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短語捏造出一個形象，好像人類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鬥爭，而且好像社會達爾文論者提倡淘汰不適應者，並把這當作進步的一個必要步驟。通過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Hofstadter，新版，1959），我們知道了，這種捏造出的幻覺經常與自由競爭時期產生的資本主義殘酷競爭聯繫了起來。最能說明這種形象的例證就是19世紀末期工業革命時，那些「強盜式資本家」通過剝削人民進行殘酷競爭，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看起來利用達爾文主義的隱喻來維護工業家們所鼓吹的鬥爭準則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自然界通過個體競爭的方式進步，那麼適者生存肯定是人類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關鍵。當然，霍夫斯塔德的書還涉及到其他利用達爾文主義作類比的情況。重要的鬥爭領域也許根本就不在個體之間，而在國家或種族之間，通過鬥爭來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奴隸制度。甚至就是在一種社會中，由於對於鬥爭論點的略微曲解，導致生存鬥爭被優生學這種人工選擇形式所取代。其作用是控制人口生育，從而阻止非適應性個人的繁衍。##鑒於其內涵非常廣泛，因此，毫不奇怪，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很難下一個精確的定義（Ha lliday：1971；Rogers，1972）。最近在英國進行的一項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研究（Jo nes，1980）表明，即使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能依照他們各自的目的，來改造自然選擇的觀點。不可能僅僅把社會達爾文主義視作達爾文主義在人類領域的簡單而明顯的應用。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生物學與社會思想之間的聯繫，並且在每一個情況下，有選擇地強調了科學理論的某一方面。那些把戰爭鼓吹為進化動力的人確信，個體競爭會消弱一個民族抵抗外部敵人的能力。與令人眩目的新社會傾向截然不同，生物學思想觀點被當作了使已有的意識形態地位合理化的手段。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也是雙向的；科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受其提出時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如果無情的資本主義看起來像是自然選擇在經濟上的直接應用的話，我們必須記住，常有人認為達爾文的理論本身就建立在受馬爾薩斯(第六章；Young，1969，1971b，1973）影響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歷史學家們一定知道許多在生物學基礎上類比社會的方法，但是，如果他們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擴展到覆蓋如此眾多的不同思想，以至於使「社會達爾文主義」變得實質上毫無意義時，那也將一無所獲。達爾文的名字經常被那些與社會進步有關的思想體系所使用，結果使得達爾文的理論在公眾中蒙受了理應由其他理論承擔的壞名聲。班尼斯特(Bannister，1970，1979）對霍夫斯塔德所宣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在19世紀後期美國思想中很流行這一論點提出了挑戰。他的攻擊是雙向的，既針對所謂流行的程度，也針對以達爾文思想作類比的內在邏輯。他指出，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們曾刻意地誇大了早一代人對鬥爭含義的依賴，目的在於強調，他們的觀點與這種經過雕琢的粗俗觀點相比，要高明得多。「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備受反對自由競爭人指責的術語。工業家們使用達爾文主義語言的頻度可能被高估了，因為很多表面上看來是倡導自然競爭邏輯的見解，實際上是出於頗為不同的動機。這就引發了關於赫伯特·斯賓塞個人主義哲學具有什麼真實目的的爭執。對霍夫斯塔德來說，是斯賓塞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從英國散佈到了美國。可是斯賓塞對拉馬克主義的偏愛卻阻礙了他接受生物學上的自然選擇觀，也可以認為，他更多地把自由競爭看作對人們行為的激發，而不是對不適者的淘汰。##從政治觀念的另一個極端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Heyer，1982）。馬克思之所以歡迎進化論的思想，是因為其中固有的唯物主義特點，但是從一開始，他就認為達爾文的機制反映出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的競爭氛圍。現在清楚了，所謂馬克思將一卷《資本論》題獻給達爾文的故事，根據的錯誤地理解了他們之間的通信（Colp，1974；Feuer，1975；Fay，1978）。在達爾文的鬥爭概念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是歷史推動力的信仰之間，只能找到一點點類似，因為後者是起源於辨證法哲學的。在革命後的俄羅斯，達爾文主義總是處於備受敵視的狀態，比如在李森科案件中（見第九章）。##馬克思主義者排斥選擇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應因此而誤入歧途，去認為達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聯繫是勿庸置疑的。斯賓塞是拉馬克主義者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為自由企業社會所提供模式的不只一種生物學的類比。斯賓塞的情況還證實了非達爾文進化理論可能在社會爭執中扮演相當的角色。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選擇的是以國家干涉作為創造更好條件手段的社會政策。他們希望因此而導致的改善可以產生遺傳效應，從而使種族本身發生真正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進步。優生學運動也主張國家調控，但目的卻大相逕庭，優生學運動希望藉此限制不適應者的繁衍能力。當代大量關於這場運動的文獻表明，存在著另一個獨立於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啟發源泉。雖然優生學是在達爾文理論影響下的英國創立的，但優生學在利用了孟德爾遺傳學這門新科學後，卻在美國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可是早期的遺傳學家們反對把自然選擇看作進化機制。他們宣稱，人類種族的「壞」基因必須經過人工選擇來淘汰，他們無視這樣一種假想，即自然進化是通過更加快速地複製適應基因而實現的。##生物學與社會思想的相互作用之所以複雜，是由於科學理論常常被捲入到當時的爭論中，導致這些爭論的各方，在基本觀點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從上面提到的政治分歧中都可以看出在「先天與後天」中哪一個是決定人的品質的最重要因素這一問題上的對立態度嗎？（Past ore，1949；Cravens，1978）。那些相信先天——即遺傳——是根本影響的人，會反對認為條件改善和教育對人的品質能帶來有益影響的觀念。如果一個人繼承了惡劣的品質，那麼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他，甚至任何嘗試都只能是浪費金錢。這種傾向產生出建立在對下層階級的數量和影響需要進行限制基礎上的保守政治思想，因為據認為生活在下層階級的人是惡劣品質的主要來源。可以通過自然或人工選擇的方式來淘汰不適者，可以選擇社會達爾文主義或優生學的方法。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都為優生學提供了科學基礎，因為兩者都強調遺傳對個體生物品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相反，可以將拉馬克主義者對「軟繼承」的強調視為「人定勝天」信念的一種極端形式。拉馬克主義相信，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條件，人性就【HTH 】可以【HTSS】得到改善，並且認為這種改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遺傳下去。實際上，對於「後天決定論」的支持者來說，並不需要倡導遺傳效應，也可以主張更好的條件會造就更好的人性。因此，儘管正逢拉馬克主義的衰落，但是自由主義思想在20世紀還是繼續盛行。##還有一個比任何特定的生物學理論深刻得多的思想，傾向於從等級的角度來考慮人的差異。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是對同一社會內部個人劃分等級。一些人被假定為生來就比其他人更能幹，這種思想反映了社會被分成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事實。按種族的不同來分等級的傾向甚至更加流行。歐洲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認為，其它種族次於他們，其低劣程度則由他們的技術與社會發展來衡量。很容易就會設想，「越低等」的種族對應著從猿到人的最高形式這一過程中的「越早」階段。理論上，達爾文主義應該是從根本上摧毀了線性等級進步的概念，因為達爾文主義強調進化具有不斷分支化的特點。可實質上所有的進化論者都承認，人類的起源是一種線性圖式，並且還用這種觀點為盛行的種族歧偏見辨護。拉馬克主義應該更容易被那些從等級角度考慮進化的人所採納，因為拉馬克主義者更貼近將進化比作胚胎向著最終目的進步式發育的信念。那些最執著地試圖建立種族等級界定的生物學家們，幾乎一直在他們的生物學思想中融入相當可觀的拉馬克主義成分。通過非達爾文主義的途徑，更容易將一種社會偏見演繹成「科學」理論，只不過在這個案例中沒有一種理論能徹底逃避那種廣泛存在的基本態度。
社會達爾文主義
最為人熟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就是根據「生存而鬥爭」來為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競爭精神辯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一些現代史學家們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當時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點，即使對達爾文本人的信念理解上，也存在著同樣類似的差異。格林(Greene，1977）列舉了各式各樣的詮釋，在一種極端，有人譴責達爾文主義助長了攻擊性的個人主義（Harris，1968），在另一個極端，有人則否認達爾文同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Freeman，1974)。達爾文著述中的有些內容確實從哪個角度都能解釋。格林指出，達爾文受到了維多利亞時期那種有益於經濟競爭思潮的影響，並且對這種影響並非毫無意識。達爾文看到了個體和部落競爭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作用，並且害怕文明群體中寬鬆的選擇會對種族會造成危害。同時，他又不情願接受自由競爭政策的某些更極端的含義。當他讀到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宣稱他的理論為拿破侖以及每一個奸商都提供了依據時，他感到驚訝。雖然他覺得需要有些東西去阻止惡劣品質在種族內部的傳播，但是他顯然不想看到建立在強權與狡詐基礎上的競爭。
只要把達爾文與瓊斯(Jones，1980）看作「達爾文理論首次在政治場合中有意義的使用」的運動聯繫起來，達爾文本身思想的自相矛盾是可以解決的。這不是攻擊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形式，而是一種比較傳統的自由主義；它的根本目的是限制擁有土地的貴族的影響。這些自由主義者們不反對統治階級的存在，而僅僅是反對現有統治者的墮落。他們寄希望於一種新的【HTH】自然【HTSS】貴族，這種貴族以職業階層的形式出現，應該允許他們在社會上佔據主導地位。對於達爾文主義與宗教之間的爭吵，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為這個新階級把進化理論當作了進攻教堂的手段，而教堂是傳統權威的標誌（Turner，1978；Desmound，1982）。達爾文本人就是一位莊園主，並且每天要處理位於唐恩鄉下的事務。有些人，比如赫胥黎，也在國家一級的公共事務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摩爾(Moore，1982）認為，達爾文的追隨者通過將達爾文葬在西敏士大教堂，來確立他們作為新統治階級的地位，「在新的管理下」，抵抗舊的社會等級制度。這場運動並不一定會產生出攻擊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這場運動本身已經證實了新統治階級所具有的優越地位。如果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不適應人數多到使整個社會不堪重負的地步，解決的辦法不會是任他們挨餓，而是通過政府的控制來限制他們的繁衍。雖然達爾文對於針對人類的人工選擇持懷疑態度，但是職業階層在19世紀末卻轉而越來越支持優生學運動。
一種更為極端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在積極倡導實行徹底的自由競爭政策，其目的在於擺脫對經濟競爭的羈絆。國家必須放開對個人行動自由努力的限制，任由個人依其能力興衰。只有允許當最適者為在經濟上佔據主導地位而奮鬥，同時那些不適者承受這種後果時，才會出現進步。這就是霍夫斯塔德描述為資本主義倫理中不可或缺部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形象。在一些工廠主利用達爾文主義高調捍衛自由企業體系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班尼斯特對這種觀點的異議，他認為「生存鬥爭」宗旨的流行程度被高估了(又見Heyer，1982)。爭論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在赫伯特·斯賓塞及其追隨者們所推崇的極端形式的自由競爭個人主義的真實性況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上。
從斯賓塞的早期著作，如《社會靜力學》(Spencer，1851)中，以及晚期著作，如《人與國家》(Spencer，1969年重印；Peel，1971；Kennedy，1978)中，都可以證明他對自由競爭的支持。在他看來，自原始社會以降的發展中，從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是人類進化過程中關鍵的一步。對於經由眾多個人努力的積累而達到的進步來說，自由是必需的。自由也是使所有個人都與社會發展保持協調的必要手段。斯賓塞堅持認為，國家只需要關心外部事務；至於內部事務，則無須對人們的生活和活動進行控制。不需要通過國家來控制衛生醫療、教育以及對窮人救濟等，而今天人們則認為國家理所應當做這些事。舉例說，比如一個人想成為一名醫生或者教師，那麼他就可以自由地去做這些事，而且只要他能使人們為他提供的服務支付報酬，他就是成功的。如果他並不擅長所從事的職業，那麼只需幾個魯莽顧客的驅趕，就能使他失敗。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所起到的對公眾的最好維護，就是保護失敗者，以使他們擺脫由於自身的無能所帶來的痛苦。
斯賓塞的追隨者們，特別是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威廉·格萊漢姆·薩姆納，倡導過類似的看法。薩姆納的哲學可以歸納為三個詞：「根，貪婪或死亡。」他公開發出挑戰，聲稱任何一個人只要具有比他更強的執教能力，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他對那些事業上失敗的人絲毫不屑於同情：懶惰者與無能者受到的是自然的懲罰，任何使挫折得以緩和的企圖，都只會為軟弱的傳播大開方便之門。工廠主們也吸收了斯賓塞的看法，或者至少宣稱他們的行為依據了他的哲學。安德魯·卡內基自詡是斯賓塞的的信徒，同時，鐵路大王詹姆斯·J·希爾和約翰·D·洛克菲勒也用「適者生存」這個術語為毫無節制的競爭辨護。
現在，已經有人對霍夫斯塔德所宣稱的存在過廣泛使用選擇作類比的觀點提出了質疑。甚至薩姆納也不贊同斯賓塞提出的自由的企業行為能夠帶來真正進步的樂觀看法。儘管可以援引一些例證，但是還是有人提出，就是在商業界內部，也只是有限地接受了「適者生存」的生活信條（Wyllie，1959；Bannister，1970，1979）。那些已成功地消除對手的人，或許要用這種觀點來為他們的無情辨護，但是大部分普通商人都瞭解自身的弱點，因此不敢苟同。在商業界外部，明顯的非達爾文社會進化論享有一定的聲譽。
即使我們承認斯賓塞的哲學博得了一定的支持，但是我們也還是要問，在多大程度上，自由競爭就等於自然選擇？事實上，二者之間的聯繫至多能算的上有些相似。經濟競爭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壟斷，而一旦到達這個目的以後，自然競爭的所有益處都不復存在。一個成功的人會對他的追隨者指手劃腳，並進而左右社會，但是如果他沒有更多的繼承他品質的後代，那麼就不存在相應的生物學效應。在很多情況下，儘管富有會轉化成政治影響，但是繼承了財富顯然並不等於遺傳了能力。實際上，A·R·華萊士為社會主義申辯時就採用了這種觀點（Durant，1979）。他提出，如果沒有於貧富差別，丈夫們和妻子們將會按照自然的意圖，根據各自的生物學品性，來相互選擇。
把斯賓塞的社會哲學與其看作是自然選擇的一種形式，不如看作是維多利亞時期對「自立」精神信奉的表露，在薩繆爾·斯邁爾的書中(Smiles，1959），也可以找到不少這種觀點的子。這種觀點後來又成了新教工作倫理的自然化，摩爾(Moore，1985a）指出，許多新教的自由人士將斯賓塞的哲學看作是對他們傳統道德觀的拓展。自由競爭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消滅不適者，而且鼓勵所有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善自己。懶情被認為是比愚蠢更大的對進步的障礙，對懶漢們的策略不是去消滅他們，而是迫使他們作出更多的努力。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阻止一切企圖旨在緩和自然懲罰失敗者所帶來的痛苦的行動。斯賓塞承認自由競爭的一個結果就是，強者把弱者強有力地「撞倒在一邊」，當他於1884年寫作《人與國家》時，無疑他已相信，到處蔓延的社會主義正在任由惡劣的品性在社會中四處滋生。如果不是國家的支持，不適應的人絕不可能繁衍到成為負擔的程度。然而在斯賓塞的哲學中，真正的進步起源於由於對失敗和貧窮的害怕而產生的對個人能動性的激勵。社會主義不僅允許不適者的生存，而且還破壞了對社會發展極為重要的自主品質。對痛苦的恐懼教育著每一個人去如何調整自己，以運適應新的經濟形勢，下一代人又直接人他們的父母那裡學習到這一點。這種政策看來不像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更像社會拉馬克主義，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賓塞在生物學上對拉馬克主義的偏愛。可見，那些賦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東西，事實上應該屬於斯賓塞主義，與自然選擇不存在什麼類似性。
到了19世紀末，斯賓塞的聲望已經開始衰萎。他攻擊許多國家正在風行的國家主義浪潮是一種效率低下的軍國主義；但是，後來證明國家主義比自由競爭個人主義更強有力。許多對征服和殖民擴張抱有期望的人感覺到驕傲的震顫說明，存在著第二種水平的競爭，對於這種競爭也可以稱作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信條不可避免地被用到了對民族鬥爭的期望之中，每一個民族都確信自己經過證明是是最適應的民族。對未來戰爭的期望，導致了對國家團結的渴望，這是與過去所重視的企業自由行為背道而馳。因此，雖然高唱的是達爾文主義的高調，但是民族鬥爭的概念已經開始背離了生物學選擇機制的根本特徵——個體競爭。
沃爾特·白芝浩在他的著作《物理學與政治》(Bagehot，1872）中，著重強調了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為了刻意明顯地把自然選擇的基本原理用於社會，白芝浩指出，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最強大的民族一直支配著他們弱小的鄰居，而且就強大民族就對文明發展所作的貢獻而言，他們也確實是最適者。處於從屬地位的民族，如果未被消滅的話，也是受著壓制，並且知道了征服者有種種優勢。白芝浩顯然背離了選擇理論的真實精神，因為他堅決主張不斷增長的政府力量才是地步的主要原動力。白芝浩並沒有倡導個人競爭，他讚賞任何有助於個人從屬於社會意志的東西，包括宗教。教堂與國家應為民族的強大而團結一致，思想自由則應受到壓制。有史以來，那些率先達到更高組織水平的民族成了征服者；這就意味著相同的因素一定也左右著國家的競爭。
在20世紀，仍然曾一度流行國家或種族競爭是人類進步核心的觀點。導致優生學運動（見下文）具有吸引力的觀點基礎是，白種人如果要想保持他們優越於其它種族的地位，一定要防止他們自身出現生物學意義上的退化。這時一些考古人類學家試圖提出，人類進化的化石計錄表明，發達的人一直在消滅著劣等的人（Bowler，1986）。尼安德特人在歐洲的消失被看作如同白種人消滅美洲和澳洲土著人一樣的過程，只不過發生在更早的時期。直到1949年，阿瑟·基思建立了一個人類進化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部落與種族的鬥爭是進化的主要推動力。有意義的是，基思和其他倡導種族鬥爭的人，對於通過自然選擇來解釋高等種族的產生不感興趣。選擇僅僅是被動的過程，其作用是淘汰那些在進步中落伍的的種族。鬥爭的概念已經有了自身的意義，其作用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理論毫無關係。
達爾文主義在英語世界以外也起到了一定的影響，有時其影響是矛盾的。在法國，生物學上的達爾文主義影響不大，同時，那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又很少強調個人鬥爭的概念（Clark，1984）。在德國，意識形態背景不同的思想家們都接受了進化論，並願意將自己稱作達爾文主義者（Kelly，1982）。歷史學家們極為關注軍國主義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按照這種形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戰爭譽為強大民族施展權威的手段（Zmarzlik，1972）。倡導最適者統治的觀點，並不僅僅是貴族軍團對達爾文主義的曲解。相反，這種觀點得到了德國權威的達爾文主義者之一恩斯特·海克爾的鼓勵（Gasman，1971）。海克爾把進化變成了他的近似宗教的哲學——一元論的基石，這種哲學的根本論點是精神與物質的統一（Holt，1971）。一個叫作「一元論者聯盟」的組織把一元論傳播到全德國。雖然海克爾對當時的德國是靠軍事而非中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感到沮喪，但是，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很快就贊同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進化論使他們知道，有史以來進步都是依靠優越種族對近鄰的控制取得的。鬥爭必須繼續下去，才能確保有不斷的進步，而在下一個階段，德國將以世界統治者的形式出現。在一次大戰期間，海克爾是一個狂熱的國家主義者，他對德國最後的失敗感到極度的失望。「一元論者聯盟」在接下來的納粹意識形態出現過程中擔當了角色，它們強調德國人具有天生的優勢，鼓吹他們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海克爾堅持認為，一個民族要強大，就必須要統一和實行中央集權。這與斯賓塞所倡導的個人主義腔調正好相反，在德國，人們譏諷斯賓塞的思想是可憐的英國商業主義的反映。一個強大的民族不能容忍這種令國家四分五裂的內部爭吵，而應該讓所有人都團結在一起，遵循統治者指引的目標。令人奇怪的是，海克爾像斯賓塞一樣，在對物種與社會內部發展問題的看法上，也是一個拉馬克主義者。但是斯賓塞贊成從軍國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轉變，而海克爾則堅持民族競爭仍然是推動進步的更重要力量。因此，國家一定要提高所有公民的素質，將他們鑄造成奔向一個明確目標的群體。斯賓塞相信必須任由自然界的控制，因為人類不可能控制進步的方向；海克爾則相信人類能夠把握自身的能動性，並在他們自己對未來的展望，建立起強有力的新民族。
除卻純粹的通過鬥爭取得進步的概念，德國意識形態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與選擇的機制類似。不可否認，達爾文承認國家的征服在人類進步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從生物學的起源看，納粹主義與斯賓塞主義是兩種不同的達爾文主義與拉馬克主義結合物。納粹主義者吸收了德國思想的其它方面，其中包括諸如像【HTH】民族性【HTSS】比周圍的人強這樣的種族情感，對尼采的「超人」概念的曲解，以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國家哲學。公民服從於國家，以及偉大領袖的抱負代表了國家目標這樣的信念，顯然是唯心主義的特徵，而不是達爾文主義的特徵。
優生學
倡導國家有責任控制不適應公民繁衍的觀點是優生學運動的基礎。達爾文本人曾指出過文明社會當中自然選擇的寬鬆性所帶來的問題，因為在文明社會裡無法對不適者進行嚴格的淘汰。倡導自由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點在於，社會中最不適應者很少完全消失；確實，當時大都市的貧民區已經越來越被認為是惡劣人品的滋生地。人們會很自然地認為，社會中最貧窮的階級中含有數量最多的品質低劣的人，因為可以認為貧窮會直接造成人的能力低下。達爾文的侄子弗朗西斯·高爾頓最先呼籲，這個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失去控制，國家必須擔當起到積極的作用，控制適者與不適者的相對比例。生活在貧民區的劣種人的大量繁衍，會使整個種族墮落，同時也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流失。與之相反的是，具備最高水平能力的職業人員則傾向於擁有比較少的孩子。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政府的介入，達到逆轉這種自然傾向的目的。在高爾頓看來，從效果上看，利用人工選擇作為手段來改善種族特徵的動機，似乎具有宗教意義。他的著作後來為整個優生學運動奠定了基礎。（關於優生學的綜合論述，參見Blacker，1952；Allen，1975b，1976；Bajema，1977；Farrall，1979，Kevles，1985）。
直到1883年，高爾頓才發明出「優生學」這個詞，但在此之前很早的時候，他就已經開始嘗試建立一個基本的遺傳觀點——能力是遺傳的，而不是靠教育產生出來的。他在1869年出版的《天才的遺傳》一書中，通過對許多名門望族的研究，得出證據表明，兒子可以遺傳父親的能力。他宣稱，從中可以知道，通過確保高能力的人擁有更多孩子，才能維持種族的生物學水準。後來將這種觀點稱為「正優生」，即可以利用向擁有孩子的職業階層人士減稅的方式來達到正優生的目的。同時，高爾頓還大致描繪了那場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方面：「負優生」；負優生的目的是限制那些能力上低於平均水平父母的生育數量。對於貧窮階級中最差的成員，那些據認為智能低下的人，就不應該治療他們的疾病。因此，在高爾頓的心中，已經基本形成了優生學的基本綱領（Forrest，1974；Buss，1976；Cowan，1977；Fancher，1983）。
一開始，高爾頓的提議沒有博得積極的反應。很多人對他的人工控制生育的思想感到震驚。人們對高爾頓的遺傳觀點也非常懷疑。再者，因為出身名門的孩子通常能比普通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怎麼肯定他們的能力就是天生的呢？後來，高爾頓花了很多的精力，提出一種生物學上的統計技術，以直接回應最初出現的懷疑態度（Cowan，1972b）。他更加詳細地表明，遺傳控制了人口的性質。他將統計學方法應用於變異的研究，這也為生物統計學派的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礎，後來，他的學生卡爾·皮爾孫利用生物統計學來捍衛達爾文主義。可以認為，皮爾孫定量技術的真實結構反映出他想為優生學政策提供明確科學證據的慾望（Mack enzie，1982）。在皮爾孫的學生R·A·費捨爾那裡也發現同樣的觀點（Bennett，1983；No rton，1983）。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高爾頓和皮爾孫終於看到他們的運動開始在英國凝聚起強大的衝擊力（Mackenzie，1976，1982；Searle，1976，1979；Jones，1986）。皮爾孫指出，在布爾戰爭中英國軍隊中補充的許多新兵來自於貧窮的勞動階級，這就是種族退化的證據。高爾頓於1904年創建了優生學國家實驗室，不久以後又創立了優生學教育協會，出版了《優生學評論》雜誌。在新世紀的前幾十年裡，優生學成為一個頗有影響、但還不是格外強大的政治派系。同時，在其它地方也有相應的發展。在德國，納粹上台以前很久，就開始普遍實行對不適者的生育進行限制（Weiss，1986）。在美國，優生學在整個20世紀早期也非常繁榮（M.Haller，1963；Dickens，1968；Ludmerer，1972）。美國生育協會，一個孟德爾主義團體，於1906年建立了優生學委員會，後來又於1910年建立了優生學統計局（Allen，1986）。1912年舉行了首次國際優生學會議。將不同國家的優生學運動團結起來的原因是，人們相信遺傳控制提供了一個科學管理人類種族的方法。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優生學——雖然一般與政治權利有關——偶而也得到左翼思想家的支持（Paul，1984）。
所有這些活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遊說政府，告訴它們應該通過立法來提高——或者至少是維持——種族的生物學水平。有少數人鼓勵職業階級的人多要孩子，但是優生學運動逐漸開始集中於限制底層社會成員的出生率上。一種更加悲觀的思想傾向替代了高爾頓所倡導的改善種族的觀點，這種悲觀思想的基礎只是要防止種族的進一步墮落。瘋子與弱智者成了最常見的靶子，犯罪傾向也被看成是心理缺陷的副產物。為了提供必要而「準確」的甄別手段，從事心理測試的科學家受到了鼓勵，並且首次嘗試確定一種衡量智力水平的標度。這種方法是把心理年齡與實際年齡相比，於是就得出了智商，或稱IQ。有人認為，很容易識別出天賦的智力，不過早期的測試並沒有能夠完全消除教育的影響，因此突出了底層階級具有明顯較差的智力（Gould，1981；Evans and Waites，1981）。優生學運動堅持應該對那些智商水平最低的人加以管制，或者讓他們與異性隔離，甚至採取絕育措施，防止他們的生育。美國的一些州還通過了立法，要求智力上低於某個標準的人不能生育。人們還恐懼那些從東歐移居來的「次等」種族群眾的繁衍。20世紀30年代，在納粹德國，開始了最大規模的絕育工程，並成為純化「亞利安人種」努力的一部分（Harmsen，1955）。
20世紀早期，一些社會和科學的因素促進了優生學聲譽的突然提高。社會工作者們漸漸地轉而相信虛偽和無能可以遺傳很多代這種遺傳觀點。有人認為，這些現象表現出來的是生物學的原因，而不是社會原因。那些負責管制瘋子和弱智者的人也相信這種品質是通過遺傳因素傳遞的。中產階級和職業階級對心智低於平常水平的人在數目上的急劇增長，越來越感到憂慮。中產階級和職業階級確信，他們在社會上獲得的地位完全是依靠天賦的能力，而且他們還希望能把這種能力傳給他們的孩子。他們不想讓自己的經濟收入被大量用來作為幫助人口不斷增長的無能者和瘋子的稅收；他們的家庭變得越來越小這件事本身也說明了正優生的普遍性正在下降。
從科學的角度看，優生學得益於孟德爾遺傳學在1900年以後的迅速發展。高爾頓最初曾經形成自己的觀點，來代替在人類中的自然選擇，同時，他的英國追隨者，特別是卡爾·皮爾孫，也跟著提出了相似的看法。生物統計學上的定量技術不僅被用來證實自然選擇的力量，而且還作為研究人類特徵遺傳的手段，用來證實優生政策的必要性。無論如何，達爾文主義不是遺傳唯一的來源；事實上，高爾頓本人並不相信對有差異個體的選擇是自然進化的動因。孟德爾定律的重新發現為遺傳觀點奠定了全新的科學基礎。這些規律恰好通過實驗說明生物特徵能以完整單位的形式進行多代遺傳。在美國，並沒有以任何形式的高爾頓生物統計學，但是新生的優生學組織卻非常熱情地支持孟德爾主義。有人認為，一個劣等的特徵，比如弱智，是某一個基因在人群中循環的產物。進而，這種觀點似乎支持了迅速淘汰劣等特徵的建議，或許也支持了防止那些具有此種特徵的人生育的建議。雖然大多數早期的遺傳學家不相信選擇是生物進步的原因，但是他們的理論還是對那種認為有害特徵可以傳播的不太激進的觀點提供了思想基礎。
優生學繁榮的環境表明，優生學只是達爾文主義的間接拓展。高爾頓可能已經向世人警示自然選擇的寬鬆性可能會導致種族沒落，而英國的優生學者，比如皮爾孫，則一直認為自然選擇與他們推薦給人們的人工選擇相似。然而高爾頓本人不是一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因為他堅持認為自然進化是通過短時間的突變，而不是通過對個體差別的選擇。確切地說，這也是早期遺傳學家們採納的立場。美國優生學家利用孟德爾主義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從根本上是從遺傳論的角度看待人類的性狀，而不是沉醉於通過選擇就能達到人類進步的想法。在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中，優生學家明確地站在先天決定論一邊，也就是說，相信遺傳決定論（Cravens，1978）。他們不願意支付額外的稅收來為窮人造福，理由是窮人不可能從改善的條件中獲益，因為他們劣等性是由基因決定的。絕育則是一種更經濟的辦法，尤其是有人提出可以通過這種辦法來減少人群中的有害特徵。
20世紀30年代，優生學運動開始衰落。儘管它的影響程度在逐漸下降，但它還在繼續有影響。乍一看，衰落的原因好像從「負優生」立場出發的一些論點顯露出科學上的弱點。在20世紀20年代，人們已經認識到，把所有不適特徵簡單地描述為是由少數幾個「壞」基因造成的，這是對真實情況的歪曲。許多特徵都是受到了一定數量的不同基因的影響，同時，無論遺傳潛力如何，環境都能對生命體的生長造成影響。群體遺傳學家也表明，要使整個種族的構成都發生明顯的變化，是非常困難的。這一時期達爾文主義與遺傳學的綜合，阻礙而不是推動了優生學的進程。但這些科學發展顯然又不可能是從根本上摧毀這場運動的主要原因。早在優生學出現明顯的衰落之前，多數生物學家就已認識到事情的真實狀態。他們中許多人不再支持優生學，雖然少數幾個人是例外，他們只是不去批評優生學，而任由一些優生學的倡導者繼續詳細闡述那個過分簡單化的靈丹妙藥。隨著科學家們疏離一個會引起爭議的問題，對人類基因的嚴格探索也開始一蹶不振。這僅僅是厭惡了公開爭論？還是害怕直面一場在公眾中仍擁有廣泛支持的運動（Ludmerer，1972；Provine，1973；Gould，1974a）？到了1930年，優生學的主流已墮落成為一場偽科學遊戲，然而僅僅在這以後，科學家們，比如J·B ·S·霍爾丹(Haldane，1938），才開始公開指出優生學的缺陷。
促使優生學走向消亡的真實原因顯然不是由於科學的發展，而是公眾日益認識到了優生學的危險性，尤其是德國納粹的極端行為所帶來的影響（Searle，1979）。納粹的行為表明，極權國家根據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去控制人口，會造成更具威脅的集權主義危害。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夠嚴格的優生學所具有的道德危險。最初的時候，人們確實認為國家有責任去限制不適者的生育，當時只是針對幾種明顯的缺陷類型；但是納粹的行為表明，可以將「不適者」的界定拓寬到整個人類。這時，人們對折中的態度開始重新審視了，而且隨著科學家向公眾指出優生學的遺傳學基礎很脆弱，優生學便失去了支持。
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根據的觀點都是認為社會中的某些成員，或者是種族，或者是階級，天生就要低人一等。他們社會地位之所以低下，是由於他們不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出正確的作用。因此，社會結構的改革不會使他們明顯獲益。這個觀點中的意識形態很明顯：自然惠顧於那些佔據了優越地位的人，並支持那些尋找借口謹防自己在人群中的優越地位被剝奪的人。相反，尋求改革的人則相信社會背景和教育決定了一個人的品性；窮人不是因為遺傳而落伍，如果我們能改善他們的條件，他們也能成為更好的人。因為很難有辦法將先天效應和後天效應區分開來，所以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幾十年的改革似乎沒有取得什麼效果，但這到底是由於改革的不深入？還是那些被提供了幫助的人未能受益(Gould，1974a)？然而，根據一些社會學家的見解，遺傳論的政策和環境論的政策都只是代表了通向同一目標的不同道路而已。不管將不適者淘汰掉，還是吸納到社會中，其目的仍然是為了維持一種以職業階級充當統治精英的社會結構（Werskey，1978）。
新拉馬克主義與社會
直到本世紀初的幾十年，新拉馬克主義在坍塌之前，在生物學中一直是與遺傳論明顯抗衡的理論。歷史學家們可能會低估新拉馬克主義在社會思想中的作用，感到它缺乏牢固的生物學基礎。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59）在分析萊斯特·沃德的案例中提到過拉馬克主義曾作為替代理論，同時斯多京(Stocking，1962）對拉馬克主義在美國獲得廣泛接受的事實作過論述；但是，人們對於社會拉馬克主義的研究顯然不能與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的研究相比。我們現在認識到拉馬克主義在1900年前後對生物科學的影響，而且還能認識到需要更加認真地去對待拉馬克主義在社會中的影響。除了拉馬克主義被斯賓塞用來捍衛自由競爭以外，同時還存在過一種廣為傳播的信念，即獲得性遺傳足以使人們以更加積極的方式承擔起他自己的進化。拉馬克主義成了憧憬未來的哲學。同時，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拒絕以這種樂觀主義的態度看待非白種人；實際上，他們的理論是種族可以按進化等級劃分信念的基礎。
赫伯特·斯賓塞雖然也被標榜成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至少可以從拉馬克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他那完全主張個人自由的哲學。斯賓塞支持的個人主義建立在經驗是最好的教師和自然是進步唯一指南的信念基礎上。但是對於多數新拉馬克主義者來說，社會改革和國家教育將會引導種族走向一個由人類自己選擇的目標。然而，實際上兩種立場在基本概念上都很含混。如果人們學會了更有效的行為（無論用什麼辦法），我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行為能夠傳給下一代；但是，這種通過教育達到的【HTH】文化【HTSS】繼承，與【HTH】生物學的【HTSS】遺傳過程之間有邏輯聯繫嗎？我們的孩子能將事情做得更好是因為我們的教誨，還是因為在他們的體質構成中已經結合了更好的處事方式，因此他們生而就具備了表現更好行為的先決條件？在前一種情況下，社會拉馬克主義與遺傳論的立場沒有什麼區別，都認為如果條件更好的話，人也會有所改進；但如果這種改進可以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作用的話，我們就開闢了一條新的社會政策之路，這條道路的基礎是希望這種改進的效應在幾代中積累。通過教育塑造人類的行為，我們實際上在控制著物種的進化。在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中，拉馬克主義者支持後天決定論，但是他們不止是簡單地相信人類有能力自我改善，他們認為，這種改善可以通過遺傳而累積。結果，這種觀點混淆了先天與後天之間的區別，其後果是拉馬克主義者傾向於混淆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與文化意義上的進化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
有人可能會出於道德的考慮反對斯賓塞所提出的自然是進步唯一指南的觀點。那些贊成改革的人則認為自由競爭僅僅是一種維持精英階級社會地位的新途徑。斯賓塞希望最終會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每一代人中的失敗者都必須從痛苦中學到一些東西。迅速進步是不可能的，因為斯賓塞相信進化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並非人類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的反對者們想要加速這一過程，並且提出，只要人類能控制正規的教育體系，就能夠使進化的進程加快。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進化方向，並通過教育我們的孩子來決定這一過程。獲得性遺傳將保證進化效果在每一代中積累，從而導致人類狀況的長足變化。
首先是通過社會主義者萊斯特·沃德對薩姆納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對，拉馬克主義者的樂觀看法傳播到美國，並在那裡特別流行（Hofstadter，1959；Scott，1976）。具有明顯美國特色的新拉馬克主義學派對與約瑟夫·勒康特(LeConte，1899；Stephens，1976，1978）的工作以及G.斯坦利·霍爾(Hall，1904；Gould，1977b）的心理學有明顯的影響。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伴隨著新拉馬克主義在生物學中取得的成功，所有這些人在當時都贏得了名望。他們的思想是那些生物學家權威觀點的直接拓展，其中有古生物學家愛德華·德林克·科普。為了支持存在上帝設計的論點，科普堅持認為意識是哺乳動物的內在特點，意識甚至還指導了更低等生物的進化（Cope，1887）。用盡廢退式遺傳逐漸發展著意識能力，直至達到人類心靈的水平，到了這一水平，就可以認識這一過程的性質並控制該過程。霍爾所強調的教育在塑造孩子心靈中具有積極作用的看法，是這種觀點的發展，其基礎也是期待經過幾代人之後就能看到人類的狀況得到積極的改善。人們顯然為盡廢退式遺傳的觀點所吸引，而且這樣便可以解釋為什麼到了20世紀，雖然許多科學家已經放棄了用盡廢退式遺傳，但是這種觀點能倖存下來。人類不再被看作受盲目的機械力左右的奴隸，而是他本身迅速進化的參與者。保羅·卡邁勒(Kammerer，1924）在美國訪問時發展了這種觀點，而且有關繁殖一種新的超人種族的文章依然可以上報紙的頭版。
那些堅持拉馬克主義是進化中唯一機制的人，可能認為人類未來的發展是自然進程的必然延伸。但是，如果就此承認選擇在進化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麼也應該小心為好。無論如何，如果選擇和用盡廢退式遺傳都是自然過程，那麼社會達爾文主義將會像社會拉馬克主義一樣容易說的過去。沃德和勒康特這兩個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而且他們堅持認為，如果利用教育來塑造未來的人，那將意味著與自然決裂。他們承認，人類在過去主要是通過選擇進化的，所以他們倡導的改革是一種超越大自然粗糙低效方式的努力。然而他們也相信在進化中殘存著一些拉馬克主義的成分，可以將這些東西開發出來，用於人類有目的的發展。雖然一個人在受教育過程中獲得的技能和思想傾向不能遺傳，但是，學習的【HTH】能力【HTS S】可以通過用盡廢退式遺傳加以改進，從而使整個種族受益。
拉馬克主義者比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更不顧人們指責，倡導大自然會受到人類進步意願影響的概念。生物學家當然也掉入了這個陷阱，比如阿爾豐斯·帕卡德，他在從專業的角度為拉馬克主義辯護時(Packard，1894）宣稱，要麼拉馬克的理論【HTH】一定【HTSS】站的住腳，要麼就是文明不可能積累式的發展。他沒能認識到，新思想是通過教育，而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傳遞給後代的。甚至萊斯特·沃德也聲稱，如果拉馬克主義不合理的話，我們為了確保進步所作的種種努力都是浪費——雖然他早應該認識到這兩者之間沒有邏輯聯繫。大概這種帶有嚮往思想的最突出例子就是蕭伯納在《瑪士撒拉歸來》一書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觀點：如果自然選擇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只有笨蛋和無賴能活下去。」這種認為宇宙一定依據蕭伯納所贊同的拉馬克主義式方式運行的狂妄設想，更加凸現出這是一種浮躁的思想，而且最終也敗壞了整個運動的聲譽。
蕭伯納將拉馬克主義當作對付唯物主義哲學的必要堡壘而捍衛著，今天仍有人讚成這種觀點（Koestler，1971）。在20世紀20年代，他試圖重新振作拉馬克理論的做法是非常徒勞的，因為這樣做就得對拉馬克主義在生物學中正淪落成聲名狼藉的運動這一現實採取蔑視(或者不理睬)的態度。然而，那些關心社會改革這一現實問題，並且堅持拉馬克主義運動的人，則充分地認識到，他們不能再指望種族的改善會遺傳下去。實際上，20世紀中期繁榮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依據的基礎只不過是認為通過改善教育和生活條件，就能給人以幫助。可能會有人認為，拉馬克主義者所希望的種族遺傳進步的觀點是一種不必要的妨礙，從而使得幫助窮人是我們現在就要做的事情——無論將來是否對窮人有利——這個必然的邏輯推導變得模糊起來。事實上，拉馬克主義者通過設想後天的影響可以轉變成先天(遺傳)的東西，從而使得我們在重視改革的道德基礎時必須搞清楚的東西，變得含混不清。
無論如何，即使在生物學界最後清除拉馬克主義之前，社會科學家們就已經反對它了。第一次大戰期間，學院派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對於整個進化研究已經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A·L·克魯伯(Kroeber，1917)在一篇批評沃德及其他人的著名文章中，指責他們盲目地認為自然的變化一定符合人類的預想。克魯伯提出，人類文化屬於一個獨特的活動領域，他稱之為「超生命「領域。我們獨有的心理特徵確保了我們的心理過程與當初創造出人類的生物進化過程無關，無論這種進化過程是達爾文主義式的，還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因為思想和行為的模式傳遞是通過習得，而不時通過生物的遺傳，所以文化發展不需要依賴種族腦力上的增加。這種觀點的含義是，環境和遺傳對個人品質的影響是一樣的。這樣就為社會改革政策作了必要的辯護。這種新的社會科學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特徵是，它們同樣反對19世紀提出來的可以將不同種族排列成人類進步不同等級階段的設想。
進化與種族
早在達爾文普及進化論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種族可以劃分成等級且白人為最高等級的概念（第四章）。歐洲人想當然地相信，從生物學的角度看，自己比那些被自己以武力征服的種族優越。達爾文主義似乎也涉及到種族之間的親緣關係很密切的問題，但是事實上，有可能利用達爾文的觀點來表述任何先驗的觀念。適者生存機制會被用來替以殘暴手段征服他人辯護，說明滅絕是劣等人的標誌和結局。沒有什麼人力圖發展達爾文動搖線性存在鏈條基礎的傾向。進化論者常常簡單地接受低等種族是聯繫猿和人的最高等形態的中間紐帶這一傳統看法。人們將低等種族蔑視為停滯在從猿向上進步早期階段的遺留物。有人將進化與胚胎學聯繫起來，用以支持這種這種線性發展的設想，儘管這種觀點更像拉馬克的發展觀，而不像達爾文的發展觀。
歐洲人向全球的擴張致使其人民有機會接觸那些技術水平遠比他們低下的社會。最初他們蔑視一些原始人，認為他們不比動物高等多少，只不過到了19世經初期，這種論據才站不住腳了。如果人類屬於一個物種，種族僅僅是地區性變種，那麼其中一些可能因為生活在不適宜的環境中，發生了退化。這是「一元發生說」，即相信儘管存在著種族之間的差異，但是人類屬於一個物種，具有單一的起源。然而，有些博物學家則過於看重種族之間的差異，因此，他們採納的是「多元發生說「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不同的種族有不同起源。路易斯·阿加西相信黑人和白人是作為不同的類型而被分別創造出來的，那些認為奴隸制是劣等種族必然下場的美國人很容易接受這個觀點。
按照進化論，可以明確認為種族是具有顯著特徵的變種，它們來自共同的祖先，但在後來的分離過程中，獲得了許多不同的性狀。看來種族必然要歸為同一物種，因為種族之間仍然能夠相互配育。儘管如此，人們廣泛認為雜交後代體質虛弱，從而證實種族之間已經發生很大的分化。在德國，恩斯特·海克爾聲稱，除了可以相互配育外，所有其他方面都表明，種族之間的差別足以將種族視為不同的物種。關鍵的問題是，從多遠的過去，人類開始分化為不同的分支。如果所有種族的共同祖先距今十分遙遠，那麼就可以認為，人類的分化已經達到使變異類型之間的差別明顯到能夠將變異類型視為真正物種的程度。
達爾文主義對於鬥爭的刻意強調也影響了已有的種族關係觀。人們用所謂黑人劣等的觀點來為奴役他們辯護，但是在美國印地安人的情況中，白人顯然是要清除，而不止是壓迫另一個種族。達爾文主義似乎暗示，這是生存鬥爭的必然結果，《物種起源》的副標題就有此含義：「在生存鬥爭中保存有利族」。縱觀歷史，在任何有優等種族和劣等種族混居的地區，優等種族總是試圖消滅劣等種族。由於歐洲人在全球的擴張，這種鬥爭也遍佈整個世界。在熱帶地區，〔自然〕條件或許限制了白人統治黑人，但是在其他劣等種族居住的地方，只要白人也適宜居住，白人就會取而代之。人們曾經甚至相信黑人會在美國滅絕，因為他們只能在奴隸制保護下才可以生存，如果置身於公開的競爭中，黑人就會像紅色人種一樣滅絕。「適者生存」說明所有這些都是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在20世紀，納粹將這種種族形式的達爾文主義發展到了極點。雅利安人被視為人類的最高類型，注定要統治這個世界，而其他種族則被蔑視為次等的人，只能受到奴役，或者遭到滅絕（Tennenbaum，1956；Poliakov，1970；Mosse，1978）。
雖然達爾文和斯賓塞都相信種族鬥爭在人類進化中起到過作用，但是那些支持帝國主義政策的人則不贊成在現代社會【HTH】內【HTSS】發生人與人的競爭。卡爾·皮爾孫雖然也標榜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卻公開預言低等種族會滅絕（Pearson，1894）。因此他認為，如果國家要想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獲勝，就必須要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Semmel，1960）。這就意味著，國家的主要職責之一，是通過優生學來保持其人民的生物學水平。皮爾孫尤其尤其害怕外國的劣等人遷入到發達國家後會導致人種混合。如果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身上混有被他們征服者的血統，那麼就會消弱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力量。皮爾孫研究了生活在倫敦貧民窟中的孩子，他試圖證明移民比英國本土居民更具先天不足的特點，而且智力更遲鈍。美國的移民現象更為嚴重，正是出於類似的恐懼，確定了優生學運動最普遍的目標。白人社團提醒大家要警惕「低等」的東方和東歐移民迅速增多的前景。在舊金山，成立了排斥亞洲人同盟（《會刊》，1907-1913），許多獨立作家也反覆宣揚同一觀點（Schultz，1908；Grant，1918；Burr，1922；Fairchild，1926；Ross，1927）。很多人認為，排斥這些可以繁衍的劣等種類，要比消除白色種族內部有缺陷的人，更加至關重要。他們的運動最後獲得成功，1924年通過了《移民限製法案》。
要求限制移民反映出白人對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悲觀思想。新一代種族主義者並不是把歐洲人當作世界的征服者，相反，他們認為自己是溫室裡的花朵，不久就可能會被更富生物學意義上生機的種族所粗暴踐踏。對於「黃禍」——中國人的快速繁衍——的恐懼表明，他們認識到，事實上，在種族的生存鬥爭中，白人自詡的文明不會保存很多。目標不再是擴張，而是鞏固，以確保當歐洲人在爭取到立足點後，不會被其種族的特徵所吞噬。這種態度至少從相反的角度認識到達爾文主義的真正含義。在生存鬥爭中，不可能確定某一類型是「最高等」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絕對統治其他類型。成功屬於那些在新環境中最適應和最突出的類型，而且智力可能還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種族優生學的擁護者雖然仍舊確信白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具有優越性，但是他們不得不面生存鬥爭的嚴酷性。納粹可能也有類似的不安全感，他們害怕那些被他們貶低為次等人的種族會給他們背後一擊，這樣導致的可怕結果是，消滅其他種族的工作不再借助不可信賴的自然，而是借助於國家本身更有效的死亡機器。
這種更加悲觀的態度，並沒有摧毀一個傳統信念，即，從道德的角度看，白種人是人類進化的最高產物。儘管達爾文強調發展是分支過程，不是線性過程，但是絕大多數追隨他的人仍舊相信人類的進化是從猿的直線上升過程。從18世紀發展起來，並且到了19世紀早期仍舊流行的一種想法(見第四章；Priest，1843)認為，「低等」種族可能屬於這個存在鏈條上的中間階段。新人類學科學按照自然的等級序列排列從最原始到最文明的社會。巴羅(Burrow，1966）提出，早在生物學上的進化論出現之前，有一種進化觀點就已經流行，按照這種觀點，社會沿著等級序列不斷進步。社會進化理論還留下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有一些種族保留著早期的社會形態？正如華萊士和阿蓋爾曾表明的那樣(見第八章)，沒有必要將社會發展與人類天性的生物學改善聯繫起來。有一種回答認為，貧窮的環境導致在一些種族中人類的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但是，種族之間存在著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這一流行的信念，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更有誘惑力的途徑。
19世紀晚期提出的宇宙進化體系將生物和社會進步看作同一現象的完整方面。非歐洲社會的在科技方面的落後，顯示出他們文化上的劣勢，而這一點又可以用來證明其他種族在生物學上的劣等性。因為可以將不同的社會和種族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線性序列，因此，通過認為文化發展是生物學意義上進步的展示，則自然就將兩種序列聯繫了起來；非歐洲種族還沒有發展出使他們自身組織更有效率的相應智力，所以他們仍然停滯在社會發展的較初級水平。可以認為現代社會中的低等種族，就等同於白種人在進化歷程中途經的早期階段。白種人之所以進一步發展了，是因為北歐富於挑戰性的環境刺激了他們的進化發展。相反，熱帶那令人虛弱的環境則妨礙了生活在那裡的種族進步。這些不幸的人被人們與白種人過去的進化階段聯繫了起來，成為在心智和肉體上更貼近猿的活化石。
各個種族在進步的線性等級中佔據不同位置的思想，最符合重演論所倡導的進化論形式。拉馬克論者尤其認為進化是一個線性過程，並反映在胚胎的定向發育過程中（第九章；Gould，1977b）。當達爾文主義在倡導分支進化的概念時，很多新拉馬克論者則認為，每一個類群按照線性的圖景，向著預定的目標進化；後續的階段是通過胚胎發育過程添加上去的。據信，不同的現代類型可以佔據同一個等級序列中的不同位置。如果應用這種思想來解釋人類的起源，那麼就可以認為存在過從猿到人類最高級種族的等級；劣等種族滯留在進步的低級階段。低等種族沒有經歷過達到最高級形式的所有階段，未能使其發展的階段有所增加，直到現在仍然保留著類似孩子(或類似猿)的性狀。G·斯坦利·霍爾認為，較低等的種族像是長不大的孩子（Muschinske，1977），許多拉馬克論者從低等種族的心智和體質中尋找類猿的性狀。
這種觀點不止限於說明種族問題。意大利人C.隆布羅索創建了一門「犯罪人類學」科學，按照這門科學，犯罪類型被視為是退回到進化的較早階段，原因是由於未能進一步發展（Nye，1976）。甚至有人認為，女性尚處在男性發展的較低階段。但是拉馬克論主義的線性進化模式還是在種族領域得到最廣泛的應用。美國的一些新拉馬克主義者，比如E·D·科普(Co pe，1887），列舉了大量特徵，用來說明黑色人種「發展停滯」（J.S.Haller，1975）。德國人海克爾也沿襲了同樣的思路（Gasman，1971）。海克爾是倡導重演論和線性進化概念的領袖。雖然他利用達爾文主義來說明種族之間的鬥爭，他還是根據拉馬克主義來解釋新的種族性狀的起源。通過他的著作，從等級序列的角度解釋人類的起源慢慢變成了19世紀進化論中帶有普遍性的觀點。如果說後來的納粹將其他種族貶斥為次等人有什麼生物學理論依據的話，那就是海克爾利用唯心主義改造了的拉馬克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圖23.達爾文和拉馬克論點中的種族
圖中描繪了不同人種間的兩種可能關係，左圖相當於達爾文論點，右圖相當於拉馬克論點。達爾文的進化概念是分支進化：種族間完全不同，不能按彼此親緣關係的遠近劃分等級，也不能認為有的種族更接近猿。在另一個體系中，則把最高級人的進化看成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由於獲得性遺傳而重演在現代胚胎的生長中。該過程象胚胎的發育過程一樣，是定向的。因為某些原因，致使有些人類的變異類型不能攀升到接下來的進化階段，不能趕上進化的步伐，從而滯留於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因此，不存在真正的分支進化，只有一系列平行線，它們代表著遠古類型向現代類型的延續，現代的一些種族相當於從猿進化到人這個等級序列中的各種類型。
拉馬克主義有能力淡化種族理論中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一方面，拉馬克主義不會動搖歐洲人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它使人感到，其他種族通過教育和條件改善的累計效應，也有希望最終上升到〔和白種人〕同樣的水平。在F·J·特納有關美國發展的「邊疆假說」中，可以看到拉馬克主義的這種潛能(Coleman，1966）。按照特納的看法，不管開拓者來自何方，邊遠地區富於刺激的環境直接影響了開拓者的體質構成，從而產生出更強壯的人類種族。一旦利用同樣的原理來說明世界其他地方的種族，就會有人提出，條件改善也會導致類似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進步。因捲入產婆蛙事件而敗壞了拉馬克主義名聲的保羅·卡邁勒的確為人類所有種族的進步提供了希望。然而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則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低等種族在惡劣的環境中生活得太久了，這些種族在不久的將來不會有明顯的改進。英國胚胎學家E·W ·邁克布利德贊同卡邁勒所倡導的拉馬克主義，但是卻鼓吹了一種極端形式的優生學，目的是對愛爾蘭種族中的「劣等」成員實行絕育（MacBride，1924；Bowler，1984）。不管拉馬克主義者是否對白種人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但是他們還是受到自己所處時代局限性的限制，對他們的理論作出另一種解釋，否認其他種族的發展也有這樣的前景。
種族進化論的破產並不是因為它未能得到科學的證實，而是因為20世紀早期的社會科學反對整個進化觀（Harris，1968；Hatch，1973；Cravens，1978）。在歐洲，馬克斯·韋伯和愛彌爾·杜克海姆首先將每一個社會或文化當作一個功能整體來對待，並認為不能根據任何其他社會的標誌來評價它。人們放棄了所有行為一定具有理性基礎(或至少具有比較原始社會水平的理性基礎)的設想，而根據那樣的基礎才會將所有社會劃分成等級序列，其中歐洲人或美國人位於頂端。弗朗茨·博奧斯及其學生將類似的文化相對主義引入到美國的人類學中。如果社會不能排列成完美程度不同的等級，那麼就不存在任何理由認定其他種族從生物學的角度看是低等的，不能沿著歐洲人的路線發展。僅僅根據文化力量就可以解釋這些差異；而且，正如A.L.克魯伯在他有關「超生物體」的文章中所宣稱的那樣(Kroeber，1917），這些力量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無關。現代社會科學背棄的不僅是按等級劃分種族和文化的做法，而且是用生物進化論來說明文化發展的思想（Greenwood，1984）。如果仍舊使用進化的概念，那也意味著文化發展過程無需生物學過程的指導(Ingold，1987)。事實上，社會科學對生物學的背棄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以致於當現代生物學家重新站出來打算估價人類行為時，便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比如關於社會生物學爭論（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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