據俄國官方的統計數字，至90年代中，僅約40％的新生兒是健康的；約五分之一的俄國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問題。男子平均壽命下降至57．3歲。俄國的死亡率高於出生率。俄國的社會狀況實際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國家水平。
對本世紀俄國人民遭受的恐懼和苦難，無論描述得如何嚴重也不為過。由於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會影響，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機會過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年的俄日戰爭，以俄國戰敗蒙辱而告終；
——1905年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引發大規模城市暴力活動；
——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死傷幾百萬人，經濟陷入極度混亂；
——1918－1921年內戰，再次造成幾百萬人喪生，國家遭到嚴重破壞；
——1919－1920年，俄波戰爭，以俄戰敗而終；
——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勞動營，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殺戮和大規模逃離俄國；
——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業化和集體化運動，造成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大規模饑荒和幾百萬人死亡；
——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幾百萬人被關進勞改營，100多萬人被槍決，幾百萬人死於虐待；
——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平民和軍人傷亡人數達數百萬，經濟破壞慘重；
——40年代晚期再次實施斯大林主義的恐怖，從而再次發生大規模的逮捕和頻繁的處決；
——從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長達40年的與美國的軍備競賽，造成社會貧困；
——70年代到80年代期間為把蘇聯的力量擴展到加勒比、中東和非洲地區而耗盡財力；
——1979－1989年勞民傷財的阿富汗戰爭；
——蘇聯的突然解體，社會動盪，痛苦的經濟危機，血腥而又恥辱的車臣戰爭。
俄國的內部危機和國際地位的喪失令人苦惱和不安，對俄國的政治精英來說尤其如此。俄國地緣政治形勢也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在西部，由於蘇聯的解體，俄國國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緣政治影響的範圍大大縮小。自18世紀以來，俄一直控制著波羅的海諸國。現在失去了裡加和塔林港，使俄國進出波羅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凍港之苦。雖然俄國總算對在形式上新獲獨立但高度俄羅斯化的白俄羅斯保住了政治主導地位，但也難保蔓延的民族主義最終不會在那兒佔上風。在原蘇聯疆域之外，華抄條約組織的崩潰意味著以波蘭為代表的前中歐衛星國正迅速倒向北約和歐盟。
最麻煩的是丟掉了烏克蘭。一個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出現不僅迫使所有俄國人重新思考他們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質，而且也是俄國在地緣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烏克蘭從300多年的俄羅斯帝國歷史脫離出去，意味著俄國失去了一大塊潛在富裕的工農業經濟和在種族與宗教上同俄國人極為接近的5200萬人口。而這些本足以使俄國成為一個真正龐大而自信的帝國。烏克蘭的獨立也使俄國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導地位，因為黑海的奧德薩是俄國與地中海地區以及與距離更遠的國家貿易的重要通道。
從地緣政治上看，丟掉烏克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這使俄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受到極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一個依然控制著烏克蘭的俄羅斯仍可爭取充當一個自信的歐亞帝國的領袖，主宰前蘇聯境內南部和東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國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衝突中。與車臣的戰爭也許僅是第一個例子而已。另外，由於俄國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亞人口急劇增加，任何沒有烏克蘭而僅建立在俄國力量之上的新歐亞帝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歐洲化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減弱，而更加日趨亞洲化。
丟掉了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不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烏克蘭1991年12月宣佈獨立以及在貝拉維扎的關鍵性談判中堅持由一個鬆散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取代蘇聯，尤其是烏克蘭採取政變式的突然行動，強行奪取駐烏的蘇軍部隊的指揮權，才使獨聯體沒有成為僅是一個更加邦聯化的蘇聯的新名稱。烏克蘭的政治自決使莫斯科目瞪口呆，並成為一個榜樣，原蘇聯的其他共和國雖然開始時仍較膽怯，然後均紛紛倣傚。
俄國失掉其在波羅的海的主導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僅由於烏克蘭獨立，也是因為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這些新獨立的高加索國家，為土耳其恢復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區的影響增加了機會。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國海軍力量進入地中海的出發點；到90年代中，俄國在黑海僅剩一小條狹長的沿岸地帶。為蘇聯黑海艦隊的殘餘部分使用在克裡米亞的基地，俄國同烏克蘭仍爭執不休。俄國眼睜睜地惱怒地看著北約－烏克蘭聯合進行海軍和登陸演習，土耳其在黑海地區影響不斷擴大。俄國還懷疑土耳其向車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遠的東南部，地緣政治的動盪同樣極大改變了裡海盆地乃至中亞地區的總的地位。蘇聯解體之前，裡海實際上是一個俄國的湖，僅南部一小部分屬於伊朗。一個獨立和民族主義十分強烈的阿塞拜疆出現了，蜂擁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資者又加強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樣獨立的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也出現了。這一切使俄國現在僅是裡海盆地財富的五個爭奪者之一。俄國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認為它能夠自行處理這些財富。
中亞國家的獨立意味著俄國東南部邊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這些新獨立國家擁有豐富的礦產和能源儲藏，必然會引起外國的興趣。幾乎可以肯定，不僅那些國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後它們的老百姓，民族主義情緒也將越來越強烈，可能會在對世界的看法上更趨伊斯蘭化。哈薩克斯坦土地遼闊，自然資源豐富，但在其近2000萬人口中，哈薩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數基本相當，語言和民族糾紛極易激化。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約2500萬，民族要單一得多，領導人喜歡強調歷史上的輝煌歲月。烏茲別克斯坦現在日益自信地強調本地區在後殖民地時代的新地位。土庫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著哈薩克斯坦而與俄國沒有直接聯繫。為減少以前為進入世界市場在通訊方面對俄國的依賴，土庫曼斯坦正積極開拓與伊朗的新聯繫。
由於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來支持，中亞各國並不像許多俄羅斯人繼續希望的那樣，願意用它們的新政治主權來換取能帶來實惠的與俄國的經濟一體化。至少它們與俄國之間的某種緊張和敵對是不可避免的，而車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說明，不能完全排除比這更糟糕的情況。對俄國人來說，與在其整個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總共有3億多人口）的各伊斯蘭國家發生衝突的潛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嚴重的不安。
最後，俄羅斯帝國解體之時，雖然遠東地區並未發生領土和政治變化，俄國在該地區也面臨不祥的地緣政治新形勢。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至少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一直比俄國弱，也比俄國落後。每個關注俄國國家前途和對十年來急劇變化感到困惑的俄國人，都無法忽視中國正逐步變得比俄國更先進，更具活力，更成功這個事實。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其12億人民活躍的精力結合在一起，正從根本上逆轉著兩國之間的歷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亞的空曠空間幾乎在召喚著中國去殖民。
這個令人驚詫的新現實定將影響俄國在遠東地區的安全感和在中亞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緣政治意義甚至可能會超過喪失烏克蘭對俄國的影響。俄國後共產主義的首任駐聯合國大使、後來又擔任俄國杜馬外事委員會主席的弗拉季米爾·盧金充分闡述了其中的戰略意義：
過去俄國雖然落後於歐洲，但卻自認為比亞洲先進。但從那以來，亞洲發
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們發現自己不再處於「現代化的歐洲」和「落後的
亞洲」之間，而是處於「兩個歐洲」之間的一個奇怪的中間地帶〔1〕。
總之，俄國直到最近仍是一個領土遼闊的大帝國的締造者，並領導著一個從歐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國海的一批衛星國組成的意識形態集團，現在卻成了一個麻煩甚多的民族國家，在地理上沒有便捷的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通道，在東、西、南三面都面臨著與鄰國爆發會削弱自己的衝突的潛在危險。似乎只有北部無人居住和難以通行的、幾乎永久冰凍的地區，才是它地緣政治的安全地區。
地緣戰略的種種幻景
後帝國的俄國出現一段歷史和戰略上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驚的蘇聯垮臺，特別是大俄羅斯帝國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體，在俄國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們就俄國在當前歷史中應如何自我定位的問題展開了範圍廣泛的討論。人們公開和私下激烈地爭論多數大國從未想到過的一些問題：什麼是俄國？俄國在哪裡？做一個俄國人是什麼意思？
這些不僅僅是理論問題。對問題的任何答覆均蘊含著重要的地緣政治含義。俄國是一個純粹由俄羅斯種族組成的民族國家，還是俄國從定義上講範圍要更廣（就如同不列顛比英格蘭要廣一樣），因此注定要成為一個帝國？從歷史、戰略、種族的角度看，俄國恰當的邊界在哪兒？如果從這樣的歷史、戰略和種族角度看，烏克蘭的獨立是否僅是暫時出了偏差（許多俄國人都願這樣想）？俄國人是否必須在種族上是俄羅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國人，但在種族上不是俄羅斯人（也就是說是「Russyanin」，相當於「英國人」卻不是「英格蘭人」）？例如，葉利欽和一些俄國人認為，車臣人確實也可以和應該被認為是俄國人（這種說法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
蘇聯垮臺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國末日來臨的為數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國民族主義者曾絕望地斷言：
倘若這個對俄國人民來說不可想像的可怕災難真的來臨，國家四分五裂，
在其千年歷史中深受貧困和欺騙的人民突然最後變得孤獨無援，他們不久前的
「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駛離正在傾覆的航船，——那麼
，我們是無處可去的……
體現著政治、經濟、精神的「俄羅斯思想」的俄羅斯國家將要重建。它將
彙集已一下子突然化為烏有的1000年王國史和70年蘇聯史的全部精華〔2〕。
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找到一個能為俄國人民接受又切合現實的答案很難。俄國國家自身的歷史性危機更使其難上加難。幾乎貫穿俄國整個歷史的是，國家既是領土擴張又是經濟發展的工具。這個國家也從未刻意地按西歐傳統把自己看作純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實施者，用宗教、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等術語賦予「俄羅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釋。現在這個使命突然遭到摒棄，因為國家的疆域已縮小到主要限於一個民族的範疇。
此外，俄羅斯國家（可以說是其「本質」意義上的國家）的後蘇聯危機的加重，不僅由於俄羅斯面對其帝國傳教士使命突然被剝奪的挑戰，而且由於：為了縮小俄國社會發展的落後狀態與歐亞大陸較發達地區的巨大差距，俄國國內的現代化派（及其西方顧問們）正逼迫國家不再扮演社會財富的指導者、所有者和安排者這一傳統的經濟角色。這要求對俄羅斯國家的國際和國內作用進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這嚴重破壞了俄國國內生活已牢固地確立起來的模式，給俄國政治精英帶來了因在地緣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覺。
在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們可以預料到的，「俄國何去何從和什麼是俄國」的問題立即引出各種各樣的回答。俄國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早就預先決定了其精英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後帝國和後共產主義俄國首任外長安德列·科濟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試圖確定新俄國在國際舞台應如何為人處世時，有一次就重新確認了這種思維模式。在蘇聯解體還不到一個月時他就說：「在放棄烏托邦思想後，我們開始推行實用主義，……我們很快就認識到，地緣政治正取代意識形態」。〔3〕
總的說來，蘇聯解體後，可以說有三大派地緣戰略設想在俄國應運面生。三種設想相互有部分重複，但最終每種都與俄國最關心的相對於美國的俄國地位問題有關，每種也都包含著一些內部的變異。對這些不同的思想派別可以歸納如下：
1．優先考慮與美國的「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對贊成這一主張的一些人來說，這實際上是共同統治全球的代名詞。
2．強調「近鄰外國」是俄國的中心問題，其中一些人主張建立某種莫斯科主導的經濟聯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終恢復某種程度的帝國控制，並以此建立一個能與美歐抗衡的大國。
3．反聯盟，即建立某種反美的歐亞聯盟來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優勢地位。
雖然第一種設想開始時在葉利欽的新執政班子中處於主導地位，但第二種設想不久就在政治上佔了上風，並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葉利欽的地緣政治的政策重點。第三種設想出現得稍晚一些，大約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們的注意，是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蘇聯以後的俄國地緣戰略模糊不清和屢屢失敗之後作出的反應。從歷史角度看，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從對俄國當前國力、國際潛力和國外利益看法的種種幻景中派生出來的。
前蘇聯剛解體時，葉利欽起初的立場是把俄國政治思想中從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觀念推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他主張俄國本來就屬於西方，應該成為西方的一部分，並應盡可能地在國內政治中與西方親近。葉利欽本人及其外長均持這一觀點。葉利欽十分明確地譴責俄帝國的歷史。1990年11月19日，葉利欽在基輔以烏克蘭人和車臣人可隨後用來反對他的言辭雄辯地宣稱：
俄國並不想成為某種新帝國的中心。……由於俄國曾長時間充當這種角色
，俄國比其他國家更懂得這種角色的可惡。俄國從中得到了什麼？結果是俄國
更自由了嗎？更富有了嗎？更幸福了嗎？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統治別的民族的
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俄國新領導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態，鼓勵著俄國外交政策部門中的後蘇聯的「西化派」。這既加強了俄國新領導的親美傾向，也誘使俄國新領導要求直接成為西方的一員。俄國因為新領導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最高決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興。他們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當美國人提出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建立「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時，在俄國人看來，似乎這就認可了由一種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統治來取代原來的美蘇爭奪。
這種共同統治的範圍將是全球性的。俄國因此將不僅是前蘇聯的合法繼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礎上全球和解的事實上的夥伴。正如俄國新領導人不厭其煩地宣稱的，這不僅意味著全世界應承認俄國是美國的平等夥伴，而且沒有俄國的參與或同意，任何全球性問題都不能得到處理和解決。雖然沒有公開說出來，這種幻想明顯地包含著這樣的想法：中歐將仍然是甚至將自願地成為在政治上對俄國有特殊親近感的地區。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的解散將不會導致其前成員國倒向北約，甚至也不會僅僅倒向歐盟。
與此同時，西方援助將使俄國政府有能力進行國內改革，讓國家退出經濟生活並使民主機構得以鞏固。然後，俄國的經濟復興、作為美國平等夥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國巨大的吸引力，會鼓勵最近才獨立的新獨聯體國家，與俄國實現更加緊密的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因而也會擴大俄國的範圍，增強俄國的實力。獨聯體國家因為俄國不再對它們構成威脅而謝天謝地，並會逐步意識到，與俄國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會收到實惠。
問題是這種主張既不符合國際現實，也不符合國內實際。「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觀念雖然好聽但卻靠不住。美國既不願意也不能夠與俄國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願意也做不到。新俄國的國力虛弱不堪，社會極其落後，已不能充當美國真正的全球性夥伴。在華盛頓看來，德國、日本和中國至少也與俄國同等重要和有影響。而且，在歐洲、中東、遠東等有關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地緣戰略問題上，美俄兩國的目標大相逕庭。一旦不可避免地發生分歧，政治實力、財政力量、技術創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將使「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成為一句空話，越來越多的俄國人感到這個說法只是故意造出來欺騙俄國的。
如果美國在早些時候，在美俄蜜月時期就開始著手北約的擴大，並同時向俄國提出一項「難以拒絕的交易」，即在俄國與北約之間建立一種特殊的合作關係，俄國的失望感或許可以消除。如果美國明確和堅決地奉行北約擴大的設想，並保證俄國將被包括在這一進程之中，也許俄國後來對「成熟的夥伴關係」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宮內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會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葉利欽8月間公開贊同波蘭加入跨大西洋聯盟的意向並稱這與「俄國的利益」相一致之後，正是美國那樣做的太好時機。但克林頓政府當時仍奉行「俄國第一」的政策，於是又折騰了兩年多。在此期間克里姆林宮的調子變了，對於在美國已經出現但飄忽不定的有意擴大北約的跡象越來越敵視。到1996年，美國決定把擴大北約作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政策中心目標時，俄國人對此已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了。因此，可以說1993年是失掉歷史機遇的一年。
必須承認，並非所有俄國關於北約擴大的擔憂都毫無道理，或出於惡意。的確有些反對派，特別是俄國軍方人士帶著冷戰思維，認為北約的擴大並非歐洲自身成長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是美國領導的一個仍然敵視俄國的聯盟對俄國的進逼。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實際上是前蘇聯官員，堅持他們長期形成的地緣戰略觀點，認為美國無權插足歐亞大陸，而北約擴大主要的動因就是美國企圖擴大其勢力範圍。還有一些反對者懷有這樣的期望，即一個游離於任何集團之外的中歐，在俄國一旦恢復元氣之後，將再一次回歸俄國地緣政治的勢力範圍。
但俄國許多民主派也擔心北約擴大將意味著俄國被排斥在歐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認為沒有資格參與歐洲文明的機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擔憂，使俄國感到北約擴大似乎是西方蓄謀已久的孤立俄國政策的頂峰，使俄國在世界上孤立無援，十分易受其多種敵人的攻擊。此外，俄國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歐人對莫斯科半個多世紀的統治怨恨有多深，也不瞭解他們對加入一個更大的歐洲－大西洋體系的期望有多高。
總的說來，俄國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難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個原因是，新的俄國精英內部分歧嚴重，而總統和外長又都不能在地緣戰略方面提供始終一貫的領導，他們沒有能力清楚地說明新俄國在歐洲究竟要得到什麼，也不能現實地評估俄國的虛弱所帶來的實際局限。莫斯科政治上準備戰鬥的民主派無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個民主的俄國不反對這個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擴大，而且俄國願意與之結交。與美國共享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難放棄在前蘇聯地區，甚至在前中歐衛星國家中，建立俄國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的思想。
這些情況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正中下懷。到1994年，他們已在重新開始發表意見。軍國主義分子也利用這些情況，此時他們已成為葉利欽在國內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們對中歐國家的抱負作出越來越強烈和不時帶有威脅性的反應，只是增強了那些前蘇聯衛星國尋求北約安全保護的決心，因為他們珍惜剛剛從俄國統治下爭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宮不願否定所有斯大林進行過的對外征服，進一步加深了美俄兩國的分歧。西方輿論，特別是北歐和美國的輿論，對俄國關於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模稜兩可的態度感到不安。俄國雖然承認它們的獨立，也不強迫它們加入獨聯體，但為了使在斯大林時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羅的海各國的大批俄羅斯人群體得到優惠待遇，甚至俄國民主派領導人也不時使用威脅手段。克里姆林宮明顯地不願意譴責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導致波羅的海各共和國被強行並入蘇聯的秘密協定，更使氣氛籠罩上了陰影。甚至在前蘇聯垮臺五年以後，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聲明中還堅持說波羅的海各國是在1940年自願「加入」蘇聯的。
後蘇聯的俄國精英顯然也曾期望西方會幫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國在後蘇聯空間重新發揮主要作用。因此，他們對西方願意幫助新獨立的後蘇聯各國鞏固其獨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憤懣。俄國一些資深的美國外交政策分析家儘管警告說「與美國對抗……是應該避免的一種選擇」，但他們也不無道理地指出，美國正力圖「在整個歐亞大陸重組國家間的關係，……從而使這個大陸上不會出現一個主要的大國，而是有許多中等、較穩定、相當強大的國家，……但這些國家無論是單個的還是整體的實力均不能超過美國。」〔4〕
在這方面，烏克蘭至關重要。特別是到了1994年，美國越來越重視美烏關係並幫助烏克蘭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傾向，使許多俄國人甚至俄國的「西化派」都感到，這是一項針對俄國把烏克蘭最終重新納入自己的範圍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烏克蘭最終將以某種形式與俄國「重新一體化」是許多俄國政治精英的一個堅定信念〔5〕。結果，俄國從地緣政治和歷史的角度對烏克蘭的分離地位的疑問，正好與美國關於一個帝國型的俄國不可能是一個民主的俄國的觀點迎頭相撞。
此外，純粹的國內原因也證明兩個「民主國家」間「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是不現實的。俄國太落後，被集權統治破壞得太嚴重，不可能成為美國切實的民主夥伴。這個重要現實是關於夥伴關係的動聽言辭掩蓋不了的。而且後蘇聯俄國只是部分地清算了過去的歷史。幾乎所有的「民主派」領袖人物，即使對蘇聯的過去已真正幻滅者也不僅僅是蘇聯體制的產物，而且是原先統治集團精英中的高級成員。他們不像波蘭、捷克的領導人那樣是原來的持不同政見者。前蘇聯的重要權力機構，雖然已被削弱，士氣低落，腐敗不堪，卻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國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國經濟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使俄羅斯國家不再干預經濟。俄國因此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援助寄予厚望。這些援助，特別是德國和美國的援助數量確實逐漸增大，不過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能使俄國經濟很快恢復。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滿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評家的鼓噪之聲越來越大。他們聲稱，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是假的，有利於美國，而損害了俄國。
總之，在蘇聯剛剛解體後的幾年內，建立一種有效的全球性夥伴關係的主觀和客觀先決條件均不具備。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價實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們想與美國建立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或者叫共同統治，在獨聯體內比較隨心所欲地行事，並在中歐建立一個地緣政治上的「無人區」。但他們對前蘇聯的歷史又恨又愛的矛盾心理，他們對充當全球性大國的想法不切合實際，俄國國內經濟危機深重，他們又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這一切使他們不可能捧出一個作為平等夥伴關係概念中應有之義的穩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國。俄國必須先經歷漫長的政治改革過程、同樣漫長的民主穩定過程和更加漫長的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然後，不僅在中歐，而且特別在前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就新的地緣政治現實進行一場從帝國心態到民族心態的深刻變革。只有在這以後，與美國的真正夥伴關係才能成為可行的地緣政治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近鄰外國」優先的主張成為對親西方政策選擇的主要批評和初步成為外交政策的另一選擇就不足為怪了。該主張認為「夥伴關係」這一概念忽略了對俄國最重要的東西，即俄國與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的關係。「近鄰外國」成為重點強調需要在前蘇聯曾佔據的地緣政治地區內重新建立一個以莫斯科為決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張的略稱。在此情況下，人們普遍認為，重點傾向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策成果太少，代價太大。那種政策只會使西方更易於利用蘇聯解體造成的機會。
但是，「近鄰外國」學派之下又包含了幾種不同的地緣政治觀念。它不僅包括認為獨聯體會轉變為由莫斯科領導的歐盟式組織的那些經濟機能主義者和經濟決定論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經濟一體化看成僅是恢復帝國的工具之一的人。這樣的經濟一體化既可在獨聯體框架下進行，也可通過俄羅斯－白俄羅斯或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之間（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進行。它還包括主張成立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組成的斯拉夫聯盟的斯拉夫浪漫主義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歐亞主義這種有點玄妙的概念定為俄國的長期歷史使命的人。
「近鄰外國」優先的主張最狹義的表達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個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場，那就是俄國必須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與新獨立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因為在蘇聯有意加強它們相互間經濟依存關係的政策下，事實上它們仍與俄國聯繫在一起。這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都是有意義的。新獨立國家的領導人不能忽視俄國新一代領導人經常提到的「共同經濟空間」這一現實。合作，甚至某種一體化是經濟發展所必要的。因此，為扭轉前蘇聯政治上的解體帶來的經濟混亂和四分五裂狀態，加強獨聯體的聯合機構不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對一些俄國人來說，推動經濟一體化是對已發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負責的反應。人們經常把後蘇聯俄國的形勢與歐盟作類比是有道理的。主張經濟一體化的溫和派明確反對恢復俄羅斯帝國。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員組成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發表的一份題為《俄國戰略》的有影響的報告中，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後帝國開明的一體化」作為建立後蘇聯「共同經濟空間」的恰當計劃。
但是強調「近鄰外國」並不僅僅是主張地區經濟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學說。其地緣政治內容帶有帝國味道。甚至較為溫和的1992年報告也談到恢復了元氣的俄國將最終與西方建立一種戰略夥伴關係，並宣稱在這一關係中俄國應起「調控東歐、中亞和遠東形勢」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鄰外國」優先的人則更直言不諱。他們明確談到俄國在後蘇聯空間的「獨特作用」，指責西方向烏克蘭及其他新獨立的國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議會外事委員會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論調雖並不極端卻很典型。阿是「夥伴關係」優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開宣稱前蘇聯空間是俄國獨家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1994年1月，阿的論調得到了此前積極主張親西方政策的外長安德列·科濟列夫的響應。科稱俄國「必須在幾個世紀來一直是俄國利益範圍的地區內保持軍事存在。」事實上，1994年4月8日《消息報》稱，俄國成功地在新獨立的各共和國領土上保留了至少28個軍事基地。如果在地圖上把俄國在加裡寧格勒、摩爾多瓦、克裡米亞、亞美尼亞、塔吉克斯坦和千島群島的軍事存在用線聯起來，實際上大體與前蘇聯的外部邊界相當。
1995年9月，葉利欽總統發表俄國對獨聯體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國的目標概括為：
俄國對獨聯體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在國際社會上佔有適當位置的
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國家聯盟，以鞏固俄國在後蘇聯空間建立的國家間政治經
濟關係新體系中的領導力量的地位。
人們應注意到該文件側重於政治領域的努力，強調地提到一個單一實體及「它」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並強調俄國在這個新實體中的主導作用。在強調這些時，莫斯科還堅持俄國必須加強與新成立的獨聯體之間的政治、軍事聯繫；必須建立一個共同的軍事指揮體系；獨聯體各國的武裝部隊必須通過一項正式的條約聯結在一起；獨聯體的「外部」邊界必須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國軍隊必須在獨聯體內的任何維和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在獨聯體內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機構必須設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並由俄國總統主持獨聯體首腦會議。
而且還遠不止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稱：
應保證俄國電視台和電台在近鄰外國的廣播，俄國新聞在這一地區的傳播
應得到支持，俄應為獨聯體各國培訓民族幹部。
考慮到有必要以與俄國友好關係的精神來教育獨聯體各國的年輕一代，應
特別注意恢復俄國作為蘇聯以後的地盤內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這樣的氣氛下，1996年初，俄國杜馬竟宣佈蘇聯的解散是無效的。同年春天，俄國與獨聯體中較隨和的成員國簽署了兩個協議，密切相互間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關係。其中一個大張旗鼓地簽署的協議實際上是規定要在新的「主權國家共同體」（俄語縮寫為SSR，是對前蘇聯縮寫USSR的十足懷舊）範圍內建立俄國與白俄羅斯的聯盟。另一個由俄國、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簽署的協議要求在遠期創建「一體化國家共同體（CommunityofInt
egratedStates）」。兩個協定均表明俄國對獨聯體內部一體化進展的緩慢已不耐煩，並決心堅持推動這一進程。
「近鄰外國」政策強調加強獨聯體的中央機制，因此把客觀的經濟決定論思想中的一些成份與很強的建立帝國的主觀決心結合了起來，但卻並沒有從更高的哲學高度或地緣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煩惱的問題：「什麼是俄國？」「俄國真正的使命和恰當的範圍是什麼？」
同樣強調「近鄰外國」且越來越有吸引力的歐亞主義思想，要填補的正是這個空白。這個以頗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術語闡明的主義，所指方向的出發點有這樣一個前提：從地緣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國既不完全是歐洲的，也不完全是亞洲的，因此，俄國具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歐亞特性。這種特性是俄國對從中亞到太平洋海岸遼闊土地的獨特控制所遺留下來的，是莫斯科四個多世紀向東擴張所建立的帝國的遺產。俄國通過擴張，把一大批非俄羅斯人和非歐洲人納入俄羅斯，從而也形成了獨特的歐亞政治文化特點。
作為一種學說，歐亞主義並非在後蘇聯時期才出現。它始於19世紀。但作為前蘇聯共產主義明確的替代物和對所謂西方墮落的反應，興盛於20世紀。俄國流亡者積極宣傳這一學說以取代蘇維埃主義，因為他們認識到前蘇聯內部非俄羅斯人的民族覺醒需要一種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學說。他們擔心共產主義的最終失敗也會導致古老的大俄羅斯帝國的瓦解。
早在本世紀20年代中期，一個重要的歐亞主義的倡導者恩·思·特魯別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闡述了這一點。他寫道：
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歐洲主義，旨在破壞俄羅斯生活的精神基礎
和民族獨特性，宣揚實際統治歐美的唯物主義觀點……
我們的任務是當俄國不再是歐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時，當俄國再次回歸自我
成為俄羅斯－歐亞，自覺地繼承和維護成吉思汗的偉大遺產時，創造一種嶄新
的文化，不同於歐洲文明的我們自己的文化〔6〕。
在後蘇聯的混亂情況下，這種觀點大有市場。一方面，共產主義被指責為背叛了俄國正統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羅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義也受到了批判，因為西方尤其是美國被認為是腐敗的。文化上反俄羅斯的，意在剝奪俄國在歷史和地理上對歐亞大陸獨有的、淵源很深的控制權。
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人種史學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廣泛引用的文章給歐亞主義作了學術上解釋。他的《中世紀的俄羅斯和大草原》、《歐亞節奏》以及《歷史上的人種地理》等書，有力地闡述了歐亞大陸是俄羅斯人民的獨特「人種」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羅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羅斯居民之間的歷史上共生的結果，從此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歐亞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誡說，適應西方，對俄國人民來說只能意味著失掉自己的「人種和靈魂」。
這些觀點得到俄國各種民族主義政治家更為直覺的響應。例如，葉利欽的前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曾宣稱，「從我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看，很顯然，俄國代表著連接亞洲和歐洲的唯一橋樑。誰成了這塊土地的主人，誰就將成為世界的主人」〔7〕。1996年大選中葉利欽的共產黨競爭者根納季·久加諾夫儘管是搞馬列主義的，但也推崇歐亞主義對俄國人民在歐亞大陸廣褒土地上特殊的傳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強調。久加諾夫爭辯說，俄國有獨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優勢來充當全球的領導。
哈薩克斯坦領導人努蘇爾丹·納扎爾巴耶夫也提出一種更穩重實用的歐亞主義思想。納在國內面臨著人數幾乎相等的土生土長的哈薩克人和俄羅斯移民之間的種族矛盾，同時也為了尋找減輕莫斯科要求政治一體化壓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歐亞聯盟」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獨聯體。雖然他的想法沒有更為傳統的歐亞主義的玄妙內容，當然也並不賦予俄國人充當歐亞領導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於這樣一種觀念：地理範圍與前蘇聯相當的歐亞大陸是一個有機整體，也必須有政治的含義。
在某種程度上，俄國地緣政治思想把「近鄰外國」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從安全和經濟角度看，在後帝國的俄國和新獨立的國家間實現某種秩序和妥協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討論具有一種超現實色彩的是這樣一個揮之不去的觀念：從某些方面來看，不管前帝國的政治「一體化」是（因為經濟原因而）自動實現，還是作為俄國最終恢復所喪失的力量的結果而實現（且不用說是作為俄國特殊的歐亞或斯拉夫使命而實現），這種「一體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這一方面，人們經常與歐盟作比較，但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不同點：歐盟，即使考慮到德國的特殊影響，也不是由一個在國民生產總值、人口和領土面積方面都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總和的國家主導的；歐盟也不是一個民族帝國的繼承者，其獲得解放的成員也不深深懷疑「一體化」就是重新被統治的代名詞。即使如此，若德國像前面提到的俄國於1995年9月那樣正式宣佈其目的就是加強和擴大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人們也不難想像歐洲國家會作出什麼反應。
與歐盟作比較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開放的和較發達的西歐國家已為民主的一體化作好了準備，而且大多數西歐人看到了這種一體化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西歐的那些相對貧窮的國家也能從中得到大量的補貼。相反，新獨立的國家則把俄國看作政治上不穩定卻仍然盛氣凌人、野心勃勃，並且在經濟上是它們參與世界經濟、獲得急需的外資的障礙。
烏克蘭特別強烈地反對莫斯科的「一體化」思想。烏克蘭領導人很快就認識到這樣的「一體化」，特別是在俄國對烏克蘭獨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態度的情況下，最終將會導致烏的民族主權的喪失。而且俄國對新獨立的烏克蘭國家採取的高壓政策——不願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對烏克蘭在克裡米亞的權利提出疑問並堅持俄國對塞瓦斯托波爾港獨享治外法權的控制，使烏克蘭已經覺醒的民族主義有了明確的反俄傾向。在一個新國家歷史成形的關鍵階段，烏克蘭民族國家的自我定位因此從傳統的反波蘭或反羅馬尼亞的方向，轉為集中反對俄國提出的任何建立一個更為「一體化」的獨聯體或斯拉夫共同體（與俄羅斯及白俄羅斯）或歐亞聯盟等建議，把這些建議都看成是俄羅斯為重建帝國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勵了烏克蘭維護其獨立的決心。雖然開始時西方特別是美國遲遲不承認分立的烏克蘭國家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期，美國和德國均已成為基輔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國防部長宣稱，「我無論怎麼說都不會誇大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對整個歐洲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9月，德國總理雖然堅定地支持葉利欽總統，卻也進一步宣稱「烏克蘭在歐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戰，誰也不能再對烏克蘭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提出爭議」。美國的決策者們也把美烏關係稱為「戰略夥伴關係」，故意用與描述美俄關係同樣的詞語來描述美烏關係。
正如前面所述，沒有烏克蘭，以獨聯體或以歐亞主義為基礎重建帝國都是不可行的。一個沒有烏克蘭的帝國最終只能是更「亞洲化」的離歐洲更遙遠的俄國。而且，歐亞主義對新獨立的中亞各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亞人熱心於與莫斯科結成新的聯盟。烏茲別克斯坦特別堅決地支持烏克蘭反對俄國把獨聯體提升為超國家實體，反對俄國意在加強獨聯體的倡議。
其他獨聯體國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圖，傾向於團結在烏克蘭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周圍反對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緊密的政治和軍事一體化的壓力。同時，幾乎所有新獨立國家的民族意識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識地譴責過去對莫斯科的順從是殖民主義，努力消除其各種影響。因此，甚至在民族問題十分脆弱的哈薩克斯坦，也與其他中亞國家一道廢除了西裡爾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時候改造過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實際上，到90年代中，為阻止俄國用獨聯體作為政治一體化的工具，由烏克蘭悄悄挑頭，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時也包括哈薩克斯坦、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組成的集團。
烏克蘭堅持有限的、以經濟為主的一體化，進一步使「斯拉夫聯盟」這一概念失去了實際意義。這個由一些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培育起來的，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時的主張，一旦被烏克蘭拒絕就自動失去了其地緣政治含義。「斯拉夫聯盟」僅剩白俄羅斯一國與俄國在一起。由於哈薩克斯坦北部的俄羅斯人聚居區也可能成為該聯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聯盟」還有可能使哈薩克斯坦分裂。這種可能性當然不會使哈薩克斯坦的新統治者感到放心，而只會激化反俄的民族主義傾向。在白俄羅斯，一個沒有烏克蘭的斯拉夫聯盟只能意味著白俄羅斯被俄國兼併。這也將激起更強烈的民族不滿情緒。
「近鄰外國」政策的這些外部障礙，因俄國人民的情緒這個重要的內部制約而大大增強。儘管政治精英之間就俄羅斯在前帝國範圍內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噪不止，可能是由於厭倦了，也可能僅僅出於常識，俄國人對恢復帝國的任何宏偉計劃幾乎都沒有什麼熱情。他們贊成開放邊界，開放貿易，人員自由流動以及俄語的特殊地位，但對政治一體化，特別是這個一體化牽涉到經濟代價和流血犧牲時並不熱心。「聯盟」的解體令人遺憾，恢復令人高興。但公眾對車臣戰爭的反應表明，任何超出運用經濟影響或政治壓力的政策均不會得到民眾的支持。
總之，「近鄰外國」優先的政策在地緣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國在政治上還不夠強大，還無力把其意志強加於人；在經濟上也無足夠的吸引力來吸引新的國家。俄國的壓力只會使它們更多地尋求與外部的聯繫，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與西方的聯繫，但有時也會尋求發展與中國和南部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的關係。當俄國針對北約的擴大揚言要組建自己的軍事集團時，它迴避了「與誰』』的問題，而且它還迴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與白俄羅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獨立的國家，因為擔心潛在的政治後果，對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與俄國實行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也越來越不信任。與此同時，關於俄國所稱的歐亞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傳的性質的思想，也只是進一步使俄國遠離歐洲和整個西方而孤立起來，加深後蘇聯時期的危機，並延緩俄國社會按照基馬爾·阿塔托克在奧斯曼帝國滅亡後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樣實現急待進行的現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鄰外國」政策沒有給俄國提供地緣政治的解決方法，相反只帶來了一種地緣政治的幻想。
如果與美國共同統治行不通，「近鄰外國」政策又不靈，那麼俄國還有什麼地緣戰略可選擇呢？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未能實現建立一個在全球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國」的理想，這使民主派大為沮喪。「民主俄國」只成了一個口號，而與現實無緣。在不得不承認老帝國的「重新一體化」最多也僅是個遙遠可能性的情況下，又使一些俄國的地緣政治家玩弄起某種針對美國在歐亞大陸霸主地位的反聯盟主張。
1996年初，葉利欽總統解除了親西方的外長科濟列夫的職務，以更有經驗但正統的前共產黨國際問題專家，長期來一直對伊朗和中國感興趣的葉甫根尼·普裡馬科夫代之。一些俄國評論家猜測，普裡馬科夫的傾向可能會促成一個以三個在削弱美國在歐亞大陸首要地位問題上有最大地緣政治利益的大國為核心的新的「反霸」聯盟。普裡馬科夫上台伊始的幾次出訪及講話加深了這一印象。而且現有的中國與伊朗的武器貿易關係，以及俄國願與伊朗合作加快其獲得核能源的傾向，與更緊密的政治對話和最終的結盟是完全符合的。這一結果至少在理論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國、世界上最好戰的伊斯蘭大國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強的亞洲大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聯盟。
要搞這種反聯盟，首先必須恢復中俄雙邊關係，並利用兩國政治精英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不滿。1996年初，葉利欽去了北京，簽署了一項宣言，明確批評了全球性「霸權主義」傾向。這也就暗示兩國將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同年12月，中國總理李鵬回訪，兩國不僅重申反對「由一個大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且同意加強現有的關係。俄國評論家們歡迎這一發展，並把這視為全球大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積極變化和對美國推動的北約擴大的恰當反應。有些人甚至高興地說中俄聯盟將對美國實施它應得的懲罰。
但是，只有在美國十分短視地同時對中國和伊朗採取敵視政策時，把俄國與中國及伊朗結合在一起的聯盟才能搞得起來。這樣的結局當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國的所作所為看來幾乎就在貫徹要同時與德黑蘭和北京敵對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國卻都不準備把戰略賭注下在既不穩定又虛弱的俄國身上。兩國都意識到這種聯盟一旦超出了某種偶爾為之的策略協調範圍，就會危及它們各自與較為先進的世界的關係，而只有這個先進世界才有能力向它們投資和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先進技術。俄國卻沒有什麼可向它們提供，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反霸聯盟的夥伴。
實際上，並無共同的意識形態而僅是在「反霸」情緒下結成的任何聯盟基本上將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對第一世界的最先進部分的聯盟。它的各個成員都不會有多少收穫，中國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資流入的危險。正如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俄國地緣政治學者指出的，對俄國來說也是如此，「俄中聯盟的幽靈……將大大增加俄國再次被西方的技術和資金拒之於門外的可能性」。〔8〕不管它是由三國還是兩國組成，這種聯盟最終會使所有的參加者長期地孤立，共同落後。
另外，中國將在任何俄國認真努力拼湊的這類「反霸」聯盟中成為老大。中國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於開拓，生氣勃勃，對俄國還有某些潛在的領土要求，將必然使俄國淪為一個小夥計。而同時中國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願）去幫助俄國克服其落後狀態。俄國因此將成為不斷擴大的歐洲和擴張主義的中國之間的緩衝區。
最後，俄國一些外交問題專家仍然企盼歐洲一體化停滯不前，包括西方內部對北約未來前景發生分歧，認為這至少也許最終會給俄國創造一些策略性機會與德國或法國拉拉關係，來破壞歐洲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繫。這種觀點其實毫無新意。整個冷戰時期，莫斯科都在過一段時間就試圖打德國牌或法國牌。不過某些莫斯科的地緣政治學家也不無理由地認定，歐洲事務的停滯會提供可資利用的策略機會，而對美國造成不利。
但是能夠得到的也就是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純屬策略上的機會而已。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都不可能放棄與美國的關係。雖然不能排除特別是俄國有時在一些小問題上會拉攏法國，但只有歐洲事務中出現大的動亂，歐洲統一事業和跨大西洋聯繫的垮臺，聯盟在地緣政治上才會逆轉。即使到了那個時候，歐洲國家也不會謀求與迷失了方向的俄國發展真正全面的地緣政治聯盟。
因此，說到底，沒有一種反聯盟政策是可行的選擇。擺脫俄國新的地緣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於反聯盟，也不在於與美國建立平等的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幻想，更不在於在前蘇聯範圍內建立某種政治經濟上的「一體化」體系。所有的政策都迴避了對俄國來說實際上唯一可行的選擇。
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
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並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正如本書第三章已闡述的那樣，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
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夥伴；但如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如果美國不培育出一種環境使俄國人相信與跨大西洋的歐洲越來越結成有機的聯繫是俄國的最好選擇，俄國就更可能成為一個問題。雖然俄中、俄伊（朗）長期戰略聯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顯重要的是，美國的政策應避免使俄國偏離其所需的地緣政治抉擇。因此，美國在制定與中國和伊朗關係的政策時，應盡可能把它們對俄國地緣政治分析的影響考慮在內。堅持龐大的地緣戰略選擇的幻想，只會延誤俄國為結束其深刻危機所必須作出的歷史挾擇。
只一個願意從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接受歐洲新現實的俄國，才能從橫跨大陸的商業、通訊、投資、教育等廣大領域的歐洲合作中獲益。因此，俄國加入歐洲委員會是方向十分正確的步驟。這是新俄國與正在擴大的歐洲間進一步建立機制性聯繫的嘗試。這也意味著俄國若要走這條路，除了最後倣傚奧斯曼帝國以後的土耳其，決定放棄其帝國野心，決意走現代化、歐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個現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歐洲能給俄國帶來的實惠，是任何其他選擇都無法比擬的。如果俄國是一個不搞擴張的、民族的、民主的國家，歐洲和美國就不對俄國構成威脅；它們與俄國之間也不存在不穩定的具有潛在衝突危險的邊界，而俄國與其以南的穆斯林國家卻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領土上都界線不清，因而肯定有潛在衝突的危險。相反，對歐美來說，一個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國正是它們地緣政治上所期望的實體，是動盪複雜的歐亞大陸穩定的一個源泉。
俄國因此面臨著進退兩難的處境。如果為了得到實惠，作傾向歐、美的抉擇，那麼首先就要明確、公開地拋棄俄帝國的過去；第二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的政治和安全關係不表示異議。第一個要求意昧著俄國應接受在前蘇聯範圍內已形成氣候的地緣政治多元性。接受這一點，並不是排斥以過去的歐洲自由貿易區模式進行的經濟合作，但不能對新獨立國家的政治主權進行限制。原因很簡單：它們不願意受這種限制。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國明確地、毫不含糊地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存在，承認烏克蘭的邊界和獨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個要求可能更難接受。不能把與跨大西洋共同體的真正合作關係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即僅僅因為俄國不願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歐洲民主國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體之外。這個共同體的擴大無需匆忙，當然也不應以反俄為主題來促其擴大。但這一擴大不能，也不應被一紙只能反映一種過時的歐洲安全關係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擋不前。一個擴大的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塗抹的地理的限制。
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這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可能在開頭並在一段時間內難以解決。這需要用政治意志採取一個大動作，可能還需要一個傑出的領袖有能力作出抉擇，並表現出建立一個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現代的、歐洲的俄國的遠見。這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還不會發生。克服共產主義和後帝國的困難不僅需要比後共產主義中歐的轉變更長的時間，而且也需要一個有遠見的、穩定的政治領導。目前俄國的基馬爾·阿塔托克尚未出現。但俄國人最終將認識到俄國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9〕。他們必須承認葉利欽1990年在基輔關於俄國將來不應成為一個帝國的講話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個真正非帝國的俄國仍將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迄今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強大國家。
不管怎麼說，對「什麼是俄國和俄國在哪裡」的問題重新作出回答也許只能分階段進行，而且還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堅決的姿態。美國和歐洲必須提供幫助。他們不僅應讓俄國與北約簽訂一個特殊的條約或憲章，而且也應著手與俄國一起探索建立一個遠遠超過鬆散的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OSCE）的最終橫跨大陸的安全和合作體系。如果俄國國內民主體制得到鞏固，並且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取得實質性進展，就不應排除俄國與北約和歐盟發展更緊密關係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西方特別是美國應實行使俄國這一抉擇的兩難困境一直持續下去的政策。後蘇聯的新國家保持政治經濟穩定，是使俄國有必要進行歷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後蘇聯的新國家，在前蘇聯地區內實現地緣政治的多元化，必須是吸引俄國毫不含糊地作出歐洲抉擇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些國家中，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在地緣政治上尤其重要。
獨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為西方進入能源豐富的裡海盆地和中亞地區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著中亞將可能與外部世界隔絕，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於俄國要求重新實現一體化的壓力。從民族的角度看，烏茲別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亞國家，也是俄國重新控制該地區的主要障礙。烏茲別克斯坦的獨立對中亞其他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烏茲別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於俄國的壓力。
但最重要的是烏克蘭。隨著歐盟和北約擴大，烏克蘭最終將有資格選擇它是否願意加入這兩個組織。烏克蘭為加強其獨立地位，一旦這兩個組織與其邊界接壤而其內部變革又使它開始達到加入的標準，烏克蘭很可能會願意加入這兩個組織。雖然這還要一段時間，但西方在進一步加強與基輔的經濟和安全聯繫的同時，現在就開始把2005－2015年定為烏克蘭逐步加入兩組織的合理的時間表，以減少它擔心歐洲擴大會在波烏邊界上止步的擔憂，為時已並不太早了。
俄國儘管抗議北約擴大，但可能到1999年會默認北約吸收幾個中歐國家，因為俄國與中歐的文化和社會差距在共產主義垮臺以來已擴大了許多。倒是俄國要默認烏克蘭加入北約會困難得多，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承認烏克蘭的命運不再與俄國的命運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但烏克蘭要以獨立的國家生存，就必須成為中歐而不是歐亞的一部分；如果烏克蘭要成為中歐的一部分，那麼它就必須充分參與中歐與北約和歐盟的聯繫。俄國接受了這些聯繫將說明俄國自身也決定真正成為歐洲的一部分。俄國拒絕這樣做，就等於拒絕歐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歐亞」身份和存在。
必須記住的關鍵問題是：若烏克蘭不屬於歐洲，俄國就不能屬於歐洲，但若俄國不屬於歐洲，烏克蘭卻仍可屬於歐洲。假如俄國決定把賭注押在歐洲，那麼烏克蘭被納入擴大的歐洲體系最終將符合俄國自身的利益。的確，烏克蘭與歐洲的關係可以成為俄國自身發展的轉折點。但這也意味著確定俄國與歐洲的關係還需要一段時間，因為烏克蘭決定倒向歐洲將使俄國在對它下一階段歷史作出決策時陷入危機——或者也成為歐洲的一部分，或者成為歐亞的一個棄兒，既不真正屬於歐洲，又不真正屬於亞洲，在同它的「近鄰外國」的衝突中一籌莫展。
人們希望，擴大的歐洲和俄國之間的合作關係會從正式的雙邊關係發展到更有機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經濟、政治、安全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在下個世紀頭二十年中，俄國會逐步成為包括烏克蘭並延伸到烏拉爾山脈甚至更遠地區的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國與歐洲和跨大西洋體系發生聯繫，甚或形成某種形式的成員關係，又將為迫切希望發展與歐洲關係的三個高加索國家——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敞開大。
無法預料這個進程會有多快，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動俄國走向這一方向的地緣政治環境已經形成，同時排除了其他誘惑，那麼這個進程會發展得更快。俄國同歐洲靠攏的速度越快，歐亞大陸的黑洞就會越早由一個越來越現代化和民主的社會填補。實際上，對俄國來說，這一個抉擇的兩難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緣政治抉擇的問題，而是面對自己繼續生存的必要條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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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我們的安全困境》，美國《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頁。
〔2〕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中央集權主義的悲劇》，載於《俄羅斯文學月刊》，1990年1月號，第4－5頁。
〔3〕1992年1月12日《俄羅斯報》刊登的專訪。
〔4〕A·博加圖羅夫和V·克列緬尤克（兩人均為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資深學者）所著《美國人自己是永遠也不會停下來的》，載1996年6月28日《獨立報》。
〔5〕例如，據國際文傳（1996年11月20日）報道，連葉利欽的首席顧問德米特裡·留裡科夫都把烏克蘭視為一種「臨時現象」。《大眾報》（1996年12月10日）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俄國可能在烏克蘭東部遇到一個十分難以解決的問題。民眾的普遍不滿……將導致提出由俄羅斯來接管該地區的請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會支持這種計劃。」俄羅斯對克裡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的領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羅斯公共電視台在晚間天氣預報節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爾列為俄羅斯城市的那種挑釁性做法，當然無助於減少西方對俄羅斯意圖的擔憂。
〔6〕恩·思·特魯別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遺產》，《逆流》1990年第9期第68頁。
〔7〕羅馬《咖啡店報》的專訪，1994年7月15日。
〔8〕阿列克賽·博加圖羅夫：《俄美當前的關係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載《獨立報》1996年6月18日。
〔9〕1996年初，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國的消亡抑或俄國的重生》，載1996年4月26日《今日報》，對此作了詳盡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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