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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上帝的使者,諾曼·布盧姆


  (法國百科全書派一員)狄德羅(Diderot)應女皇之邀訪問了俄國宮廷。他暢所欲言,侃侃而談,向宮廷內的年輕官員們講述了許多生動的無神論觀點。女皇對此甚為賞識,但她的一些議員卻建議,對這一學說進行一次查驗或許是不無意義的。女皇無意就此封住她的客人的嘴,於是,這個計劃就這樣開始進行。狄德羅首先被告之,有一位學識淵博的數學家具有一個據以用代數證明上帝之存在的論證,如果狄德羅願意,他將在宮廷全體官員面前演示給狄德羅看。狄德羅欣然同意:儘管他不知曉這位數學家的名字就是歐勒。歐勒走到狄德羅面前,神情莊重,語調自信無疑:先生,(a+bn)/n=x,因此,上帝存在;回答我!狄德羅對於代數一竅不通,他頓時手足無措,尷尬萬分,而轟然的笑聲在宮廷四下迴響。他請求立即回返法國,女皇准予了。

  奧古斯特斯·德·摩爾根〔Augustus De Morgen)《反論要聞集錦》(1872年)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人們不斷地試圖設法找尋合乎理性的論據以說服對一個上帝或者眾神實際存在所持的懷疑觀點。但是,大多數神學家始終認為,上天諸神的最高現實性僅是一個信仰的問題,決非理性的努力所能解釋。聖安塞姆(st.Anselm)認為,既然我們可以想像出一個完美的人來,那麼,他就一定存在——因為沒有附加存在的完美性,他是不會完美瑕暇的。這個所謂的本體論觀點,曾或多或少地在兩個方面立刻遭到抨擊:(1)我們能想像出一個真正十全十美的人嗎?(2)完美性

  是否

  將明白無誤地隨著其存在而增加呢?對於一個現代人而言,這樣虔誠的論說似乎只拘泥於詞語和字意,而不是外部的現實性。

  對此更為熟識的是來自這樣構思的論證,即一種深入貫穿到基礎科學所關注的爭議問題內核的方法。這一認識由大衛·休姆(David Hume)精彩地作了概括:「看一看周圍的世界,冥思苦想地探究它的全體和每一部分;你會發現,它不過為一架肢解為無數小機器的大機器……所有這一切種類紛繁的機器,哪怕是其最微小的部分,都以一種令所有曾經對此深思熟慮過的人感到讚歎不已的精確程度,互相適應,和諧地共處。在整個自然中,令人感興趣的為適應生存而採取的方式——儘管它大大超過——極像是人類的設計、構思、思維、智慧和機智才能的產生。由於效果彼此間相互類似,根據類推法的所有原理,我們遂可推斷,原因也應當相似;大自然的作者多少就如人類的大腦;雖然它掌管著它已執行的、與其壯觀的工作成比例的更大的能力。」

  接著,休姆繼續像他以後的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Kant)做的那樣,致使這一觀點受到了摧毀性的、咄咄逼人的攻擊,儘管從構思而來的觀點在十九世紀初期繼續大受讚許——比如,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作品。佩利有一典型的段落這樣寫道:「設計不可無設計者;計劃不可無計劃者,命令不可無選擇,排列不可無可以排列的事物,輔助與關係為目的服務,捨此無法達到目的;手段應適用於目的,運用其手段,實現其目的,而不是一直處於臆想著的目的,或與之相適應的手段。部件的排列、處置,手段從屬於目的,工具與使用有關,皆暗含著大睿大智的存在。」

  直到現代科學發展起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查理斯·達爾文暨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於1859年共同創立的、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進化論的天才表述之後,上述這些看來似然的論證才受到致命的打擊。

  當然,也很難否證上帝——特別是有著非常微妙意義的上帝,是不存在的。還是將這個無法成立的、關於上帝是否存在問題不夠充分的論證放在一邊吧,因為它既不是偏向科學,也並非偏向宗教。再者,爭辯一下這樣一些問題也是頗有意思的。至少可將心智用到有用的工作上去。今天這類爭辯的許多問題已非顯而易見了,這也許由於任何新穎的、可為人們透徹領悟的、證明上帝存在的論據極端稀少的緣故。有位作者將他自己構想出來的對上帝存在的最新現代論證好意送給了我,或許是想讓我給予一些啟髮式的批評吧。

  諾曼·布盧姆是一位當代美國人,他偶然地自信為耶穌基督第二的問世。他注意到了基督教《聖經》與日常生活中存在許多人們會認為毫無意義的巧合。布盧姆確信,這些現象只能歸因於一種看不出來的智慧,並且,再沒有別人似乎能夠找尋或者欣賞這些巧合的事實,使得布盧姆相信,他將被選為揭開上帝存在之謎的人物。在一些科學會議上,布盧姆確已成為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物,由他向那些匆忙的、由一個會議轉到另一個會議的全神貫注的人們高談闊論。布盧姆慣用的典型的言詞就是「雖然你們摒棄我,嘲笑我,否認我,然而,一切只能由我帶來。我的意志就是如此,因為是我將你們從虛無中塑造而成。你們是我雙手的創造物。而且,我將完成我的創造,完成我從過去獲得的我的目的--我即是我。我就是你們信仰的上帝主宰。」他顯得極其謙和,而上面用黑體標出的引語完全是他的原話。

  布盧姆出版了一個頗有意思的小冊子,其中聲稱「普林斯頓大學全體教員(包括名單中開列的該大學的官員、教務長和系主任在內)同意,他們對於註明日期為1974年9月的《新世界》一書中的證據,既無力提出反駁,也無法證明出其中基本的錯誤。該校人員於1975年6月1日認識到,他們接受一個已證實的真理,即無可辯駁地證明,永恆的心和手已成形並控制了數千年的世界歷史」。仔細閱讀一下這本小冊子就可進而得知,儘管布盧姆將他的證據散發給了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千多名教員,儘管他願意給第一位反駁他的證據的個人提供一千美元的酬金,然而,仍沒有任何人響應。六個月過去之後,他斷定既然普林斯頓大學沒有答覆,普林斯頓一定就是相信了。考慮到大學教員的行事方式,使我想到了另外一種解釋。無論如何,我不認為,沒有答覆就意味著對布盧姆觀點的無可爭辯的支持。

  很清楚,並不是普林斯頓大學對待布盧姆不大客氣;「是的,這樣的事情幾乎不計其數,我自己就因為給你們帶來我的著作作禮物而被警察追捕……大學的教授們應該具備成熟性、判斷力和智慧,有能力讀懂我的作品、並對它的內容價值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難道不是這樣嗎?是不是他們需要

  思想控制警察

  (Thought Control Police)來告誡他們應該讀什麼或不應該讀什麼或不應該考慮什麼呢?但是,即使在哈佛大學天文系,我也因以散發《新世界講義》的罪名而遭到警察追捕,這個講義提供了一種無可辯駁的證明;地球、月球和太陽體系是由一顆控制著的心和一隻手所形成的。

  是的,我受到了被囚禁的威脅,如果我敢再一次去玷污哈佛校園的話……這就是這座它的盾牌上寫清真理、真理、真理字樣的大學

  ——真理、真理、真理。啊哈,你們這些偽君子、戲弄別人的傢伙們!」

  這些假設的證據是豐富多樣的,而且都包含著一些布盧姆相信不可能是由於機遇而造成的數字巧合。在其風格及內容上,這些論據都令人想起猶太人中世紀時猶太法聖經傳裡的描述和猶太神秘哲學中的口頭傳說:例如,從地球上望月球或太陽的角的大小為半度。這恰好是天空圓周(360度)的1/720。但是,720=6!=6×5×4×3×2×1。因此,上帝存在。這比歐勒向狄德羅提出的證明有些改進,但其觀點是古已有之並滲透進宗教的全部歷史中。1658年,耶穌會神父加斯帕·肖特(Gaspar Schott)在他的《古波斯襖教僧侶宇宙自然之藝術》中宣稱,室女星座的優雅度為

  (附帶指出,這是非常粗略的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數)。

  布盧姆的另一個論證被描述為「上帝的聖典即是那個鑄造並控制世界歷史達數千年之久的人的無可辯駁的證據。」論證是這樣的:根據《創世紀》裡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亞伯拉罕(Abraham)生於亞當誕生後的1,948年,是年,正值亞伯拉罕的父親泰拉(Terah)70歲。但是,第二座神殿被羅馬人於公元70年所摧毀,以色列國於公元1948年建立起來,證畢。至此,人們很難不留下這樣一種印象,即論證中不知哪個地方可能有些毛病。「無可辯駁」畢竟有點兒言過其詞了。不過,這種論證比起聖安塞姆的觀點來,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然而,布盧姆論證的中心以及他論證的大部分內容的基礎,是一些天文上的巧合事件,即235個新衛星,有驚人地一致之處,都長達十九年之久。為什麼呢?「人們呵,請看,我對你們大家說,在本質上,你們正生活在一個鐘表裡。鐘表走時精確,每天誤差不過一秒!……上天若沒有某位聖人,怎能會有這樣精確的鐘呵?而正是這位具有洞察力和理解力,又有計劃和權利的聖人,才能鑄造這只鐘!」

  這是一個正當的提問。為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得認識到天文學中使用的幾種不同類型的年份和幾種不同類型的月份。恆星年,即就遙遠的恆星來說,地球環繞太陽運行一圈的週期。它相當於365.2564天(象諾曼·布盧姆一樣,我們這裡使用的天數即為天文學家稱之為「平均太陽日」)。然後,就是太陽年。這是指季節方面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一圈的週期,

  相當於365.242199天。太陽年與恆星年是不同的,這是由於太陽的引力與月球扁圓形的形狀之間產生的分點歲差以及地球緩慢的陀螺式運動所造成的。最後,還有一個所謂的近點年,其時間為365.2596天。這是在地球至太陽兩個相繼最接近時刻的間隔,它有別於恆星年,因為地球附近行星的引力曳引造成地球在其平面內橢圓形軌道上緩慢地運行。

  同樣,月份也分為許多不同種類。「月份」(nonth)一同當然源於「月球」(moon)。恆星月即就遙遠的恆星來說,月球環繞地球運行一圈的週期,相等於27.32166天。朔望月,也稱為太陰月,意指從一個新月到下一個新月,或者從一個滿月到另一個滿月之間的週期。這段時間是29.530588天。由於在月球圍繞地球運轉的一周天過程中,地球與月球體系也在環繞太陽運轉的軌道上移動一點(約為十三分之一),朔望月有別於恆星月。因此,太陽照亮月球的角度,已經從我們在地球上觀測的有利位置上發生變化。現在,月球環繞地球軌道的平面與地球環繞太陽軌道的平面在兩個地方相交——相反的兩個地方——這稱作月球軌道的交軌點。對於月球來說,一個交點月或者天龍月,即為從一個交點運轉一圈至同一交點的週期,相當於27.21220天。由於主要為太陽引起的引力曳引,這些交點運轉一圈需18.6年。最後,27.55455天為一個近點月,即指就它軌道上最近的點而言,月球完成環地球運行一圈的週期。下列小表顯示前述年和月的各種定義。

           地月系統中各類年和月 

                年 
      恆星年     365.2564平均太陽日 
      太陽年      365.242199天 
      近點年     365.2596天 
             月 
      恆星月     27.32166天 
      朔望月     29.530588天 
      交點月或天龍月 27.21220天 
      近點月     27.55455天 





  所以,布盧姆認為上帝存在的主要證據就依賴於這樣一種算式,從上述三類年裡選擇一個,與19相乘後,再被四類月中之一根除。由於恆星年、太陽年和近點年三者長度十分接近,不論我們選擇哪一年,所得出的結果都會明顯地一致。月有四種,每一種月得出的結果則不同。如果我們問,一個恆星年裡有多少朔望月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答案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是235.00621個月;而這正是與布盧姆論點中基本重合的整數最為接近的結果。當然,布盧姆相信,這不是一種偶然巧合。

  但是,如果我們問,十九個恆星年裡有多少個恆星月,我們可以得知,答案是254.00622;或者,255.02795個交點月;251.85937個近點月。十分清楚,對於利用肉眼的觀測者來說,朔望月是最顯而易見的,但我卻有一種印象,不妨可以像在235數字上,如同在252、254或255數字上同樣作出神學上的精確推測。

  我們現在必須要問,在這一論證中,數字19從何而來?唯一的解釋是來自大衛(David)的動人的第十九章《詩篇》,它是這樣開始的:「諸神宣佈上帝的榮光,而蒼穹則可顯示它的傑作。天天發表講話,夜夜顯示知識。」這似乎是一段頗為中肯的引述,從中可見天文證明上帝存在所暗示的一斑。但是,這種論證設想它所意欲證明的東西。不過,他的論證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例如,可考慮一下同樣為大衛所撰寫的第十一章《詩篇》。我們可發現下面一段與這個問題同樣有關聯的話:「主在它神聖的殿堂,主的寶座在天上:他的眼睛注視著,他的眼瞼也在注視著,人的孩子們」,在下一章《詩篇》裡又提到「人的孩子們……現出虛榮」。現在,如果我們要問11個恆星年裡有多少個朔望月,我們可知,答案為136.05623。因此,如同19年與235個新月似乎有關聯一樣,11年與136個新月也有一種關係。除此之外,著名的英國天文學家阿瑟·斯坦利·埃丁頓爵士(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相信,物理學的全部內容皆可由136這個數字派生出來(我曾經對布盧姆建議,只要有上述的知識再加上一點兒堅忍不拔的精神,就有可能改寫波斯尼亞的全部歷史)。

  與古希伯來人同時代的巴比倫人十分清楚這一類中有一個具有深刻意義的數字巧合。這就是沙羅週期。它是兩個相繼的、類似的天食現象的週期。在日蝕發生時,從地球上望去就像太陽的大小一樣(1/20)月球,必得從它面前通過。發生月蝕時,地球在太空中的陰影一定與月球相交。無論哪一種天食現象發生,月球首先必須呈新月狀或滿月狀,才能使地

  認為行星攝動的普遍給果是穩定的共振而非災難性碰撞的觀點,是由皮埃爾·西蒙(Pierre Simon)首次根據牛頓萬有5;力定律提出的。馬奎斯·德·拉普拉斯(Marqu1s加LaPlace)把太陽系形容為「一個碩大的永恆鐘gi,它敲響的每一個時代猶如普通鐘擺敲響的每一秒鐘」。目前,優美而簡單性的牛頓引力定律也許會被用來作為上帝存在的論據。我們可以想像其它的宇宙有著另外的引力定律和更加混飩的行星際相互作用。但是,在眾多這樣的宇宙世界裡,我們人類是不會進化的——這恰恰是由於那裡的混淹。這種引力共振現象證明不了上帝的存在,不過,倘若上帝確實存在著的話,愛因斯坦說得好,他將是微妙得難以捉摸的,而決不會是居心叵測的。

  布盧姆沒有中斷他的工作。譬如,他以1976年7月4日美國建國二百週年國慶日舉行的橄欖球比賽中主要聯隊所獲的惹人注目的13分為例,說明美利堅合眾國未來已注定的命運。他已經接受了我的建議並頗有意思地試圖從命理學中推究出某些波斯尼亞的歷史——他至少推究出一個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線的、奧地利皇太子費迪南在薩拉熱窩被刺殺的事件。他的論據之一還與阿瑟·斯坦利·埃丁頓爵士在我所任教的康奈爾大學的一次關於神秘的136數字的講演日期有關。他甚至還搞了一些數字的把戲,利用我的出生日期來說明我也是他的宇宙計劃的一部分。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使我確信,再沒有什麼布盧姆證明不了的東西了。

  其實,諾曼·布盧姆可算是一類天才。如果我們研究過足夠的單獨的現象和相互間的關聯,當然可以發現一些巧合的事件。如果我們只知其巧合,不知在那些發現被披露之前進行過多少艱難的努力、多少未成功的嘗試,我們興許會相信那是一次重大的發現。實際上,這誠如統計學家們稱之為「有利條件下枚舉歸納的謬誤」。但是,若要找尋象諾曼·布盧姆搜集的那許多巧合事例來,則需要巨大的技巧和獻身精神。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項孤立無助甚至毫無希望的目標——以數字方面偶然巧合的事例向反應冷漠的,更不必說對深奧數學知之不多的公眾解釋上帝之存在。不難想像,布盧姆的才能若用在其它領域,他將會不無建樹的。不過,我發現,在他執著的奉獻以及對數字甚為敏感的直覺中,有那麼一點兒令人讚歎的地方。這就是各種天賦的結合,人們幾乎可以說,這些天賦乃是上帝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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